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象:文革陶鑄的政治困境及其下台zt

 

　　 在中共黨內陶鑄以性格耿直，行為磊落，不怕得罪人，敢於且善於鬥爭而聞名。延安時毛澤東點評人物，說“陶鑄額頭上長出兩隻角，總是到處撞人”，又說“這個人做起事來大刀闊斧，也好放炮，渾身是刺。”（鄭笑楓 舒玲《陶鑄傳》）語帶調侃，不無賞識。1950年建政之初，廣西剿匪工作不力，毛澤東指其“寬大無邊”，犯有右傾錯誤，從武漢調陶鑄入桂，代理廣西省委書記，主持剿匪工作。陶鑄不辱使命，大刀闊斧，寬嚴相濟，剿匪和反霸並舉，土改與建政同行，一舉扭轉被動局麵，在規定的半年時限內勝利完成剿匪任務。

　　 剿匪歸來，甫返武漢，陶鑄再度接領毛澤東指令，南下廣東，領導粵省土地改革運動。廣東原本有葉劍英、方方主持工作，葉、方根據廣東地處東南沿海、毗鄰港澳、華僑眾多、工商業較發達的特點，製訂的符合本土實際而較為穩妥的土改政策和措施，受到上級領導機關一些人的非議和指責。毛澤東因而批評廣東土改“迷失方向”，“一開始就犯了右傾的錯誤”，並認為廣東“搞地方主義”。陶鑄根據毛澤東對廣東的批評精神，調整思路，以土改為壓倒一切的工作中心，一麵努力糾正葉、方的“右傾”錯誤，一麵積極采取一係列組織措施，依靠大軍和南下幹部，紮根串聯，放手發動群眾，在全省轟轟烈烈展開土改運動（鄭笑楓 舒玲《陶鑄傳》），使廣東土改步伐很快就趕上了全國節拍。

　　 誠然，在以左治國的年代，糾正一種所謂“錯誤傾向”，非左傾而不可，這就難免“矯枉過正”。陶鑄在兩廣尤其是廣東的作為，也不免有過“方法簡單，處分麵偏寬，挫傷了部分幹部”之處，打擊了一些在戰爭年代“支援過革命的開明士紳”。（鄭笑楓 舒玲《陶鑄傳》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年11月，228頁）以至葉劍英後來不無情緒地說道：“陶鑄這個人，在廣西一腳踢開了張雲逸；到廣東，又一腳踢開了我葉劍英。”（楊立《古大存沉冤錄》）

　　 建國之初，陶鑄兩度臨急受命，充當“欽差大臣”，履職兩廣，均審時度勢，雷厲風行，打開局麵，顯示出其強悍的政治工作能力和卓有成效的地方治理水平，讓毛澤東深感滿意，為主政廣東進而統轄中南奠定堅實基礎。其後，陶鑄一直立足南粵，認真執行中央的路線方針與政策，成為文革前毛最為信任依賴的地方大員之一。

　　 1964年年底在中央四清工作會議上，毛、劉因四清工作重點指向問題再次發生衝突。會後江青請陶鑄曾誌夫婦看京劇《紅燈記》，毛澤東對會上之事心有耿耿，對著陶鑄忿忿不平地說：“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尿！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些話的嘛！”隨後，陶鑄夫婦應邀參加毛澤東壽宴，與毛圍坐一席，而劉少奇等與其他大區書記排在另外兩桌。（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誌回憶錄》）隻此一例，可見陶受信任，非同一般。

　　 1966年當毛澤東發動文革倒劉以重組中央權力時，陶鑄脫穎而出，從地方進入中央，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宣部長，順理成章 。陶鑄調任中央，除了能力和水平，另有一層因素，不可忽視，那就是曆史上陶鑄與劉少奇有過間隙。陶、劉初識於延安，整風時劉少奇負責審幹事務，陶鑄擔任軍委秘書長，一度成為“靶子”。柯慶施挨整，陶鑄仗義執言，認為“劉少奇比較偏，評論不太公正”，對劉“敬而遠之”。高崗事件中，陶鑄“向劉少奇開了一炮，” （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結下芥蒂。

　　 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政治局常委，“原先陶鑄排在較後麵，主席親自用紅筆把陶鑄勾到總理之後，陳伯達的前麵”，成為第四號人物。（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在新的權力格局中，陶鑄被安置在顯要位置，除了製衡，他的“炮筒”作用在考慮之列，是不言而喻的。

