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對大躍進信陽事件的調查與處理

【背景】信陽事件是指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發生在當時的河南省信陽專區（當時的信陽專區包括今天的信陽市、駐馬店市）出現大麵積饑荒，大批農民餓死的事件。1950年代大躍進運動開展後，信陽地區浮誇盛行，伴隨人民公社運動，頻現的“衛星運動”掩蓋了浮誇風下糧食產量嚴重的虛報現象。廬山會議後在河南省反右傾風潮下，各級官員因擔心被打成右傾，強行按虛報產量製定的糧食征購標準向農民征糧。即使如此，糧食征購目標仍難以完成，地方政府采取吊、打、酷刑等極端方式逼迫農民將口糧交出的現象頻頻發生。1959年，饑荒大麵積出現並蔓延，而信陽地方政府又采取封鎖消息的措施，嚴格限製人口外流，一度出現人吃人的現象。信陽地區從發生缺糧現象到大批餓死人，前後持續半年之久。從中共中央著手調查到災情完全暴露又拖延了半年，最終對責任者處理則到了1961年初。整個事件最終成為大饑荒時期典型的地方饑荒事例。據河南信陽地方1961年呈報中共中央報告顯示，該事件至少造成100萬人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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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張樹藩回憶，1960年2月，中央內務部郭處長到信陽作過調查，郭處長聽說餓死了20－30萬人，立即回北京作了匯報。“事後得知，郭處長回去以後，向部領導做了匯報，部領導向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作了匯報，習仲勳向中央監委書記董必武作了匯報，董必武馬上派李堅、李振海兩位處長到信陽地區進行調查。

 

　　本書作者從李堅那裏得知，1960年4月，中監委接到河南省監委的報告，派調查組到河南調查，調查組成員有李堅、李振海等人。2001年3月，經過李瑞英老人的介紹，本書作者到萬壽路李堅的家中，采訪了80多歲的李堅。中監委是中紀委的前身，李堅從中紀委副主任的職位上離休。這位老人思維還很清晰，但耳朵聾，交談很不方便。經三次艱難的交談，他告訴我他“三下河南”的情況：

 

　　1960年4月8日，王從吾將河南省監委書記劉名榜反映固始的情況向中央書記處作了匯報。4月12日，中央監委書記辦公會議聽取了王從吾向董必武匯報的全國城市黨的監察工作座談會的情況。據董必武在會上的指示，中央監委派我們去河南固始。

 

　　在這之前內務部錢瑛反映浮腫病死人的情況，譚震林批評了內務部，說：“浮腫是不是糧食問題造成的還沒有結論。”所以去河南我是有顧慮的。我帶了兩個人去河南，在省裏見了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他談了一些情況，但談得不多。省裏又派了兩個人，一共5個人一起去信陽。我們5個人都有顧慮：“彭德懷都挨整了，我們還能說話嗎！”到了信陽，地委又派了兩個人，一共7人。我們出信陽，經羅山到潢川，看到在山坡上、水溝裏都有沒掩埋的屍體。

 

　　我們到了固始，說死了3萬多人。楊守績在省黨委校學習，我們就住在楊守績的辦公室裏。第二天早晨起來，在固始縣城街上，看到十多個人被五花大綁，用一根繩子穿起來遊街，說是被抓的“流竄犯”，實際是逃荒的農民。

 

