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同學從北京大串聯回來，我父親問起我北京文革的情況，因為我隻在那裏呆了兩天，而且隻是走馬觀花的在天安門廣場走了一遍，我確實無可奉告。但父親似乎很急切地要知道什麽？我就把去北京時在上海火車站看到的慘不忍睹的情形告訴了他。並又補充說，看上去火車站被押送回來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可能就是從北京押送回來的，因為那些押送的人好像都是北方的學生。
他聽了後有些震驚地說：“每次運動都是從北京開始爆發的，北京一定搞的比較厲害。不知道瞿少雲一家能否逃過此一劫？”說著咳聲歎氣地搖著頭。我知道瞿少雲是他原來的一位極其要好的朋友，早年也在上海工作，後來失業後經人介紹去了北京，他隻知道他在北京交通部工作。從此彼此卻斷了聯係，他在這非常時期又突然的牽掛起他來了。想必他的朋友可能出了有什麽問題？
我知道自己父親的為人，他們那代人都經曆過許多的風風雨雨，經曆過許多的挫折和磨難。但他們在朋友之間十分講究義氣。聽說他與他的一些朋友當時都曾在上海老城隍廟裏結拜過，所以我非常理解我父親在這種非常時期所說所想的。使我不得不想：“我現在反正在學校或家裏都無所事事，倒不如趁著串聯的機會再去一趟北京，打聽一下瞿叔叔一家的境況，以了了我父親的一個牽掛。我便主動提出是否讓我還跑一趟北京，了解一下瞿叔叔一家的境況如何？他猶豫了好一陣子後終於答應了。叮囑了我一番後，催促著我於第二天上午便啟程趕赴北京。
開往北京的列車依然那麽擁擠，好在已經有了第一次乘坐的經驗盡量早一點去車站，總算搶到了一個座位，即使都是超員座位但比站著要好多了。列車開啟時，行李架、座椅下麵都有人占著，這已經不再是一件新鮮的事了，也不再引起我的好奇而關注他們。一路上腦子裏全是上一次去北京時在上海火車站看到的那一幕，甚至覺得在被用軍用皮帶挨抽的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太真有點像瞿阿姨，因為我讀小學時看到過她。但願這是我的神經過敏，這種慘無人道的慘狀不要發生在她的身上，我又這樣默默地為她祈禱，這一路上我幾乎沒有合過眼。
火車到了北京火車站，下車以後我哪兒都沒有去，帶著我父親的使命直奔交通部。想不到我一問起傳達室的一位上了年紀的大叔，他就告訴我說：“我們這裏有這個人，但老瞿現在不在這裏也不在家裏，下午三點鍾以後才回家。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他女兒的工作單位—北京市結核病醫院的地址。離這裏很近，你可以先去找她，她現在還在上班。她與他父親就住在一個院內。”我謝過後，一路打聽找到了北京市結核病醫院。
醫院傳達室的人為我聯係了他的女兒。其實，他的女兒是我上小學時比我低一年級的同學，我們當時還一起上學和放學。但是她隻在我同一小學讀了一年後就隨著她的父親一家人來了北京。從此十多年彼此都沒有見過麵，並且斷了彼此的一切的休息。說實在的即使在哪裏遇見了相互也不一定能認出來。怪不得她從裏麵出來見了我，疑惑地看了我很久還是沒有認出來。因為我已經知道她是瞿叔叔的女兒，回憶起她童年時的容貌，還保留著童年時的一些形態來。她又看了我胸前的畢業校徽猜測著問道：“你是我弟弟的同學？”我從她問話中知道，她的弟弟原來也在我們學校讀書，但她的弟弟隻是在孩童時見過，從年齡來說他應該是我的學弟了。看來她認不出我來了，我便把她帶到我們童年時的回憶裏說：“我是你小學時讀高一年級的同學，我叫李伯民！”她忽然回憶起高興地說：“啊！想起來了，我們還天天一起上學和放學呢。那麽多年不見了，認不得了。”我忙接著問：“瞿叔叔和阿姨可好？”她忙向周圍看了一下，又忙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說：“快要下班了，一會兒到我家去，待我爸爸回家後再詳談吧。”
我們到他家的時候叔叔已經回家了，他把我留在他的家裏。我首先轉達我父親的關切和問候，並邀請他有機會來上海敘舊。他也很關切地詢問我家的情況，同時他又告訴了他家目前的境況。由於他家的出身是地主，阿姨在不久前被押送回老家—啟東了。我又聯想起我第一次來京時，在上海火車站所看到的情景，那些被押送回老家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被殘酷毆打的慘狀再一次浮現在我的眼前，但我不能講出來，否則會使他們更加的擔心和憂慮。我隻能在心裏再一次默默地為阿姨祈禱：“願阿姨平安抵達老家—啟東。”叔叔正在接受審查，但晚上還是可以回家的。他唯一的一個兒子瞿成元正在上海交大讀大二，一直呆在學校裏不敢回北京。他的女兒在北京市結核病醫院當護士，女婿是一位搞技術工作的大學生。原本一家人在北京過著美滿、幸福的生活。哪裏知道文革使一家人家搞的支離破碎的惶惶不可終日。此時我感到很無奈，隻能說些有點不著邊際的話來安慰他。在次日的中午，我便離開了他，趕往北京火車站，搭上開往上海的列車回到了上海。完成了父親給與的一個使命，了結了他當時對朋友的牽掛。
兩年後，瞿叔叔到訪上海，兩位老人在闊別了近三十年以後在上海見麵，兩位老人在見麵時緊緊的擁抱在一起，互相帶著有些抽噎的聲音說：“想不到我們還會在上海見麵。“我見此情景，被感動的雙目驟然淚下，我真的為這兩位老人的見麵而高興，我當時在火車上的艱辛往返還是非常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