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政治製度開始確立。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華北局寫了一個《把老區互助組提高一步》的報告，主張引導互助組走向更高一級形式。劉少奇認為山西省委的提出的“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毛澤東支持山西省委的看法，批評了劉少奇的看法。在此期間，毛澤東還支持高崗在東北搞農業集體經濟的作法。
1953年3月26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要求各地有領導地大量發展勞動互助組，在有基礎的地區，有重點地發展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1953年全國有近半數的農戶參加了互助組，組織起來的合作社也比1952年增加了三倍多。
1953年10月2日晚，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了陳雲的匯報，就解決糧食困難問題采納了陳雲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的建議。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決議規定，“所有收購量和供應量，收購標準和供應標準，收購價格和供應價格等，都必須由中央統一規定或經中央批準”。
195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同意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目前食油的產銷情況和處理辦法的報告》，作出《關於在全國計劃收購油料的決定》。
1953年11月19日，政務院第194次政務會議通過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銷售的命令》，11月23日公布，從12月初開始，除西藏、台灣外，全國城鄉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
1954年12月27日新華社報道，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發展到40多萬個。部分農民抵觸情緒嚴重。
1955年3月，鄧子恢到到浙江對合作社進行整頓和鞏固。浙江的農業合作社由53144個，減為37507個。
1955年7月31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譏諷怕農業社發展快了是“小腳女人”。他嚴厲批評鄧子恢和中央農村工作部收縮農業社，他強調，“在發展問題上，目前不是冒進的問題。”
1955年8月25日，國務院發布《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正式實行“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政策：發布《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規定對非農業人口一律實行居民口糧分等定量供應，工商業用糧實行按戶定量供應，牲畜飼料用糧食實行分類定量供應。
1955年9月，毛澤東親自主編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12月出版。他為這本書寫了序言和104條按語，對合作化和其他許多方麵工作中的“右傾機會主義”，給予尖銳的批評。序言中說：“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即到1967年，糧食和許多其它農作物的產量，比較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最高年產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5年12月5日下午，劉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員、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爭取提前完成過渡時期總任務的指示。劉少奇傳達的大意是：毛主席說：“我們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利用這個國際和平時期，再加上我們的努力，加快我們的發展，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關於八大的準備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按常規走路，時間拉得長，成績不大，這是保守路線。我們有不少同誌正在走這條保守路線。客觀事物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斷被衝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辦事，按平衡辦事的單位就有問題。
在這個會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聽了傳達之後，表示擁護毛澤東的看法，他說：“新大陸早已存在，我們發現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1967年糧食總產量1萬億斤的精神，修改原來擬定的各項計劃指標。
1956年1月經最高國務會議通過了經毛澤東審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對這個綱要作了說明。“說明”指出，到1967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將達到1萬億斤。
1956年1月，毛澤東在多次講話中都講到，美國那點東西，1億噸鋼，幾百個氫彈，算不了什麽，中國要超過它，第一步是接近它。國務院各部唯恐緊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到1967年）指標。1956年1月4日，以國家計委的名義，把這個高指標的計劃，報送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
1956年2月6日，由於指標越來越高，周恩來感到壓力很大。他指出現在“有急躁冒進的現象”。他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決定在計劃和財政會議上，把指標“壓一壓”。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在一版頭條登出由劉少奇、陸定一、胡喬木三人修改定稿的社論，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這篇社論的重點是批評急躁情緒。這篇社論是“反冒進”的標誌性文件。
1956年9月5日到27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八大”政治報告認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1956年，農業集體化在幾個月內快速完成。年底，96.3%的農戶加入了合作社，87.8%的農戶參加了高級社。原來預計18年完成的農業集體化，7年就完成了。
1956年，在全國範圍內完成了對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7年，就工業而言，全民所有製、集體所有製和公私合營三者合計占工業總產值的99.1%，再加上農業集體化，私有經濟基本被消滅。計劃經濟體製從此全麵確立，國家壟斷了一切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城鄉居民的一切生活資料都由政府按國家確定的定量供應。
