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讀完大四時，基本上讀完了大學所有的課程。正要進入畢業設計階段，我們被卷入了全國性的“四清”運動。離開學校去上海郊區的閔行參加上海市機電一局的“四清”運動。
我們在那裏集訓了一個月以後，以“四清”工作隊的身份被分配在上海石棉廠搞“四清”運動。當時的“四清”工作隊隊長是上海汽輪機廠的生產科科長陸成明同誌（當時都這麽稱呼），副隊長是上海重型機器廠丁耀祖同誌。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他們認為我的字寫的比較工整，又有點文采，於是讓我和另外三個同學在科室搞四清運動，還兼職為工作隊整理一些資料。
這個廠是由原來的許多個與石棉製品相關的小工廠、作坊合並而成為了一個公私合營的企業。所以全廠的資本家，小業主共有十幾個之多，他們分別擔任著廠的技術，生產，財務等工作（當然還有黨派來的和其他人員），也有幾個沒有太多文化的，又無其他特長的小業主，從事著貨物進出的搬運工作。
在這運動期間，又把這些資本家，小業主組成一個小組。我至今還搞不清楚當時領導憑什麽派我去負責這個組的四清工作？也許是我的家庭成分？還是我平時的表現？我的家庭成分是中農，也隻是團結的對象，班級裏貧下中農的有的是，若要進一步查我的社會關係，我的外公外婆都是當時被掃地出門的地主，還有兩個舅舅算是上海不大不小的資本家。至於我的表現，一直被政治指導員和班級幹部認為我是個有著小資思想的自由散漫的不太要求進步的學生。一度使我很困惑，沒有一點受寵若驚的感覺，反而感到有些屈從接受了這個“重任”。
工作了一段時間以後，我們與領導之間相處的很融洽，配合也很默契。平時我們都以老陸，老丁稱呼他們，隻有在召開全廠大會的時候才稱他們隊長，副隊長。發現他們並非我們想象的那麽嚴肅、思想激進。他們主張實事求是；一切重在調查研究、重在證據，不輕易下結論。我根據著他們的指示，對那幾個所謂有問題的資本家進行了一些內查外調。使我有機會接觸了一些社會調查工作，增長了我許多的社會實踐經驗和知識。
我曾數次去市公安局查閱了他們的個人檔案資料，查閱時意外地發現，嫌疑人的名字重名疊姓的很多很多，倘若你的年齡，籍貫與某嫌疑人相同，那麽你就有可能自己根本什麽都不知道，卻被單位裏列為內部控製對象。一輩子別想獲得提升或重用，弄不好每逢運動來時會莫名其妙地搞你一下。看了以後我真有點後怕。當時我就萌生起了有機更改自己名字的念頭，隻是當時還沒有想好，時機也還沒有來到。
我幾乎看遍了這些人的所有檔案資料，他們中間許多人都沒有當上幾天資本家或小業主，上海就解放了，他們大多數不是祖傳的企業，而是通過自己艱苦奮鬥才擁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工廠或作坊。他們沒有過上幾天安逸、舒適的生活就被公私合營了。後來還成了曆次運動中的對象。在他們的思想上有些抵觸情緒，私下裏還會發些牢騷是有的，但總體來說都屬於守法的。從他們的曆史來看，也比較簡單，有的從學徒開始，一直從事本行工作，有的也從事過其他行業的工作，後來才從事現行的工作。
隻有極個別的算是曆史所謂比較複雜的。譬如技術科的盛鍾濤聲先生（現在我可以這樣的稱呼他），當時他四十開外，長的一表人才，談吐舉止優雅，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正值日本侵略我國，他毅然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去，並參加了國軍。後來他被任命為國民黨空軍少校翻譯官，曾為美國飛虎隊飛行大隊當過翻譯。在他所敘述的材料中也詳細地記載了這段曆史。但是，當時凡是參加過國民黨軍隊的都被視為有曆史問題。而且，中共在宣傳中總是隻有共產黨是積極抗戰的，國民黨是消極抗戰的。使他一直背負著這一曆史問題的包袱，壓得他透不過氣來。看了他所寫的這段曆史事實，又看了一些還原曆史真相的文章，我認為他當時出於愛國熱情加入了抗日革命軍，正是當時愛國青年的一種壯舉，正是他一段光榮的曆史。
抗戰勝利以後，他回到了上海，他父親的企業正處在恢複發展時期，但隨之而來的內戰已經開始，受到內戰戰火的影響，他們一家遷至香港定居，他父親獨自留在上海經營企業。上海解放了，他獨自來上海接替了父親在上海的產業，做了資本家。從此厄運一直纏繞著他，使他一直處在擔驚受怕、小心謹慎，夾著尾巴做人的境地。
在我與他接觸不到幾個月時間裏，從他的談吐舉止及所從事的技術工作中，他是個知識淵博、很有才華、智慧的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一向比較重才）。我認為他剛解放時才做了資本家，沒有多久就被公私合營了，不存在什麽剝削的事實，他還是一個抗日將士呢，我慢慢的對他改變了看法，從原來的懷疑、不信任到理解、尊重、甚至到敬仰。後來我們私下裏成了朋友。
