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壽槐: 回憶大躍進期間的勞教生活zt

　　1958年5月11日清晨，天陰沉沉的，沒有下雨。同伴都醒了，但沒有動靜。大約在7時左右，拘留所幹警突然來到窗前，叫道：“孫俊、曹壽槐、伍連喜，你們趕緊收拾一下行李，今天送你們去長崗嶺農場。”我們知道就要離開這個牢籠，大家都高興起來。同屋的人都說：“恭喜你們，這麽短的時間內就能出去小自由了。”占厚芳道：“我已經關了半年，至今還無結果，關在這裏的滋味，實在難熬啊。真為你們三人高興。”
　　我們三人背著行裝，站在拘留所門口。8時許，一位幹警出現在我們麵前，神情十分嚴肅。頃刻，又覺此人似曾相識。我記起來了，他就是常與我們一塊打籃球的刑警大隊的王同誌。人很熟，但不知其名。雖然我們在球場上是對抗的雙方，但走在街上都很親切地點頭致意。今天，在這兒相見，彼此都有些尷尬。他大概已經知道我的情況，似乎有點裝著很陌生的樣子，我當然更當作不認識。一路上，或許因為我的因素，他的態度變得很和氣，從不厲聲厲色，彼此有點心領神會了。
　　臨行時，不知是王同誌的特殊開恩，還是按法律程序本來如此，或許勞動教養不算犯罪，隻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我們都沒有戴手銬。
　　離開拘留所，走在街上，自己真的把自己當成罪犯，頭壓得低低的，不敢頭抬，生怕有人認出。羞愧難當中夾雜著對自己的悔恨，真不知如何麵對路上遇到的熟人和那些可愛的學生。幸好，王同誌帶我們繞小道而行，清晨時分，沒有見到相識的人，免了令人難堪的場景。
　　在車上，王同誌特意安排我們在最後一排坐下。我依然把頭壓得很低，沒有見到熟人，也許是熟人見到我這般光景，當作視而不見，以掩耳盜鈴罷了！
　　當汽車駛過東門大橋時，我不由得將目光投向下東山妻子的方向，隻見依舊的山巒，冉冉升起的炊煙，我的眼球濕潤了。心想：“自作孽，不可恕。”可是，妻子你卻為我受苦了，我們何時才能團聚？能否團聚？隻能等待命運的安排吧！我不敢再向下想了，唯有“滿懷悲情而難泯矣！”
　　再轉眼一看，我曾經夜宿多年，並且成為我們百年好合的新房的奎星閣，依然雄姿挺拔地聳立在城牆邊，絲毫不動聲色。就在此刻，隱隱的讀書聲，闖入我的耳膜。孩子們，你們會忘記我嗎？請不要恨我過去對你們的嚴厲。想著想著，心都碎了，怎麽會這樣呢！疾馳的汽車的轟鳴聲搗亂了我的思緒，眼前的景物漸漸消失在疾馳的車廂後麵。
　　到湖州要繞很遠的路，要翻過幽嶺的盤山公路，經彭公，需四個小時。已過12點才抵達湖州。下了車，在車站小飯店裏每人吃了一碗麵，錢是王同誌付的。他還囑咐我負責三人一起上了廁所，他沒跟在後麵，這一舉動令我很感動。不知是他對我的信任還是同情。15年後，偶然在孝豐與他相見，閑聊之後他說道：“我不相信右派都是壞人，你是多好的老師啊！真可惜。”
　　下午，再乘車到長興泗安。泗安我並不陌生，讀高中時就多次從這裏經過，但不知長崗嶺這個名字。泗安到孝豐僅40公裏，可繞了個大圈子，坐了整整一天的車，足見50年代中國的交通狀況。車到泗安，已是下午3時許，天下起毛毛細雨。王同誌告訴我們，要在毛公路上步行9公裏才能抵達長崗嶺勞教總場。我深知泗安泥巴路的厲害，因為它與廣德的路很相似。
