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感謝劉鈍老師當年的約稿，將我在劍橋李約瑟研究所的訪學經曆寫出來，發表在《廣西民族大學學報》。非常榮幸曾經作為梅隆基金學者(AndrewMellon Research Fellow)，在世界著名的科學史研究機構，訪問學習了近半年。多年過去，劍橋大學的學院風景仍曆曆在目。如果說中國的文化充滿實用主義，日本的文化透著審美的精致，那麽英國的文化有一種貴族的氣息，即使是沒落的貴族，也有種莊重和雅致。
劍橋的文氣，劍河的靈氣，與江南水鄉有幾分神似。散於水上的橋，風韻各異，拱形橋如彩虹飛架，平臥橋如長笛橫吹，歎息橋像中式園林的複廊，鏤空花窗為美景配上畫框。走在三一學院旁的雨中小巷，期待遇見丁香一樣的姑娘。石板路被行人的腳步磨得油光，偶見有藤蔓爬出了院牆。琴韻書聲，橋影清虹。人處其間，不知是人在畫中遊，還是畫在心中移，多少文人墨客醉倒在這夢裏水鄉。
流水潺潺的賓溪(Bin Brook) 之上，是劍橋的“中國廟”——李約瑟研究所（NeedhamResearch Institute）。李約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1900-1995）的一生都在架橋，溝通父親與母親，中國與歐洲，東方與西方。也許因為難舍劍河的靈秀，走過萬水千山之後，還是回到劍橋，繼續書寫傳奇故事。讀了他的故事，我不禁遙想那科技史研究的殿堂。上天眷顧，賜予一次機緣，讓我來到神往已久的地方。
沿著西爾威斯特路(Sylvester Road)，穿過藤蔓纏繞的八號院門，迎麵是李約瑟研究所的紅瓦磚牆。門前豎立的李約瑟半身銅像，有“胸中存山林，筆下生雲蚰”的風采。園中一座太湖石名“雲蚰”，係中國科學院為李約瑟九十華誕賀壽。庭院深深深幾許，有暗香盈袖，但見一棵傾身生長的菩提樹，守衛著三座藍碑，正是藍碑前的白牡丹，蓓蕾抽開素練囊，瓊葩薰出白龍香。步入門廳，我在簽名冊上留下筆跡，又翻看名冊，細數了來訪者的足跡。
簽名冊第一頁上，有李約瑟研究所前任所長何丙鬱先生的筆跡，中英文簽名非常工整，時間是1968年8月24日，住址在馬來西亞。此後，2002年10月24日和2006年5月25日，長駐澳大利亞的何丙鬱先生再訪，簽英文名Ho Peng Yoke，字如其人，謙遜平和。何丙鬱先生擔任無薪所長，當了12年義工，“做事情擔得起放得下”，就像人們所說，“李約瑟架起了東西文化的橋梁，何丙鬱先生則在橋梁的兩端鋪了很長的路”。他們的架橋鋪路讓更多的訪問學者來到李約瑟研究所，或查找資料，或切磋交流，笑談之間閃現智慧的火花。
李約瑟研究所現任所長古克禮博士（Dr. ChristopherCullen）的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古代數學史，翻譯出版了漢簡《算數書》的英譯本，發表了《古代中國的天文學和數學：〈周髀算經〉》等論著。他對醫學史和天文學史也很感興趣，發表於《科技史》期刊的論文《從〈金瓶梅〉看晚期帝製中國的病醫關係》，分析了美國醫學人類學研究者Arthur Kleinman的研究方法，修改後應用於中國古代，從《金瓶梅》中尋找線索，探討民間的醫療和對疾病的態度，認為文學作品可以從側麵建構作者當時的生活細節，為史學研究提供線索。
古克禮博士兼任國際東亞科學、技術與醫學史學會主席，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係列總編輯，還組織了“李約瑟研究所研究叢刊”(NeedhamResearch Institute Studies)專著係列，定期出版“李約瑟研究所工作文集”(Needham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繁忙公務之外，常見他研讀厚厚的文獻。
古克禮博士幽默風趣，對文獻閱讀會上討論的主題興趣盎然、不斷追問，遇到不熟悉的中文，隨時在詞典上查閱。作為劍橋大學東方學係的兼職講師，給研究生講課，介紹李約瑟成長的文化背景和重要的研究工作，討論“李約瑟難題”，很受學生歡迎。2002年他到中國科技大學演講，我曾初次當麵請教。
到了研究所，他對我的課題——“清末西方印刷術的傳入和影響”頗感興趣，建議從經濟的角度考慮傳統印刷術被取代的原因，推薦我閱讀關於早期化學名詞翻譯的書籍。他知識豐富，思維跳躍很快，一次，在他的辦公室，談到雍正帝的狩獵圖，他就半跪在地毯上，演示拉弓射箭的動作，恰巧看見一隻小鹿到窗前吃草，很是驚喜，便聊起鹿的種類、特征和分布區域來。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劉鈍研究員與李約瑟研究所數次結緣，1992年2月18日第一次訪問，十年之後的2002年5月29日再訪，用繁體字在簽名冊上一揮而就：“十年一覺康橋夢。” 2002年10月29日，“前度劉郎今又來”，應邀劍橋大學岡維爾·凱斯學院（Gonvilleand Caius College）作“李約瑟講席”演講。2006年，他作為李約瑟研究所梅隆基金學人和劍橋大學邱吉爾學院海外研究員（Overseas Fellow）再訪劍橋。
劉鈍研究員主要研究中國數學史、科學社會史特別是明清數學社會史，近年來關注科學史的學科建設、李約瑟問題與科學革命、斯諾命題和科學文化問題等，治學不僅“獨善其身”，更“兼濟天下”，擔任中國科技史學會理事長、國際科學史學會第一副主席等學術職務，為中國科學史事業鼓與呼。
其個人文集《文化一二三》分為“大哉為用”、“鄴架熒輝”、“琴瑟共鳴”三編，每篇文章都鮮活、靈動又具啟發性。“從《大哉言數》到《文化一二三》，可以看到學術領域、學術主題的由中而外、由專而廣的轉變，可以看到收斂性思維到發散性思維的變異，然而，透過這兩部有著明顯不同主題和風格的著作，也可以看到同樣的學術信念和意誌、同樣的學術激情。所不同的是，《大哉言數》是為中國數學史研究辯護，《文化一二三》則是在為整體的科學史事業辯護。”
劉鈍研究員才思敏捷，會通中西，內儒雅而外風雅，2006年3月在中國科技大學演講，聽者雲集，我有幸一睹其風采，更有幸在研究所隨時求教。他總是熱心指點，幫我留意課題有關的資料：劍橋出版社的歐洲印刷史書籍、博物館展出的倫勃朗所作銅版畫、早期傳教士傳播印刷術的資料等等，還告訴我很多有趣的故事。
?1980年春夏之交，他與同學一起，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對冀、晉、陝、豫、魯五省的曆史、地理、人文、圖書收藏，以及新近考古發現作了一次遊學式的考察，親身體會到古人“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哲理。當年的“工作日記”至今還保留著，隨手記錄的速寫非常傳神。
言傳身教之下，其治學方法和研究視角，生活智慧和達觀態度讓我受益終生，亦體會到學問不全在書本，良史三德之“史才、史學、史識”的境界，不是輕易能夠達到的，尤其需要定力與悟性。
（海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