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發生“仙居事件”。浙江省仙居縣在33個鎮中有29個鄉鎮先後農民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退社，就毆打幹部，哄鬧政府。鬧事後，在全縣302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的有116個，部分垮台的有55個。
1957年在城市開展反右派鬥爭的同時，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教育的中心題目是：第一，合作社的優越性問題：第二，農產品統購統銷問題：第三，工農關係問題：第四，肅反和遵守法製問題。就上述問題開展大辯論，弄清大是大非。一大批“有資本主義傾向”的農民遭受打擊。
195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處理了廣西餓死人事件，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省委書記郝中士等12人受到撤職等處分，《人民日報》18日發表社論《堅持同漠視民命的官僚主義作鬥爭》。改組後的廣西省委常委、副省長陳再勵、常委王夢周、委員廖原、駱明、王浩、候補委員廖聯原等陳漫遠、郝中士鳴不平，認為餓死人是合作化與糧食統購統銷的惡果，中央在農村工作中“犯了路線錯誤”，後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向全體中央委員作了《做革命的促進派》的高調講話。他把“反冒進”的人說成是“促退委員會”，並且和右派章羅聯盟掛上鉤。批評了經濟建設中的反冒進以後，他輕而易舉地推翻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他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的主要矛盾。”“八大決議上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製度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這個提法是不對的。”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11月18日，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說：“赫魯曉夫告訴我們，15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們也可以講，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1957年12月2日，在中國工會第8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辭，公開宣布了毛澤東的這一設想，從而成為全黨、全國的指導思想。
1957年冬到1958年春，上千萬到上億的勞動大軍，從南到北大搞農田水利建設。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沒有力量辦大型水利工程。中央有些領導人就產生了將小社合並為大社的想法。毛澤東曾一再強調“大社的優勢性”。
1957年反右派鬥爭，60多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從而堵塞了一切言路。再加上輿論壟斷，與政府不同的意見不能發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封鎖群眾信息來源的同時，也封鎖了自己的信息，從此，他們聽不到真實情況，聽不到對錯誤政策的批評。
1958年1月11日到22日，南寧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毛澤東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詞，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6億人一泄氣就不得了。”周恩來作了檢討。他說，反冒進是帶有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
會後，全國各地已經出現了“批右傾，爭躍進”的潮頭。
1958年3月9日到3月26日，成都會議。會上，毛澤東“思如泉湧，氣若長虹，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周恩來再一次就反冒進作檢查，還說毛澤東是“真理的代表。”這個會議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形成起了關鍵作用。
1958年4月7日，中央正式批發《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要求各省、自治區盡快使本地區的地方工業總值趕上或超過農業總產值，並把達到這一目標的時間由原來規定的5年到10年縮短為5年到7年。這個文件下達不久，一個聲勢浩大的辦地方工業的高潮在全國形成，各地力爭在5年左右，使地方工業的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6月到8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各大協作區要建立比較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各地出現了盲目建廠，亂上工業項目的熱潮。
1958年4月20日，嵖岈山大社正式成立。5月5日，改名為嵖岈山人民公社。這是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
1958年5月5日到5月23日在北京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會議作出決議：一致同意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誌的創議而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1958年5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總路線的旗幟插遍全國》，其中強調“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要“用最高的速度來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
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的談話，提到消滅家庭和建立公共食堂。他說：“我有這麽一個設想：要建立很多托兒所、公共食堂，辦很多服務性行業。”要“把煮飯變成了集體的事業，變成為大生產、大經濟。”他還談到消滅家庭的問題。
1958年3月－9月月陸良事件。雲南省曲靖地區陸良縣，從2月到9月，全縣發生腫病33319人次，占總人口的13%，因腫病死亡5203人，占發病人數的15.6%，占總人口的2.04%
1958年6月17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其中說，1959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6月22日，毛澤東對此件批示說：“超過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隻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裏主要是鋼。隻要1959年達到2500萬噸，我們鋼的產量就達到英國了。”
1958年6月19日晚，毛澤東在北京住地遊泳池召集了中央一些領導人，毛問冶金部長王鶴壽：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鶴壽說，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1958年鋼產指標為1100萬噸（對外公布是1070萬噸）。從此全國掀起了大辦鋼鐵的群眾運動。加上其它戰線直接或間接支援的，全國投入大煉鋼鐵的人數超過了一億。
