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感懷

八十感懷

感謝現代醫學的進步，我也轉眼80歲了。
首先感謝妻，要不是她的關心，堅決的不停的催促我去醫院檢查，我很可能已經在66歲那年死於結腸癌了。

從心靈深處，我真的感謝我的祖先，我的父母，給了我一個健康的身體和還算聰明的頭腦。感謝祖父，父母親的言傳身教，使我養成了吃苦耐勞的習慣，終生秉持自尊自信自強自立的信念，
使我具有作為人的愛心和良心：雖然他們自己嚐盡人間苦，受盡世間難，卻一心供我上學，接受現代教育。

回顧這一生的曆程，我雖然說不上有什麽驕人的成就，但也還算有一點點成績，沒有辜負父母的希望。

八十年雖然漫長，但關鍵的步驟就那麽幾個。在中國大陸，一步踏錯了，就可能鑄就終生的大錯。一步趕不上，就可能永遠趕不上。

我經常這樣想，像我這樣一個出生於邊遠西北，真可謂之窮鄉僻壤的農村，那種教育環境和學習條件，自然和京津滬，沿海地區有天壤之別。教我啟蒙的小學老師基本上不懂教學法，隻能
教我們認字，連作文造句都不會，算術課連分數，小數點也弄不懂。學校裏更沒有美術，音樂，體育，也沒有理想教育，連德智體幾個字都沒有聽過。而我們農家孩子，一放學回家，就跟大
人下地，跟著爺爺，把東山日頭背到西山，哪裏有複習功課和讀課外書的條件。到我9歲時，村小請來了一位叫吳文正的老師，這個老師年輕，大概是剛從那個師範學校畢業的，教學認真，
也有點水平，除了給我們教小學四年級的國語和算術以外，也給我們教抗日戰爭和時事，算術也教了分數和四則運算。這年暑假，正好縣城裏高小招生。吳老師挑選了幾個年齡大的孩子參
加升學考試，我不在其中。家裏大人也不放心我去十裏路以外的地方上高小。我卻哭著鬧著非去不可。結果是連我一共6個人，5個大孩子隻有一個中榜，而他的名次還在我之後。從此，我算
是開始接受了正規教育。一步一步，一直讀到醫學院畢業。這自然是我一生中關鍵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參加高考，進入大學，我因受祖父外祖父的影響，遵從父親的安排，選擇了學醫，將來做個好醫生的自願。這一步，似乎十分容易，但是在階級鬥爭年代，風險極多。多虧我當時
聽從父母親的千次叮囑，萬次提醒。要好好學習真本領，清清白白做人，少說話，多思考，低調做人，遇事不可強出頭，輕舉妄動。我才在10多年的學習生涯中，一直名列前茅，直到成為
醫學院那一屆錄取的新生中的第一名。在醫學院學習的5年中，我是標準的5分加綿羊，因此留校，做了教師。這當然是我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步。

