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的青年（二）大學時代（12）
我們回到學校以後，文化大革命運動已經向縱深發展，我校一派獨大的造反派組織反到底在控製學校的整個文革局勢的同時已經殺向社會，在上海市革委會裏也占有了一席之地。學校裏的一些德高望重的領導和老教授幾乎都被冠以他們“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特務”等的罪名被關入牛棚，時不時地的被揪出來批鬥。被揪鬥時，頭頸裏掛著冠以不同罪名的沉重的牌子低著頭接受來自於那些造反派的批鬥，在批鬥激烈時，台下的造反派高喊著激烈的批鬥口號，台上時不時的對他們處與罰跪、“噴氣式”等的懲罰。使那些領導、老教授受盡了折磨和屈辱。我們看了都非常的憤憤不平，但在這大環境中顯得非常的無奈。
有一次，我們在無意中知道，反到底準備召開批鬥賀亞科老師的大會，賀老師是交大四八年畢業留校的老教授，曾教授我們自動控製課程，工作非常敬業，為人隨和、平易近人，深獲我們的尊重和好評。可能就因為家庭出身而被列入專政對象，看著他那清瘦、年老體弱的樣子，我們對他充滿了同情。於是我與同班同學陳樹民商定，既然他們很講究家庭出身，我們倆可算得上響當當的工農子弟，我們主動去批鬥會籌備組要求，在批鬥賀亞科老師時由我們倆來押送他，他們不得不同意了我們的要求。在批鬥會上我們預先為老師做了個硬紙做的牌子，在押送他的過程中我們暗底裏安慰告訴他，我們是來保護你的，你不用緊張更不用害怕，盡可能的放鬆一些。在整個批鬥過程中，即使在會場氣氛最激烈的時候，我們也決不讓老師承受任何受懲罰性的動作和屈辱，平和地通過了一次批鬥會。其實，在當時的批鬥會上，他們對老師根本沒有什麽實質性的犯罪證據，隻是空洞地高喊了幾句激進的口號，似乎要在趨勢上壓倒了這些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就在那個時候，全校各個係的造反派都相繼召開批鬥會，關在牛棚裏的那些領導、老教授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折磨和迫害。
在崇尚造反精神的那個年代裏，特別在毛主席接見宋任窮女兒宋彬彬以後，毛主席要她的名字改為宋要武時，全國掀起了一股更改名字的風潮。那些革命“左派”開始革自己名字的命，認為自己的名字含有封、資、修的色彩或體現的不夠革命，紛紛將自己的名字改成‘步東’，‘向東’，‘衛東’，‘愛兵’，‘紅纓’，‘要武’等等最革命的名字。似乎隻有這樣才能體現對偉大領袖的忠誠，崇拜和熱愛，更顯得自己是革命的“左派”，有的甚至想把自己的姓也改為毛姓。夢想著將來也能成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或者是一位偉人和領袖。
我也趁著這股風改了名字。但是我與當時風潮中改名的理念完全不同。我改名的念頭始於讀大四時參加的“四清”運動。當時使我有機會參加了社會調查，去市公安局查閱該單位的資本家和小業主的個人檔案資料。查閱時意外發現，嫌疑人重名疊姓的人很多，如果你的年齡、性別、籍貫與某嫌疑人相同或近似於，那麽你就有可能自己根本什麽都不知道，卻被單位列為控製對象。當時在“寧左勿右”的思潮影響下，這種現象非常普遍。那麽你一輩子別想獲得提升或重用，弄不好每逢搞運動來時會莫名其妙地搞你一下，看了以後真有點後怕。當時我就萌生起改名的念頭，隻是當時時機沒有到來，因為當時改名字並非是那麽一件容易的事。
如今真是天賜的良機，但我沒有他們那樣有“雄心壯誌”和”遠大理想“和”抱負“，我隻是圖個明哲保身而已。試圖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國內獨一無二的或極少有人使用的名字，倘若遇到什麽事，就一人做事一人當，避免受一些案件所牽連。
就在文革中無所事事的一天，從家裏找來了一本詞典，平時我基本沒有用過它，真正用起來感覺有點生疏，初中時剛推廣漢語拚音時學過的拚音也已經忘記的差不多了，一時無從下手。如果真要緊查一個字的話，還真有點手忙腳亂。好在那個時候，我們有的是時間，還是很有耐心地查找著，查找著，突然一個我不認識的“賾”字進入我的眼簾，這個字我還是第一次看到，當然也不知道這個字的讀音和含義。我端詳了這個字很久，覺得這個字的結構很均衡，四平八穩的也容易寫好它。這個字的結構由“臣”字和“責”字組成，光從這兩半字的字意上理解為官的責任，這隻是對這個字的粗淺認識，但引起了我對它的極大的興趣。我仔細地查閱著詞典對他的解釋，旁邊解釋的字很小很小，幸虧我當時還年輕，一目了然了它的解釋：深奧，玄妙的意思。我一下子覺得這個“賾”字很有意思，仿佛一下子就喜歡上它了。它的讀音是ze，與則字的讀音相同。雖然讀起來不是那麽朗朗上口，但含意深厚。於是我決定以它來冠名自己，仿佛使我感悟到官場之深奧，玄妙，但希望不要勾心鬥角。以它冠名以後，使我有一種安全感，冠名至今已經近六十年了，在與我交道的人當中還沒有遇到過認識這個“賾”字的人，想必與我重名疊姓的人沒有或極少，達到了我改名時初衷目的。我非常喜歡這個名字，倒並不是在於它的含義，而是它給我帶來的安全感，特別在那非常時期。