　　我們到商城，看到還在修水利。縣委副書記告訴調查組，商城死了幾萬人。從商城到新縣（將軍縣），路上看到一個婦女趴在路邊不動，一看，快死了，用手摸她的鼻孔，還有氣，就把她帶到公社，讓食堂給點吃的，活過來了。在光山縣潑河公社，找水利工地上的人談，他們都說家裏死了多少人，公社死了多少人。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山東肥城人，南下幹部，他說的死亡人數少。從光山縣回到信陽路上，看到一個十六七歲的男青年死在路邊，屍體上趴滿了蒼蠅，天熱了，屍體有氣味。我們回到信陽地委，找到地委書記路憲文，希望他加強救災措施。我問路憲文：死這麽多人，是不是壞人破壞造成的？路回答說：不可能是壞人破壞。他說餓死人的原因是浮誇，加上吃食堂。如果讓老百姓自己去挖野菜，也不致於死這麽多人。專員張樹藩見到我哭了，我問死了多少人，張說40萬。這40萬是公安局說的數字。我怕這個數字站不住，我讓我帶的兩個人在監委會上向各縣監委書記分頭核實各縣死亡人數（後來告訴我105萬）。我再到確山看一看，又到許昌看一看。在許昌停一天就回到鄭州。到鄭州核對，也說信陽死了40萬。在鄭州我住在省委第三招待所，當時毛主席也在鄭州，住在第二招待所。我想，餓死40萬，這是建國以來最重大的事，想找毛主席匯報這事。想來想去，還是沒有去。我在鄭州參加了毛主席接見省幹部的活動。

　　吳芝圃讓農業書記找我談。我說，路上還有死人，救災力度要加強，水利工程要緩一緩。

 

　　我們在河南除調查了信陽以外，還看了其它地方。我認為河南死人最多的地區一是信陽，第二是南陽，第三是許昌。我們心裏有了底就回北京，就調查情況寫了一個書麵報告。中監委還沒有上報中央，譚震林就不同意這個報告。他是書記處書記，是副總理，分管農業的。對這個報告意見不一致，就沒法上報。中央監委常務書記劉瀾濤又派公安部的於桑等去調查。於桑調查的數字是60萬。這時才以王從吾的名義寫了報告送給劉少奇。劉少奇批示：“發動群眾，把形勢扭轉過來。”劉的批示送到河南，河南省委就著手解決信陽的領導班子。

 

　　1960年10月，我們第二次去信陽。我帶了三個人（有中組部的陶陌生等），一共四個人。這次調查的數字是餓死人100萬。我從信陽到新鄉了解情況，看到原陽也餓死了人。我親眼看到一個戴皮帽子的人餓死路邊。在原陽我接到電話，中央要我回去匯報。我回北京後，安子文聽了我的匯報，聽完匯報後他給周恩來總理寫了報告。

 

　　在這期間，毛澤東也派人作了調查。11月15日，毛澤東在調查報告中批示：“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也要解決三分之一地區的問題……”毛澤東主席的批示，把信陽事件定為民主革命不徹底，這樣，就把大批基層幹部集中起來“集訓”。

 

　　1961年1月，王從吾到中央黨校當校長去了，我又到河南調查。到新鄉、開封，也發現餓死了不少人。還說老百姓暴亂了。到下麵一看，原來一個婦女，說自己是“皇姑”，向群眾說：“解放豬，解放羊，解放糧食散食堂。”這個“皇姑”被抓起來了。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將《四名幹部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等問題的調查材料》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李富春處。10月24日，李富春將這一調查材料報送毛澤東。26日上午，毛澤東在李富春送的報告中批示：“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這四名幹部是不是李堅等四人？也許是李堅向我介紹時，大概時間太久，誤將李富春錯為周恩來；也許是從另一渠道的四名幹部送材料給李富春。王從吾、徐子榮1960年12月1日《關於信陽地區封建勢力複辟進行大規模的階級報複情況的報告》上呈的領導人中，有周恩來、李富春，可見，除了周恩來以外，李富春是過問過信陽事件的。河南省委黨校喬培華1990年10月30日上午訪問王從吾記錄提出了與李堅說的大體相同，是中監委通過安子文向周恩來匯報的：

 