　　我們慢慢往山裏進發。走在蜿蜒、高低不平的毛公路上，泥濘如膏，少頃，已沾滿了球鞋，走不多遠就要來一次甩泥。開始尚可，時間一長再也甩不動了，必須用棒頭來刮掉球鞋上約2斤重的淤泥，腳才能挪動。就這樣步行約2小時才到達總場。
　　走上一片高低相間的山岡上，隻見新開成大片的畦壟地伸向遠方，其間有一大片桑林和茶園。茶園的盡頭隱隱見到幾排長長的草房排列得整齊，低矮得可憐，好像趴在那裏一般。草房的後麵有平緩的山岡，漫山雜草叢生，見不到一棵樹木，知道長崗農場總部不遠了，突然一種荒蕪和淒涼之感襲上心頭。天呀！這是什麽農場？在這裏怎麽生活啊，我一下又茫然了。
　　再向前行，見到的是四周地瓜（紅薯）地壟裏，點綴著一些人，蜷縮在一起不知在幹什麽活。怎麽？下雨天也要幹活？我開始害怕起來，我真恨自己，圖著嘴巴痛快卻帶來身體的折磨。真懷疑自己能否闖得過這一關。
　　離總場越來越近，我們蹣跚地向前挪動著。隻見一些勞教人員站在屋簷下對著我們說：“又來‘客人’了，歡迎，歡迎！我們又增加了‘新鮮血液’，壯大了隊伍，太好了……”聽了這些幸災樂禍的語言，不由得讓人啼笑皆非。是呀，事已至此，悲觀又有何用，還是學著他們“瀟灑”一點好。
　　交接以後，王同誌進了接待室，由宋股長領著我們編進一個臨時小組，勞教生活就這樣開始了。
　　長崗嶺農場原是一個國營農場，由於在一片荒蕪的山岡上，可耕地實在太少，被稱之為“長興北大荒”。清一色的黃土地，莊稼生長困難，農場又經營不善，瀕臨倒閉，加上反右鬥爭後新形勢變化的需要，才改為浙江省嘉興勞教農場的，以教育和改造那些屬於輕罪或人民內部矛盾的人。
　　勞教對象是絕對不同的兩類人：一類是知識分子類，這類人有知識、有能力但有曆史問題，或言論錯誤，或工作中犯有錯誤，而被處分到此的，大部分屬於政治思想問題。這類人行為上容易管理。另一類則是小偷小摸或其他較輕的刑事犯罪。這些人缺少文化，覺悟低，思想簡單，政治清楚，卻行為不端，容易重犯，難以改錯。管理人員最頭疼的是第二類人員，逃跑和偷懶犯事者大多是他們。因此，常常是第一類人員擔任組長來管理第二類人員。
　　長崗農場共有16個分場，又叫工地，遍及長興的太陽卡、二界嶺、七裏亭和長潮卡四大部分，麵積約50平方公裏，勞教人員約2000人。
　　幾天之後我和孫俊、伍連喜三人分配到離總部還有10裏的二工地（也稱二中隊）。二工地位於太陽卡外馬王廟附近。這一帶村落點點，農田、旱地沼澤夾雜其間，小橋流水自然條件還是不錯的。工地房舍依然矮小，為草棚、竹笆牆，但比較集中，四周夾雜些梧桐樹，環境還算幽靜。工地有勞教人員100多人，共分12個小組，每組約10人。我和孫俊都分在特殊小組，孫俊任組長，我任副組長。顧名思義，所謂“特殊小組”是指那些不守本分的改造者，表現極差的人員，從生活到思想，從勞動到行為，都是難以管束的。我們這些初來乍到的人員，不受欺侮，也就謝天謝地了，豈敢主動幹涉他們的所作所為。孫俊再三向管理人員求饒，我們兩人不久就調出了“特殊小組”。