第三步是改革開放後，出國留學。由於我是黑五類出身，58年醫學院畢業後，我雖因是全五分的綿羊學生留校，做病理解剖教研室的助教，平日兢兢業業，出色完成各項任務，但是我自己
卻沒有任何進修培養機會。我也有自知之明。對於這種機會，從來也不奢望。隻是給自己定了目標，在工作中學習，自學外語，自己練習寫文獻綜述，跟著其他老師學習做科研，走自我奮鬥
的道路。盡管這條道路上也有不少荊棘，坎坎坷坷，但我相信這是我唯一的選擇，隻能不畏艱險，奮勇向前。四人幫打倒以後，改革開放，78年迎來出國考試。我們學校還是老一套做法，要
求各教研室推薦合適人選，我們教研室推薦了和我年資相當的兩位黨員，其中一位是自從到教研室以後一直重點培養的苗子，已經脫產學習英語3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早已從英國留學
回國了。結果是兩個人都名落孫山，而曾經學習過3年的那位，英語隻考了10分。恰在這時，我的一位北京朋友考取了出國預備名額，來信說，北京市自己報名，不論出身，是不是黨員，連原
來的右派分子都容許報名參加考試。他也給予了我許多鼓勵。他的信，使我看到了希望，點亮了我心中的明燈。我下決心學習英語口語，把原來學英語的目標從隻是閱讀變為要聽說寫讀四
會。我先跟廣播學，訓練聽力，精讀薄冰和張道真的英語語法。恰在這時，外文教研室邵循道教授開辦英語高級班，以訓練口語為主。我不惜與教研室主任麵對麵爭執，找基礎部主任支持，
參加高級班入學考試。我的成績勉強達標，比其他20多人差得多，他們先前都有過脫產學習英語的機會。邵教授的高級班全部采用英語授課，每周都有聽寫和測驗。這對我自然壓力很大，其
緊張程度可想而知。後來因為我有本科生教學，隻能學習4個月。結業考試，我得了全班第一名，包括附加題，全部正確。接著是暑假，我一點也不敢怠慢，依舊是堅持自學。到79年底，學校
對出國留學進行初選，考外語（英語或日語），專業課和專業基礎課，我考病理學和組織胚胎學。在報名的20多人中，挑選5人，我又以第一名奪魁。80年5月份，教育部組織選拔留學生的全
國英語考試，我以576分(滿分600)的成績取得衛生部係統所有考生的第一名。獲得了出國留學資格。9月份，我參加廣州的出國前英語培訓10周。次年3月，踏出國門。在匹茲堡大學醫學院
病理係，做訪問學者，學習免疫病理兩年。

第四步極為關鍵，就是我在做訪問學者的兩年中，老師知道中國政府給留學生的資助很低，主動要求給我每月1000美元的資助。我卻因為國家規定，接受國外資助後，國內資助費用取消，而且
國外資助超過國內的部分，須上交10%，於是，我主動提出，希望老師把這筆費用替我保管起來，等我回國時，給我購買需要的試劑和設備。因為我學習努力，受到免疫病理室主任的青睞，平時
也對我的學習十分關心，安排我更多的學習機會，我回國時，還主動提出送我1000美元作為個人禮物，我卻提出，希望他能送我一台冷凍幹燥機，他說，整機太貴，超出他的經費能力。但是

國內當時連醫科院也沒有這種冷凍幹燥設備，實在需要得很。他答應，給我冷凍部分，真空抽氣部分由我在國內配備。這樣，我就得到了價值2800美元的冷凍部分。於是，我回國前，不包括
冷凍幹燥機部分，我訂購了近30000美元的試劑和設備，當然，還有必要的細胞株等。在當時外匯奇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還未成立的情況下，這些試劑給了我很大的支持，使我的科研沒有
中斷。正因為這些事跡，和學習成績突出，我被編入《新中國留學回國名人錄》中。沒有這第三和第四步，我校病理學科就不可能取得博士學位授權資格，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績。

第五步是92年申請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的基金。這個基金會原來叫洛克菲勒基金會，國民政府時期就有，中共取得政權以後，因中共的一邊倒政策而中斷。中美建交以後，又逐漸恢複。主要
支持中國的10所醫科大學和院校。包括提供圖書經費，資助出國留學，這些是固定撥款，不必申請，另外一部分就是科研經費申請。我知道以後，我也想申請。但是申請範圍有明確規定，必須
是研究中國廣大農村和落後地區危害最嚴重的疾病，而且要有特色，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進行高精尖項目。但是標書得參照美國衛生研究院的標準，用英語書寫，寫成後由美國專家進行評審。
這對任何人都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但是，項目資助強度是幾十萬美元。這又是一個極大的誘惑。我原來的研究方向是腫瘤原位免疫，這個項目肯定沒有競爭性。我得另選方向。因為陝南漢中
地區宮頸癌高發，據流行病學研究是全世界之冠。於是我選了陝南宮頸癌與人乳頭瘤病毒的研究項目。當時寫這個項目標書的有我校的微生物教研室，中國科學院基礎所。我以必勝的信心，
寫出初稿，和我的一個助手，暑假期間，光著膀子，汗流浹背，邊修改，邊打印，硬是趕到9月底完成了200多頁的標書。經過基金會的評審，獲得了40萬美元的資助。申請這個項目的確是一種
考驗，既考驗個人的意誌，也挑戰自己的英語水平，更考驗自己的組織能力。稍有疏忽，都會功虧一簣。這一基金的申請成功，確實增強了我的信心。也為我們病理學科申請博士點和我取得
博士指導教師資格奠定了強有力的基礎。