　　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同誌排除重重困難，直接到村子裏找農民群眾了解情況。這才知道問題太嚴重了，餓死人的數目很大。後來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同誌又調查了其他幾個縣，情況同樣嚴重。通過初步調查，查有實據死人數目70多萬。這一情況立即匯報給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的主要領導，他們感到問題重大，決定當天晚上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向周恩來總理匯報信陽的情況，緊接著，中央監察委員副書記王從吾又寫了一個關於信陽事件的書麵報告，上報周恩來。周恩來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王從吾的報告後，感到問題的嚴重性，隨即向毛澤東主席談了信陽事件的情況。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第二天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緊急會議，通告信陽事件。周恩來在會議上心情十分沉痛地說：“信陽發生了這麽大的事，我有責任，原來沒有一個人匯報，中央不知道。”會議上周恩來決定立即成立中央工作組，馬上深入信陽地區，進一步調查情況，向中央作詳細的匯報。由周恩來親自點將所組成的工作組是高規格的。組長是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王從吾，副組長是國家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他們率領從三個單位抽出來的幾十人前往信陽地區。中央工作組在信陽調查了一個多月，情況比較嚴重的縣基本上都走到了。中央工作組回到北京後，又給黨中央、國務院寫了一份正式報告並附有零星報告和隨時報告。後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周恩來的安排，調撥大批糧食到信陽以解燃眉之急，同時指示從河南省直屬單位抽調了一批幹部到信陽工作，幫助當地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和整社整風運動。

 

　　從各種不同的曆史資料看，從1960年2月開始到1960年10月，中央不同的部門幾次派人到信陽作過調查，10月份，毛澤東就拿出了基本看法。

 

　　毛澤東是怎樣看信陽事件的呢？在中共中央轉發的《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1]4號）中引用了毛澤東的一句話：“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這個文件一再強調“信陽事件是地主階級複辟，是反革命的階級報複”，“要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補課，像土改一樣，把敵人徹底打倒，把壞事徹底揭出來，把領導權奪過來，把局麵徹底扭轉過來”。但是，毛澤東這些話在什麽時候、什麽文件上批的，我還沒有找到。中央調查組王從吾、徐子榮給“主席、總理、富春同誌並子文同誌、中南局陶鑄、任重同誌並省委”的報告稱：“從群眾的控訴揭發的事實看，完全證實了主席的指示：信陽問題的性質千真萬確的是反革命複辟，是披著共產黨外衣的地主、國民黨對勞動人民的殘酷階級報複。”

 

　　在甘肅省檔案館我看到了西北局張德生（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的傳達資料。

 

　　張德生傳達說，毛澤東主席1960年10月27日、28日兩次談話，其中談到信陽問題。毛澤東主席說，信陽很多地、富、反、壞篡奪了領導權，為非作歹。三分之二的地區是大好形勢，三分之一是大不好形勢。大不好形勢的地區有三種情況：一是地主封建殘餘鑽到我們隊伍中來了；第二種是我們的人蛻化變質，如信陽地區9個縣委第一書記討了地主的女兒做老婆，成為地主的代言人，隻有一個沒有變；第三種是嚴重的官僚主義。他們打人、殺人成性。

 

　　劉少奇也曾在一個報告上批示：信陽地主階級複辟了，信陽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讓信陽人民來個第二次解放。地富反壞和國民黨殘餘為什麽能如此猖狂？是因為“民主革命不徹底。”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過去所說的“民主革命”，是革封建的命，革命對象是地主、富農和國民黨反動派。按照這個邏輯，對信陽事件的處理，除了應急的救助以外，最根本的是“民主革命補課”。

 

　　實際上，信陽是老區，民主革命不可能不徹底。土改以後省委副書記孟飛曾代表中南局到信陽搞土改複查，結論是肯定的。但是，毛澤東既然這麽說了，下麵就得百分之百地執行他的意見。

 

　　於是，在信陽開展了“民主革命補課”的群眾運動。這個運動的矛頭直指農村基層幹部。

 

　　基層幹部承擔了餓死人的責任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派李先念等到信陽落實中央的精神。李先念是在大別山創建根地起家的，對這裏民主革命是不是徹底，他應當很清楚，但他還是堅決執行毛澤東的意見。看見死了這麽多人，李先念哭了。他說，我一輩子隻流過兩次淚，一次是在長征時西路軍突圍回到陝北，這是第二次。

 