　　二工地有水稻組、蠶桑組、畜牧組和燒炭組，算是特殊工種，要有一定的技術性。其餘都是種地組，以種地瓜為主，也種花生、黃豆之類。我在二工地絕大部分時間是在種地組幹活，種地是所謂的粗活，主要靠體力。這一年我不到30歲，雖然從未參加過勞動，更無勞動習慣和技能，但畢竟是在農村長大的孩子，一學就會，很快就成為勞動好手。可是很大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城市出身的勞教人員，連鋤頭都不會拿，挑擔的樣子十分難看。由於是強迫性的勞動，效率非常低下，還要磨洋工。我與孫俊就顯得很突出，不久我倆分別又當上了小組長。
　　記得我曾經在水稻組日夜抗旱，加班車水到深夜，連續半個月，還在畜牧組到處打豬草，調到蠶桑組培育桑樹、桑苗，除燒炭組外，什麽活兒我都幹過。
　　我們也的確與勞改不同。首先，在管理上要鬆得多，勞動時沒有管理人員跟隨在後麵。晚上，由勞教人員自己站崗，休假時部分表現好的人員還可請假去泗安購物洗澡，表現特別好的還可以請假一周回家探親（我與孫俊都曾回家探親過）。選舉時，絕大多數人員有選舉權，參加選舉大會。我也參加過選舉，會上一律稱同誌。因此，大多數人員進農場後，思想會慢慢穩定下來。
　　勞教隊裏的勞動不算太重，但較少休息。每天上、下午各休息一次，每次10分鍾，每半個月休息一天。嚴冬、酷暑、小雪、小雨天氣都要出工。管理人員說：“你們是來接受教育改造的，不是來享福的，不吃苦，不受點磨難，不會長記性，能把思想改造好嗎？”因此，故意刁難的事情隨時都有，對待那些表現不好的人員就更甚了。如果遇上特大的風雪雨和台風天時，就改為小組學習討論，檢討自己的改造表現，或集中大會接受管理人員的訓話，總結大家的改造表現，分別予以表揚和批評。有指名道姓的，也有籠統指出然後提出改造要求的，所謂“努力改造自己，爭取早日新生”一類的說教。
　　1958年下半年是長崗嶺農場增員的高潮期，幾乎每天都有勞教人員來二工地報到。據說幹部最多，而且級別越來越高，包括解放軍大校、縣委書記、教授、專家、藝術家等比比皆是。他們都是因為曆史問題或劃上“右派分子”而斷送前程的。我們親眼見到一位美院教授朱東潤先生，當時已年過六旬，一天到晚沉默寡言，獨自勞動，獨自休息，極少與人往來交談。一閑下來就拿出小本本寫生，隨心繪事，消極對待勞教。見到那些高級幹部、專家和藝術家的遭遇，我才明白自己算老幾，太渺小了，反而有一種思想解脫感。心態就會平靜下來，去麵對現實，麵對人生的未來。
　　一段時間內，勞教人員中出現“離婚熱”。天天都能聽到某人離婚的消息。見到他們恍惚的神態，自己不覺亦在膽寒。離婚很簡單，隻要女方提出，沒有不離婚的。這事後來驚動二工地的領導陳繼發隊長。他動了惻隱之心，也是出於對勞教人員的教育改造，抵製這種單方提出離婚的要求。記得他在大會上講：“隻要你們表現好，又不願離婚，我堅決支持你們，不批準離婚，請大家放心，我說到做到。”他真的做到了，許多提出離婚的妻子都被他罵了回去。他說：“你們不幫助丈夫安心改造，把他們逼到死路上去，良心何在！”這一說，真的挽救了許多瀕於危機的婚姻。陳隊長的確是個大善人。
　　我沒有出現婚姻危機，感謝妻子的深情。其實，妻子的苦難比我還深重。她孤身一人棲身娘家，臨產在即，無人關照和安慰。雖有父母，都臨暮年，孩子就是在這樣的情景下來到人間的。
　　妻子第一次來農場探親時，背上馱著剛出生月餘的大女兒麗芬。我見到她身心疲憊不堪的模樣，一股說不出的心酸湧了上來。她為我吃苦了，冒著小雨步行120裏來探親，真是真情可鑒。勞教人員陸宗萍見狀感慨道：“真像是孟薑女千裏尋夫啊！”此話還惹了不小的麻煩，受大會點名批判。
