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下台以後，在他的住處以口述錄音的方式留下了他的記憶。錄音很快被轉成文字遞送出境，錄音帶也在後來運出，整個過程秘密進行。這些材料被迅速翻譯成英文出版。回憶中有相當一部分談到與中共領導人的交往，其中對毛澤東的描述和看法，從一個獨特的角度為毛留下幾筆生動的剪影。
身為蘇共頂級官僚，赫魯曉夫的陳述固然不可全部當真，但至少可以對照其它史料印證當時討論了什麽，以及在他的印象中雙方如何應對。至於他對毛的評價，盡可看成眾說紛紜中的一個特殊評判者的聲音。說他特殊，不僅因為他跟毛多次直接交往，而且因為毛對赫氏格外警覺和憎恨，以致把他晚年心目中的黨內主要政治對手稱為 “中國赫魯曉夫”。這對赫氏可謂獨一無二的殊榮。
赫魯曉夫的錄音材料在 20 年間分批跨境傳遞。後續部分在首卷出版後才抵達，是前期傳出材料的刪除、缺失部分的補遺，以致最後形成的三卷本是互補的，避免重複。值得一提的是，首二卷 (回憶錄的主體) 的英語翻譯塔爾博特 (Strobe Talbott) 是美國外交界的俄國事務專家。他在編譯過程中留下的簡介和腳注為英譯本增色不少；那時他還在英國牛津大學留學，與後來的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同窗。後來他在1994 – 2001 年出任美國副國務卿, 2002 – 2017 年任布魯金斯研究所總裁。
斯大林不待見毛澤東
赫魯曉夫說：“斯大林始終對毛持相當的批評態度。他曾經說過，毛澤東是一個人造奶油版的馬克思主義者。從純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看，他給毛的的這個標簽恰如其分。” “斯大林批評毛偏離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不考慮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依賴農民的力量。他取得的勝利可算是奇跡，但扭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因為其成功沒有工人階級的參與。充其量，毛澤東屬於小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來說是個異己力量。”
斯大林的這些評語，用今天的話語，可以翻譯成毛是山寨版的馬克思主義者，盡管毛澤東大可為 “山溝裏的馬克思主義者” 感到自豪。其實，是否馬克思主義者在這裏不是關鍵，因為人們同樣可以問：斯大林是否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怎樣界定誰是馬克思主義者？誰可以界定? …… 等等，然後引入無休止的爭論。這裏的關鍵是我們看到斯大林對毛極不信任，骨子裏不把毛看成自己人。赫魯曉夫親耳聽到過斯大林問他圈子內的同僚：“這個毛澤東是個什麽人？我一點都不了解。他自稱馬克思主義者，但絲毫不懂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或者他根本不想懂。” 對此赫氏有同感，他說，“斯大林通常對毛澤東感到困惑，我也覺得毛的邏輯很難弄清。”
毛澤東背負的這條“人造奶油” 標簽流傳很廣。他顯然知道斯大林的說法，而斯大林也知道這話會傳到毛那裏，沒準就是有意說給毛聽的。以毛的細致和敏感，不難意識到斯大林本是有意言之。這種 “你知我知” 可以循環下去，從他們的互動中能看出端倪。赫魯曉夫舉了一個例子: “毛請斯大林推薦一位熟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家，幫助編輯他戰爭年代的講話和文章。毛當時正在出版自己的文選，希望有人把關，篩查其中的理論錯誤。不用說，斯大林很樂意，認為這表明毛無意在中國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上標新立異，而願意用斯大林的眼光看世界。當然，毛正是希望斯大林這樣認為。” 赫氏看出了毛的意圖，斯大林當然也會看出；毛澤東同樣不會忽略對方能看穿。
盡管赫魯曉夫認同斯大林給毛貼的標簽，卻不完全讚同斯大林對毛和中共的做法。赫魯曉夫認為斯大林在這方麵顯示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傾向。赫說自己當政時盡力防止高人一等的姿態，以維護兩黨兩國的關係。當然，我們不會忽略赫魯曉夫如是說的背景，即他是斯大林的強烈批評者，並斷言斯大林種下了蘇中破裂種子，努力洗脫當局有關赫氏斷送了蘇中關係的指責。
赫魯曉夫對毛澤東的鄙夷和反感