　　張樹藩回憶說，在地縣委徹底改組之前，中央派李先念、王從吾、徐子榮、和中南局的陶鑄、王任重，在吳芝圃的陪同下來到信陽地委。不久，就對各級領導班子進行了改組。中央和省裏來的幹部親自主持雞公山會議揭信陽的蓋子，搞民主革命補課。說信陽幹部都不行了。中央從各部委抽調452名幹部、省委抽調1844幹部，信陽地委又抽調1483名幹部，一共4779人（另一資料說中央派幹部359人，河南省委派幹部765人，抽調各市縣幹部2986人），來對信陽地區進行整風整社。一開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幾乎在同一時間內，奪取了地、縣、公社、大隊的領導權。由新派來的人任領導職務。對原有幹部進行集訓。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中說：“對於一部分有罪行和嚴重罪行的人，已經集訓了8000多人，特別集訓5000多人，鬥爭和批判了10000多人。有些罪大惡極民憤極大的已經作了處理，其中已經撤職查辦管教反省的983人，逮捕法辦的275人。已經有1327個大隊的領導權被奪了過來，正在進行奪取領導權鬥爭的1621大隊，其餘大隊正在積極進行準備，不久即可訓了有開鬥爭。”李先念說，對這些人要殺一批，關一批，管一批。吳芝圃、戴蘇理親自到固始縣開萬人大會，宣布楊守績是反革命，當場逮捕。為什麽對楊守績特別重視呢？因為在1959年開始出現浮腫病人並有人餓死時，楊守績沒經地委同意就向省委寫了一個報告，反映了真實情況，要求撥給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吳芝圃這麽重視楊守績，顯然是捂蓋子，掩蓋自己的責任。

 

　　大量的農村基層幹部在劫難逃。以潢川縣為例，當時的整風領導小組認為，全縣12個公社中，6個被敵人篡奪了領導權，6個已蛻化變質。在178個大隊中，全部爛掉的有146個，占總數的82％；部分爛掉的25個，占14％。在1710個生產隊中，全部爛掉的有1100個，占總數的70.3％；部分爛掉的有360個，占21％。潢川縣整風領導小組統計，全縣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15156人當中，混入革命隊伍內部的地、富、反、壞分子有2144人。

 

　　中央專案組於1960年11月20日上報了《關於信陽事件專案審查情況報告》，這個報告說：

 

　　信陽地區在去冬今春，由於路憲文等反壞分子篡奪了黨政領導，以反右傾為掩護，大搞反瞞產運動，采取亂打、亂捕、亂殺等地主、國民黨的手段，對全區800萬人民，實行了大規模的階級報複，造成了駭人聽聞的恐怖局麵。

 

　　信陽的問題，不是一般問題，是一個特殊的問題；不是違法亂紀問題，是地主、國民黨的階級報複活動，……各級黨政組織變成了地主、國民黨進攻人民的大本營。各級領導幹部變成了統治、殘害人民的組織者、領導者和殺人凶手。

 

　　報告說，根據公安部徐子榮副部長和省委指示精神，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進行了專案審查，審查對象是縣委書記、書記處書記、縣長、地直機關正副部長、地委委員以上幹部，其他應審查幹部由各縣進行審查。報告說，初步審查的情況是：

 

　　按上述範圍，現列入專案審查的39人，其中地委正副部長、地委委員以上13人：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地委副書記王達夫、石富榮、延炳玉、武建華、副秘書長王秉林、文教部副部長王墨林、宣傳部副部長劉培林、工業部副部長賈西雨、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書記劉文彩、孫廣生、淮濱縣委第一書記石紹舉，固始縣委第一書記楊守績、羅山縣委第一書記許文波、商城縣委第一書記王漢卿等。

　　中央專案組將上述人員分三類：第一類是階級異己分子奪了權，共12人，占30％。這些人都是剝削階級出身的人，如羅山縣委第一書記許文波，地主家庭出身，以中農身份混入黨內；第二類

是被反壞分子拉出去了的，與反壞分子勾結進行反革命活動，共4人，占10％，如馬龍山；第三類是蛻化變質分子，共21人，占60％，如王秉林、石紹舉等。

 

　　在縣以下的公社和大隊，掀起了民主革命補課運動，像土改時鬥爭地主一樣，召開訴苦大會，對前兩年為非作歹的基層幹部進行控訴和批鬥。群眾運動一起，打擊麵過寬的問題出現了，有的公社幹部80％、甚至100％地受到懲處。打罵、肉刑的情況也比較普遍。上蔡縣幾千人被打，前兩年幹部處罰社員的幾十種刑罰反過來又加在基層幹部身上。

