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彤：首個獲諾貝爾醫學獎的中國人本應是他！zt

公元2015年10月5日，下午五點三十分，2015年諾貝爾獎的第一個獎項：“生理學或醫學獎”率先揭曉。隨後，一個中國人並不十分熟悉的名字——屠呦呦，進入了公眾視線並迅速在網絡上刷屏。這位85歲的中國藥學家，成為首位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中國人。

由於中國人首次獲得科學類諾貝爾獎，所以，這個消息就成了大消息。特別是“呦呦鹿鳴，食野之蘋”的名中注定、名中的宿命，讓“屠呦呦”三個字很難忘記。

本人隻想借此人們關注諾貝爾獎、中國生物醫藥事業的難得機會，發掘幾篇網上舊文，讓更多人了解另一個我們這個民族最不該遺忘的名字——

他生產了中國自己的狂犬疫苗、牛痘疫苗、卡介苗和世界首支班疹傷寒疫苗。他成功遏製1950年華北鼠疫大流行。他讓中國比世界早16年消滅天花病毒。

他被人們尊稱為衣原體之父。

據說今天國際上最權威的微生物學教科書、病理學教科書，任何關於衣原體的綜述，都寫到 Dr.Tang, 一個必須寫在世界醫學史上的中國人。

1980年6月，中國眼科學會收到國際眼科防治組織(IOAT)的一封短函：

因為湯博士在關於沙眼病原研究和鑒定中的傑出貢獻，國際眼科防治組織決定向他頒發沙眼金質獎章。

然而，由於“拔白旗”政治運動的迫害，有著湖南醴陵人那種剛毅性格的他，不甘受辱，在1958年就已自盡身亡。

人們說，中國與諾貝爾醫學獎就這樣失之交臂。還有專業人士在非典肆虐的時候歎道：如果他在，何至於此？！

著名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權威李約瑟爵士在得知他的死訊後給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的一封信裏說：“回顧能結識你們國家的這樣一位傑出的科學公仆，感到榮幸。”

他被李約瑟稱作是“19世紀英國諺語裏的‘人類的朋友’”，是“預防醫學領域裏的一位頑強的戰士。”

因為他為人類做出的卓越貢獻，郵電部於1992年11月22日發行了他的紀念郵票。

這個名字叫——湯飛凡！

以下轉載並配圖的這篇文章原名為《中國人不應該遺忘的名字湯飛凡》，是筆名叫京虎子的作者寫於2004年的舊文。

網上介紹說京虎子旅美華人，本名王哲，科普作家，代表作《國士無雙伍連德》、《微戰爭》。因為是醫學出身，加之旅美多年，對醫學尤其是免疫學、傳染病、美國曆史相關知識豐富，感興趣的朋友可以登錄京虎子新浪博客，有大量作品，包括關於中西醫之爭的內容。

此文，可視作是湯飛凡先生本人和成立於1919年的中央防疫處的一篇小傳！何時有人為他們寫一部大傳？好比渡邊淳一為被譽為日本國寶的細菌學家、生物學家野口英世做傳《遙遠的落日》。

文中關於湯飛凡等人昆明時期的照片來自2014年《李約瑟博士1944年雲南科技考察工作影展》，85幅照片展示了李約瑟在1944年來到雲南進行科技考察的情況。

李約瑟在中國的這段經曆為日後撰寫巨著《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奠定了基礎，而該書以《中國科技史》為名聞世，實在是一個巨大而且非常糟糕的誤會，對此江曉原先生有較為詳細的文章分析。

了解中國的科學史，必須把它置於文明史的視域之下，所謂“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真實場景往往是這樣：看似波瀾壯闊的曆史畫卷，其實不過是每一個生活於其中的活生生的人的命運史的集合。

——這就是京虎子此篇舊文帶給我的突出感受，特別是在得知屠呦呦先生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那個不久前的夜晚。

1999年的《南方周末》有一篇著名元旦獻詞《總有一種力量使我們淚流滿麵》。閱此文所感受到的也許就是這種力量！

請聽作者的如下語句：

“科研如同繪畫寫詩，講究意境。隻有無私的人、以拯救民生、為民族爭光的戰士才能永不放棄，才能大放光彩。

每個少年都有過蓋世無雙的夢，都有過氣吞山河的豪言壯語。當歲月在眉間心頭留下痕跡以後，所有的夢和豪言壯語便成了少年不知愁滋味的記憶。

但是有一個107年前出生於湖南的矮小少年，牢牢記住少年時的夢和豪言壯語，用一生追逐這個夢想，於花甲之年實現了當年的諾言：‘發明一種預防方法使億萬人不得傳染病’”。