　　妻子在農場待了兩天，因吃飯與領導管理員同灶，又不收費，在住宿上又有特殊照顧，妻子對勞教所生活還十分留戀。她說：“農場比農村好，農村苦多了。”當時，我哪能理解妻子的話，後來才慢慢知道，“大躍進”給農村所帶來的災難更為深重。妻子曾多次來探親，有時由四姐陪著來，妻子每次來農場都是依依不舍地離去。
　　特別難忘的還是大哥帶著侄子永逸來農場探望我的情景。闊別近10年的手足相見，實在感到太突然，悲喜交加，但我還是慶幸大哥能提前出獄與家人團聚，心頭上的石頭總算落了地。他見到我的第一句話是說：“一見情景我就放心了，你們浙江的確不同，勞動教養更是與勞動改造千差萬別，你要放下心來，好好表現自己，爭取早日出來。”
　　平心而論，當時勞教人員的口糧算是高的，每人每月42斤（幹部才28斤）。由於農場以地瓜（番薯）為主糧（每斤大米換6斤地瓜），按理講足以填飽肚皮，不知何故，大家都像餓死鬼。或許是思想上的傳染，人人都有一副饞癆像，吃魚不留刺，吃肉不去骨。記得一次見到許多人在焦泥灰堆裏煨小死豬而搶著吃，爭得大打出手。許多勞教人員隻顧眼前，將衣物賣掉去換吃的，甚至將很貴重的物品，偷偷拿到農村人家調換食品。我還下水塘裏與大蟒蛇搏鬥，打蛇充饑。在這一段時間裏，人性的弱點全暴露出來，不知羞醜。
　　長崗嶺農場位於浙皖（廣德、長興）交界處，一段時間裏安徽的形勢比浙江嚴峻得多，聽說到處有餓死人的現象。故而安徽農民擁了進來，看準長崗農場這塊風水寶地，主動要求勞動教養，還說混口飯吃。工地領導當然不收，說：“我們農場的教養人員都是犯過錯誤的人，經公安局批準送來的，怎麽可以隨便收留人呢？”他們仍不離開。個別人還故意作奸犯科，借夜間偷地瓜來創造條件，犯了法以為能夠進農場教養，混飯吃，結果仍被拒絕。
　　自此以後，我們的口糧也減少到每天一市斤或更少。這一減少非同小可，勞教人員情緒很有抵觸。為了能填飽肚子，農場隻得組織人員上山挖金剛刺代糧，不幾天金剛刺堆積如山。吃了兩天，絕大多數人員大便閉塞，肚脹如鼓，結果隻得放棄金剛刺而改吃長毛草。吃了很長時間，身體漸漸虛弱起來。
　　許多人患了水腫病，渾身腫脹，我也不例外。開始用米糠治療，大家吃米糠比吃米粉還覺香甜，搶著吃，但功效並不明顯。死人的情況出現了，在短短的一個月內，全場死了上百人。我們二工地也死了多人。白天勞動還好好的，一覺醒來死了兩個，非常恐怖。那些猝死的人並非全是水腫病人，有些人根本看不出有什麽病情，說死就死。隻有那些偷懶的調皮鬼，怎麽逼也不出工，反而活了下來。
　　事態的發展引起總場的重視，很快成立水腫病醫院，將患有水腫病的人全部集中起來，夥食和醫療條件也改善了許多。我“有幸”得以入院治療。在醫院住了40餘天，病情才基本好轉。我特別感到幸運的是：領導指定我擔任病房大組長。為病號送藥、打飯，平時管理一些衛生和紀律之類。就這樣，我在水腫病醫院住了半年。是病房大組長這個肥差把我的水腫病徹底送走了。