 

　　繼全麵奪權之後，又全麵清理階級隊伍。主要措施是，將原信陽地區的各級幹部，包括正式脫產的國家幹部和社隊不脫產幹部，甚至包括食堂管理員、會計、炊事員等人，統統集中起來審查。每縣少則數千，多則上萬，機關、學校的房子都關滿了人。被集中的有多少人？餘德鴻說是40萬人，張樹藩回憶錄說是20萬人。集中起來的人，根據問題大小分別編為兩種班次。問題大的編入特訓班，限製人身自由，門前架著機關槍，在周圍設崗哨；問題輕的編入集訓班，也限製自由和武裝看管，但較鬆一些。

 

　　應當說，在極權製度下，本來素質不高的農村幹部的確幹了不少壞事。那些作惡多端的人，也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但是，大饑荒是全國性的事件，是由大躍進以來的一係列方針政策造成的，從更深一層講，是由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造成的，把責任完全推給基層幹部，讓他們作替罪羊，這顯然是不公正的。把中央路線和政策的執行者當成“反革命”、“階級敵人”，而製定政策的中共中央還是“正確、光榮”，始作蛹者毛澤東還是“英明、偉大”，產生饑荒的製度照樣是“無比優越”，這是一種婦孺都能辨別的低級謊言。

 

　　從中央派來大員的講話中可以看出當時中央對信陽事件的看法。

 

　　1960年12月6日，河南省委召開常委會，王任重（中南局第二書記兼湖北省委第一書記）、徐子榮（公安部副部長）、王從吾（中央監委副書記）分別就信陽事件作了重要講話。

 

　　王任重說：

 

　　這次中央開會，毛澤東主席兩次談了關於革命運動的問題。主席說，不僅社會主義革命沒完成，民主革命也沒有完成。“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還要繼續搞革命。雖然上一次主席就提出信陽問題是敵我問題，但是認識不深刻。這次主席這麽一講，特別是同誌們講了情況以後，認識更深刻了。

 

　　聽了主席的指示，到光山縣看了以後，思想才明確了，確確實實縣社都有敵我問題。

 

　　現在看來，目前我們認識上的主要危險是什麽？是不是把人民內部矛盾錯誤地當成了敵我矛盾處理呢？不，顯然不是這個問題。如果說我們認識上有錯誤，那就是對明明顯顯的敵我矛盾認識不足，對打著共產黨員招牌的國民黨實行資產階級報複的本質沒看清楚。

 

　　國民黨殘酷燒殺搶掠也不過如此。最有名的湖北紅安在10年內戰時期被敵人殺了10萬人。全縣48萬人剩下38萬，但那是10年搞的。比較起來，光山縣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殘酷的情況如果說不是敵人搞的，那就不可理解了。

 

　　明明看著群眾死亡，硬是扣著口糧不發，明明看到食堂停夥，也不準群眾家裏冒煙，不準群眾挖野菜，不準群眾出去逃荒，群眾餓得走不動，連個拐棍也不讓拄，對待人民不如牛馬，任意打罵，一直打到死，連一點人性都沒有，這不是敵人是什麽？

 

　　要愛人民恨敵人，要領導人民申冤報仇。我看起碼要殺他幾千，甚至殺他上萬。這些人為了保存他們自己，大批殺了我們的階級兄弟，我們非狠狠地殺他一批不可。

　　在這些地方要進行第二次剿匪反霸，進行第二次土改鎮反，進行第二次民主革命，要發動群眾，打倒敵人搞革命。

 

　　為什麽幹部隊伍爛掉這麽多？為什麽“五風如此嚴重？為什麽黨的政策貫徹不力？主席也問過我們，是不是搞了以後還會再犯？我們說，真正采取革命的辦法，充分發動群眾，搞好了，幹部群眾覺悟提高了，也許不至於再犯。

 

　　今後怎麽辦？挑選幹部要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和地主女兒結婚，起碼對領導幹部要加以控製。