　　 全會前夕，江青找到陶鑄，告訴陶鑄毛澤東將主持批劉、鄧的民主生活會，希望他能帶頭發言，有所表現。在江青看來，以陶之受毛信任與重用，加上陶、劉之間曾經的芥蒂，陶鑄順水推舟應在情理之中。

　　 陶鑄被打倒幽禁在家後，對曾誌回憶說：“江青要我在會上打頭陣，要我向劉、鄧放炮。我沒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對她說，我剛來中央，對情況一點不了解。” “我沒有照他們的意圖打頭陣，甚至從頭到我也沒有發言，江青他們肯定不高興。”（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

　　 文革江青，尤其是文革初期，言行代表毛澤東。所以江青登門，是傳達毛澤東的旨意。陶鑄出人意外地予以婉拒。“沒有照他們的意圖打頭陣”，“他們肯定不高興”，這個“他們”，主要指的應是毛澤東。

　　 被期待的“炮筒”第一炮就“啞火”，毛澤東自然心有不悅。但盡管如此，以剛來中央不了解情況為由和托辭，也還說得過去，毛可以接受，加上對其6——7兩個月的工作基本滿意，所以沒影響其後的提名常委。但在寫出《炮打司令部》，公開與劉決裂之後，陶鑄態度依然曖昧，立場不堅定，不僅批判劉鄧表現不力，執行的還是原來劉鄧的老一套，而且在關於文革運動發展一些重大問題上，如要不要黨委領導、工礦農村開展文革、抓革命與促生產等，遲遲不能跟上毛澤東文革思想發展節拍，甚至堅持按照自己想法一意孤行。讓毛澤東感到的恐怕遠不是“大失所望”所能傳達的了。

　　 陶鑄何以如此？為何批劉鄧態度曖昧，表現不力，遲遲不能跟上毛澤東文革思想發展節拍？

　　 請看陶鑄自述：

　　 “解決高饒事件的七屆四中全會結束後，劉少奇找我談了一次話，我承認自己在高崗問題上犯有錯誤，同時也談了對劉的意見。劉少奇聽後，非但沒有批評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釋，並承認了他看人可能有些偏。”

　　 “經過這次談話，我對劉少奇的觀感有所改變。以後劉少奇去廣州，以及我來北京開會，接觸就比較多起來，對劉少奇的好感也就漸漸增加了。我覺得劉少奇這個人，有意見可以提，盡管我在財經會上放了炮，但是他不計前怨，還是找我談心，待我不錯，對中南的工作也很重視和支持。尤其一九五九年三年困難時期以後，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方針政策上，我都是讚成劉少奇的觀點的。”

　　 至於“與鄧小平的關係，那就更好了。” “如果黨內允許拜師的話，當主席的學生我不夠格，但我願拜鄧小平為師。” （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

　　 陶鑄在中央工作的一切行為表現——執行劉鄧路線、批劉鄧不力、與毛澤東文革思想不合節拍等等，都在這段自述中，尤其是“一九五九年三年困難時期以後，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方針政策上，我都是讚成劉少奇的觀點的”這句話中得到了解釋。

　　 原來，陶鑄不僅與劉少奇個人恩怨早已冰釋，而且讚同劉關於社會主義建設方針政策的觀點。但很不幸，陶鑄所讚同的劉的觀點卻正是與毛澤東相對，不合於毛澤東思想之處的，是毛劉矛盾衝突的根本原由，也是毛澤東要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的最初原故。

　　 帶著這種認識，我們回放1966年的曆史鏡頭，可以看到陶鑄到中央的工作，尤其是八月之後，他其實是陷入到一種政治困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內心深處陶鑄並不支持《炮打司令部》，因為文中所指“1962年的右傾”，在陶鑄看來恰恰是正確的，當然更不認同打倒劉鄧。劉少奇和鄧小平等有錯誤，包括他自己也有錯誤，當然可以批評與鬥爭，可以降職與調離，但那種戴高帽掛牌子批鬥涉及人身攻擊侮辱不可以，徹底打倒更不可以，因為畢竟都是為黨奮鬥了一輩子的老革命，是黨和國家領導人。而且這是黨內分歧與矛盾，應是允許存在，也是必然存在的，把黨的內部矛盾激化上升為敵我矛盾，弄成水火不容，你死我活，這就走向了極端化、絕對化。不僅如此，以天下大亂的方式發動全國廣大群眾參與其中，這樣的運動鬥爭方式陶鑄是難以認同和接受的。