因此，整理幾篇關於湯飛凡的相關文章，配上為數不多，盡可能找得到的照片。文中關於中央防疫處在昆明時期的那些照片可是大名鼎鼎的李約瑟拍攝的！

還是引用南方周末的那段元旦獻詞：

總有一種力量它讓我們淚流滿麵，總有一種力量它讓我們抖擻精神，總有一種力量它驅使我們不斷尋求“正義、愛心、良知”。這種力量來自於你，來自於你們中間的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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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虎子：中國人不應該遺忘的名字湯飛凡

一、心中縈繞的名字

猴年馬月的北京出人意料地涼爽，不尋常的天氣似乎預示會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果然在六月下旬，衛生係統流言四起，以至於國家衛生部不得不召開新聞發表會，就今年薩斯實驗室事故答記者問。新上任的主管副部長聲明：請大家容許我保密兩天。

兩天後，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建黨83周年。衛生部召開大會，宣布追究領導責任，從國家疾病控製中心，到病毒所，最後是腹瀉病毒研究室，從上到下一口氣摘了五頂烏紗。塵埃落定，相關報道充斥報刊網絡，中國衛生防疫係統的聲譽到了曆史最低點。

去年（2003）薩斯時曾經風雲一時的人物而今成了街頭巷尾的談資，天氣驟然轉為悶熱。望著烏蒙蒙的北京，心中猛然想起一個名字，縈繞在心中二十年的名字。

當中國人漸漸開口說出真話的時候，開始聽到這個名字，以及這個名字背後的故事。一個又一個故事所勾畫出的豪情和悲傷，使這個名字深深印在心中。

以為網絡信息爆炸的今天，搜索一下這個名字，會有千百條詳細的資料。不料查詢之下，僅僅是有限的幹巴巴的幾條。相比之下，那些所謂的英雄所謂的風流人物，充斥於網絡，被人一遍又一遍地提起討論，翻來覆去地爭議，來來往往地探討。這些如雷貫耳的有幾個比得上這個名字對民族對人類的貢獻？

人們緣何鍾情於沾滿鮮血的雙手而無視救苦救難的心腸？

幾十年過去，這個名字已經獲得了原本屬於他的名譽和地位。但無情的歲月和我們這個善於向前看、樂於健忘的民族使這個名字漸漸沉入曆史的泥沙中，再一次漸漸被遺忘了。

有的名字是不應該被遺忘的！是不能被遺忘的！洗清曆史長河中的汙泥濁水，這名字將永遠如金子般閃亮。

這個名字叫：湯飛凡。

二、英雄慧眼

近代中國是湖南人的舞台，從曾國藩到毛澤東，湖南人最終成為中國的主宰。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 ，湖南大旱，“百姓咽糠茹草，至有餓斃自盡者。” 7月23日湯飛凡出生於湖南醴陵。

湯家在當地是個旺族，到湯飛凡出生時家道早已中落，父親設館教書維持家計。湯飛凡行三，五歲啟蒙，父親遵循易子而教的古訓，送他到二十裏外的東崗就讀於何家義塾。

何家與湯家為通家之好，年輕博學的何家少爺素有大誌。年幼的湯飛凡勤奮好學且意誌堅毅，一入其眼界便十分鍾愛，除了為他課外輔導外，還教他算術自然等新學。何少爺連得三女後，向湯家提出將其中一女許配給湯飛凡，而且可以等湯飛凡成人後自己選擇。

世事難料，愛湯飛凡如己出、譽之為天下英才的鄉野書生居然成了一代梟雄。辛亥革命後，何少爺棄文學武，入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後入湘軍，從排長幹起，一步一步成為湖南霸主，後來更因為毛澤東的一首蝶戀花的角注，成為除蔣介石外不做第二人想的大名鼎鼎的國民黨反對派：何鍵。

總角時便入英雄慧眼的湯飛凡所走的卻是一條截然不同道路。湯飛凡12歲入長沙城南小學堂，三年後畢業，追隨二哥考入甲種工業學校。雖然學工，但他從小目睹家鄉父老貧病交迫，一直有誌懸壺濟世，兩年後湘雅醫學院成立，湯飛凡從甲種工業學校退學，成為湘雅醫學院的首屆學生。

七年寒窗，湘雅醫學院第一屆招收的30名學生，1921年畢業時隻剩下10人。這十人中出現了兩名中國醫學屆的泰鬥，除了湯飛凡外，另一位是畢業時名列第一、與湯飛凡同歲的內科名宿張孝騫。