 

　　徐子榮在講話中說，要把這一仗打好，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戰鬥。要把民主革命這一課補好，現在已經開始了，作為一個革命來講，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開端，現在是貫徹下去的問題了。現在看來，信陽問題暴露得差不多了，整個死亡人數還在增加，破壞實在嚴重，800萬人口死了八分之一的樣子。這確實是敵人的大謀殺。信陽從去年11月到今年7月經曆了一場很嚴重的白色恐怖。如商城中鋪公社88000多人死了8000多人，有500多個村莊被毀滅掉了。除了幹部及其家屬外，群眾沒有一家一戶能幸免，一家死一個兩個是輕的，有1900多戶死絕了。

 

　　按照當時的思路，出現了問題就認為是階級成份不好的人幹的。事實上這些成份不好的人本身是受害最深者（中央調查組已有統計：信陽事件中五類分子比勞動群眾死亡多），他們在土改、鎮反以及各項政治運動中已經下入了十八層地獄，他們不可能幹這麽大的壞事。作為從事公安工作的徐子榮眼睛還是盯在這些人身上。徐子榮在這次講話中說，有很多縣社鑽進來的五類分子、地主惡霸、封建爪牙、土匪、反動會道門、特務可是不少。應當肯定有的已經形成了有組織的反革命集團。石紹舉有一班人，經常在一起吃吃喝喝，胡鬧一氣，為了提拔壞人把地主改成富農。徐錫蘭也是提拔了一批壞人搞壞事。馬龍山問題更大，和香港派來的特務有勾結。分析起來，這個地區土改不徹底。現在專案不少，都要查，信陽已有三五千了。

 

　　王從吾在講話中說，從信陽和其它地區暴露的大量材料看，完全證明了毛澤東主席的指示，信陽問題的性質是階級敵人篡奪了領導權，對勞動人中實行瘋狂的階級報複，是階級敵人披著共產黨員的外衣辦國民黨的事，是反革命複辟。信陽地區的黨政組織的領導權被壞人奪取了，變質了，基本上爛掉了。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初步調查是地主出身，入黨後私自改為中農，抗戰時期和托派張慕陶有關係。其他5個書記，除一個被打擊排斥以外，4個書記對信陽事件都有嚴重罪責。地委基本上爛掉了。全區18個縣市先後任縣委書記20人中，初步查出2個當過漢奸，12個蛻化變質，其中8人娶地主反革命的女兒做老婆。這14個人當中70％都有嚴重問題，現已停職反省。在職6個當中，一個當過偽保長，一個犯過嚴重錯誤，另4個待繼續考察。光山、潢川、商城、固始、羅山5個縣的縣委書記共41人，有鑽進黨內的漏網富農，日偽保安隊員、維持會長、三青團、強奸犯4人，蛻化變質25人，其中被地主拉下水的5人，這29人占總數的70％。

 

　　由於對信陽事件定性為反革命複辟，因此，在對主要責任人定罪的問題上，中央監委和中南局的主要領導人曾經擬定過，在信陽，大縣殺800人，小縣殺400人，每個大隊殺3－5個人，全地區殺上萬人。這個方案中央沒有批準。最後決定殺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和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後請示毛澤東，他說：我還沒有殺過縣委書記，判死緩吧！

 

　　最後的判決結果是：地委書記路憲文判3年徒刑，8個縣委書記的處理結果是：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判死緩，光山縣委書記處書記劉文彩、羅山縣委書記徐書波、息縣縣委書記徐錫蘭、商城縣委書記王漢卿、潢川縣委書記梁代柱、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淮濱縣委書記石紹舉、汝南縣委書記傅良太、遂平縣縣長張慶林、信陽法院院長丁張喜、信陽專署公安局局長韓仁炳，都判了幾年徒刑。這些人都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縣委書記被逮捕法辦以後，他們的家庭、親屬也受到株連。息縣徐錫蘭被抓走後，妻子也被抓走，抄了家，封了門，掃地出門。出生不到兩個月的兒子，因母親關押不能帶孩子，隻好強行斷奶，活活餓死。其餘三個孩子最大7歲，最小的3歲，沿街要飯達三年之久。光縣縣委書記馬龍山被捕以後，妻子帶著孩子不敢再住在光山縣，到處流浪，以拾菜根、要飯充饑，拾垃圾、賣破爛度日。汝南縣委書記傅良太被捕後，妻子也抓起來了，三個孩子在家受淩辱，同學們對他們又罵又打。

