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讀大三的時候開始分專業，我被分到船舶動力裝置專業，船舶動力裝置專業又分為蒸汽動力裝置和內燃動力裝置兩個專業。專業小班的代號分別為24011和24012，我被分配在24011班。原來比較要好的幾個同學都被專業分配的重新組合分散了，隻有lmd仍然和我在一起。當然原來412小班來的不隻是我們兩個還有其他好幾個同學，隻是他們平時與我一起玩的時間不多而已，但是彼此總是還有一種親近感，因為畢竟同窗了整整兩年。
但不管班級如何變動，班級裏的上海籍的學生總是多數，在小班時彼此都認識，有的甚至還一起玩過。但總覺得不如在小班時那麽熱鬧、融洽，甚至還有點陌生感。因為班級裏確實增加了一些以前從未謀過麵的同學。好在lmd與我在一起，他原來在我們大班（沒有分專業時）裏人緣很好，與許多同學都有良好的關係。我通過他也很快結識了他們成為了很要好的同學，使我很快又融入了這個新的集體裏了。
現在回憶起來，當時似乎有些地方主義的色彩，在課餘時間裏，總是上海同學歸上海同學在一起；南方同學歸南方同學在一起；北方同學歸北方同學在一起玩。因為當時我們的學校是麵向全國招生的，所以班級裏的學生組成不外乎分為這三個區域的同學。但從客觀來說，這是很正常的，因為由於各個地方的觀念、習慣、文化、風土人情都不相同的，這就很自然而然的按著這些的不同，分成了上海同學、北方同學和南方同學的“小團體”出來，隻是人數的多與寡而已。但在這些“小團體”之間我敢保證沒有一點實質性的利害關係。僅僅是一些觀念上的不同，形成了某些形式上的隔閡。
譬如，當時的北方同學的穿著幾乎都是黑色的，甚至難得買的一雙跑鞋也是買黑色的；而上海的同學的穿著不但講究顏色，還講究款式，買的跑鞋一定是白色的，並且在每次洗後還塗於白色的粉末，以保持白色跑鞋一直是潔白的。南方同學似乎很不在乎穿著，什麽樣的顏色和款式都穿，即使是冬天他照樣光著腳穿海綿拖鞋。但在極左思潮盛行時，一定會認為上海同學的小資思想嚴重些，北方同學的思想進步一些。這是我第一次認識到極左思潮的危害性，也是造成我們同學之間的分歧和隔閡的主要原因。
另外縱觀起來，南方同學的性格相對比較坦率、開朗些，思想也比較開放，與我們的共同點比較多些，所以相對我們與南方同學的交往也多一些，甚至有的還與我們玩的很不錯。而北方同學給我的印象，平時他們比較沉默，不大願意參加課餘的各類活動，對各類事物也很少發表自己的真實看法，但在討論一些政治性議題時卻總是能滔滔不絕的講出一大套理論來。當時在我看來，他們的處世要比我們老道，城府比較深。又形成了我們之間的又一種的“隔閡”。後來知道他們中有兩個已經是有組織的人了，才開始對他們有所理解了，有組織的人就是與一般人不一樣。
於是，盡管北方同學在我們班級裏是少數，但他們理所當然的成了我們班級裏的領導，我們也心甘情願的接受他們的領導，因為黨領導一切嘛。我們剛讀大三時，係總支組織我們去上海郊區川沙縣施灣鎮參加第一次的政治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主要要求我們下農村基層通過社會調查，在宣傳社會主義教育的同時，也接受思想教育。那個時候，我們的思想非常單純，隻要黨的一聲號令，我們幾乎能上刀山，下火海，對於這種政治運動根本不在話下，我們便積極的投入到這場政治運動中去，在得到通知的次日，我們就背著被頭鋪蓋趕赴運動的現場。
我們班級的男生居住在公社的一個大房子裏，著地用稻草鋪的床，我們幾個合得來的同學擠在一起，這次倒不是為了方便說笑打鬧，因為政治運動是嚴肅的。主要是如在運動中遇到什麽問題可以有個商量。
在公社裏召開了動員大會之後，我被分配在一個生產小隊裏，當時為了不影響生產勞動，白天我們跟著他們一起下地勞動，晚上就下生產隊搞所謂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根據工作隊領導的指示，首先在生產隊開個動員會，然後進行社會調查寫工作匯報。你別看我平時比較愛玩、說笑打鬧，但對待政治運動中的領導指示我是非常認真的，因為這是國家大事，否則國家不會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時間去搞這場運動的。
就在動員大會後的第一個徬晚，我們分頭下生產隊，給生產隊作進一步的動員，發動群眾反映生產隊的資產階級的不正之風。會議結束後，隊裏的兩個青年婦女要私下向我反映生產隊的一起貪汙案。這是我第一次在社會實踐中遇到的第一個社會問題，既興奮又緊張。可是已經夜深了，有點不知所措。但她們似乎很急切地要反映情況。我馬上意識到自己的身份冷靜地想，這正是我們要做的工作，必須把她們反映的事實的來龍去脈記錄下來，然後匯報工作組。至於怎麽處理可以請示工作組領導或讓班級領導來處理。於是我們站在回去的路上，仔細地聽取了她們的反映，並銘記在腦子裏。這時，已經晚上快11點鍾了，我的“領導”（我們班的兩個北方同學）摸著黑夜(當時農村沒有路燈)來尋找我，當時我還對他們的關心，心存感激。可是他們見了我，當著她們的麵質問說：“怎麽搞的那麽晚?要注意影響！”。“影響！”我一下子被他們的曲解而激怒了，我二話沒說，隻是與她們倆打個招呼，就獨自匆匆回宿舍了。
他們的曲解使我轉側難眠，發誓要用事實來洗淨自己的清白。第二天，我根據案情線索直接詢問了生產隊長這筆款子的來源和去向，發現他十分緊張，顯然他所說的與反映的情況完全不同。我為了使他來不及與會計統一口徑，於是我問完他以後立刻去找會計談話，會計所交代的確實與生產隊長所講的也有很大的矛盾。事情幾乎已經水落石出，我便寫了一份長達數頁紙的“某某款的調查報告”的詳細報告，交給了我的“領導”。
當時要不是他們對我的曲解和我對農村裏這種貪汙行為感到震驚和厭惡，我絕對不會一鼓作氣的把這份匯報報告寫出來的，至少我不會那麽急於去寫。因為在我的理念裏，參加任何的政治運動，我們是去接受教育的，我們並不是政治運動的主角而是對象或者是邊緣人物。這樣的報告應該由學馬列的學生或者那些參加運動的學生黨員幹部去寫。可是到了運動結束，我的這份報告仍然是我們班級裏的·唯一的一份報告。但我相信這樣的案例並不是隻發生在我蹬點的那個生產隊裏，可以說當時的農村裏幾乎普遍存在著這種貪汙、多吃多占的現象，隻是他們沒有進行深入調查研究罷了。
後來，我們的“領導”看了我的報告以後，開始對我刮目相看，徹底的改變了對我的看法。並開始與我接近、示以友好。但我當時已經對那兩個北方同學有了成見，與他們有了真正的隔閡。一直到畢業以後，特別其中的一個Y同學始終對我表示出友好來。在改革開放期間，他路過上海還特地從上海趕到蘇州市工業園區看望我，我感到意外又感動，感受到了他那同學的一份情誼。我們一起在蘇州市的鬧市區的一個飯店裏用餐，一起回憶起當時的一切，真是感慨萬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