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年時代（九）
我們讀完大四時，基本上讀完了大學所有的課程，正要進入畢業設計階段的時候，我們被卷入了“四清”運動，離開學校去上海郊區閔行參加機電一局的“四清”運動。
我們在那裏集訓了一個月以後，以“四清”工作隊的身份被分配在上海石棉廠搞“四清”運動，當時的“四清”工作隊隊長是上海汽輪機廠的生產科科長陸成明同誌（當時都這樣稱呼），副隊長是上海重型機器廠丁耀祖同誌。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他們認為我的字寫的比較好，又有些文采，所以讓我和另外三個同學在科室搞運動，並兼職為工作隊整理資料。
這個廠是由原來的許多個與石棉製品相關的小工廠，作坊合並而成為公私合營企業，所以全廠的資本家，小業主共有十幾個之多，他們分別擔任著廠的技術，生產，財務等工作（當然還有其他人員），也有幾個沒有太多文化的，又無其他特長的小業主，從事著貨物進出的搬運工作。
在這運動期間，把他們組成一個小組。我至今還搞不清楚當時領導憑什麽派我去負責這個組的四清工作？也許是我的家庭成分好？還是我平時表現好？我的家庭成分是中農，也隻是團結的對象，比我成分好的有的是，若要進一步查我的社會關係，我的外祖父母是被掃地出門的地主出身，兩個舅舅是上海不大不小的資本家。至於我的表現，一直被政治指導員認為是一個不太要求進步的人。一度使我感到很困惑，但這畢竟是領導布置的任務，還得必須接受了下來。
工作一段時間以後，我們與領導之間相處的十分融洽，配合也很默契，平時我們都以老陸，老丁稱呼他們，隻有在召開全廠大會的時候才稱他們隊長，副隊長。發現他們並非我們想象的那麽嚴肅，思想激進。他們主張實事求是；一切重在調查研究；重在證據；不輕易下結論。我根據他們的指示，對那幾個所謂有問題的資本家進行了一些內查外調。同時，使我有機會接觸一些社會調查工作，增長了許多社會實踐經驗和知識。我曾數次去市公安局查閱個人檔案資料，查閱時意外地發現，嫌疑人的重名疊姓的人很多，如果你的年齡，籍貫與某嫌疑人相同，那麽你就有可能自己根本什麽都不知道，卻被單位裏列為控製對象，一輩子別想獲得提升或重用，弄不好每逢搞運動時會莫名其妙地搞你一下。看了以後，真有點後怕，於是我就萌生了有機更改自己名字的念頭，隻是當時沒有想好，時機沒有到來。
我幾乎看遍了這些人的所有檔案資料，他們中間許多人都沒有當上幾天資本家或小業主，上海就解放了，他們大多數不是祖傳的企業，而是通過自己艱苦奮鬥才擁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工廠或作坊，沒有過上幾天安逸、舒適的生活就被公私合營了，成了被改造的對象。在他們的思想上有些抵觸情緒，私下裏發發牢騷是有的，總的來說都屬於守法的。從他們的曆史來看，也比較簡單，有的從學徒開始，一直從事本行工作，有的從事過其他行業的工作，後來才從事現行業的工作。隻有個別人曆史比較複雜些，如技術科的盛先生（現在可以這樣的稱呼他），當時四十開外，長的一表人才，談吐舉止優雅，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正值日本侵略我國東三省，他毅然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去，並參加了國軍，不久他被任命為國民黨空軍少校翻譯官，曾為美國飛虎隊飛行大隊當過翻譯。在他所寫的材料中也詳細地敘述了這段曆史。但是，當時隻要是參加國民黨軍隊的都被認為有曆史問題。而且，中共一貫通過輿論宣傳認為隻有共產黨是積極抗戰的，國民黨是消極抗戰，所以他一直背負著這一曆史問題的包袱，壓得他透不過氣來。看了他所寫的這段曆史事實以後，又後來看了一些還原曆史真相的文章以後，我認為他當時出於愛國熱情加入了抗日革命軍，這是一個熱血愛國青年所為，正是他一段光榮的曆史。
