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的青年（六）我動搖了
我終於在七十年代末在思想上動搖了，但並不在於山溝的生活和工作的艱苦，甚至我喜歡山溝裏的寧靜和安逸，喜歡山裏的人的淳樸，善良。更被廠領導的大公無私、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和他們的艱苦創業精神所感動。可是自從我的內人從上海調來山溝以後，始終適應不了這裏的水土，身體一直不適。不久又患上了風濕性關節炎，即使在炎熱的夏天，她的雙膝還裹著棉花絮；唯一的兒子（上海戶口）從3歲起就由我年邁的父母（當時已經六十多歲）照顧、撫養著，覺得對父母和兒子的虧欠實在太多了。即使所謂思想再好的共產黨員也未必不去考慮這些殘酷的現實，何況我隻是個普通的工程技術人員而已。
我開始關注起我周圍的一些人，發現有人悄然離開了山溝。我了解的結果，他們都是通過六機部人事部門來調令才離開的。這對我來說是一道無法逾越的天塹，一下子使我一下子冷了半截，甚至已經·死了這條心。
但是家裏的現實不能不使我去考慮，總是不死心的想要擺脫這種現實。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我又一次乘坐長江裏的東方紅客輪出差去上海，上了船聽我同艙的一位乘客說，原來的上海船舶學校已經遷往鎮江市，並改為鎮江船舶學院。我本能地想那裏是否需要我專業—船舶動力裝置專業的師資？我心想，調往上海的希望非常渺茫，隻能向上海方向靠攏的城市進發了。鎮江市已經進入滬寧線了，來往上海也方便多了。即使以後把兒子領來，鎮江市畢竟是個不錯的城市，對他以後的前程也不會受到影響。盡管我知道這僅是自己在想當然，因為當時調動工作確實是件十分困難的事。但我覺得有這樣的機會不去爭取一下覺得很不甘心。於是我決定在上海出差辦完事後在回廠的途中去鎮江船舶學院一趟，摸摸那裏的情況如何？
我急著在上海辦完事後，乘坐東方紅客輪在停靠鎮江市碼頭時，我下了船問詢後去了鎮江船舶學院。去了船舶動力裝置教研室，接待我的正是該室的主任（他的名字已經忘記了），我口述了我的來意，並把預先準備好的一份簡曆交給他。他知道了我的來意並粗略的看了一下我的簡曆後，顯得很熱情的歡迎我去他們那裏工作。但我並沒有感到很樂觀，因為我知道即使他們很需要我，甚至馬上為我開調令也白搭，還不如我把我們廠的底牌交給他，如果他們能辦到的話，那麽我的希望就成功了。於是我直截了當對他說：“如果你們確實很需要我的話，那麽你們必須通過六機部來調令，否則我們廠是不會同意的。”他聽了後，一下子顯得很失望又很無奈的樣子，更沒有個明確的表態。反正我覺得他很無奈，我也就沒有進一步要求什麽就與他告別走了。
因為我原先沒有抱太大的希望，所以回廠以後我根本沒有再把它當回事，繼續著我的工作、生活。有時還常常自己安慰自己，覺得這裏還有點像世外桃源，在這裏五六年來，從來沒有什麽政治學習之類的活動，更沒有搞運動的喧鬧、恐懼。連老廠油漆工出身的政治部主任王秀良，在冬、夏兩個季節以出差為名一直安然呆在大連（他的家屬全部在大連），隻有在春、秋的季節裏回廠裏來，來了以後也隻是為了顯示一下自己的存在，裝模作樣做一些他分內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當時有一陣子社會上好像“左”的思潮又有些抬頭了，他也跟著搞了起來，並下達通知，連我們每次出差回來也得向他匯報思想。甚至去哪裏出差？接觸到什麽人都要匯報。弄得我當時就火冒三丈，因為我當時對這種人從心眼裏就瞧不起的。我竟然公開叫板他：“一年兩度拿了出差費呆在大連那麽長時間，是否也該讓大家知道一下在那裏幹了什麽？“我此言一出驚呆了許多人，我的一些要好的同事還真為我捏了把汗。他當然對我恨之入骨，但他知道我在領導的心目中雖然算不上是個紅人，但要想整我一下卻不是那麽容易。他也知道自己有許多軟肋，覺得我也不是個好惹的人。後來他私下裏通過我們的廠醫主任賀大夫出麵溝通講和，其實我在人生理念裏總認為，朋友多一個好一個，仇人少一個好一個，既然願意講和就和了吧。從此以後，彼此井水不犯河水，表麵上彼此過得去就可以了。
從那事以後，我驚覺地發現許多人都在各懷鬼胎，特別那些資格較老，城府較深的人都在為自己盤算著。有的已經留好了後路，最壞的結果往九江市船舶公司跑，畢竟公司地處九江市區，生活條件特別後代的前程等都要比山溝裏強許多。平日裏他們可以磨洋工混日子；有的幹脆躺平，反正全家的農村戶口已經轉為了城鎮戶口，都吃上了皇糧。隻有剛走上社會不久的69-70屆大學生和我這樣涉世不深的人，還在埋頭苦幹。但我似乎並不後悔，甚至覺得在這裏有許多難得的鍛煉好機會。我真的很珍惜它，我會一如既往地幹下去，隻要我在這裏一天，因為我堅信會有為我所用的一天。