第六步是申請病理學科博士點。我們教研室原來是碩士學位授權點。86年，89年申請博士點的機會都錯過了。86年是因為當時的教授不聽我的勸告，不和大骨節病研究室的莫東旭老師聯合，
要單獨申請。89年那次，我在國外，在國內主持教研室工作的那位說申請表，寫申請材料太麻煩，他弄不了，幹脆放棄。這93年好不容易又有了一次機會，卻因為90年我和教研室主持工作的
主任之間矛盾，校長無法協調，把我們幾個人獨立出來設立了一個免疫病理研究室。整個醫學院的病理學科分的零七八碎，如果不團結，不聯合，即使申請，也沒有申請成功的希望。這幾個攤
子當中，莫東旭老師的科研很有成就，但他超過了60歲，不能申報博士導師。我成績也很突出，但是因為從教研室獨立出來時，弄得教研室的負責人和幾個黨員很不開心，彼此隔閡很深。我
們同年資的幾個人中隻有我具有申請博士導師資格的水平。我想，要不抓住這個機會，對整個病理學科，對我都是很大的損失。我隻好放下身段，主動求教研室主任，和一、二院病理科主任，
莫東旭老師聯合起來一起申請。學校領導也支持我們聯合申請。莫東旭老師說話比我頂用多了，他出力最大，充分顯示了他不計個人利益，完全從教研室大局出發的高風亮節。我費了很大力
氣把整個教研室的材料整合在一起，報送衛生部。但是當研究生處長送材料到衛生部時，部裏已經收到了教研室和病理科幾個重要的黨員人士寫的舉報信，說是他們不願意申請，我的材料弄
虛作假，把在國外的沒有回國的人都計算到教研室的梯隊和組成人員中。部裏管事人員說，要學校趕緊寫申辯材料，否則我們的申請不能上會，就沒有機會了。我聽到這個信息以後，自然義憤
填膺，怒不可遏。於是，連夜奮筆疾書，寫信給中央領導，江澤民，喬石，李瑞環，李鵬。陳述自己83年89年兩次抱著一顆赤子之心回國······現在受到這種不公正的待遇，請求他們予以關
懷。我當時也是農工民主黨的黨員，陝西省農工黨也對這個事很關心，專門向盧嘉熙寫了報告。我不知道到底是哪個渠道起了作用，到12月份我校接到了通知，我們病理學科被國務院學位辦
批準為博士授權點，我被批準為博士生指導教師。這一步對我的終生成就自然不言而喻。我從心靈深處再次感謝莫老師，沒有他的大公無私與高風亮節，絕對沒有我今天的成績。

雖然這些成績微不足道，但的確我盡力了，奮鬥了。我沒有別的奢望。我對自己能從一個窮鄉僻壤的農村苦孩子，沒有經過名家的係統指點和訓練，在十分不利的環境下，一不靠偷，二不靠
搶，幾乎全靠自己拚搏，最後能成為學生遍布亞美歐和大洋洲的病理學二級教授，我也的確死而無憾。

