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的父親（4）
上海解放前夕，我正好在我父親工作的上海私立兩江中小學校讀小學二年級，雖然我還是個孩子，可是當時的社會動蕩似乎也引起了我的不安，在為我大哥的失業而擔憂。我大哥原是上海一家駱駝絨廠的推銷員。他很歡喜推銷員這個工作，並在工作中已稍有成績，頗受老板的賞識。但是當時上海的局勢很使人他擔憂，特別對那些在上海有資產的人尤為擔憂。大哥所在廠家的吳老板突然找到他並說，他們家族裏的人決定上海的廠將關閉，準備搬遷到台灣去，希望你能跟著我們一起去。大哥為此猶豫了好一陣子，最終他還是接受了父親和三個舅舅的的勸阻留在了上海，但是他從此失業了。
他原本可以去小舅舅鋸板廠工作，可是他受不了鋸板廠的噪聲和灰塵的環境，想著在上海偌大的一個城市裏總能找到一個比較理想的工作。殊不知當下是什麽時期？當下的許多公司、商店都紛紛關閉，即便找一個最普通的工作也相當困難。但是我的父親從來就很尊重他的選擇，況且他已經獨立自主了那麽多年。我看著大哥每天出去尋找工作，回來時總是一副哭喪著的臉，我不由得為他有些難過。我大哥就這樣堅持兩年以後，校長看在我父親是老員工的份上，將我大哥成為了學校的員工，負責學校裏的電氣設備的管理和使用，這個工作雖然待遇不高，但環境倒是他喜歡的。
當時在我大哥一時找不到工作的時候，我也像大人一樣會在腦子裏想的很多，我開始懷疑可能像我大哥一樣的人還不少。因為我發現父親的那些朋友與我父親的聯係少了許多，更沒有見他們相聚過，我在懷疑他們是否也在工作上出現了什麽問他？
後來，果然不出我所料，聽我父親說他的一個朋友失業了。當時由於時局的混亂，知道人人都有難處，他不想驚動別人，總想自己能度過難關的，想不到自己在上海灘到處奔波了近一年，依然沒有找到工作，一家五口的生活成了問題。無奈之下，大女兒已經到了當嫁的年齡，經人介紹嫁了出去，二女兒才八九歲，送往老家給一家殷實人家當童養媳，才四五歲的小兒子留在身邊。但在上海的朋友都不知道。
我在上海讀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我的身體仍然很瘦弱，從小患的哮喘病還未痊愈，在我讀小學二年級的時候，父親領著我在一家德國醫生的診所裏，醫生為我開了一瓶白鬆糖漿口服液，喝一瓶以後，我的症狀大有好轉，第二瓶還沒有服完，我的哮喘病痊愈了，我便成了一個頑童。
當時我的堂兄也從老家來上海在我父親工作的學校裏讀初中，生活起居也要我父親照顧，我又那麽的頑皮，一個大男人要照顧我們兩個孩子，他再要工作，真的不堪重負。但總不見得讓好容易來上海讀初中的堂兄回老家，父親隻能讓母親又把我帶回老家啟東。讓我在老家附近的一所育才初級小學讀小學三年級。在上學的路上，遇見了一位年齡與我相仿的說著一口上海話的女孩，由於我在上海讀過兩年小學，也會講一口的上海話，彼此都覺得很好奇而自然而然地接近了起來。
原來她就是我父親在上海的好朋友瞿少雲的小女兒瞿淑珍。但是我知道她的老家在我家的一條大河的北邊，怎麽來了我們村的孫家？我母親告訴我，她父親在上海失業了，出於無奈將他的小女兒給孫家的獨生子紹寶（乳名）做童養媳。當時老家已經解放，怎麽還有童養媳事件的發生？但我也隻是這麽想著而已。不由得我對她有些同情。但看到孫家對她的確很好，還繼續供她讀書，從她平時的談吐裏也看不出她有任何的憂傷，甚至有時看到她還很開心。時間長些以後，大家都忘掉這件事。
孫家離開我家隻是隔著五六個宅，是一家比較殷實的人家，他家的兒子紹寶比我大一歲，也是我當時的發小。他從小就比較憨厚、老實，但就是讀不好書，他的父親孫步善一心想讓他讀書，可是他老是留級，我去上海上學時，他已經讀一年級了，我回來讀三年級的時候，他照理應該讀四年級了，可是他實在讀不上去，已經在家務農了。而她在育才初級小學讀二年級，並且學習成績很好。村裏人都沒有看好他們，卻把我與她聯係了起來，因為我們倆是村裏讀書最好的兩個。但我被他們說的很害羞，從此我不再與她一起上學校了。但在心裏一直為她不平，解放了還給人家當童養媳！
不過，在我讀四年級初小畢業的時候，她突然在我們村裏消失了，後來聽說她的父親在北京找到工作了，她的父親把她帶到北京去了。我從心底裏為她高興，因為我相信她去了北京一定會繼續她的學業的。當然，我的父親後來也知道了此消息，並通過他人知道他在北京交通部工作，但僅此而已。但他在上海時時想念著這位在北京的朋友。