　　兩年時間很快過去了，但為什麽還沒有“新生”的影兒？雖然，每年也有三五位人員解除教養，那太寥若晨星了。記得在進場的時候，都說勞動教養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就可解教回家。為何兩年過去了，還不見有大批“解教”的跡象？大家議論紛紛，思想波動嚴重。管理人員也從不深層解釋原因，隻是說：“你們應該多檢查自己，是否真的改造好了，你們若胡思亂想，對改造是不利的……”
　　關於這個問題，後來才找到答案。解教的早遲，主要取決於國家形勢，當時的“三年自然災害”，能把我們這些人放出去嗎？主要是怕增加社會上的不安定因素，故而隻能留在農場裏。
　　一段時間後，農場為了安撫大家，根據勞教人員的愛好和特長，在勞動之餘開展多種文體活動。成立了籃球隊，每天晚飯後有40分鍾的籃球友誼賽。組織歌詠隊、樂隊，還成立了勞教京劇團。我幾乎都報名參加。特別要指出的是：嘉興、湖州等地來的勞教人員中，京戲迷就有10多位，湖州的諸家貴是名旦票友。嘉興的呂誌強的京胡曾上台為京劇團作演奏。短時間內，弄來行頭和鑼鼓進行京劇排練，我也成為一員京胡配奏。呂誌強大我約2歲，在工具間管理工具，平時比較空閑，我休息時常去向他討教拉京胡。演出時，我作為副手濫竽充數地與他配合。不但在農場演出，春節期間還到附近農村向群眾演出，演了《武家坡》《四郎探母》《捉放曹》《甘露寺》等劇目。在那文藝生活匱乏的年代，還真的受到群眾的歡迎。
　　在近五年的勞動教養生活中，特別難以忘懷的幾件事，有的是以生命考驗為代價，有的是機遇的難逢，還有的是生活中的奇聞趣事，這些都是值得寫一筆的記憶。

　　難忘的除夕之夜

　　長崗嶺是塊土地貧瘠之地，種地沒有肥料是不會有收成的，借助外地肥料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大年除夕夜，泗安突然到了一艘大糞船，必須當夜下貨。於是農場匆匆派了30人連夜到泗安運大糞，盼望已久的春節聯歡會也沒看上，實在是太遺憾。其中就有我。
　　我接到通知，感到十分無奈，但又不敢不去，隻能咬緊牙關接受這次任務。自古道：“最黑除夕夜。”非但如此，除夕之夜還不斷地下著小雨夾雪，大家挑起糞桶擔出發了。在這伸手不見五指的泥濘山路上行走，前麵的人要不斷地招呼“注意跟上”才不會掉隊，滑倒跌跤的事，更司空見慣了。走了兩個多小時，才來到泗安碼頭。一問，糞船還沒有到。大家的心都涼了半截。不得已，隻得在岸邊的屋簷下蜷縮著等待。衣服已經濕透了，直打哆嗦，顫抖不已。此時，隻聽到屋內傳出陣陣歌聲和歡笑聲，知道這是工廠裏的工人們正舉辦春節聯歡會。我們30人，肯定誰也沒有好心情去欣賞！大約等了一個小時，糞船開到。隻聽到一聲：“快上船下糞”。此時，我發起了高燒。就在這個危難時刻，是孫俊和王克強二人把我扶進一家鍋爐房裏，再為我也裝了兩桶糞。鍋爐房裏有兩個工人見狀非常和善地給我一個坐凳，還找出一件舊棉襖給我穿上。我脫下自己已濕透的棉衣，放在爐邊烘烤。孫俊說：“不管怎樣，身體要緊，千萬不要勉強。這樣吧，你若略好一點，就走到距泗安不遠的我外甥女家休息，天亮回場，我回場後盡量向領導匯報你發高燒的情況。”我隻得點頭表示同意。大約又烤了一個小時，高燒漸退了，我這才換上自己的棉衣，挑著糞桶回場。我沒有到孫俊的外甥女家，堅持蹣跚地挪動步子回場。快到二工地時，東方已經發白。可是，糞桶裏大糞已所剩無幾。無奈之下，我在小河井裏裝了一些水，冒充大糞，想蒙混過關，結果受到一頓嚴厲的訓斥。