抗戰勝利以後，他回到了上海繼承父業，主要從事工廠的技術工作。上海解放前夕，他家定居香港，上海剛解放時他又回到了上海，接替了父親在上海的產業，做了資本家，從此厄運一直纏繞著他。使他一直處處小心謹慎，夾著尾巴做人。
在我與他接觸不到幾個月時間，從他的談吐舉止及所從事的技術工作中，他是一個很有文采，智慧，知識淵博的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一貫比較重才）。我認為他剛解放時才當的資本家，沒有多久就公私合營了，不存在什麽剝削工人的事實，他還是一個抗日將士呢，我對他慢慢地從懷疑到敬仰，甚至崇拜，後來我們成了好朋友。
在運動期間，我也以朋友的身份受邀去淮海中路622弄他的家拜訪過。上海人一般都知道，淮海中路622弄是舊上海社會名流，貴族居住的宅區，即使以後也如此。他住在一個樓房的二樓一個通樓，即有前後樓後亭子間，衛生間很廚房獨用，在當時算是相當寬敞、高檔的住宅了。
前樓是客廳，客廳布置的十分簡單明瞭，乳白色的塗料使客廳顯得分外明亮寬敞，打蠟地板。靠北的牆壁放著一張三人沙發，沙發前麵放著一隻大茶幾，茶幾上放著瓶插的鮮花，兩側的牆上分別掛著我不知名的西洋畫。
後樓是他的臥室，那時，他一個人居住在這裏，他毫不介意地帶我參觀了他的臥室，臥室的四周及頂麵都塗乳白色的塗料，但因為是後樓，顯得有些昏暗，當他打開燈光以後，臥室顯得很溫馨而華麗。打蠟地板，一張做工精細線型別致的紅木床放在中間占去了很大的地方，兩側為床配套的兩隻紅木床頭櫃，上麵分別放著一盞十分精致的台燈和一台電話座機。在靠北邊的牆根放著一隻與床相同線型紅木大立櫃，床的對麵放著一隻相同線型的紅木五鬥櫃，床頭的牆壁上單獨掛著一張用十分精致的鏡框裝著的一位端莊，漂亮女性的彩色照片，顯然，這是女主人的照片。但我與他接觸長達數個月的時間裏，他從來沒有提起過他的太太及其他家人，我想這是人家的隱私，從來沒有問起過。
他告訴我亭子間是他的書房，但並沒有領著我去參觀。不過我可以想象出書房裏的樣子來，除了一隻寫字台和一把椅子外，四周排列著書櫥，書櫥裏放滿了各種書籍。但由於他的忙碌可能使得書櫥裏書籍顯得很淩亂。
我們就坐在客廳裏邊喝茶邊聊天。聊天中知道，他的太太和一個上中學的兒子都定居在香港，原來打算他先來上海經營祖傳企業，待企業有所發展、穩定以後，他們一起回上海定居，可是自他來到上海以後，就經曆了三反五反運動，又經曆了公私合營，使他受到了巨大衝擊，為了不讓妻兒受到連累，於是他獨自留守在上海，獨自承受著折磨與煎熬。隻能每年去香港探望他們1-2次，在特別想念他們的時候。當時，我雖然隻是一個學生，但我十分理解他的處境和心情。我感到很無奈，隻有同情和勸慰。
參加每次政治運動對一些政治上要求進步的人來說是提升自己的一次極好的機會，一些同學開始擬寫入黨申請書，向領導匯報思想，我卻壓根兒沒有去想這些，因為我很有自知之明，首先，我在領導的印象裏一直是一個比較自由散漫的不求上進的人；是一個小資思想比較嚴重的人，但我對要求進步的同學一直持支持態度，認為這是一種要求上進的表現。如一位同在科室搞運動的女同學，她具有一些男生的性格，比較開朗，大方和大氣，所以，她與我們男生都相處的比較好，開會時我們經常坐在一起。有一次，科室召開大會，我們倆坐在她的辦公桌位置，開會時為了不影響開會，我們有什麽需要交流的，通常用紙條方式交流的。我們正在聽隊長講話，她突然用手臂碰了我幾下，把我的視線引向到她那拉開的抽屜，抽屜裏露出一張入黨批準書，她臉上洋溢著十分激動和興奮，看著我，期待著我的反應，我馬上在紙條上寫道:“衷心地祝賀你！”。她詭秘地朝我笑了一笑又將抽屜推上。我可能是最先知道她入黨的人（除班級裏黨員以外），我雖然自己對入黨並不感興趣，但我對她祝賀是真心的，因為她各方麵都表現的很好，對一切事物都比較客觀，實事求是，所以，她在同學中的口碑也很好。
當然，在每次運動中也不乏一些投機分子，總是以左派自居，言論與行為都顯得很激進，企圖混進組織，有朝一日能出人頭裏。我常對這些人嗤之以鼻，敬而遠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