　　 但他又不能公開表示不讚成。毛澤東是黨的主席，也是他衷心擁戴和敬仰的領袖。而運動是主席親自發動領導的，打倒劉少奇是主席的意誌和要求，必須遵循貫徹執行。

　　 一邊是有遇於己的黨的主席，一邊是思想與感情都接近的劉鄧（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麵對選邊站隊，陶鑄經曆了怎樣的思想鬥爭與衝突，我們不得而知。但從曾誌66年9月從廣州到北京後的一個觀察，不難窺得一二： “陶鑄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每當他坐下休息的時候，總是用手指無意識地在沙發上畫來畫去；或者背著手，低著頭在室內很不安地度來度去，眼神陰鬱，麵色鐵青”，“心事重重”。（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

　　 陶鑄必須執行毛澤東旨意，按照文革部署要求，對劉鄧路線展開批判，但他正直磊落的性格讓他又不能太多違背自己的良知，對自己的同誌落井下石，做自認為不利於黨和人民利益的不正確的事；幾十年的政治經驗也在告訴他，運動不能脫離黨的領導，需要依靠黨的組織，來保證各級黨政機關正常運轉，維持正常生產秩序與社會穩定。

　　 於是我們看到，批劉鄧會上，陶鑄一言不語，保持沉默；在新聞宣傳上，一如既往地把劉鄧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對待，安排國慶活動報道時，要求所有常委的照片都要見報，盡管此時劉鄧的政治命運搖搖欲墜，危在旦夕；看到調人充實書記處，加強書記處工作領導，提出工礦農村開展運動應慎行，以不影響生產為前提；看到經濟生產受到衝擊影響時，出台抓革命促生產社論，強調穩定生產的重要性；在安亭事件上，堅持中央不許成立跨行業群眾組織的決定，不同意上海工總司成立的合法性。

　　 就這樣，陶鑄從原來自稱“隻左不右”（李銳《廬山實錄》）的毛派，變成被指為“形左實右”的“保皇派”。陶鑄所以如此，誠然是他內心經曆了反複糾結與痛苦掙紮之後作出的自認為符合原則和正確的主動選擇（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這種選擇，看起來是遵循黨性原則和良知所作的“對”、“錯”選擇，更深入地看，何嚐不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影響人至深的“道”、“勢”考量選擇。

　　 眾所周知，在中國傳統政治，“道”是理想的社會政治秩序和價值係統的象征，“勢”代表君主的權力與權威，在國家統治和社會治理過程中二者之間常常存在一種緊張關係。儒家以“道尊於勢”、“從道不從君”為主張和標榜，調處二者的矛盾與衝突。

　　 在現代，我們把最高權力看作“勢”，把符合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正確政策主張和措施看作“道”，那麽在中共黨內，毛澤東在革命戰爭年代無疑既代表“勢”又象征“道”，是“道、勢合一”，二者的集合體。但到了大躍進失敗之後的1960年代，這一情況發生了變化，“道”“勢”出現分離，主席依然是“勢”的象征，但“道”開始逐漸離其而去，不再具有往昔“道、勢合一”的神聖。

　　 陶鑄當時是否就有這種認識，我們不能確定，但從他所說“三年困難時期以後，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方針政策上，我都是讚成劉少奇的觀點的”，可以肯定，他認為劉少奇的政策主張符合實際，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是正確的，既為正確，打倒就缺乏正當性，不具有正義。如是，用當時“兩條路線”話語，所謂的“劉鄧路線”無疑具有了“道”的意味。這同時也就意味著，陶鑄在中央，陷入到“道”“勢”衝突困境，他承受著“從道”或“擇勢”的拷問與糾結，麵對何去何從的兩難選擇。

　　 如同曆代光明正大守正不阿的名臣一樣，陶鑄遵循良知，在“從道”與“擇勢”之間，選擇了“從道”。（陶鑄有言：不能再跟了，再跟下去，我在曆史上就變成罪人了。見“對話杜導正”，《南方人物周刊》，因此被打倒下台。

        陶鑄垮台的第一個明顯信號出現在1966年11月28日。這天在首都文藝界大會上，江青發表講話說：“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沒有陶鑄，是疏忽，是遺漏？非也。江青講話，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12冊），是有意為之，在向外界發出信號，陶鑄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線上的人。果然，一些敏銳之士心領神會，很快各種不利於陶鑄的消息就出現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在此之前，已有跡象顯示陶鑄頭上出現了一團政治危機的烏雲。據當時風頭正勁、陶鑄垮台後接任中央宣傳主管的王力回憶，還在9月毛澤東就對陶鑄流露出不滿，認為陶鑄用起來不那麽順心；10月中央工作會議所提出的“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主要針對的對象，就是陶鑄（《王力反思錄》 ）。而陶鑄耿直的性格不忍於江青的頤指氣使，為工作問題多次與江青發生衝突，甚至拍桌怒懟（《王力反思錄》 ）。結怨江青，成為被打倒下台的催化劑。