七年的醫學訓練，不僅磨煉了湯飛凡堅韌刻苦的精神，也使他對濟世有了新的認識。19世紀與20世紀的世紀之交的二、三十年，正是微生物學的黃金時代，以巴斯德(Pasteur) 和寇霍(Koch) 為代表的一代細菌學和傳染病學天驕，陸續發現了大部分重要傳染病的致病菌。寇霍的學生日本人北裏柴三郎發現了鼠疫和破傷風的病原菌，人稱東方寇霍。年輕氣盛的湯飛凡曾言：“日本能出東方的寇霍，中國為什麽不能出東方的巴斯德？”

湘雅醫學院畢業後，湯飛凡立誌研究細菌學和傳染病，申請到協和醫學院細菌係進修。當同學邀請一道開業行醫時，湯飛凡說出畢生意願：“當一個醫生一輩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發明一種預防方法卻可以使億萬人不得傳染病” 。

何鍵此時已為湘軍團長，見湯飛凡醫學院畢業，向湯家重新提親。湯飛凡在何家三千金中選中15歲的二小姐何璉。以何鍵之意，女兒隨軍東奔西跑極不安定，希望能立即成親。湯飛凡因為要去北京進修而無法養家，最後隻是訂婚。

湯飛凡在協和醫學院一年後兼任助教，三年中全麵掌握了細菌學理論和實驗技術，經係裏和學校推薦，湯飛凡獲得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獎學金，準備赴美深造。

兵荒馬亂的湖南，局勢複雜多變。這次何鍵不再遷就，湯飛凡與何璉成親後，一起到了美國。

年輕的湯飛凡走的是一條科學之路。

三、拓荒者的回歸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病毒學的拓荒時代，湯飛凡所進修的哈佛醫學院細菌係的研究重點此時正轉向比細菌更小的微生物，拓荒者的首要任務是找到新的方法。作為投身病毒學研究的第一個中國人，在哈佛的三年裏，他的工作主要是研究病毒學實驗方法。

他與同事們在病毒學發展的早期重要的貢獻包括用物理方法證明了病毒是可過濾、能離心沉澱、能自我複製、有生命的寄生於細胞內的微生物。他們還研製成第一代微孔濾膜，用於測定出各種病毒的大小。

三年的時間很快過去了，導師強烈要求湯飛凡留在哈佛。優厚的生活條件，得天獨厚的研究條件，以及病毒學研究剛剛掀開的無比寬闊的視野，吸住了湯飛凡的心，他決定留下了。

這時一封信來自大洋彼岸，寫信人是他的老師顏福慶。

出身基督教牧師家庭、畢業於耶魯醫學院的顏福慶是中國現代醫學教育的先驅和領袖。湯飛凡就讀湘雅醫學院時，顏福慶任院長。離開湘雅後顏福慶就任協和醫學院副院長。

鑒於當時國內幾所較好的醫學院都是外國人創辦的，顏福慶矢誌創建中國自己的醫學教育體係。乘國民政府成立第四中山大學的機會，顏福慶倡議設立醫學院。南京政府批準此議，醫學院與1927年9月於上海開學。次年顏福慶辭去協和職務，專任此時已經改為中央大學醫學院的院長。

醫學院雖然設立，可是經費靠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和中國紅十字會資助，十分困難，師資尤為缺乏，開學時隻有教師8人。百廢待興的顏福慶想起了人在美國的湯飛凡。

顏福慶在信中，沒有天花亂墜的許諾，隻是如實地列出辦中國人自己的醫學院的困難，和對學生的殷切希望。正是因為這種開誠布公，使湯飛凡驟然生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豪情，當即決定歸國。1929年春，湯飛凡攜夫人歸上海，任中央大學醫學院細菌係副教授。

所謂中央大學醫學院，其實隻有29個預科學生，以及極少的教職員。湯飛凡任教的細菌係壓根就沒有，顏福慶給湯飛凡的第一項任務是籌備開始細菌學的課程。

湯飛凡認為理論必需聯係實際，細菌科的重點在實習。到上海後立即著手建立實驗室，在教學之餘開始利用極其簡陋的設備進行研究，於1930年開始陸續發表論文。從此，中國有了自己的病毒學研究。

1932年，中央大學醫學院獨立，改名為國立上海醫學院，湯飛凡升正教授，同時受聘為英國在上海的雷氏德研究所細菌係主任，可以利用該所齊全的設備進行複雜的實驗。1935年湯飛凡到英國國家醫學研究所進行短期協作，與1937年初歸國。

從1929到1937的八年中，湯飛凡在所研究的病毒的本質及有關的方法學，牛胸膜炎的病原學，以及後文著重介紹的沙眼病原學等方麵，均有重大進展，所發論文許多篇被權威性專著或教科書引為經典文獻，可以說短短幾年內碩果累累。