赫氏在國際政壇出了名地口無遮攔，言詞粗率，這在他的回憶錄中活靈活現。盡管他對大多數中共領導人不乏讚譽，卻毫不掩飾對毛的厭惡，其間用語竟不避種族歧視之嫌。看看這一段: “政治是一場博弈，而毛澤東玩起政治來帶有一種亞洲式的狡黠，參雜他特有的巧言令色，背信棄義，野蠻報複， 和欺詐。他欺騙我們多年，直到我們看穿他的伎倆。塔列朗 (法國外交家) 曾說過：‘外交家長了一張嘴來掩飾自己的想法。’ 政治家同樣如此，而毛深諳此道。記得蘇共二十大後，毛說，‘赫魯曉夫同誌擦亮了我們眼睛。他總是向我們傳播真理。我們會進行改革。’ 但我始終有所警覺。我知道他什麽時候糊弄我們。”
赫魯曉夫早在 1954 年第一次訪華後就斷定，“我們跟中國的衝突將無法避免。” 他說，“我得出這個結論的根據是訪華期間毛的各種言論。在北京訪問期間，氣氛是典型東方式的。人人表現出難以置信的客氣和諂媚，但我看透了他們的偽善。我到達時，毛和我熱烈擁抱，親吻雙頰。我們躺在遊泳池邊像老朋友那樣聊天。但這都透出一種惡心的甜膩，令人作嘔。毛說的話使人警覺。我一直弄不明白他的真正意思是什麽。有時我覺得這是因為某種中國特色和中國思維。在我看來，他的言談有時顯得太簡單，有時太複雜。”
赫氏沒有進一步說明毛當時的什麽言論使他預感到後來的衝突。他的回憶談到兩人後來討論中國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和毛的 “帝國主義是紙老虎” 的觀點。赫魯曉夫對兩者都表示不同意。百花齊放是中國內政，“紙老虎” 論則牽涉國際安全戰略，偏偏毛澤東對後者頗有發揮。
1957 年莫斯科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上，毛發表了後來廣為人知的戰爭論述：“我們不應該懼怕戰爭。無論發生什麽戰爭，傳統戰爭也好，原子戰爭也好，我們終將獲勝。如果帝國主義發動戰爭，中國大不了失去三億人。那又怎麽樣？戰爭就是戰爭。隨著時間過去，我們會生出更多娃娃。” 赫魯曉夫回憶說：“我當時坐在孫夫人 (宋慶齡) 旁邊。毛繪聲繪色的描述引得她笑出聲來，毛也笑了，我們跟著附和笑了起來。…… 其他聽眾卻是死一般的沉寂。誰都沒有料到會有這麽一番言論。…… 休會時，波蘭工人黨負責人哥穆爾卡對這言論表示憤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人諾沃提尼說: ‘毛澤東說他準備犧牲六億中國人的三億。那我們呢？捷克斯洛伐隻有一千二百萬人。我們會片甲不留。’ 除了毛以外，所有人都在思考避免戰爭。那時的主要口號是 ‘爭取和平，和平共處’。突然來了這麽個毛澤東，揚言不怕戰爭。”
會議期間，毛澤東還舉蘇聯衛國戰爭蘇軍後退到斯大林格勒才反功為例，建議將來蘇聯遭入侵時應該東撤到數千裏以外的烏拉爾，堅守兩三年，然後以中國為戰略後方反擊。赫氏好歹擔任過當年斯大林格勒方麵軍的政委。麵對這貌似宏大的敘述，他看著毛的眼睛，摸不準對方是不是開玩笑，回應說: “我們那時撤退不是出於戰術或戰略考慮，而是在敵人的攻勢前迫不得已。毛澤東同誌，你好像相信斯大林在希特勒攻勢麵前誘敵深入，或者庫圖佐夫在拿破侖攻勢麵前有意誘敵深入。兩者都不是。我們那時準備不足，幾乎亡國。下一場戰爭不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演。當年是空戰和坦克戰，而將來的戰爭會以導彈核攻擊開始，不會有戰略撤退和三年防守。” 毛表示他不同意。赫氏私下認為毛的宏論如同兒戲。誰也說服不了誰。
經濟合作的紛爭
赫魯曉夫回憶中關於兩國經濟合作的部分，有不少中方得寸進尺、出爾反爾的故事，跟幾代國人聽到的蘇聯援華的斑斑劣跡形成對照，諸如背信棄義、單方麵終止合同、突然撤走專家等等。這裏舉一個毛澤東親自經手的項目為例。
赫魯曉夫首次訪華時，看到中國麵臨嚴峻的就業問題，而蘇聯西伯利亞卻勞工奇缺。他向毛建議引進一百萬或更多的中國工人開發西伯利亞林業，認為這對雙方都有利。毛澤東的回應卻令人意外。他注視赫魯曉夫良久，然後收回目光，平靜地說：“赫魯曉夫同誌，您知道，長期以來中國被看成人口眾多、經濟落後，因為失業嚴重而成為廉價勞動力的來源。但您要知道，這種看法對我們中國人構成傷害。這個建議竟出自您，這令人很為難。如果我們接受您的建議，會引起外界對中蘇關係的誤解，認為蘇聯跟西方資本主義一樣看待中國。” 赫魯曉夫覺得毛是刻意居高臨下，但一個直接的建議竟會被拿來跟資本家相比，局麵著實難堪。他隨後說，“毛澤東同誌，我們實在無意製造困難。如果這會傷害中國的民族自尊心，我們收回這個建議。”
隨後蘇聯代表團離開北京到東北訪問。返京後，中方有人重新提起這個項目。蘇方提醒，毛澤東不讚同這個建議，對方卻回應說毛現在願意對蘇聯提供幫助，開啟這個項目。蘇方不免納悶，說好了的維護民族自尊呢？作為起始建議者，蘇方發覺自己處在一種不便拒絕的境地。他們勉為其難，達成協議引進二十萬中國工人到西伯利亞。第一期合作完成後，盡管中方一再提出續約，蘇方就此打住，推脫說蘇聯通過國內調節解決了西伯利亞勞工短缺的問題。