 

　　當時在民主革命補課的大風暴中，他們都作了不很深刻的檢查。

 

　　路憲文的檢查說：“我存在著嚴重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思想作風，去冬今春在正確處理人民群眾的經濟生活、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重大問題上，離開了馬列主義的根本原則，違背了黨的方針政策，在一個時期工作方針政策上犯了嚴重錯誤。”他說，他的錯誤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對抗旱鬥爭勝利後的農村形勢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對秋季產量作了浮誇的估計，把災年當豐年。高估了糧食產量，多征購了糧食；第二，對農村政治形勢作了錯誤的分析，在解決農村兩條道路鬥爭的問題上犯了擴大化的錯誤。把糧食緊張的一切現象都說成是兩條道路鬥爭的表現，因而錯誤地在全地區範圍內開展反瞞產的鬥爭。第三，我毫無群眾觀點，對群眾生活漠不關心。我在糧食工作中存在著一種片麵的觀點，在征購上總想多征購一些，認為國家掌握了糧食出了問題有辦法，在統銷上總想少銷一些。

 

　　顯然，路憲文的檢查和上級對他的定性相差很遠。

 

　　當時被認為十惡不赦的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在1960年10月21日的檢查中倒是說了一些當時沒人敢說的真話。他除了承擔一些責任以外，還認為：“這樣嚴重的事件不是發生在一個縣或一個公社，而是全區性的，並且普遍而嚴重。這就足以證明了地委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不夠正確的。”（如果他知道這樣嚴重的事件不僅發生在信陽，而且發生在全國，他敢說中共中央不正確嗎？）他在檢查中還認為，出現這個事件的原因是“幾年來，特別是去冬今春以來，單純強調所謂國家觀點，將兩條道路鬥爭擴大化，並以此為綱，大反右傾，實行錯誤的思想方法和措施。”馬龍山當時能說出這樣的話，真不簡單，可能他認為自己必死無疑，才豁出來說出這樣的話。

 

　　這些倒黴的縣委書記現在大多數已經離開人世。1999年秋，我到信陽第二幹休所找到了風燭殘年的石紹舉。在一個大院子裏有一排一排的房子，信陽的一部分離休的老幹部住在這裏。走進院子，看到一位手拿拐杖、衣著不整的老人坐在一塊石頭上曬太陽。這就是石紹舉。他步履蹣跚地把我們領到家裏。這是一座二層小樓，家裏擺設簡單而雜亂。在一樓的客廳裏，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張很大的毛澤東主席像。我采訪時他已經81歲了，思維不很清楚，但過去的事還記得。他說1958年在鄭州和毛澤東主席一起看戲，看的是穆桂英掛帥。“毛澤東主席坐在第七排，吳芝圃陪著，我也在第七排，在邊上。”他把和毛澤東一起看過戲當作終生的榮譽。石紹舉是江蘇人，1940年參軍，七次負傷，1958年前後在淮濱縣和固始縣都當過縣委書記。他老伴張生芝，當年任固始縣婦聯主任，倒是記憶清晰，表達得也很清楚：

 

　　1960年農曆11月7日晚上10點鍾，全地區同一個時間捕人，捕縣委書記、縣長、公社書記、大隊和小隊幹部，食堂管理員、炊事員有的也捕了。固始縣就押了3萬多。先把他的槍下了，戴上手銬押走了。家抄了，門被封了。抓走的人有的是被捕，有的是集訓。他是被捕，我是集訓。集訓班四麵都架著機槍。我沾成份好的光，很快把我放了。我要是出身地主就倒黴了。楊守績的老婆出身地主，兩口子全都抓起來了。他們4個孩子當時都很小，大的七八歲，小的三四歲，父母抓走了，孩子們哭著喊爸喊媽。在固始開萬人大會批楊守績。