如果再給湯飛凡幾年時間，以他對科學的執著、嚴謹和敏感，以及病毒學研究的曆史機遇，實現東方巴斯德的夢想不是沒有可能的。可是爆發於1937年的抗戰，徹底的改變了一切。

多年後，與人談到這個少年時的夢想。有人說這是命運，湯飛凡的回答是：“不是命運，是我自己的選擇。”

在民族存亡的關頭，湯飛凡作出了自己的選擇，一個中國人的選擇。

四、一個中國人的選擇

1937年，不僅湯飛凡的命運，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也到了轉折關頭。命運沒有給湯飛凡另一個八年的研究時間，給予他以及中國人的是八年煉獄般的民族興亡。

8月13日，中日於淞滬會戰。

按今天的叫法，湯飛凡不僅是海歸，還是國際知名科學家、外企高級主管、太子黨，名符其實的社會精英和既得利益者。對一個一直在象牙塔內從事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沒有人苛求他在民族救亡中做什麽。對一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即使他願意為抗日出力，象當時的知識分子一樣，能做的隻有呐喊助威。

湯飛凡的確象其他的知識分子一樣，放下手中的科研工作，走出安靜的實驗室，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他要做的不是上街示威遊行，不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而是真正的匹夫有責。

湯飛凡動員夫人參加紅十字會的後勤支援，自己報名參加了上海救護委員會的前線醫療救護隊，隨上海醫學院的師生組成的醫療隊駐紮寶山。在他多次強烈要求下，湯飛凡被分配到第一線救護站，對傷員進行初級創傷處理，救護站離火線隻有幾百米。

幾百米，救護站在日本人炮火的覆蓋下，幾次幾乎被擊中，數人相繼受傷。就在炮火中，湯飛凡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受到了超越生死的激情。三個多月中日夜工作，中間隻回家兩次。夫人十分擔心日軍的炮火，身高一米六零的湯飛凡有自己的主見：”因為我目標小，炮火打不中我，所以我幹這個最合適。”

三個月中，醫療隊轉戰寶山、閘北、蘇州河南岸，直到上海淪陷，稱得上出生入死。在那一代科學家中，不記得是否還有別人象湯飛凡一樣直接參戰。即便湯飛凡在1937年後一事無成，以他火線救護之舉，足以算得上英雄了。

上海淪陷後，湯飛凡回到雷氏德研究所。租界雖然一切依舊，但山河破碎，湯飛凡已無心研究。此時接英國通知，要求準備撤往英國。對湯飛凡來說，到英國繼續工作是理所當然也是最好的選擇。

還是顏福慶，又一次改變了湯飛凡的人生。

時任國民政府衛生署長的顏福慶鑒於戰爭期間瘟疫猖獗，以為重建中央防疫處為當務之急，能當此重任非湯飛凡莫數。一封書信自武漢至上海，請湯飛凡到長沙重建中央防疫處。

正在自慚無為、於無奈中打算再一次去國的湯飛凡接信後精神為之一振。當即辭去月薪六百兩銀子的雷氏德研究所的職務，攜家眷返鄉。

顏福慶的這封信，使科學界少了一位巴斯德，中國多了一位民族英雄。

在國難當頭時，許多中國人沒有選擇，他們肩負保家衛國的擔子，他們隻能浴血沙場，用大刀步槍以及自己的生命與日寇搏鬥。有些中國人隻有兩種選擇，要麽忍辱偷生，做漢奸當亡國奴，要麽挺身而出，隨時準備為國家流盡最後一滴熱血。

許許多多的中國人義無反顧地選擇了站著死，象那些英勇不屈的將士，和那些”生在湖南、死在山東”的學生，以及那些”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的青年。

還有些人象湯飛凡有更多的選擇，他可以出國而不必當亡國奴，何況他不是為了逃避而是為了繼續研究，何況他已經為抗戰盡力了。

湯飛凡象許許多多中國人一樣作出了選擇。湯飛凡不是完人，不是聖人，他身上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有一點，熟悉他的人，包括他的敵人，都承認他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