仔細想來，在中國大陸這樣一個特殊環境下，個人奮鬥實在是辛苦得很。我因家庭的影響，從小就不喜歡政治。一直到高中畢業的前夕，因受同桌的影響和啟發（他比我大5歲，上高中前，
曾工作幾年，對政治很熱心，當時是團總支書記），加入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但是我不問政治的毛病始終未改。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各個運動中，從始至終，都是抱著明哲保身的態
度，隻是埋頭讀書，遠離共產黨政治。在各個運動中，隻說共產黨喜歡聽的標準語言。從來沒有自己的獨立思想。隻是功課學的出色而已。由於成績出眾，組織也給過我幾次機會，想培養我
入黨，委以重任。53年進入醫學院後，54年西安市召開團代會，不知道怎麽搞的，校團委把我（沒有基層票選）選為團員代表出席大會。反右運動中我父親被定為反革命分子，社教運動中，
我們家從中農升為富農，我母親被定為富農分子，從此我被列入另冊，更是要夾著尾巴做人，文化大革命中下鄉巡回醫療開門辦學，我隻能積極表現自己，被抽調編寫教材，並執筆寫成
《用毛澤東思想統帥教材編寫工作》的應景文章，參加衛生部召開的醫學院校教材編寫經驗交流會，和參與刊登於紅旗雜誌的《開門辦學好》一文的起草，介紹我校開門辦學經驗。後來，省
衛生廳又抽調我籌辦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年成就展覽，擔任總編，工農兵學員入學後，我擔任教研室教學組長，組織工農兵學員參與教研室備課，在講課中，我認真備課，鑽圖書館，把當
時美歐雜誌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入課堂，得到老教授好評，在基礎部進行經驗介紹，並被陝西日報刊登發表。在考取了出國留學的預備生資格以後，校領導認為我為醫學院爭了光，人事處處長，
校領導多次大會表揚，等回國後，更有人提議我參與學校教務行政工作。基礎部黨總支書記找我談話，開門見山，要我寫入黨申請書，但我就是冥頑不化。反而更加桀驁不馴，孤芳自賞。我
當時如果稍微有一點點那個的話，我也能混個黨票。但是，我就是不願意捫著自己的良心。
85年，針對教師待遇太低，鄧小平提出，高等學校也要創收，以增加教師收入，校領導傳達精神以後，我當場幹脆發言說，古今中外，學校和醫藥事業都是社會福利事業，都是靠國家撥款，
要不然，老百姓納稅幹什麽？現在要學校創收，這不是明明要把學校搞成市場，逼著學術腐敗不可。後來，87年從中國科大開始的學潮在全國廣為傳播以後，校長給我打招呼，要我收斂一下，
當時，在教研室政治學習，黨支部書記宣讀教委主任李鵬講話，要教師到學生中對學生進行疏導，李鵬說，要告訴學生，中國隻能由中共領導，否則就是一盤散沙，第三世界國家隻能由共產黨
領導，不然就不能獨立，擺脫殖民地地位······，文件還沒念完，我馬上就發言反對，我說，照這樣說，我們怎麽對學生開口，學生反問我們，中國幾千年，共產黨才領導幾年，沒有共產黨
領導，中國不是也有漢唐盛世，不是也有抗日戰爭的勝利，第三世界要有共產黨領導，看看周圍的國家，有幾個國家是共產黨領導，不就是越南朝鮮嗎，四小龍那一個國家是共產黨領導，不是
也創造出經濟奇跡嗎？政治學習馬上進行不下去了。像我這個樣子，黨自然不會再那麽喜歡了。以後，我數次參加自然科學基金委二審專家組，有一次還擔任學科組的副組長，92年還作為基
金委的訪問團成員去韓國訪問，雖然每一次聘書上都明明標注，任期兩年，但是因為獨立性太強，都隻幹了一年。最明顯的一次當然是堅決反對魏於全的那個重大項目申請課題。試想，如果
我能隨和一些，能比較聽話，和自然基金委搞好關係，我得到科研經費的機會也會是另外一番景象。

但是，世界上的事物就是這麽複雜多樣。有些事情不是每一個人都學得來的。我一輩子，都沒有學會嘴上一套，行動上另一套和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那種本領。對於這一點，我也心知
肚明，也有朋友勸過，但就是學不會。我對此無怨無悔，反而心安理得。覺得這一輩子靠業務吃飯，不仰人鼻息，活得光明磊落，幹幹淨淨，雖然沒有大富大貴，倒也泰然自若。