 

　　大概是老伴的談話勾起了他的回憶，石紹舉也接上了話薦：

 

　　對我是撤職查辦管教反省，坐了一年牢。不過，還是吃幹部糧。當時的事不能提，提起來我就睡不著覺。當時不是沒有糧食，就是不敢動。看到農民沒吃的，我找糧食局副書記周義原，我想借出三五百萬斤，等收完了糧食再補上。周義原說，糧食是有，但是吳芝圃書記說過，國庫裏的糧食一粒不能動，每天進多少，出多少都要往地區裏報，一下子拿三五百萬斤那怎麽行？其實當時早兩個月發糧食就不會餓死那麽多人。

 

　　談起餓死人，老太太把話接了過去。她說：

 

　　我奶奶餓死了，我姐姐也餓死了。我姐在息縣，是頭年11月餓死的。死後放在家裏，沒有埋。為的是想頂個名額，在食堂領一份吃的。實際上，食堂早就停夥了。第二年2月埋的。放了幾個月，眼和臉被老鼠啃得不成樣子了。家鄉的人餓得沒辦法跑到我這裏來，我不敢留，那時不讓農民外跑，知道了是要挨批的，我給點吃的趕緊把他們打發走。

　　我是婦聯主任，最知道婦女的苦處。那時百分之六十的婦女不來月經，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婦女子宮下垂，直到1961年才有人生孩子。

 

　　後來由於河南省和全國各地都出現了類似信陽的情況，再說信陽是反革命複辟就太不符合實際了。對被關押的縣委書記們也逐步放鬆了。1963年9月到10月間，他們先後從牢裏放出來，分別到農場、農村勞動，每月發幾十元生活費。1978年12月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整個社會都解凍，又批準他們重新入黨，重新定級，重新安排工作。有的人還沒有等到這一天就離開了人世。當他們知道全國各地都發生類似信陽的問題後，他們不服氣，還不斷地寫信上訴，要求徹底平反。他們認為信陽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複辟，其責任不在下麵，省委有責任，地委有責任，縣委有責任，中央更有責任。

 

　　路憲文是1937年入黨的老革命，生活也比較儉樸。在那種體製下死心眼緊跟吳芝圃，在吳芝圃的多次表揚下忘乎所以，加上下麵幾個專說好聽的參謀，所以犯了錯誤。信陽餓死人的問題暴露以後，吳芝圃把責任全推到路憲文身上。他在批判路憲文的會上說：“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皮。我過去不認識你路憲文，現在我可認識你了！”下麵幹部就在省委書記麵前求表現，紛紛上去毆打路憲文。原來一直保路憲文的省委書記處書記楊慰屏表態說：信陽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路憲文是反革命，應當立即槍決。

 

　　路憲文在申訴書中一再強調，在信陽發生的事情1959年在商丘就發生了，信陽問題是商丘問題的繼續和發展。餓死人的情況在全省都發生了，把信陽作為一個孤立的事件處理是錯誤的。1993年，離休已經10年的路憲文得了癌症，他在病床上口述了《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文中總結信陽事件發生的原因時說，“錯誤地發動政治運動，用政治鬥爭的辦法造就一言堂的局麵，使錯誤路線暢通無阻”，這是一條重要教訓。文中還寫道：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以後，信陽地區在全國率先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因為黨一再宣傳人民公社是金橋，共產主義是天堂，群眾為空洞的宣傳所鼓舞，都想馬上過共產主義生活。人民公社的生產、生活管理權都由各級幹部掌握，實行計劃經濟。群眾沒有生產管理權、生活主動權，生產的好壞已不為群眾所關心，群眾對黨組織有依賴性，不再留生活後路。糧食在場上就直接征購入了國庫，群眾一點存糧也沒有。剛收了糧食就餓肚子。群眾堅信共產黨不會餓死人，希望上級會送回糧食。但糧食好走不好回呀！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人民公社這種組織形式是產生信陽事件的社會原因。

 

（節選自楊繼繩《墓碑》上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