1958年六、七月間，上海市奉賢縣在“掃除殘餘反革命”和“反擊富裕中農進攻”的口號下，發生了亂關、亂鬥的現象。到1958年深耕深翻、興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戰三十晝夜”，“不完成任務拿頭來見”，“要用殺人之心去搞生產”等口號，在全縣範圍內普遍發生了捆綁吊打，亂罰、亂鬥、亂關等現象。造成了960人非正常死亡。
1958年7月1日，陳伯達在《紅旗》雜誌第三期上發表了《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的文章，第一次向全國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7月16日，他又在《紅旗》第四期上發表了《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一文，傳達了毛澤東關於辦人民公社的思想：把工、農、商、學、兵（民兵），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他參觀了台前社畝產將達3萬至5萬斤的玉米，3萬至5萬斤的穀子，30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15000斤籽棉的豐產後，讚揚他們說：“你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
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周恩來兩次參觀河南省的“小麥豐收展覽會”，他除了肯定河南的高產衛星以外，還大力稱讚河南的公共食堂。
1958年8月6日，毛澤東視察河南省七裏營人民公社時說：“看來人民公社是一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人民公社前麵可以加上群眾喜歡的名字。”8月9日，毛澤東視察山東省時，對譚啟龍等當地領導人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
1958年8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了解那裏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中，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
1958年8月4日，毛澤東視察徐水。8月6日，陳正人奉中共中央之命，到這裏來搞“共產主義試點”。《人民日報》大力宣傳徐水的試點吸引了全國各地的32萬人到徐水參觀。中共中央領導人幾乎都到徐水參觀過。從此全國刮起了共產主義風。11月6日，毛澤東在《山東範縣提出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隻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共產風更加強勁。
1958年8月29日，中共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由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一些時間。”決議最後豪邁地宣布：“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當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到1958年9月29日止，全國農村實現了公社化。除西藏以外的27個省市自治區，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個，加入的農戶112174651戶，占總農戶的90.4%，其中有12個省達100%。到10月底，農村共有人民公社26576個，參加的農戶占農戶總的99.1%。
1958年9月10日至29日，毛澤東視察湖北、安徽、江蘇、上海等地。在安徽視察時，他聽說該省舒茶人民公社實行了吃飯不要錢時說，既然一個社能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認為應該提倡。
1958年9月27日，劉少奇在南京向黨員幹部的講話中說：“江蘇省有300多萬人煉鋼鐵，大多是從農村調去的。他們搭起棚子就幹，情緒很高，不扯皮，不鬧待遇，也不鬧什麽勞動保險。江蘇省隻有50萬產業工人，現在煉鋼鐵的有300萬。哪個大呢？是300萬大。這就為我們創造了一種新的勞動製度。煉鋼鐵可以這麽做，是不是開紗廠也可以這麽做？機械廠是不是可以這樣做呢？比如，這個廠要兩千名工人，請你們哪兩個縣調兩千工人。共產主義勞動是沒有報酬的，因為你橫豎有飯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個報酬，而且是沒有定額的。”
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報道：劉少奇在江蘇省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問鄉黨委書記：“秋後，即將實行糧食供給製，群眾擁護不擁護？”公社黨委書記連忙接上來說：“大家一聽說吃飯不要錢，都高興得跳了起來。”少奇說：“有人擔心，實行糧食供給製，會不會增加懶人？蘇州農民的話，給我們作了最有力的回答。這說明他們不是變懶了，而是情緒更加高了，生產更加積極了。”
1958年夏秋以來，《人民日報》經常在一版顯著地位用特號字（有時套紅）登出糧食高產“衛星”。先是夏收小麥創高產的新聞：
6月8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5畝小麥平均畝產2015斤：
6月9日，湖北穀城樂民公社畝產2357斤：湖北襄陽，700萬畝小麥畝產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縣六座樓公社，畝產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衛星公社畝產3530斤：
6月15日，一版頭條眉題：豐收凱歌震天響億萬人民笑開顏主題：河南小麥產量躍增一倍多副題：“觀潮派”“算帳派”應及時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穀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雙樓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輝縣田莊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穀城先鋒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國，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達木海撥2797米的一個農場畝產8585斤6兩。
秋收開始，《人民日報》又開始報道早稻畝產的高產衛星，開始新一輪浮誇競賽：
7月12日，福建閩侯城門鄉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閩侯連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陽，9195斤：
7月31日，湖北應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湖北孝感長風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樅陽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國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兩：
9月5日，廣東北部山區連縣，60437斤
1958年6月16日，當人們對高產衛星產生懷疑的時候，在全國享有很高聲望的物理學家錢學森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他寫道：“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裏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麽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