　　 到了年底，陶鑄垮台進入倒計時。12月27、28日接連兩天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批陶生活會，陳伯達被推為主要發言人（《王力反思錄》）。陳伯達和陶鑄以往有著“非常好的”私誼關係。陳伯達不善交際，自述： “如果說，我在黨內有什麽朋友的話，那陶鑄同誌就是我的一個主要的朋友。” （《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參見《王力反思錄》）然而，陳卻會上毫不客氣地充當批陶主力，係統提出陶到中央工作以來所犯思想路線方麵錯誤，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前執行劉鄧路線，之後，不但繼續執行，而且繼續推廣劉鄧路線，如陶鑄所領導的中南局以“反右”、“抓黑鬼”精神層層部署，出現大量逮捕關押革命群眾的事件。（《王力反思錄》）

　　 曆史在這裏顯出其吊詭和複雜性，需要稍施筆墨加以梳理與辨識。文革初期毛澤東駐住杭州，授權劉少奇領導運動。因運動的史無前例，又始於文教領域，劉鄧遂根據幾十年形成的黨領導開展工作的傳統做法，派出工作組，按照當年反右模式，將眾多文教領域的權威人士作為鬥爭目標打成黑幫，把大批大專學校師生活躍分子當成右派進行揪鬥。激怒了一大批已發動起來的包括紅衛兵在內對官僚體製頗有積怨的革命群眾。《炮打司令部》所指“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正此之謂也。

　　 陶鑄作為書記處常務書記，執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鄧指示精神，是組織原則，屬執行錯誤。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陶鑄蕭規曹隨，不改其非，既是思想認識原因，也與性格因素有關。堅持黨對群眾的領導，強調運動不能脫離黨組織而自行開展，是陶鑄對運動的基本看法，也是長期從事政治領導、主政一方獲得的工作經驗。陶鑄性格的倔強執拗使其傾於堅持己見，自以為是的，貫徹到底，輕易不變。

　　 陶鑄認為，發揮各級黨組織領導作用，依靠平時爭取進步而靠攏組織的群眾骨幹力量，是黨領導運動的一貫做法與模式，需要維持與繼續。所以，盡管劉鄧業已挨批靠邊站，但陶鑄並不認為其做法錯誤，至於具體執行過程出現問題，則另當別論；更不認同把矛頭指向黨內，對準黨委。因此，那些被“造反有理”鼓動起來大膽批評官僚主義、向黨委造反的群眾，自然而然被視為不良之徒，是聚眾鬧事，胡作非為，圖謀不軌，反對黨的領導。反對黨的領導，就是反黨，當然就要打擊鎮壓，當年反右不就是如此。

　　 從黨的角度，陶鑄這一做法沒錯，但從人民群眾，從當時憲法賦予的“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權利角度，這一做法大可值得商量。因為在文革初期這一特定時期的特定時段，由於黨的主席為了一種特定政治的需要，賜予了人民群眾某種自由（時間很短，不久收回），公民的憲法權利被激活，具有了當下的合法性。因此，當年那些被打成反黨的右派言論，如今滿街再現卷土重來，成為名正言順的革命左派言行。也因此，堅持黨的利益與維護群眾的利益出現了衝突，堅持黨的利益意味著壓製群眾利益，維護群眾利益勢必要削弱黨的利益。此真所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時勢在變，陶鑄沒變，他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與時俱進，以至授人以柄，成為被批的口實。

　　 毋庸諱言，陶鑄在這一問題上犯下錯誤。但盡管如此，不以一眚掩大德，在其他大的原則和是非問題上，陶鑄大都是對的。道尊於勢，從道不從君，陶鑄站在了曆史正確的一邊。

　　 陳伯達在生活會上的長篇發言，係統批陶，令陶鑄頗感意外（《王力反思錄》）。此前對陶鑄陳伯達曾私下打過招呼，陶鑄或者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或者不以為然？而一經會上提出，就有了大不相同的意味與效應。陶鑄沒想到自己問題如此嚴重，深受打擊，兩人關係從此破裂。晚年陳伯達反思及此，心生愧疚。（《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