剛退休時，我還對我所辛辛苦苦建立的實驗室，在我之後眼看著快速衰敗，還對我曾經所夢想的建立一流病理學科成了泡影感到過百無聊賴。但是，現在想來，這完全是多餘的杞人憂天。也
完全是高估了自己。在中共領導下的中國大陸，北大，清華不也是沒有保持住昔年的榮耀，何況我那個小小的本來就不出名的學科。就是我的老師，莫東旭曾經是研究大骨節病和克山病的一
麵旗幟，因發現缺硒和動物白肌病的關係獲得國際無機元素學會獎，兩項國家科學大會獎，榮任國家北方地方病領導小組副組長，不也是在他退休以後，他的實驗室完全垮掉了麽。不過，人
類社會從蠻荒走向文明是誰也阻擋不住的。任何人都隻能完成自己能盡力完成的事情，也就算盡到了自己的責任，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誰也別想包打天下。

回想83年回國，正是胡耀邦擔任總書記的時候，84年基層人大換屆，高校教研室主任換屆，實行競選製度。西安地區比較保守，但是迫於形勢，基層也得實行民選。當時老百姓心裏很熱，我們教研
室的同事們也有急於改變麵貌的決心，也想把教研室和一院病理科聯合起來，上書給校領導，建立病理學科。這樣，校領導同意校部教研室與一院病理科聯合統一產生一個領導班子。學校領
導心中的當然人選是那位一直受重點培養的黨員，教研室黨支部召開黨員和入黨積極分子會議，進行了認真布置，但是在廣大群眾心目中，我是最合適的人選。選舉那天，急於想改變
教研室麵貌的年輕人也充分的動員起來，把幾個休產假和病假的人也都動員來參加選舉。這樣一來，支部書記一進會場，就覺得氣氛異常。但是又不能不選，隻好硬著頭皮，靜觀事態發展。
投票結果，支部書記大失所望，我的票數最多，另外兩個都是一院病理科的高年資醫生，也都是黨員。由我們三個人組成教研室領導班子。但是人事處不予批準，隻任命我們三個為副主任，
我是第一副主任，主持教研室工作。經過我們三個人的醞釀，決心帶領大家盡快把教研室各項工作趕上去，進入全國一流水平。此後不久，校長找我談話說，要我接受由XXX擔任教研室主任。
對於校長的意見，我自然無法接受，明確表態說，我們兩個人的思路差異太大，根本無法合作。我寧願不擔任這個工作，也不能答應和他一起負責教研室工作。當時，我想著，把我在匹茲堡
大學病理係的管理模式引入我們教研室，加強教研室師資培養，開展學術活動。組織年輕人學習英語，利用一切機會幫助年輕人聯係出國。到89年我們教研室已經有10個人出國學習，其中除
兩位年齡50歲以上的是學校公派的以外，8個年輕人都是我一手聯係的自費公派生。我想，等這些人學成回國以後，我們很好的團結一起，努力工作，一定能實現創立一流教研室的美夢。但是
，人算不如天算。形勢比人強。誰知道，鄧小平先是來了個學校和機關單位都要創收，接著又是反對自由化運動，我這個代主任的工作就越來越難。因為一院病理科的創收遠比校部教研室容
易，病理科醫師和教研室教師的輪換就難以貫徹，一院病理科和教研室再也無法聯合。因為幫年輕人聯係出國又引起另一個後果，有人借此打報告給校領導，說我在教研室培植私人勢力，獨
斷專行，試圖把教研室搞成自己的獨立王國。為此，學校曾專門派人到教研室調查，最後不了了之。北京風波以後，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加強高校黨的領導工作的決定》，學校任命那位心
目中的黨員做教研室主任，我是副主任。原來出國的8個人隻有一個回國。1990年，因為教研室工作安排無法協調，我的研究工作無法正常進行，我也無法容忍，隻好聯係其他單位。於是校
領導宣布免疫病理研究室獨立，自此，不僅一院病理科和教研室徹底分開，我們幾個人也另起爐灶，教研室更是每況愈下，我的振興教研室的美夢徹底破滅。96年，我年屆60，從免疫病理研
究室主任崗位退休，研究室由一位年輕人出任。2000年，李嵐清搞大學合並，西安醫科大學並入交大，交大成立生命學院，把免疫病理研究室合並入交大生命學院。至2006年，學校宣布我退
休後，又繼續工作了一年，2008年春，我堅決結束我的學術生涯，徹底告別了我的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