1958年8月4日毛澤東視察河北省徐水縣，高興地說：“你們全縣31萬多人口，怎麽能吃得完那麽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麽辦啊？”要求幹部不要隻考慮怎麽多打糧食。“也要考慮怎麽吃糧食呢！”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辦好公共食堂》的社論。1958年夏秋以來，毛澤東多次讚揚公共食堂。全國各地城鄉紛紛成立公共食堂。12月10日，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批印《三國誌·魏誌》中的《張魯傳》，他在批語中說：“張魯行五鬥米道，置義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飯不要錢，大受群眾歡迎。”12月7日，另有一則批示中說：“道路上飯鋪裏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
1958年10月26日，雲南省祿勸縣大鬆樹新村煤礦發生了以李光榮為首的“中國人民起義軍”的反革命暴亂案。次日，暴亂首犯及骨幹均被民兵擒獲。28日，平叛工作組到達出事地點，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傷致殘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嚴重擴大化問題。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第一次鄭州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體所有製。指出取消商品生產是違背客觀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還要大發展。
1958年11月25日晚，雲南昭通地區昭魯二縣結合部4個區、20個鄉，發生“土匪暴亂”。他們提出“反對三化”、“反對公共食堂、反對托兒所”“反對日夜苦戰”的口號。公安部隊組織力量即時圍殲。
1958年11月21－27日，武昌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強調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壓下來。批評弄虛作假的浮誇風，提出經濟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實際。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殘餘，如商品、貨幣、按勞分配，我們還要利用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
1958年11月28－12月10日，八屆六中全會。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提出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相結合。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觀點，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原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評浮誇風，要求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
1958年12月6日，中共雲南省德宏地委《關於少數民族外逃情況的檢查報告》中說：從今年1月到11月20日止，已外逃56267人占邊沿縣總人口的14％。
1959年1月山東“館陶事件”暴露。自1959年1月份以來，館陶縣食堂停夥、半停夥的狀態迅速發展。社員四處覓食，到處逃荒。不能遠出者就近拾凍地瓜、凍羅卜度日。生產停頓。餓死多人，慘不忍睹。
1959年1月27日，中共廣東省委送上《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說：“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1959年2月，《經濟消息》第九期發表了《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的調查報告。調查報告認為“目前農村所謂糧食問題，不是缺糧問題，也不是國家征購任務過重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認真地做好當前的糧食工作。”這兩個報告都提出了“反瞞產私分”的經驗。2月22日、28日，毛澤東先後對這個報告作了長篇批示。全國掀起了反瞞產私分的運動。
1959年2月27－3月5日，第二次鄭州會議。毛澤東提出人民公社所有製的十四句話，堅持以生產隊為基礎。堅持按勞分配，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兩種傾向。重申價值規律、等價交換，揭示共產風就是無償占有別人的成果。
1959年3月25－4月5日，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決定對“一平二調”的財產清算退賠，強調生產隊的部分所有製和一定的管理權限。通過《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修改和調整鋼鐵等經濟指標。
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就包產問題、密值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播種麵積要多的問題、機械化問題、講真話的問題這六個方麵，糾正了偏激的看法。
1959年3月，山東“濟寧事件”暴露。從1958年冬到1959年春，這個地區的農民除了挖麥苗、剝樹皮吃以外，把枕頭裏的糠也扒出來吃了。全區水腫病發病人數曾達67萬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
1959年4月6日，國務院秘書廳送上了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4月9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2517萬人無飯吃。毛澤東於4月17日作了批示：一、將這兩個材料印30份，15份在3日內送到15省委第一書記手中，請他們迅速處理：二，給15省在京開會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實際上，從1958年年底開始，農村不斷出現餓死人的情況。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一直把餓死人當作個別現象，當作“暫時的緊急危機”，不承認糧食不足，繼續加緊糧食征購。
1959年4月18日至25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批準了中共八屆七中全會確定的1959年度國民經濟計劃，將這些高指標正式公布。
1959年進入第二季度，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嚴重後果進一步暴露。農業方麵，當年夏季作物播種麵積比上年減少20%。夏收糧食、油料大幅度減產。蔬菜、肉類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業方麵，鋼鐵生產上不去。由於“以鋼為綱”，其他工業部門特別是輕工業被擠占，人民日用品生產下降，許多商品庫存減少，到處供應緊張。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農業的緊急指示》，第四條中提出要迅速扭轉養豬頭數大量減少的局麵，集體喂養和社員私人喂養並重，對私人養豬要給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顧。同一天，中共中央還下發了《關於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鴨鵝問題》。