大約過了兩個多月的一天，我為我廠承製交通部891海洋布纜船的兩種布纜機的任務，廠裏委派我去上海704所參加他們的聯合設計，我在那裏主要提供一些工藝上的意見，但也從他們的設計中學到了不少東西。我在回廠的途中，怎麽的忽然又想起了鎮江船舶學院，並有一股很強烈的願望想去再了解一下情況。因為隻有那裏曾表示過歡迎我去，但我仍然沒有抱著太大的希望，那裏隻是一個我一直不舍的地方。我到了那裏直接去了那個專業教研室，主任還在那裏，他見了我馬上站起來把我迎進去，非常遺憾的說：“那次我們見麵後，你當時提出要求我確實無法滿足你，但我們確實非常需要你所學專業，事後我向院部領導請示，院部領導親自與六機部人事部門商量，結果部裏同意並向貴廠發了函（調令）。我以為你很快就會來，哪知道已經兩個月過去了，還不見你來。期間，我根據你留下的地址也曾給你發了信，也遲遲不見你的回應，還以為你另有高就了呢。” 我聽了以後，覺得廠裏肯定有人搗鬼，並且懷疑上了他。我內心充滿著疑慮和憤怒，卻又說不出話來。他馬上安慰我說：“我們這裏的門一直向你敞開著的，希望你回去以後再做做你們領導的工作，雖然有效期已過，隻要你們肯放人，我們不在乎這些的，我們等待著你。”他這麽說了，我還能說什麽？我表示謝謝他們為我所做的一切，告別他走了。
我在回廠的途中，思前想後斷定是那個政治部主任在搗鬼，因為他在掌控著我們所謂幹部編製的生殺大權，這是他對我的一次報複，因為我曾公開叫板過他。雖然他與我表示和好了，但他還是用了政工人員的伎倆。我隻是想不到他竟然如此的卑鄙無恥。我憤然去找了黨委書記王書記：“我們廠裏規定，凡六機部來調令的一律放行，為什麽唯我六機部來了調令被扣押下來？” 王書記雖然原是大連造船廠黨委委員，但他處事謹慎，來山溝以後從來不搞“極左”那一套，與廠長注重於發展生產，改善生活，因此在職工中有很好的印象。他聽了我的報告以後說：“若有此事顯然是錯誤的，但我確實不知道此情況，讓我了解了情況以後再給你個答複。怎麽樣？”他這麽說，我無話可說，答應待他了解後再說。
時隔不久，他托人來把我叫去，我知道是為此事，心情還有些激動，我到了他的辦公室門口還作了一下深呼吸讓自己鎮靜了一下才進他的辦公室。他見了我很熱情地招呼我在他的辦公桌前麵的椅子上坐下，自己起身為我倒了一杯茶放在我麵前，示意我喝茶。我來這個山溝已經七八年了，書記的辦公室還是第一次來，不過當時的領導辦公室也沒有什麽特別，隻是廠長和總工程師的辦公室去的多了一些。我在他對麵的椅子上坐下。他很認真的對我說：“六機部確實在兩個月以前就來了你的調令，當時你正在安裝171醫院的氧艙，而且是你一手設計、製造的，老王（政治部主任）考慮了我廠的利益多了些，沒有及時的讓你走。我嚴厲的批評了他，上級來了調令豈能扣押？他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但調令上讓你在兩個月以內去報到，可是至今已經三四個月了。我想，你在這裏確實承擔了許多產品的設計，手頭又有兩種布纜機將要製造，但你的家庭困難我也知道，解決你的根本問題是調到上海去，而不是鎮江市。以後隻要有機會我一定放你和小方走。這個機會還沒有來之前，我希望你在這裏好好幹。”書記這麽說了，他既批評了那位王主任，又親口向我作了承諾，為解決我的困難提出最佳方案。我還能說什麽？我又被他說服了。
一直到改革開放前夕，國家形勢出現了許多微妙的變化，九江船舶公司人事部門的一位同誌向我透露，船舶公司係統的人才交流已經悄然開始，當時進入上海船舶公司係統的條件是，一，夫妻兩人必須是上海人，其次兩人必須都具有工程師職稱。我與我內人正好都具備這兩個條件。此時，我們的黨委書記已經調往九江船舶公司任黨委書記，新來的黨委書記王書記與我還不太熟悉。我知道此內部消息以後，直接去九江船舶公司找王書記，因為是求人家的事，我顯得很卑微，用微微顫抖的手敲開了他的辦公室的門，見了我，他熱情的讓我進去，依然為我倒了一杯茶，讓我在沙發上坐下。他似乎知道我的來意，不等我開口他先說：“我們的老蔣已經把上海的消息告訴你了？現在是解決你家庭困難的時候了，隻要你自己寫份簡曆，讓老蔣與上海船舶公司人事部門聯係一下就可以了，因為上海船舶公司下麵的廠和研究單位正需要技術人才。”想不到王書記如此的把我的事放在心上，我非常的感激他。
我在一九八五年的夏天，在我完成了在山溝裏的最後一項設計、製造的我國首套250米氦氧飽和艙生命維持係統以後，並在上海二軍大海醫係召開了該項目的鑒定會以後，我與我的太太一起調回了上海，在上海船廠的船研所工作。與父母和兒子闊別了15年以後重新團圓，開啟了我在上海的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