中央防疫處始建於1919年，因為東三省鼠疫流行，北洋政府決定在北平設中央防疫處，製備血清、疫苗以及指導全國防疫工作。

1935年奉命遷南京，北平總處改為北平製造所。1936年正式遷往南京，尚未來得及修建新址，戰爭爆發。中央防疫處再遷長沙。

1938年湯飛凡到長沙時，中央防疫處如一盤散沙。辦公地點是暫借的，職工包括從北平撤來以及本地招的一共20來位，沒有一個高級技術人員。

從北平運出的設備原本不多，一路散失，隻剩可憐的幾個，充其量能製備狂犬疫苗。日常靠出售從北平帶來的牛痘苗和抗毒素維持。更要命的是，日軍連日空襲，處長陳宗賢不在長沙，人心渙散，一半職工成了白天踢球晚上喝酒的混混。

湯飛凡的到來，使防疫處的工作恢複正常，很快提高了技術水平，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感情，有了一批死心塌地跟隨他獻身中國衛生防疫的手下。

陳宗賢回長沙後，兩人開始防疫處重建工作。可是此時武漢告急，政府已遷重慶，根本無力顧及建設衛生防疫機構，隻是命令防疫處遷移。

往哪裏遷？陳宗賢主張遷往重慶，湯飛凡認為重慶過於擁擠而且交通不便，建議遷往昆明，便於同外界聯係。兩人爭持不下，隻好一道去重慶請示。

到重慶時顏福慶已提出辭職，衛生署長人選未定，主意無人願拿。湯飛凡與陳宗賢都是牛脾氣，揚言如果自己的建議不被接受就辭職，重慶因此出現一場小小的風波。

已任防疫處長九年之久的陳宗賢在政府內人脈甚廣，在衛生屆也甚有人緣，相比之下湯飛凡隻是上海一書生。可是湯飛凡有陳宗賢沒有的背景，除了原任衛生署長顏福慶是他的老師外，內政部長何鍵是他的嶽父，這在官場已經足夠了。

衛生署的決定公布了，陳宗賢調離，湯飛凡接任防疫處長，防疫處遷昆明，衛生界一片議論。時人之議也好，千夫所指也罷，曆史證明湯飛凡的選擇是明智而且是至關重要的。中國官場任人唯親的傳統這一次的結果不是昏庸和災難，而是綠洲，生命的綠洲。

五、生命的綠洲

新任中央防疫處處長湯飛凡回到長沙，帶來了衛生署的命令，政府財政困難，沒有搬遷費。要求一切自籌，員工除北平舊人外一律就地遣散，儀器裝備就地處理以節省運輸費。

湯飛凡覺得，到昆明再從頭開始，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恢複生產。他心裏隱隱約約感到，盡快恢複防疫處的日常工作至關重要。宣布了衛生署的決定後，他聲明不照辦。願意去昆明共赴國難的一道去，必需設備裝車運往昆明。

湯飛凡是個說幹就幹的急脾氣，一改政府機關的拖拉作風，雷厲風行地在短短幾天內賣掉了從北平帶來的全部疫苗和抗毒素，籌集了2000大洋，除了幾件一時運不走的大件設備留在長沙外，其餘設備裝車出發。中國這支小得可憐的國家防疫隊伍，押運著那為數不多而又非常重要的設備，跋涉到了昆明。

湯飛凡的急脾氣挽救了中國防疫事業。防疫處離開長沙兩星期後，日軍逼近長沙，國軍焦土抗戰，是為曆史上有名的長沙大火。長沙成了鬼域，防疫處的房舍全毀，所留儀器也隻剩了一個舊鍋爐。殿後的兩名職工費盡千辛萬苦，終於把這台鍋爐運到昆明。就是這台劫後餘生的鍋爐，日後為抗戰立下了汗馬功勞。

昆明成了大後方，許多機構遷到昆明，防疫處不過是個小衙門，湯飛凡懷裏的300銀元，就是防疫處的全部資產。可是湯飛凡懷裏還有幾件別人沒有的東西，那就是嶽父何鍵知道他此去困難重重，特意寫給雲南政要的幾封信。正是這千金難買的幾封信，使防疫處在昆明借到了房舍，從銀行貸到了款，於1939年初開始生產狂犬疫苗、牛痘苗等幾種簡單的菌苗疫苗和診斷試劑，收入除維持日常開支外尚有盈餘。

但湯飛凡決不就此滿足，他下一個任務是盡快建立防疫處的新址。日軍的轟炸使他下定決心火速在郊區興建，他看中了西山滇池外一塊地方，不料被地方惡霸把持，先是不給，後來在高官的協調之下鬆了口，以為讀書人好欺負，獅子大開口高出市價十倍。湯飛凡牛勁上來，搬動了雲南王龍雲，硬是以市價的五分之一要下了這塊地。