1959年5月11日，陳雲向中央政治局建議：1959年的鋼產量應降為1300萬噸，獲得批準。
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央關於自留地等問題的指示稿》，再一次允許社員私人喂養家禽家畜問題。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廬山會議”。
第一階段是“神仙會”，主要是反左氣氛。7月14日，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著重指出大躍進以來的一些嚴重問題及其原因。7月16日，毛澤東在彭德懷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這個標題，批示：“印各同誌參考”。7月23日，毛澤東召開大會發表講話，向彭德懷發起反擊。8月2日至16日，在廬山舉行了八屆八中全會。大會小會展開了對彭、黃、張、周的鬥爭。最後，會議通過《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等文件，決議正式肯定“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保衛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鬥任務”。
1959年8月中至年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全國有上千萬的幹部遭到批判。195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頒布的一些向農民讓步的政策不僅停止實施，還當做右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斂的“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又重新刮了起來。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反瞞產私分相結合，和完成糧食征購任務相結合，加劇了農村糧食短缺，加劇了饑荒。
1959年8月30日，中共中央轉發貴州省委關於糧食和市場情況的報告，報告謊稱糧食緊張的問題已得到了徹底解決，保證完成糧食征購任務，市場好轉等，毛澤東十分重視，在上麵作了長篇批示，把反右傾鬥爭和糧食問題聯係起來。
1959年10月，山西壽陽發動“挖糧集資”運動。從發動到1960年1月被製止，經曆三個月時間，據運動後統計，全縣283個管理區中，有259個管理區發生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435個生產隊中，有11159戶被抄家搜查，24063戶被“集資”，3116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349人之多。後稱“壽陽事件”。
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河南省信陽地區因饑餓而死亡的農民超過一百萬人。這就是令人痛心的“信陽事件”。
1959年冬到1960年春，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大規模餓死人的事件，全縣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被稱為“通渭問題”。
1959年，國家出口糧食415.75萬噸“貿易糧”，創出口糧食最高紀錄。這些“貿易糧”相當於500萬噸原糧。這一年進口糧食折合原糧隻有0.2萬噸。不僅出口糧食，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稀缺的食品。
1960年1月到8月，廣東省羅定縣發生了大批餓死人的事件，稱為“羅定事件”。占全縣一半左右的公社，約27萬人的地區，發生了極其嚴重的浮腫、瘦弱死亡情況。據全縣1－8月統計，死亡達17000多人，占全縣總人口的2.62%。
1960年春，貴州省遵義農民成批成批餓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絕，成堆成堆的埋人。人吃人的現象也有發生。成為驚動北京的“遵義事件”。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認為，1960年將是一個大躍進年。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從基本隊有製過渡到基本社有製的設想。會議號召：三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40條》，五年趕上英國，同時著手部署在城市大辦人民公社。這個會議是在繼續大躍進的氣氛中召開的，提出了一係列高指標。會後，全國又開始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食堂，大辦養豬場等。一些原來確定減縮的基本建設項目重新上馬，高指標，浮誇風，命令風和共產風又嚴重泛濫起來。
1960年3月4日，毛澤東中共中央對貴州省委的《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作了批示。3月6日以《中共中央文件》轉發全國，要求“全國仿行，不要例外”。貴州省委的報告用“群眾的話”的話歌頌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辦好食堂有依靠，飯熱菜香吃得飽，社員勁頭高又高”，還主張取消自留地。此時，貴州省的農民正在大批饑死。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布文件，向全國各地推薦了“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河南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1959年底全國公共食堂情況”三個材料。毛澤東在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請你們對這個極端重要的公共食堂問題，在今年一年內，認真大抓兩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學習貴州、河南等省那樣作出科學的總結，普遍推行。”
1960年3月24－25日，毛澤東在天津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會上討論了十七個問題，如：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問題，今年全國80%的人在食堂裏吃飯：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問題，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鋼鐵要依靠“小洋群”，還要搞“小土鐵路”、“小洋鐵路”：農業發展綱要提前完成的問題等。天津會議還是堅持“三麵紅旗”，但反對刮共產風。
1960年3月25日，餓死多人的“中寧事件”被揭露，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工作組進駐中寧，接管了縣委，在全縣範圍內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清算原縣委錯誤的鬥爭。
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京舉行，通過了《1956年至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和《為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鬥的決議》。《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一定要繼續躍進 一定能繼續躍進》。
1960年春青黃不接之際，各地農民大量餓死。這是大饑荒期間餓死人最多的時候。