我改名時，工宣隊已經進駐了我們學校並成立了革委會。但換湯不換藥學校的革委會依然在造反派的掌控之下。學校依然籠罩在高壓，恐慌、緊張的氣氛之中。坦率地說要不是我們為了等待畢業分配的消息，我們早就離開這裏了。在我們又飽受煎熬的等待了近一年以後，終於傳來了畢業分配的消息，帶來了熬出頭的輕鬆、愉悅的感覺。
根據我專業（船舶動力裝置專業）曆屆的畢業分配方案，我們上海同學都有望能在上海的各大船廠、研究所工作，有些同學趁文革到處串聯的機會都私自去過這些單位走馬觀花的參觀過。內心充滿著各種向往、憧憬。
殊不知我們所麵臨的畢業分配與往常有很大的不同，原先係和教研室的領導、老師根據每個學生的具體情況，結合需方的要求進行比較客觀、公正、合理的分配。可是如今這些領導、老師都處在靠邊站或被專政的地步，取而代之的全是造反派。對我校具體來說就是由造反派-反到底戰鬥隊成員來掌控。而且我們發現，我們二係的畢業班專業裏幾乎沒有造反派的，唯獨我們班有三個造反派反到底同學，
而且其中的一個反到底同學還是這個“反到底戰鬥隊”的組織部長（當時該組織已經發展到上海市，已經是個成很龐大的組織，且在上海市革委會裏占有一席之地）。我們班的畢業分配的大權完全操控在他手中，雖然他平時一直忙於該組織的事務很少來我們班級，在畢業分配期間他常過幾次，向另外的兩個反到底同學下達了指示後又走了。從他們三人的關係，那位組織部長是絕對的領導。他是北方人行事總是風風火火的，造反精神十足。另外兩個是上海人，與他比較起來顯得比較謹慎，與我們的交往中還算過得去，我們也知道他們倆緊跟著他無非是想在分配問題上占點便宜，不得不會做一些出賣自己良心的事。也有少數同學在暗地裏巴結著他們，他們大多是平時八麵玲瓏的同學，與我們也相處的很不錯，隻有在畢業分配時顯露了他們的原形。但也無可指責，隻是生存法則不同而已。
在分配方案公布時，組織部長他們裝模作樣的在班級裏做個分配動員會，會上組織部長·在介紹分配方案前激昂慷慨，振振有詞的說：“今年的分配方案足以證明黨和國家對我們的信任，讓我們去祖國最需要的地方，擔負起最艱巨而光榮的任務。我們都知道葫蘆島是我國海軍建設的最前沿，那裏正在研發製造我國第一艘核潛艇，那裏正最需要我專業之人才，我們在那裏將可以大顯身手，大有作為，以我們的實際行動來回報黨和國家對我們的培養。我在這裏首先表態，我堅決響應黨和祖國的號召，堅決服從黨和祖國的召喚，去葫蘆島十九所工作。希望我們一起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後來，從他宣布的分配名額來看，大大出乎我們的預料，我班將有三分之一的同學將分配於葫蘆島431廠及十九所工作，能留在上海工作的名額隻有寥寥無幾，這與我專業曆屆畢業分配方案大相徑庭。使許多上海同學大失所望。我當時就想，這份分配方案是他們“極左”思潮影響的結果。更使人費解的是，原本在上海名額就不多，他卻又提出“摻沙子”的分配方案，故意將上海同學分配到外地，外地同學分配在上海，最後隻有兩個上海同學分配在上海，大部分上海同學都分配去葫蘆島或其他外地。
更使人費解的是，兩個反到底上海同學卻被“待分配”處理，這就奇怪了，奇怪極了。眾所周知，當時“待分配”的同學一般都是指他的家庭成分可能有問題的，還需要進一步的審查核實後再分配，於是需要在學校等待再分配。但他們可是響當當的工人階級家庭出身啊，要不然也進不了這個響當當的革命“左派”組織—反到底戰鬥隊啊！這顯然在欲蓋彌彰。他們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正如組織部長所言，他們才是應該到我國海軍建設最前沿—葫蘆島的431廠或十九所工作的人才。顯然這是他們心中有鬼，既要當嫖子又要立牌坊。後來當畢業分配工作已經塵埃落定時，又悄悄地宣布他倆被留校了。可是他們根本沒有自知之明，自己是塊留校執教的料嗎？還不如當時丟了遮羞布直接去了上海的工廠呢，何必在學校呆不下去了才又去了上海的工廠？
後來據說，那個組織部長以身作則的去了葫蘆島十九所以後，他的造反精神不斷膨脹，發揚了不斷革命的精神，試圖要奪下十九所的權，結果有點自不量力的在奪權中被搞的頭破血流，身敗名裂。隻能灰溜溜的回到了老家。於2012年在老家過世了。
2016年4月8日是上海交通大學120年校慶，我們都期待著畢業50年以後的同學相聚在母校，其中有許多同學畢業以後從未見過麵的，很想了解畢業以後各自的工作和生活及退休後的身體情況。遺憾的是有些因身體原因不能來相聚，有幾個同學已經離開了我們。也包括那位反到底戰鬥隊的組織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