赫氏在他的回憶錄透露，其實這時蘇聯有了另一層擔心：如果中國勞工的輸入成為常態，西伯利亞遲早會成為中國人的天下。看來出爾反爾不是單方麵的。
赫魯曉夫嘲諷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
據赫魯曉夫觀察，中共建政初期一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似乎在提供一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範例；但這時毛開始濫用他的權力，雄心勃勃，提出了五年超英趕美。“我們看到這口號時，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作為領導人，鼓勵技術和經濟進步固然無害，但在這麽短時間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想法太荒謬。”
對中國的人民公社，赫魯曉夫從馬列主義理論原理出發予以批評：“列寧曾經說，農業集體化應該建立在機械化的基礎上, …… 而中國不僅沒有足夠的拖拉機，他們甚至沒有足夠的木犁。” “將生產資料集體化是一回事，而把個人物品充公則是另一回事，這必然帶來難以預見的惡果。” 接踵而來的是中國農業凋零和大饑荒。
工業也搞砸了：“工業設備嚴重毀損，因為他們聲稱機械設備的產能設定是 ‘資產階級觀念’，宣揚他們可以獲得遠超蘇製設備技術手冊建議的產能，結果是設備壽命銳減。有技術專長的工程技術人員被指責崇洋媚外和搞破壞，被安排去打雜。經濟陷入無政府狀態。” 土法煉鋼的小高爐像瘟疫一樣遍布全國。“據說孫夫人家的院子裏也有一台，不知道有沒有生鐵出爐，隻聽說她拿出一些向來訪者炫耀。”
混亂高潮中周恩來向赫魯曉夫提出：“我們需要有人指點哪裏出錯和我們該怎樣做。” 赫魯曉夫應請求派出副總理兼國家計委副主任紮夏德科赴華了解情況。他訪華後返蘇報告說：“隻能怪他們自己。我看了一家工廠，平爐、高爐、軋機都一團糟。我召見廠長，來的是個退伍軍人。我問周恩來, ‘留蘇畢業的鋼鐵工程師哪裏去了？’ 他說他們在農村 ‘重塑無產階級意識’。看得出周覺得整個局麵很愚蠢，但是他無能為力。大躍進不是他的主意。”
赫魯曉夫這樣評估毛澤東的動機：“大躍進是毛澤東的發明，與其他人無關。他想顯示一個獨特的建設社會主義的中國方式。他想向世界展示他的天才領導，尤其是向社會主義世界。”
赫魯曉夫抨擊文化大革命
赫氏嚴責文革期間對毛的個人崇拜，著墨甚濃。“顯然，長期以來毛希望人民不僅把他看成領袖，而且把他當作神。…… 當然，這種現象在我們國家出現過。斯大林在世時，人們聽到他的名字就從座位上蹦起來再坐下去，都成了我們的行為文化。…… 毛把他的語錄刊印出來，要人人學習，記在心裏。我在中國人自己製作的影片中看到，人們像白癡那樣反複誦讀毛的語錄。人類尊嚴淪落到這種地步，我感到惡心。 ” 他說，“文化革命根本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是與中國黨和中國人民直接作對的。”
赫魯曉夫把毛的文革比作斯大林的大清洗：“這在中國叫做文化革命，而在我們國家，叫做 ‘反對人民敵人的鬥爭’，半斤對八兩。斯大林和毛澤東都強化個人獨裁；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個人專製，把個人淩駕於無產階級、黨、和自己的同僚之上。” 赫魯曉夫不認同毛是瘋子、已經失智的說法，認為毛精明過人且工於心計，不會在權力鬥爭中落敗。他拿毛的整人方式與斯大林和沙皇作對比。相較之下，毛更接近沙皇的手段：斯大林抓人，沙皇和毛澤東則著重公開羞辱。他列舉了他知道的中共高官，惋惜文革受害者，指責參與迫害的人。赫氏讚許的有劉少奇、周恩來、陳毅、彭真、彭德懷。他對鄧小平評論不多但無微詞。在赫氏筆下，康生被比作毛澤東的貝利亞，是個屠夫、佞臣；林彪猶如斯大林肅反的另一個幫凶葉佐夫；江青則是打手，以文化的名義不遺餘力地迫害文藝人士和知識分子。
不難看出，赫魯曉夫對這些中國高幹的褒貶、劃線跟文革後中國官方的重新評價高度吻合。這麽說來，當年把一大批 “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說成是 “大大小小的中國赫魯曉夫”，並非全無道理。他作這些評論時文革塵埃尚未落定，時間上比中國官方早了十年。赫氏比折戟沉沙的林彪早兩天去世：1971年9月11日卒，終年 77 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