正文
反右傾鬥爭使幾千萬人受到影響。1957年反右派鬥爭，封住了知識分子的嘴：廬山會議封住了高級幹部的嘴：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又封住了更多人的嘴。從此以後，中國就成了真正的“一言堂”了，全國隻有一個聲音，就是毛澤東的聲音。不管他說什麽，都是“最高指示”。對他說的話，“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
廬山會議還沒有結束，中共中央就下達文件，指出“現在右傾思想，已經成為工作中的主要危險。”要求“各級黨組織，必須抓緊八九兩個月，堅決反對右傾思想”。
廬山會議毛澤東大獲全勝，他已經狂熱到變態的程度。這種變態在他給《詩刊》主編、副主編臧克家、徐遲的信中充分反映出來。1959年9月1日，毛澤東將他上山前和剛上山時寫的《到韶山》、《登廬山》兩首七律寄給臧克家、徐遲，同時在附信中寫道：
近日右傾機會主義猖狂進攻，說人民事業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華反共分子及我國無產階級內部，黨的內部，過去混進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投機分子，他們裏應外合，一起猖狂進攻，好家夥，簡直要把個昆侖山脈推下去了。同誌，且慢。國內掛著“共產主義”招牌的一小撮機會主義分子，不過是撿起幾片雞毛蒜皮，當作旗幟，向著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舉行攻擊，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動派從去年起，咒罵我們，狗血噴頭。照我看，好得很。六億五千萬偉大人民的偉大事業，不被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大罵而特罵，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們越罵得凶，我越高興。讓他們罵上半個世紀吧。那時再看，究竟誰敗誰勝？我這兩首詩，也是答複那些王八蛋的。
毛澤東認為大批農民饑餓而死隻不過是幾片“雞毛蒜皮”，罵為農民說話的人是“王八蛋”。這種思想由各級黨組織貫徹下去，為反右傾的運動添柴加火，也為1958年以來的錯誤作法推波助瀾。一時，全國所有的報刊，各級黨委和政府的會議，都圍繞批判右傾思想這個中心。各種報刊保衛“三麵紅旗”的調門也越來越高。全國各地都有大批的人受到批判和鬥爭。被批判鬥爭的人，有的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的定為“嚴重右傾”。
什麽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共中央批準了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中央國家機關黨委提出的六條標準，這六條標準經中共中央轉發，成為全國的統一標準：1，公開散布係統性右傾言論，從多方麵攻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2，積極支持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綱領，公開為反黨集團辯護，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的：3，組織宗派集團，誇大、歪曲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中的缺點，反黨反中央的：4，對黨中央規定的重大方針政策和業務方針拒不執行，同黨鬧獨立性，或者采取其它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手段，以阻撓總路線的貫徹執行的：5，曆史上多次犯錯誤，屢教不改，對黨心懷不滿，1958年以來又借批評大躍進中的缺點為名，猖狂向黨進行攻擊的：6，在革命鬥爭中，在黨的路線、政策問題上，一貫嚴重右傾，1958年以來，有嚴重的右傾言論和行動，在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文件以後，仍然保持錯誤貫觀點，不主動檢討的。
上述6條，隻要有其中一條，又不檢討、不悔改的，可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在軍隊係統，中共中央批準了總政治部提出的四條標準：一是公開散布係統性的右傾言論，從多方麵攻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二是積極支持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綱領，公開為反黨集團辯護，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的：三是曆史上多次犯錯誤，屢教不改，對黨心懷不滿，這次又借批評大躍進中的缺點為名，猖狂向黨進攻的：四是執行黨的路線、政策一貫嚴重右傾，1958年大躍進以來又有嚴重的右傾言論和行動，而在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文件後仍然執迷不悟，不主動作深刻檢討的。凡是犯有上列情況之一的，不檢討，不悔改的，可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軍隊的反右傾標準定在地方幹部之前。地方標準是在軍隊標準的基礎上製定的。
