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談早年周恩來

 

周恩來的身世和個性都很毛澤東很不同。毛澤東是那種連自己的親爹都敢威脅的人，“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裏”，連天他都敢捅個窟窿。周恩來四歲被母親拋棄，從小寄人籬下，個性壓抑內斂。他早年的自述裏非常多愁善感，自憐自艾：“青春已逝，家世難言，人事滄桑，知心何處！吾雙親已沒，娛樂之何求！”，“心尤淒愴，鬱鬱不樂”(《周恩來自述》)。他又經常苛責自己，唯恐做得不好，辜負長輩，經常想著“報恩”，自責“不孝”。

他後來對斯諾承認，自己既“好靜”，又有“爽朗”的一麵。

要說周恩來完全沒脾氣，絕對不是。在日本留學的時候，他欠了點房租，被房東太太催著討要，一時又付不出，就“一概置之不理。”又被追債，周恩來氣得“穿上鞋子就走。”後來他補上了欠款，房東太太專門來為催債道歉。事情本來解決了，周恩來卻反而在日記裏痛罵說“日本人的眼光，真可謂又小又賤了。”

後來周恩來掌握了中共情報和鋤奸大權，下令把叛徒顧順章滅門，一個不留。高崗用手槍自殺後，被周恩來下令解剖屍體，白白挨上一刀。還有很多零散的，關於周恩來建國後對身邊工作人員大發脾氣的記錄，都和其“溫文爾雅”的常規形象不同。這些記錄雖然都想說是工作人員工作不周，惹怒事事力求完美的總理，但看多了，也發現他的脾氣並沒有那麽好，或者，他會把一肚子的鳥氣遷怒於人。

一個有脾氣的人最終成了一個唾麵自幹,戰戰兢兢的人，也是出於無可奈何。周恩來和毛澤東共事幾十年，深知對方的脾氣和性格，也目睹了所有和毛澤東作對過的人的下場，他隻能壓製自己的真實的小我，放大“善於調和”的那個理性的中我，去遷就，成全毛澤東的大我。把自己和毛的關係定位為張良之於劉邦的關係，說明周恩來已經把自己放入傳統中國的忠臣良相的道德譜係裏。在這種關係中，他已經無力也無意去追究毛澤東的對錯，也就是說，放棄了自己的判斷和獨立人格。

更何況，大權在握的毛澤東，還經常用曆史過節來威脅周恩來。可以假定甚至認定，在周恩來的內心裏，早就看透了毛澤東，但即便如此，他也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是對權勢的屈服，也是成全自己的名節。同樣，他對待江青，是臣子對待皇後的態度，內心再反感外表也是恭順的。這一方麵因為周恩來絕頂聰明，深知江青的分量，也得益於他卓越的表演才能。周恩來的南開同學吳國楨，在自傳裏就說他是個天才演員。

至於周恩來被馴服以後，為了保全自己的名節的所做所為，是自私自利，是助紂為虐，是老奸巨猾，還是膽小怯懦，抑或是出於更崇高的責任感以避免更大的損失，端看你從什麽立場去看了，沒有絕對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到死他也沒有贏得毛澤東的信任。或者說，毛澤東信任的是他的能力，而不是他真正的價值觀。然而毛澤東是對的，因為他也知道周恩來是個天才演員，假如周恩來真有機會，一定會糾正毛澤東那種瘋狂非理性的極左政策，不是因為周恩來高尚，隻因為他是個理性，務實，頭腦正常的人。

周恩來的婚姻，可能是被倒追，也可能是一種政治婚姻，但看他20歲時的日記，就有了一種超越年齡的理智。他說，戀愛和婚姻是兩碼事。戀愛，是基於感情。“至於夫妻，那純粹為組織家庭，傳流人種的關係，才有這個結合。” “戀愛裏可以有夫妻這一義,夫妻絕不可以包括戀愛的。” 單看這兩句話，把戀愛和婚姻截然兩分，和今天網上現實得讓人心寒齒冷的婚姻觀，沒有任何區別。說他初戀失敗後接受了鄧穎超，以便在革命事業上互相提攜乃至借點光，完全說得過去，因為鄧穎超自己也承認：“你的侄輩讓我講講你我的戀愛故事，你曾說，就是看到我能堅持革命。”這樣看來，鄧穎超在周恩來眼裏，的確隻是一個政治動物。按照這種人生觀，他對婚姻的忠誠，是一種職業道德，其實和每天堅持按時打卡上班並沒有什麽區別。

周恩來是比較親西方的。這一點，到過延安的外國人都注意過。其實他二十歲的時候，就把中國二千年文化貶成“全是一孔之見”，說“中國人一知半解”，說“泰西的文化比較我們的文化，可以說新的太多。”他甚至在日記裏感歎：“留美學生的手段，本領，還是比留日的高。”

一位美國的中國研究專家文革後期以研究生身份訪問中國，被周恩來接見，當時就對周恩來對西方學界的濃厚興趣感到印象深刻。傅高義在《鄧小平時代》中指明，毛澤東派鄧小平而不是周恩來參加聯合國大會和訪美就是因為認為周恩來對美國人太過軟弱：“Mao took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Zhou was too soft to be a reliable representative.” 這裏的軟弱，一方麵可能是個性，更可能是因為周恩來內心本來就有親西方的傾向，他從沒有打算對美國過於強硬。

論學曆和學問根基，周恩來去日本之前，甚至沉迷於乾嘉漢學和古文這種顯得迂腐的學問，在日本期間，也的確是想認真念書的，因為他不僅每天補習，還要求自己“學問要真切”，甚至還去讀了“慶應義塾章程”。他向留日同學演講，號召“哲學的思想，科學的能力。”被“救國團”鼓動從日本回國後，卷入五四運動之前，在南開大學上過一年學肄業。周恩來的學問根基，外語能力（文革期間當場在宴會上糾正章含之的英漢翻譯是有錄像為證的），眼界，在後來的中共高層中，是少有的堅實，正統，開闊，決不是綠林大學旁門左道的野狐禪，或黃埔軍校學生幾個月倉促訓練可比。他在文革中也會講些應景的話，顯示自己也很革命，但內心深處終究不會真的認同毛澤東的在他看來算是胡作非為的舉動。

如果不是在日本求學不順——1918年投考日本的高等師範學校名落孫山，回國次年卷入學運，參與組建天津"高自聯"(1919版)——在國內和法國受到越來越強烈的激進思潮影響，含蓄而又鬱悶的青年周恩來完全可能走上一條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誰說考試不重要？ 高考落榜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

1921 年底，23歲的周恩來在柏林遇上了受陳獨秀委托，正在急切尋找下線的北大哲學教授張申府，經介紹成為共產黨員，從此跨上了共產革命的戰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