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駐研究所的勞埃德爵士（Sir Geoffrey E.R. Lloyd）是劍橋大學“古代哲學和科學”榮譽教授，因“對思想史的貢獻”於1997年被英國王室授予爵位，兼任多所世界著名學府的訪問教授。他長期研究古希臘科學思想史，強調比較研究的方法，對於古希臘科學與中國古代科學的比較研究，有很多獨特的見解。
勞埃德爵士和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席文（Nathan Sivin）教授合著《道與名：早期中國和希臘的科學和醫學》， 提出用“文化整體”（Cultural Manifolds）的概念進行比較研究，整合複雜曆史問題的所有維度，包括政治、製度、社會、技術等方麵的維度。
目前勞埃德爵士的研究工作是輯錄古代科學對於現代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研究的意義，主題為“古代世界：現代反思”。文獻閱讀會上，他通常先聽大家討論，再娓娓道出自己的看法，聽了我關於清末西方印刷術的研究思路，建議：“研究思路和方向是對的，但要注意地區差異，不局限於上海。可以旁聽歐洲書籍史的課，對你作比較研究有幫助。”又從書架上抽出彩繪的植物學著作，教我比較不同版本的科學插圖。有幸旁聽了他給科學史與科學哲學係碩士生開設的《古希臘與古代中國科學的比較研究》，講解深入淺出，充滿激情和幽默，讓聽課成了一種享受。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詹嘉玲博士（Catherine Jami）主要研究17和18世紀中國數學史，及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對西學傳播的影響，曾受法國政府資助在劍橋大學邱吉爾學院作訪問學者，現在李約瑟研究所撰寫論著《康熙時期中國的科學、西學和國家建製（1662-1722）》。外表柔弱的她，寫起學術批評的文章，卻鋒芒犀利。
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曆史學教授本傑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的著作《以他們自己的方式：科學在中國，1550-1900》概述了16世紀至20世紀初耶穌會和基督教傳教士影響下的中國科學的演變，認為“中國人創造了自己的科學。” 詹嘉玲博士在《東亞研究》上發表了書評，認為該書過多采用二手材料，部分注釋難以追溯原文，並指出有待商榷之處。
她嚴謹的治學態度讓我印象深刻，我在查找印製銅版《黃道總星圖》的意大利耶穌會士利博明 (F.B. Moggi, 1684-1761）的生平，以及被派往法國學習銅版技法的中國人高類思、楊德望的經曆時，她提供線索並提醒我仔細比較不同書籍的觀點。她出借的意大利傳教士馬國賢（Matteo Ripa,1682-1745）的日記對我很有幫助，其中有馬國賢擔任康熙帝宮廷畫師時，奉旨印製銅版畫的經過。
我有幸在研究所遇到的老師們，都熱心提攜後學。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係紀誌剛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數學史研究和中外科學文化交流與比較研究，近年來關注中世紀晚期中國數學在西方的傳播與影響，為此在劍橋堅持上拉丁語的課程，領我旁聽了科學史與科學哲學係講師Kusukawa的課程《文藝複興時期的科學插圖》。
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所長梅建軍教授、赤峰學院張國強副教授、華南理工大學韋曙林副教授和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研究所副所長黃龍祥研究員，亦熱心指點。我常與訪問學者和學友聊天，如劍橋大學考古係的劉歆益、山西大學的趙丹、中國科技大學上海研究生院的陳偉、北京科技大學的方一兵、台灣大學的衣若蘭、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的Ma Eunjeong，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曹聖洙(Philip Cho)等等，笑談間拓寬了視野。
訪問學者之外，來參加文獻閱讀會和查找資料的劍橋大學東方學係、考古係、人類學係、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等係的師生更是川流不息，正如中央電視台《世紀》攝製組在簽名冊上所說：“薪火相傳，於此為盛。”
(海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