　　 其實，陳伯達與陶鑄在關於文革的一些問題方麵，如中央文革小組的定位，對安亭事件的態度，最初都能持相同的基本看法，隻不過陳伯達性格軟弱，遇事怯懦，左右搖擺，輕易改變主意，大多委曲求全，不能始終如一，與陶鑄的耿直強硬堅定不移，迥然有別。這一區別不僅使批劉鄧會和批陶會上兩人有大不同的表現，形為鮮明對照，更讓兩種不同為人與品格立顯高下。在今天人們或可以認為陳伯達趨炎附勢，不夠朋友，但更需要的應是反思黨內鬥爭以鼓動朋友出麵揭發來打擊被批者意誌這一做法，及其造致人際關係緊張惡化的現象。是次會上陶鑄首次被戴上“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是沒有劉、鄧的劉鄧路線代理人”兩頂大帽。（鄭笑楓 舒玲《陶鑄傳》）

　　 陶鑄命運岌岌可危。重壓之下，見了林彪。陶鑄與林彪私交甚好，是可以不經預約直接見林的少數人之一。在陶鑄問題上少見林彪有何態度表示。這次會見，能看到的，是林彪以“被動被動再被動”忠告陶鑄。（李德、舒雲《林彪日記》（下））。

　　 真正最後一擊、將陶鑄打倒的是67年1月4日。這一天中央文革接見中南地區“專揪王任重造反隊”，江青、陳伯達、康生宣稱陶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執行者”，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把陶鑄問題公開化，推向了社會。當天中南海門外的高音喇叭傳出“打倒陶鑄”的口號。周恩來當晚打來電話，囑咐陶鑄： “這幾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外麵紅衛兵正在揪你，不要惹出麻煩。”從此陶鑄便失去了自由，不久被剝奪了原有的政治權利。（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中國排名第四的政治人物，就這樣以莫名其妙的方式黯然離開了政治舞台。

　　 陶鑄下台的方式的確蹊蹺，難以捉摸——沒有通過會議討論，沒有具體文字決議。有人根據毛澤東指斥陳伯達和江青的一節訓話——“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人幹的。”（《毛澤東年譜》第6卷，1966-1976）認為打倒陶鑄是陳伯達和江青所為。未免膚淺。且不論此說發生在67年2月10日，居陶鑄垮台1個多月之後，是為平息黨內高層對不經中央會議討論通過就打倒陶鑄頗有不滿，而發泄怒火，也不說陳伯達、江青是否具有資格和能力打倒一個常委，隻看1月8日毛澤東召集會議，談論陶鑄時所說，就能看出明白，得出究竟。毛澤東說：“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不老實。……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你們也沒有解決，紅衛兵起來就解決了。”而如果真地認為陶鑄不該打倒，在此之後到陶鑄被批鬥受折磨至病故，長達近3年的時間，何以陶鑄問題沒有任何解決？則進一步說明問題的實質。

　　 但曆史沉澱之後仍有疑惑之處，讓人難解其中意味。政治局批陶生活會結束翌日，即12月29日，毛澤東主持常委會擴大會，“批評江青未經中央批準就擅自指責陶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毛澤東年譜》第6卷，1966-1976）會後單獨留下陶，與其談話。毛澤東先是批評江青，說：“江青這個人很狹隘，容不得人，對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接著說：“你這個人啊，就是說話不注意，愛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處處注意謙虛謹慎。”並再次要陶鑄早點離京下地方視察，呆上2、3個月時間。此前11月毛澤東就指示陶鑄下到中南地區視察運動發展情況。陶鑄因事纏身一直未能動身，便向毛澤東解釋，安頓好工作過幾天就下去。毛澤東與陶鑄談話“態度十分親切”，沒有任何不利於陶鑄的跡象，讓陶鑄感到自己問題沒那麽嚴重，懸石落地，陰霾消散，一進家門就興高采烈迫不及待地告訴曾誌：“主席今天保了我。”（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

　　 然而，時間不過一周陶鑄便失去了自由。這一周時間內究竟發生了什麽，以至讓毛澤東改變了主意？或者如曾誌所指出，陶鑄太過天真，沒有看出這一天是自己政治生命的回光返照？（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

　　 作為讀史者，我們費盡猜詳，不得其解，唯一能夠知解的是，陶鑄事件典型地反映了文革時期中央政治的雲譎波詭與變幻莫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