　　月下鋤草記

　　大躍進處於高潮時期，誰都有點瘋狂，即使是勞教農場，雖無“衛星”可放，也不能例外。場部想出一個“怪招”或是“妙招”——月下鋤草，來配合“大躍進”形勢，即月在中天的那段日子裏，在花生地裏，朦朧的月光下，鋤草兩小時。不論管理員們如何叮囑：仔細再仔細，那些視力差的老人、近視眼者，也難免留著雜草而損傷花生苗。果然，白天才發現許多花生苗“遍體鱗傷”，而雜草仍在。這件事惹惱了領導，一定要追究“破壞者”的責任。找誰呢？後來，也隻得不了了之，月下鋤草的“妙招”也就此作罷。

　　雨夜運磚

　　為了改善幹部的辦公和住房條件，場部計劃建造一幢磚瓦結構的樓房。運磚是一樁艱巨的任務，可是上級領導偏偏不允許在勞動時間去搬運，而打休息時間的主意。於是規定健壯的勞教人員晚飯後每人運磚兩趟，每趟運磚20塊，或瓦片50張，連續運五夜，每夜完成運磚100塊或瓦片250張，才算完成任務。從窯場到二工地足有5裏路程，來去10裏，要一夜完成兩趟。天雖未下雨，但行在高高低低水潭泥濘的毛公路上，是十分艱難的。這種苦頭難以想象。開始尚可，第二趟體力就難以支撐，許多人哭了，無可奈何，中途把磚、瓦扔在路邊草叢中。白天一看，草木叢中都是扔掉的磚、瓦，又無法去追查到某個人。倒黴的是那個負責運磚的管理員，因管理不嚴，把他調離了二工地。

　　布置總部農展館

　　一天，沈會計把我叫去說：“這次要發揮你的特長了，派你去總場布置農業展覽館，做些寫畫的宣傳工作，約一個月。你去後要記住好好表現，拿出自己的真本事，對你今後的改造是有好處的。”沈會計對我一向都很看重，就是不動聲色，常叫我去幫他抄抄寫寫。有一次我到倉庫（因工作進去的）見堆的盡是地瓜幹，順手就拿了一小把塞進口袋裏，估計他是看見的，並未責備。我對自己的不端行為心中感到無比羞愧，以為他一定會批評我一通。怎麽也不會想到，待我抄寫完以後，他竟然拿來一紙包東西交給我說“解解饞吧”。我知道包的一定是地瓜幹，就不好意思地收下了。這時，我才理解他對我是多麽關愛。今天沈會計又推薦我去總場布置農展館，心情十分激動，脫口而出：“沈會計您對我真好。”沈會計隻是微微一笑。
　　總場已經搬到七裏亭，那裏離泗安僅7裏路，離長興也隻有20多公裏。1961年的春夏之交，我第一次一個人到總場報到。總場安排我與平湖中學的美術教師薛老師同住一室。薛老師是浙江美院畢業的高材生，大我15歲，雖然寡言少語，但見到我十分欣喜，頗似他鄉遇故知一般。彼此寒喧以後，又各自介紹了一些曆史原委，得知都是以曆史加“右派”送勞動教養，我們異口同聲地說道：“真是一對難兄難弟啊！”有了知音，精神一下爽朗起來。薛老師是學西畫的，他的任務是要創作一幅3米×4.5米巨幅的以農業故事為體裁的宣傳畫；我的任務是寫一幅同樣尺寸約500字的展覽前言，相對放在展廳最顯眼的位置上，另外還要畫一些插圖標語、裝飾性的標簽等。隔了幾天，朱東潤教授也來了。因為他年事已高，沒有分配具體任務，隻幫助做些設計策劃工作。薛老師和我成為了主角，另外還有兩三人做些宣傳布置的具體工作。一個宣傳組五個人，足足幹了一個月。
　　展館布置得非常美觀大方又扣緊主題。據說與長興縣農展館比毫不遜色。尤其是薛老師的巨幅水粉畫和我寫的“前言”，博得一致讚賞。領導看後，認為“書畫俱佳、珠聯璧合”。總場主要領導參觀農展館後，還命我為總場領導寫了許多毛主席詩詞，布置辦公室。