地有了，可是沒錢，湯飛凡三上重慶，衛生署還是無錢可撥。就在湯飛凡無計可施之際，一位金融界的朋友給他出了一條錦囊妙計：倒空賣空，就是迄今仍被人廣泛用來盜竊國有資產的手法。他以所謂防疫處全部資產做抵押，從惠滇銀行貸了一筆低息長期信用貸款，再由該銀行做擔保，從幾家私人銀行借現金貸款，拆東牆補西牆加上透支。湯飛凡冒著隨時被關進監獄的風險，於1940年春建成了防疫處新址。

位於昆明西山附近中央防疫處實驗樓

新址雖然沒有日寇的轟炸，可是遠離市區，防疫處首先要做的是安排好職工生活。處裏設醫療室，從湯飛凡起，所有醫學院畢業生輪流值班，小的內外科均能自己動手，而且還能接生，湯飛凡的獨子就出生在這裏。所內還辦子弟小學。

隨著昆明人口的日益增加，物價飛漲，職工的日子越發艱難。所幸湯飛凡所選新址有的是地，防疫處借本錢給職工，在湯夫人的帶領下，養豬養雞、種菜種花，除了自己用，每周日防疫處安排一條小船，滿載自力更生的產品，到昆明市場銷售。職工們在戰亂中能安居，防疫處的業務得以恢複。

在湯飛凡之前，防疫處的主要任務是製造疫苗和血清，湯飛凡認為，防疫處不能隻生產不研究，而且在抗戰時，中國已經沒有一個機構進行微生物研究，防疫處應當承擔這個責任。出於這個目的，湯飛凡廣泛羅織人才。到1942年，防疫處發展到近百人，其中大學畢業生15人，這批中國防疫事業的先驅，經過湯飛凡的調教，很多人後來成為新中國衛生防疫事業的骨幹。

綠洲建好了，湯飛凡開始實現他早在長沙時為防疫處繪畫的藍圖。湯飛凡心中的防疫處，應該象美國紐約州衛生研究所(New York State Health Laboratories)，著眼於控製傳染病，他認為中國應該有同樣的中央機構。

然而在中國，疫苗、血清的供應一直處於無政府狀態，除防疫處外，許多私人辦的實驗室也在生產。由於利潤高製造容易，大家蜂擁而上，大多數產品質量很差，事故頻繁而無人過問。即便是中央防疫處本身的水平也不高。

湯飛凡完全改造舊的結構，設立了檢定室，對所有產品進行質量監督和控製；設立培養基和消毒室，統一供應實驗用培養基和消毒器材；設立動物室，並分設菌苗、疫苗和血清室。此外，參考國外，湯飛凡建立了技術管理製度。

在產品上，停止生產無效或副作用大的老產品，增加當時防疫需要的新產品，改進了各種菌種。經過一段時間，防疫處的生物製品質量達到歐美同類產品水平。正是因為這次整頓，為日後支持盟軍滇湎作戰奠定了基礎。

某位研究人員在實驗室中工作

中國現代生物製品業在抗日烽火中誕生於昆明西山。

在防疫處各項工作進入正軌時，湯飛凡的下一個目標是生產國產青黴素。青黴素可以說是二十世紀的一大發明，自弗萊明發現後，1941年研究出了提純方法，使青黴素得以臨床應用。雖然一係列關於提純的論文被發表，但具體生產工藝屬於軍事機密。

更重要的是，不同菌種青黴素的產量相差懸殊，高產株如稀世珍寶，外人根本無法拿到。加上防疫處簡陋的條件，許多人認為生產青黴素壓根就是天方夜譚。

這些困難湯飛凡心裏知道，可是前方的負傷將士正在因為傷口發炎而死去，後方的民眾因為疾病流行而喪生。在湯飛凡心中，有些事終歸是要有人去做的，哪怕隻有萬分之一的希望和可能，哪怕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在湯飛凡的感召下，防疫處上上下下掀起了尋黴熱，全體職工及家屬從早到晚到處尋找綠毛，找到後拿去分離。一次又一次的分離，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可是湯飛凡依然十分執著。終於有一天，技正盧錦漢發現自己的皮鞋上有一團綠毛，拿到實驗室，從中分離出一株能產生青黴素的菌種。

這支從舊皮鞋上分離出來的菌種被用於國產青黴素的生產，後來湯飛凡從美國、印度等地要到了其他一些菌種，加上國內的一共30株，比較的結果，還是來自舊皮鞋的那株產量最高。

一隻普普通通的舊皮鞋，穿在普普通通的人的腳上，做著不普通的事業。

中央防疫處主任湯飛凡留念

六、中國不亡

有了菌株，湯飛凡帶領大家進行生產工藝的研製。一個步驟是一段艱辛的故事，一個步驟是一段奮鬥的曆程，終於生產出每毫升200-300單位、每瓶兩萬單位的國產青黴素。多少抗日將士因為它起死回生，多少中國人因為它度過難關。