中央和國家機關的反右傾鬥爭為全國做出榜樣。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中央國家機關黨委，從1959年8月中旬到1960年1月中旬，被列為重點批判對象的共有1900人，占兩個黨委黨員總數的3%（其中司局級以上有287人，占同級黨員幹部的9.3%）：被列為重點幫助對象的共有2714人，占這兩個黨委黨員總數的4.4%。重點批判和重點幫助的共占黨員總數的7.5%。經過揭發和批判，這兩個黨委給224人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其中司局級幹部61人。此外，在這次運動中，還揭發出階級異己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和其它壞分子90多人。
9月初，各地反右傾的戰況匯報到中共中央。1959年9月8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一些省市區所揭發的一部分高級幹部的右傾思想、右傾活動的材料，以推動運動時一步深入。9月初的情況如下。
甘肅。揪出了省委書記霍維德、省委委員賀健山（農業廳長）、省委委員雷恩鈞（省監委書記）。霍維德主要問題是批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中的一些問題，說省委在糧食問題上犯了錯誤。批評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後兩人的罪名是在反對“三麵紅旗”方麵的看法與霍維德完全一致，他們所發表的“露骨的反黨言論”還受到霍維德的讚揚和支持。
青海。揪出了省委書記張國聲、省委宣傳部長聶景德、省委委員副省長張毅忱、新華社青海分社社長陳光遠。說張國聲攻擊省委第一書記，否定1958年的偉大成就。張毅忱的罪狀是“攻擊”省委在1958年中的做法，“認為去年省委訂的糧食產量過高”“誇大了農村缺糧問題”。陳光遠的罪行是寫了一篇題為《要注意加強州、縣、公社黨委的集體領導》（內參），批評了黨委第一把手的不民主作風，還寫了《革命膽略與實事求是》（發表於7月10日的《青海日報》）的文章，“誇大了1958年的陰暗麵”。
新疆。揭發批判了自治區黨委常委、人民委員會第一副主席辛蘭亭。“對大辦鋼鐵潑冷水”、“對去年大躍進成績有懷疑”、“對自治區黨委領導不尊重”。
貴州。1958年8月就揭發批判了省委書記常頌，到廬山會議後，常頌已死，但還要“清算”，又揭發批判和常頌看法相同的省委組織部長夏德義。
湖南。揭發批判了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唐麟。“他與周小舟的社會觀、政治主張是一樣的，並和周小舟一起進行宗派活動”。
安徽。揭發批判省委書記張愷帆，候補書記、宣傳部長陸學斌。張愷帆“下令強迫解散食堂”，“最近又揭發出他包庇反革命分子、代表地主富農到處叫喊等嚴重問題。”陸學斌“認為大辦鋼鐵是勞民傷財，大躍進是一筆糊塗帳，人民公社是一大二空，中國農民太老實了。”“誣蔑毛主席給公社小隊長寫信是不相信中間這一層幹部。”
黑龍江。揭發批判了省委委員、黑龍江大學校長兼東北農學院院長劉成棟，哈爾濱市委委員、哈爾濱電機廠黨委書記邢子陶，雞西市委委員、雞西礦務局長李奎生。劉成棟說大躍進的“缺點是一個大拇指”。
河南。“揭發批判了開封地委書記張申、洛陽地委第二書記王智慧和洛陽軸承廠廠長閆濟民等人的嚴重的右傾言行。”
陝西。召開省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了西安市委書記程元方、西安市委宣傳部長叢一平、省經委副主任陳平、省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嶽邦珣等人反對大躍進、公社化、大辦鋼鐵的一係列反動論點。
吉林。全省黨員幹部正在批判通化地委書記李晨反對農業八字憲法，反對供給製等右傾言行。
廣東。省委擴大會議，揭露批判了海南區黨委委員、瓊崖縣縣委第一書記王蔭軒等24名右傾思想、言論突出的重點對象的錯誤論點。
江西。揭發了省地質局黨組成員、副局長呂承恩等人說大躍進“得不償失”、今年再躍進“絕不可能”等右傾言論。同時還揭露了1956年省黨代表大會期間，原贛南區黨委工業部長等人，對省委領導和三反、五反、鎮反、糧食統購統銷的惡毒攻擊。
中共中央在這個材料的按語中寫道：
現將一些省市自治區所揭發的一部分高級幹部的右傾思想、右傾活動的簡報發給你們。右傾分子的人數雖然不多，在高級幹部中所占比例雖然很小，但是在適合他們的氣候下，卻可以興風作浪、煽起一股逆流，如果不及時加以揭發和批判，就會妨礙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躍進，給工作以很大危害。請你們加以注意。
其它各省都找到了批判右傾的“靶子”。有些省將揭發出來的省級幹部定為“反黨集團”。如青海省定為“以張國聲國誌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說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有綱領”。撤銷張國聲省委書記、常委的職務，保留省委委員：撤銷聶景德的宣傳部長等一切職務：撤銷程光遠新華社青海分社社長的職務。
在工礦企業，按照對“三麵紅旗”的態度，對職工進行分類排隊，對問題嚴重的進行重點批判。為了推動各地的反右傾運動的深入，中共中央接二連三地批轉各地反右傾的經驗：
1959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在《中共四川省委關於第一屆第11次會議（擴大）情況的報》，上的批示中強調：“對一切右傾思想和右傾活動，進行徹底的揭發和批判，要像對待病菌那樣，從一切角落裏把他們的思想影響掃除。”批示全文見本書第三章《天府饑魂》。