一九六六年，全國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對於所謂的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和每次運動中都要被觸及靈魂的地、富、反、壞、右是一場災難。在其中的革命的大串聯期間，成千上萬的學生都紛紛湧往北京，渴望著能受到毛主席的接見，那是一件無上光榮的事。我們是六六屆大學畢業生，經曆了十七年的寒窗苦，已經沒有了那個激情，站或躺在列車車廂的人行道裏，或在臭氣衝天的廁所旁邊去北京。在一波接著一波的人潮湧向北京以後，在學校整天被派別鬥爭的高音喇叭所困擾和不堪入目的對所謂反動學術權威的批鬥，眼不見為淨與幾個比較‘誌同道合’的同學一起才去了一次北京。
顯然，我們此去北京的目的與前期去的完全不同，即使我們後來一起去的也不完全相同，有的是一覽北京的名勝古跡；有的是遊萬裏長城……。而我是秉承著父親的使命而來。因為他一直在掛念著一位已經斷了近二十信息的朋友，根據文革的形勢，他由於家庭成分的原因可能會受到衝擊，讓我趁著大串聯的機會，去北京一探究竟。父親說起他，我便想起了他的女兒瞿淑珍，不知道她現在任何？一種莫名的驅動力，我和幾個同學搭上了馳向北京的列車。
其實，父親也根本不知道他朋友瞿少雲的具體地址，隻是知道他在交通部工作。但根據我的判斷，他隻是一個像我父親那樣普通的人，而且已經上了歲數，或許去交通部的傳達室就能打聽到這個人。我很自信的待列車到了北京，與他們打個招呼後，問過路人直奔交通部。
那個時候覺得北京市的人特別多，即使交通部的大門口來來往往的人也很多，來傳達室聞訊的人也不少。等挨到我上去聞訊時，接待我的是一位上了年紀的長者，我忙問他：“這裏有沒有一個叫瞿少雲的人？”他斬釘截鐵的說：“有這個人。”他說完後打量著我與他什麽關係？我忙說：“我從上海來，他的一位老朋友要我來看看他。”他很直率地告訴我：“他現在正在接受檢查，下午三點鍾才回家。不過，他的一個女兒在北京市結核病醫院當護士，就在這裏附近，她與他父親住在一起，你可以先去找她。下班後一起回去，就能見到她的父親了。”說著還給我寫了該醫院的地址。我謝過他後離開了那裏。
我很容易找到了那醫院，接待室給她通了話，讓我在接待室旁邊一個房間裏等候。過來一會，一位護士模樣的女子向我走來，以疑惑的眼光看著我，我一看她還留有小時候的一些模樣，知道她就是瞿淑珍，但我沒有喊她的名字，而是問她：“你認識我嗎？”她對我打量了一下，發現了我胸前別著一枚畢業校徽，便問：“你是我弟弟的同學？”我向她搖了搖頭，但我已經知道她的弟弟也在我們學校讀書，這是一個額外的收獲。她的弟弟小時候我見過，比我們小個三四歲，但幾乎沒有任何的接觸。我見想不起來便告訴她：“我是你小學的同學李伯民。”馬上喚起了她的回憶，她奧的一聲說：“真想不到是你，我還以為你是我弟弟的同學呢。”我接著問她：“伯父母可好？我父親特地叫我來看看他們。”她看了看旁邊的人說：“就要下班了，我們到了家裏再說吧，父親也該回家了。”但我已經預感到他們家受到了衝擊。
他們家距醫院並不遠，我們大約步行了一刻鍾左右便到了她父親的家。她父親住在一套兩小間的平房裏，她自己的家就在她父親家的東隔壁。那天晚上我與她父親住在一起，正好可以通過交談知道彼此的一切。
首先，當他知道我受父之托特來拜訪、問候他，使他非常感動。嘴裏喃喃的念著：“真不愧為莫逆之交啊！”然後問及我父母可好？知悉我父母一切都安好，他感慨地說：“還是上海好！”
從他的敘述中知道，文革爆發以後，凡是地、富、反、壞、右幾乎都受到衝擊，他現在每天還要去專案組報到，並寫檢查。他就是家庭成分不好，但非得要他檢查自己還做過什麽反黨反人民的事。他的太太在文革開始時就因成分不好而被押送回啟東老家，在被押送的路上受盡了折磨和屈辱，現在她在老家的妹妹家裏。唯一的兒子在上海的一所大學裏讀書，知道家裏這樣的情形，嚇的一直在學校裏不敢回北京來，幸好他的大姐姐在上海還算有個照顧。我聽了以後，覺得北方在每次的運動中都比較“左”，但我不知道怎麽來安慰他們，我隻能照搬著人們常用的話來安慰他們：“相信一切都會過去的，慢慢的會好起來的，現在最重要的是保重好身體。待天空中的霧霾消除時，歡迎你們來上海，我和我的父母在上海等待著你們。”臨走時我給了他我家在上海的地址，他認真地把它折成小方塊塞進了裏邊的口袋。
我離開了他家以後，沒有去北京的任何地方，直接去了火車站，搭上開往上海的列車回到了上海。上海盡管也處在“文革”的風暴之中，但還能感受到一絲的自由和希望。
人們終於盼來了改革開放，中國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就在這變化之中的一天，瞿叔叔帶著他的兒子根據我當時留下的地址，走訪我父親來了，兩位老人見了麵相擁而泣，異口同聲地說：“想不到我們還能見麵！”當時我與我的太太通過上海市人才交流也已經從外地回到了上海，我親眼目睹了兩位老人相見時的一幕，我除了被這一幕深深的感動以外，還非常感慨而又十分誠摯的祝福他們健康長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