中央防疫處因此名揚全國，國際上也知道在中國昆明有一個NEPB(National Epidemic Prevention Bureau)。

科學(Nature)雜誌1943年專門介紹中央防疫處，文章用驚奇的口吻介紹了青黴素生產車間：沒有自來水，隻有一台又舊又漏、而且每天用完後都要修理的鍋爐；用過的瓊脂要回收使用，回收的設備是一隻破木船，放在湖裏進行透析；沒有商品蛋白棟供應，完全自己製造，胃?用完了，用從自己養的豬的胃……

多少年後提倡的自力更生、土法上馬，實際上是抗戰時期中國衛生防疫係統的寫照。這些勇於擔當責任的中國防疫勇士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地作出了不可能的事情。

1942年，在中國戰場作戰的盟軍中發現天花病例，調查得知他們種過牛痘苗但未發痘，因此懷疑是牛痘苗失效。

當時盟軍所用疫苗均運自英美，唯獨牛痘苗因無法長途運輸，所以就近采用印度的疫苗。事情發生後，盟軍對印度的痘苗失去信心，他們了解到，中央防疫處剛剛完成對中國用的牛痘苗天壇株的重新篩選並研究出了新的生產方法，於是用印度苗與中國苗進行比較。比較結果，中國苗比印度苗毒力穩定，而且發痘率高。

盟軍因此注意到遠在昆明的中央防疫處，派專人考察，給予防疫處很高的評價。防疫處不僅產品質量獲得國際好評，而且實驗室的技術水平也得到承認。防疫處檢定室被選為美軍指定臨床化驗室。經過考察，盟軍決定，不僅牛痘苗采用中國株，而且其他疫苗和血清也不再越洋運來，改由防疫處供應。

中央防疫處的任務和責任驟然加重，不僅要生產高質量的疫苗和血清，供給在滇湎泰作戰的盟軍，還要及時發現診斷該地區的傳染病，並且盡快製備防疫用品，事關盟軍的戰鬥力。此外防疫處生產的疫苗和血清還要供應大後方的防疫需要，甚至支援陝甘寧邊區。

正是由於湯飛凡製定的嚴格的生產規範，和改進的生產程序，中央防疫處提供給盟軍的疫苗萬無一失。以狂犬疫苗為例，國外的疫苗接種後有萬分之一到三千分之一出現嚴重反應，其中四分之一死亡。使用了中央防疫處用中國天壇株製備的狂犬疫苗的盟軍，沒有發生一起意外。

雲南一向流行斑疹傷寒，對在緬甸和泰國邊境的盟軍也是一種威脅。中央防疫處於1943年製成了中國最早的斑疹傷寒，並用於盟軍免疫。

1945年，在滇緬邊境戰場上，盟軍中發生了一種”不明熱”的流行，嚴重威脅著部隊戰鬥力。美國組織了一個以哈佛大學專家為主的斑疹傷寒考察團對此進行調查，但一直未能搞清病因，隻好求助於中央防疫處。

湯飛凡派助手魏曦赴現場，通過調查和實驗證實其實是恙蟲病。采用了針對恙?的防製措施後，”不明熱”得到控製。魏曦因而獲得美軍”戰時功績榮譽勳章”。

除了以上工作外，作為中國唯一的防疫機構，防疫處還有一項秘密任務：對付日寇細菌戰。這是一條看不見的戰線，每一個舉措都事關重大。湯飛凡率領著那一小批防疫工作的先驅們，一次又一次挫敗了日寇的陰謀。試驗室如戰場，疫情就是命令。有人前線流血，有人後方抗敵，安靜的滇池關係著連天的烽火，昆明西郊那一百多人足頂十萬甲兵。

1945年8月15日，湯飛凡拿起電話，對方駐昆明的美軍軍醫。他們提前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第一個想要通知的，是他們心目中一位真正的中國人。

勝利的消息在西山傳開，勝利的喜悅和笑容在每一個防疫人臉上。湯飛凡宣布放假，當晚在家中小客廳舉行酒會。大家盡情地狂歡。

小客廳裝不下幾百人，大家索性在湖邊狂歡。而湯飛凡卻離開人群，回到書房，默默的背誦起少年時記下的、令每一個湖南人讀罷怒發衝冠、熱血沸騰的”湖南少年歌”：

“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七、再一次選擇

抗戰勝利了，防疫處要再一次搬遷。衛生署讓湯飛凡在三個城市中選擇：上海、南京或北平。南京是首都，但湯飛凡不喜好官場氣息，而且昆明這幾年的經驗讓他體會到天高皇帝遠的自由。上海的繁華和紛亂讓他卻步，而北平的文化氣氛和悠然的生活節奏使他下決心搬回北平防疫處原址。