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轉《農業部黨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中共中央的按語是：
今年五六七月間，農村中曾經出現了一股右傾的邪氣歪風，搞什麽“生產小隊基本所有製”、“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破壞集體經濟，以及吹掉部分供給製，吹散公共食堂等等。這實際是猖狂地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各地在廬山會議以來，在反右傾，鼓幹勁，保衛黨的總路線鬥爭中，已開始把這些反動的、醜惡的東西大量地揭露出來，請你們認真注意，徹底加以批判。
這個文件不僅把1959年春夏的一些糾偏措施全部否定，還說成是“猖狂地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
在城市反右傾的同時，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兩條道路的鬥爭。中共中央還多次批示、轉發各地的鬥爭經驗，說“這場鬥爭是十年來農村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繼續，是一場很激烈很深刻的階級鬥爭。”“農村中一部分富裕中農和幹部當中的少數代表富裕中農利益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猖狂地反對人民公社、反對供給製和公共食堂，反對大躍進、反對總路線和黨的領導，並且根本反對社會主義。”“在農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徹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進一步鞏固，農業的繼續大躍進和貫徹執行黨的總線路也是不可能的。”
在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把1958年以來出現的嚴重問題，都說成是“右傾”造成的。中共四川省綿陽地委的一篇報告中說：“綿竹縣興隆公社是全縣土地最肥沃、水利條件最好的米麥之鄉，但是在以黨委書記丁仁發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危害下，糧食竟減產30.8％，生豬減少51％，耕牛死亡12％，社員出勤率隻有50％。又如青川縣蘇河公社，因為資本主義傾向嚴重，田地荒蕪，連年減產，疾病流行……”報告說，反右傾運動就是要“給鐵打的人民公社再包一層鋼，給大躍進的車子再加足油！”這樣以左反左，後果越來越嚴重。
在這場鬥爭中有多少人受到批判？據1962年甄別平反時統計，被重點批判和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之多。顯然，這個數字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全部。
1962年5月11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甄別平反時說：“現在全國已經甄別平反的地區，是有數目的。譬如河南40萬，實際不止。全國估計總有一千萬。影響的人數總有幾千萬。”
反右傾鬥爭使幾千萬人受到影響。1957年反右派鬥爭，封住了知識分子的嘴：廬山會議封住了高級幹部的嘴：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又封住了更多人的嘴。從此以後，中國就成了真正的“一言堂”了，全國隻有一個聲音，就是毛澤東的聲音。不管他說什麽，都是“最高指示”。對他說的話，“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
反右傾鬥爭是和保衛“三麵紅旗”結合在一起的，因1959年上半年有所收斂的“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又重新刮了起來。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反瞞產私分相結合，和完成糧食征購任務相結合，這更加劇了農村糧食短缺，加劇了饑荒。
因此，1959年繼續餓死人，1960年出現了餓死人的高峰，1961年饑餓死亡的情況還在繼續。這時毛澤東才說：
廬山會議後，我們錯在什麽地方呢？錯在不該把關於彭、黃、張、周的決議，傳達到縣以下。應該傳達到縣為止，縣以下繼續貫徹鄭州會議紀要、上海會議十八條的精神，繼續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個假象，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彭、黃、張、周的問題在十幾萬人的小範圍內傳達就行了，軍隊不要搞到連隊，地方不要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毛澤東有一點悔過之意，但他對錯誤的認識多麽膚淺。
節選自楊繼繩《墓碑》第二十一章 六、反右傾烈火燒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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