1960年5月28日，四川省開縣滿月公社發生了萬全堂暴動。道首劉誌善帶領300多名道徒搶走公社民兵槍支18條，子彈1200多發，洗劫百貨商店、供銷社，占領國有林場，打死、打傷黨員幹部4人，綁架幹部16人。搗毀大量救災物資。1961年7月，反革命集團“工農民主黨”首犯徐世清盜竊“五四”式手槍5支，子彈50發，在眉山、邛崍、新津等地搶劫糧庫和運糧汽車。
1960年6月，貴州省江口縣農民大量餓死，在死亡線上掙紮的農民起來暴動。帶頭人當中有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暴動很快被現代武裝的軍隊平息。曾開倉放糧的縣長飲彈自盡。因虛報糧食產量而激起民變的縣委書記也投河身死。
1960年6月10日－18日，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14日的講話中提出降低計劃指標，提出鋼鐵要講質量、品種、規模，把這個放在第一位，數量放在第二位。會議期間他寫下了《十年總結》，開始反省前幾年經濟建設中高指標的錯誤。
1960年7月6日，中共中央提倡大搞代食品，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量生產小球藻》。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工作會議，在討論中蘇關係問題的同時，研究了國內經濟問題，會議通過《關於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和《關於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在這次會議上提出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撕毀了同中國簽訂的600個合同（專家合同343個，科技合同257個），並通知中國政府，他們決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在華專家1390名，並終止派遣專家900多人。這些合同與農業無關。
1960年7月30日，《齊燕銘同誌關於對在京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麵給予照顧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11月9日發文指出：“中央認為，這個報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見，原則上也適用於全國各地區，現把它摘要轉發，希望各地參照執行。”
1960年8月，主管計劃的李富春，深感全麵“大躍進”難以為繼，提出了“整頓、鞏固、提高”的方針，後周恩來改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成為八字方針。但由於認識不一，八字方針此時還無法貫徹。
1960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再次發出《關於確保完成糧食調運計劃的指示》。
1960年9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省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的指示》。9月10日，中共中央專門召開“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問題電話會議”。
1960年10月23－26日，毛澤東召集華北、中南、東北、西南四個大區的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開會，聽取他們關於農業的匯報。主要討論如何糾正“共產風”的問題。會上討論了問題暴露得較早的河南和山東兩省的問題。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匯報了信陽事件。信陽事件的材料，10月26日送到毛澤東手裏。毛澤東認為信陽事件的原因是農村基層政權沒有掌握在共產黨手裏，是“民主革命不徹底”。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農業十二條》)。這個文件主要是糾左，強調“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但“十二條”還堅持辦公共食堂。
1960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代食品會議，譚震林副總理在這個會議上的報告，號召全國開展采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11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采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的緊急指示》。接著，各地組織成千上萬的人上山下水，尋找各種代食品。代食品為緩解饑餓起了一點作用，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農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數。
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看了關於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的報告，寫信給周恩來，信中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觀點，對農村形勢作出了嚴峻的判斷。他說，有三分之一地區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196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財貿書記會議「關於堅決做好秋冬糧食工作的討論紀要」》
1960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抓緊糧食調運的通知》。
1960年12月24日晚，宣威暴亂。雲南省宣威縣阿都公社發生了暴亂，波及增平、翠華、兩個公社。暴亂涉及13個管理區的37個生產隊，共417人。暴亂分子提出的口號：“實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戶，不交公糧，不賣餘糧”、“解散公共食堂，糧食分到戶，隨便吃飯”、“恢複自由市場，不要糧票、布票、飯票”、“土地回老家，土地各還各”等。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這個會議除子討論國際共運的問題以外，著重討論了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和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問題。
1960年，中國出口糧食272.04萬噸。這些“貿易糧”折合原糧326萬噸，相當於一千萬人一年的口糧。當年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稀缺的食品。這一年進口糧食隻有6.63萬噸。1960年大量餓死人後，1961年進口糧食580.97萬噸。出口糧食減少到135.5萬噸。
1961年1月14日－18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當時的提法是“適當地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調整發展速度，在已有勝利的基礎上，采取鞏固、充實和提高的方針”。但由於認識上不一致，真正的調整是在1961後下半年開始的。
1961年1月18日，毛澤東提出1961年要成為一個調查年。20日，毛派出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率三個組分別去浙江、廣東、湖南去做調查研究。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