在運動後期，我曾以朋友的身份受邀拜訪過他淮海中路622弄X號的家。上海人一般都知道，淮海中路622弄可是舊上海社會名流，名門貴族居住的宅區，即使後來也是如此。他住在X號樓的二樓的一個通樓。即有前、後樓、亭子間、衛生間和廚房。在當時算是上海的高檔住宅。
前樓是客廳，客廳布置的十分簡單明瞭，南邊的牆上開著一扇不算太大的落地窗，窗外有一個比窗寬一些的陽台，陽台的周圍設有很精致的黑色鑄鐵欄杆，至少可以容納兩個人在陽台上聊天或在明月高掛時的賞月。但這僅僅是主人的一種奢望，因為至今他隻是一個人獨居在這裏。平時可能總是將落地窗緊關著，將白色輕紗窗簾罩著。因為我去了後，他在打開它的時候顯得有些費力，顯然是長久緊關著的緣故。落地窗打開以後，亮光照在塗有乳白色塗料的客廳四壁，顯得分外明亮寬敞。打蠟地板上由於很少有人踩踏、走動，顯得很清潔、光亮。靠北邊的牆壁放著一張三人沙發，沙發前麵放著一隻大茶幾，茶幾上的一隻很精致玻璃花瓶裏插著一束我不知名的鮮花，顏色倒是特別的鮮豔，但不知道他從哪裏買來的。因為當時這些都是屬於資產階級的，原來的一些花店都已經銷聲匿跡。兩側的牆上分別掛著我不知名的西洋畫。
後樓是他的臥室，那時，他一個人居住在這裏，他毫不介意地帶我參觀了他的臥室，臥室的四周及頂麵都塗乳白色的塗料，但因為是後樓顯得有些暗，他打開了日光燈，臥室顯得很華麗而溫馨。與前樓相連的牆上開著一扇寬闊的移窗，使後樓增加了不少光亮。一張做工精細、造型別致的紅木床的床頭緊靠在東牆的中間，占去了很大的一塊地方，床頭的兩側各放著一隻與床配套的紅木床頭櫃，上麵分別放著一盞十分精致的台燈和一台電話座機。在靠北邊的牆壁中間放置著與床完全配套的一隻三開門的紅木大立櫃，中間的一扇門上鑲著一麵鏡子，想必主人每次外出時總要在鏡子裏審視一番，自己的穿著是否得體？因為我在第一次看到他時就覺得他的穿著、修飾就非常的得體。床頭的牆壁上單獨掛著一張用十分精致的鏡框鑲著的一位端莊、美麗的女性彩色照片，我猜想這是女主人的照片。但我與他接觸長達數個月的時間裏，他從來沒有提起過他的太太及其家人，這可能是人家的隱私，我從來沒有問起過。
他告訴我亭子間是他的書房，但並沒有讓我參觀。我猜想，現在書房裏除了他的寫字台和一把椅子外，還有幾隻書櫃。但書櫃裏充其量放著幾部毛澤東選集和他平時常用的一些工具書。因為他覺得以前收藏的許多中外名著，包括許多外國原版作品再儲放在書櫃裏有點太不合時宜，已經作了處理。因為在我們以前的接觸交談中，他說過他家原來有很多的藏書。
我們就坐在客廳裏邊喝茶邊聊天。聊天中知道，他的太太和一個上中學的兒子都定居在香港，原來打算他先來上海經營祖傳企業，待企業有所發展、穩定以後，他們一起回上海定居。可是自從他來上海以後，經曆了三反五反運動，又經曆了公私合營，對他的衝擊是巨大的，他為了不讓妻兒受到牽連，於是他獨自留守在上海承受著這份折磨和痛苦。隻是在特別想念他們的時候，才每年去香港探望他們1-2次。當時，我還隻是一個學生，但我十分理解他的處境和心情。由於我才剛剛涉世，搜索枯腸也找不出一句安慰他的話來，隻有深深的同情和一些不著邊際的安慰話。但沒有想到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被關進了牛棚，經受不起這種折磨和恐懼，最終自縊身亡。
參加每次政治運動總有一些人開始忙於擬寫入黨申請書，向領導匯報思想。我卻壓根兒沒有這種想法。因為我很有自知之明，我在領導的印象裏一直是一個比較自由散漫、不求上進、且有著小資思想的人。但我對真正要求進步的同學倒持支持態度，並認為這是要求上進的表現。如一位與我同在科室搞運動的女同學，她具有一些男生的性格，比較開朗，大方。因此她與我們男生都比較相處得來，開會時我們經常坐在一起。
有一次，科室召開大會，她坐在她的辦公桌位置上，我就坐在她的旁邊。開會時為了不影響開會，我們有什麽需要交流的，通常用紙條方式交流。我們正在聽隊長講話時，她突然用手碰了我一下，把我的視線引向她那拉開的抽屜，抽屜裏露出一張入黨批準書，她臉上洋溢著激動與興奮看著我，似乎在期待著我的表態，我馬上用紙條寫道：“衷心地祝賀你！”。她詭秘地朝我笑了一下又將抽屜推上。我可能是最先知道她入了黨的人之一，我雖然自己對入黨並不感興趣，但我對她祝賀是真誠的，因為她各方麵都表現的很好，對一切事物都比較客觀，實事求是。所以她在同學中的口碑也很好。
但是，在每次運動中也不乏一些投機分子，總是以左派自居，在言論與行為上總是顯得很激進，唯他最革命，削尖了腦袋往組織裏鑽。我斷言，真正的野心家、獨裁者、腐敗分子就在這些人當中。我對於這些人總是嗤之以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