　　回到二工地不久，我被調到一工地做統計員，負責每日勞教人員的出勤，統計各小組完成的生產進度，上報食堂賬目，寫黑板報等，從此不再參加體力勞動，住上單間，直到我解教回家。

　　解教風波

　　近四年過去了，全場解除教養的勞教員才幾十人，而且基本留場就業。大家十分失望，都說“政府在欺騙我們”。進場時，領導曾再三表態：多則一年少則半年，可三年多都過去了，總應該給我們一個交代，難道是無期徒刑？農場領導聽後，隻是搪塞敷衍，似有苦衷難言。勞教人員的思想又開始波動起來，勞動不積極，沒有上進心。
　　農場領導開始對勞教人員客氣許多，少批評多安慰。後來還采取措施，擴大回家探親人數，放鬆活動範圍，休息天還可以成群結隊去泗安。這樣做的確緩解了大家的消極情緒。
　　終於等來了解教的高潮，大家無不歡欣鼓舞，期盼著回家與親人團聚。哪裏知道仍有半數以上的人員要留在農場，繼續改造。大會上宣布孫俊、伍連喜解除教養，回家生產。而我呢？卻是“繼續改造一年”，還有兩年、三年的。我一下崩潰了，失望極了，真不知自己錯在哪裏？心裏很不服氣。
　　有一次，沈會計找我談話，語重心長地告訴我：“我來給你交個底，此話是不準對他人講的。考慮到你的情況，讓你思考思考，對你有好處。”他說：“這次解除勞教人員，並非全部根據表現，表現好的也有相當一部分繼續留場改造。首先考慮的是解教後的接受單位，因為你的老家和工作的地方都不願接受你落戶，你若能在你妻子所在地弄到接受證明，馬上就可以解除教養，回家與妻兒團聚。”
　　聽了沈會計的一席話，真是茅塞頓開，我迅即給妻子寫了一封信，詳盡告之不能解教回家的原因，叫她千方百計弄一張生產隊的接受證。這是關鍵之所在，能否回家，全靠這張紙。信寄出後，時隔半年，妻子終於來信了，接受證明也開來了。我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交給領導，等候佳音。
　　妻子來信告之，開這張接受證費盡千辛萬苦，生產隊的部分領導和社員堅決不同意接受，她幾乎到每戶社員家苦苦哀求，少數社員表示同情接納，結果沒有通過。她萬般無奈，找到另一生產隊的小隊會計夏永根懇求。夏會計出於憐憫和同情，證明果然開出來了。當我了解這一過程後，知道回家後肯定會有大麻煩。怎麽辦呢？回家再說，飛出牢籠，這是關鍵。
　　果不其然，接收證開出一個月後，解教釋放通知下達了。依然是沈會計找我談話，“恭喜你，新生了”，他把解教通知書和戶口遷移證遞給我時，我抑製不住內心的激動和喜悅，道：“太感謝沈會計的教育和關心了，不是您指點迷津，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
　　晚上徹夜難眠，不知是興奮還是彷徨，我又陷入到沉思之中。人生太不容易了，一個災難過去了，今後的路肯定不會平坦。或許，前麵等待我的將是更為嚴峻的歲月和人生考驗。
　　回家那天，我辭別沈會計就匆匆走出一工地，來到山岡上，環視一下，我曾經用生命熬過來的地方，它寂寞無聲。我扭過身去，消失在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