1961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
1961年3月28日，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召開省委常委會，確定在全省搞“責任田”。為了減少搞包產到戶的阻力和猜疑，1961年4月27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送了《安徽省試行包工包產責任製情況的報告》。與此同時，全國各地都搞起了責任田。這是當年拯救農民最有效的辦法。
1961年4月19日晚，經毛澤東同意，以胡喬木為首的中央調查組在韶山大坪大隊陳家灣召開社員大會，宣布解散公共食堂，社員皆大歡喜。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1]323號，以《中央批發主席批示的幾個重要文件》為題，向全國轉發胡喬木的信及四個附件。這是第一個主張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報告。
1961年5月21日－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上討論毛澤東提出的四個問題：調查研究，群眾路線，退賠，平反。會上討論和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這個文件強調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社員的口糧一律分配到戶，由社員自己支配。從此，公共食堂在中國消失。
1961年8月23－9月16日，第二次廬山會議。會議討論糧食問題、市場問題、兩年計劃和工業問題、工業企業管理問題等。毛澤東在會上認為：經濟形勢1961年到了穀底，從此天天向上。
1961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在有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的會議上，專門落實糧食征購及上調問題。會上鄧小平說糧食就是兩個問題：第一，今年的數無非60億，搞得好70億。主要是30天的工作。這30天抓住，就抓到了，這30天抓不到，就嗚呼哀哉。總想減，不努力完成任務，說不過去。這是這兩年的一個思想狀態，整風要首先整這一條。廬山會議確定的任務一定要完成，不能講價錢。
1961年12月9日，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北京市委擬了一份報告：《關於在北京的高級知識分子和一部分負責幹部副食品供應問題的請示》，12月17日中共中央同意這份報告，並以中共中央文件轉發全國。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北京市即可照此辦理。各省、市、自治區可以參照這一辦法執行。”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召開。劉少奇在會上代表黨中央初步總結了1958年以來黨在經濟建設上的缺點和錯誤，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
1962年2月21日到23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簡稱“西樓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陳雲對經濟形勢作了比較嚴峻的估計。“西樓會議”和2月26日的國務院擴大會議以及3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提出了一整套進一步調整經濟、克服困難的辦法。3月14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人專程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毛同意常委多數人的意見，也讚成劉提議的由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但認為不能把形勢看得“一團漆黑”，還說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議。
1962年4月底到5月中旬，廣東每天都有大批人從邊境偷渡去香港。據統計，參與這次偷渡外逃的有11萬多人，其中6萬人越境到了香港。從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當遣返4萬人，留在香港的大約有2萬人。
1962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縣市和所屬塔城地區，6萬多中國邊民拖兒帶女，成群結隊，並攜帶大量牲畜農具和車輛，逃往前蘇聯。
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西樓會議、國務院擴大會議、中央財經小組會議形成的文件，落實調整經濟計劃的部署。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按照劉少奇“要退夠”的指導思想，根據陳雲的意見，采取了比較徹底的措施，即“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
1962年7月，田家英、陳雲、鄧子恢等向毛澤東談了搞包產到戶，毛澤東堅持集體經濟。事後，毛在遊泳池質問劉少奇：“你急什麽？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麽不頂住？”劉少奇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的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在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麽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麽？”劉一吐為快：“餓死這麽多人，曆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澤東說：“三麵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麽辦？”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8月6日，毛澤東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他又在中心小組會上多次插話，繼續講他的觀點，批判“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毛澤東說，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問題，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會議公報說：“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曆史時期內，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曆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
1963年－1965年，全國農村開展“四清運動”。重點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自“大躍進”以來，中國的“理想派”和務“實實派”的鬥爭經過多次反複，兩派分歧逐漸加劇，最終釀成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理想派”的主張推向了極端，也推向了毀滅。文化大革命失敗，從反麵導致1978年底開始的經濟體製改革。
（節選自楊繼繩《墓碑》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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