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到了上學的年齡，母親又一次將我帶到上海，這時我的父親已調到南市區私立兩江中小學（兩江女子體育專科學校的分校）總務科工作，這所學校所設的班級從幼稚園直至高三都有，我很容易進入了一年級的學習。我的班主任是一位很年輕漂亮的音樂女教師，叫薛映梅，她能歌善舞，每當她與一個體育男老師在課餘時間在大廳裏跳舞的時候，總有圍觀的許多老師和學生，他們跳得那麽的歡快優美。由於我來自農村，對這裏的一切感到十分的新奇，並被深深地吸引住了。由於我的家鄉離上海比較近，所以上海話我能聽懂但不會講，我感到上海話很好聽，似乎比家鄉話優雅，於是我開始學著上海話，一年以後我基本上能講一口流利的上海話，但人家還是叫我“小崇明”，因為我在講話時還夾著濃濃的鄉音。由於我慈母對我的早期啟蒙，很順利地通過了所有課程期中和期末考試，而且獲得全“優”，贏得了薛老師的歡喜，在我的評語欄中寫道：天資聰明，成績優秀，遵守紀律，品學兼優。當時薛老師還沒有孩子，她在學校的時間較多，而我與父親住在這教育樓的頂部的小房間裏，所以，我與她接觸時間較多，她在學校邊唱邊彈鋼琴的時候，常常把我拉在鋼琴旁邊陪著她，其實我對音樂沒有天賦但感覺她唱的很好聽，所以我往往會陪著她到最後，期間，她常停下來問我：“好聽嗎？”我忙高興地點頭說：“好聽！”於是她就高興地撫摸一下我的頭，感覺慈母般的溫暖。
在這一年裏，父親根據一個醫生推薦給我買來了專治哮喘口服糖漿“白鬆糖漿”，我根據醫囑服用了兩個月以後就全癒了，從那時候起我便成了一個頑童。學校隔壁正好是公共體育場（後來的滬南體育場），每天早晨有很多人在那裏鍛煉身體，有練武術的、跑步的、踢球的……。這在我們家鄉是沒有的，對此很感興趣，所以，每天早晨起床後和下午放學後就與同學往那裏去玩，學著跑步，玩單雙杠。玩單雙杠不是那麽容易的事，隻有一個叫袁友祥的同學會玩，能在上麵做許多動作，我既羨慕又崇拜他，我跟著他學會了好幾個動作，但有時因失敗而從單雙杠上摔下來，幸虧下麵是沙地，否則會摔傷人的。玩的最多的是踢小洋皮球比賽，我經常擔任守門員，當時的場地不是草坪而是燒過的煤霄舖成的，我的膝蓋上常常被擦傷流血，但待“比賽”結束時已經結鈣了，所以一直沒有被父親發現。但我的鞋子和褲子損壞的最快，一條新褲子沒幾天就把褲襠撕破，一雙鞋子沒幾天腳趾頭就露出來了，常常因此遭到父親的責怪。
我的母親把我送來上海讀書後不久就回老家了，因為那裏還有年邁的祖父母需要照顧，那裏的許多畝地需要她組織人去耕作，兩個姐姐需要她傳授織布針線活。我的父親當時既當爸又當娘的確很辛苦，但是我當時沒有這種體會，還是我行我素，甚至更甚，結果剛剛讀完二年級的時候又把我送回了老家。當時因為我的家鄉比較富饒，童年生活是幸福的，又很想念我的母親，所以回家鄉讀書也無所謂。
在上海讀書期間，與我一起住校讀書的還有正在讀初中的我的堂兄李剛、父親朋友的兒子黃建邦、同鄉楊森、黃中光（他年齡比我稍微大些，身體一直不太好，所以不太愛玩，曾是我的小夥伴，但相處一年不到，他就因病去世。）因年齡差距的緣故，他們很少與我玩，我隻是把他們當成大哥哥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