而且他知道，經過日本人的經營，天壇舊址已經發展到相當大的規模，有極其完備的疫苗和血清製造設施，相當大的實驗動物室，完全可以用於大規模的科研和生產。

此時的湯飛凡野心勃勃，憧憬著創建全國性防疫和生物製品係統，因此除昆明設分處外，在上海也設立了分處。可是等湯飛凡趕到北平天壇，大吃一驚。

在中國接收人員到達以前，日方在一周內破壞了全部設備，將器材用坦克壓碎，菌種血清銷毀，動物殺死後深埋地下，留給湯飛凡的是破爛不堪的、空湯湯四麵漏風的幾棟建築物。抗戰結束了，可湯飛凡心中的中日交鋒還沒有結束，怒火中燒的湯飛凡決定在這裏建設一座更大更好的研究生產基地。

幾年後，日本人所作所為的真正原因開始大白於天下。1949年初，湯飛凡的學生鍾品仁來到封存了四年的地下冷庫，在滿地的垃圾之中，發現了六支寫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試管。

經過培養實驗後，發現前5個試管是毒性鼠疫杆菌，另一支試管的毒性已經消失。這些由於日本人的疏忽而沒有來得及毀滅的證據，證明日軍在此進行長達七年的細菌戰的研究。

湯飛凡這時才知道他的對手、侵華日軍細菌戰的大本營原來就在中央防疫處舊址。日本人在這裏研究策劃細菌戰的時候，一定不止一次咬牙切齒地詛咒中央防疫處這個令他們夜不能寐的名字，和湯飛凡這個令他們恨之入骨的中國人。

1995年，侵華日軍投降50周年之際，原西村部隊（1855部隊）衛生兵伊藤影明和其他一些老兵來到北京，到北京天壇等處指證日軍的犯罪遺址。

北京市崇文區地方誌編纂委員會根據這些最新線索，花了兩年時間收集采訪，使日寇細菌戰的研究真相大白。除了用俘虜進行慘無人道的人體試驗外，他們還發現1943年北平的大規模霍亂流行是日本人故意散布的。他們用全北平人作他們的細菌實驗對象，奪去了兩千條人命。

湯飛凡決定重建天壇總所，可是依然沒有經費。吉人天相，湯飛凡這次有了別的辦法，他在昆明結識的美國人謝拉曼此時擔任美國救濟善後總署中國分署北平辦事處負責人，撥給湯飛凡幾批救濟麵粉。

當時市場糧價爆漲。湯飛凡用麵粉支付了施工和設備費用，於1947年元旦建成了萬餘平方米的中央防疫實驗處總處。這幾批麵粉後來卻給湯飛凡帶來了大麻煩。

湯飛凡利用美國醫藥援華基金會捐贈的一套小型青黴素製造設備，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抗生素生產車間，於1948年生產出堪比進口產品的每支20萬單位的青黴素。湯飛凡認為，除青黴素外，將來還要開發生產其他抗生素，所以命名為抗生素室。這個室後來發展成為中國醫學科學院抗生素研究所。

當時中國沒有實驗動物業，湯飛凡在北京西郊建立實驗動物飼養場，能夠飼養繁殖實驗動物，並且培養了中國第一代實驗動物人才。在新址修建過程中，防疫處於1946年春已經開始恢複生物製劑的生產。

一天，馬海德帶來一位客人，是軍事調解處軍事執行部中共代表團的蘇井觀，請求湯飛凡緊急支援十萬支牛痘苗，以撲滅張家口一帶暴發流行的天花。湯飛凡領人加班加點按時完成了訂貨，為撲滅天花流行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超越黨派的科學態度給共產黨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湯飛凡雖是國民黨高官貴婿，政府官員，可是他從骨子裏是個學者，對政治毫無興趣。抱負遠大的中共開始注意湯飛凡這位知名學者。

抗戰勝利後的短短幾年裏，防疫處除了舊有產品外，還生產了用於預防結核的卡介苗，和用於麻疹和肝炎的丙種球蛋白。按湯飛凡的計劃，等卡介苗的生產達到一定規模後，將進行全國性推廣接種，但是內戰使該計劃成為泡影。1948年11月遼沈戰役結束，淮海戰役正在進行，北平黨政機關或撤走或癱瘓，衛生署電令湯飛凡於廣州設分處以備南遷。

一封電報後再無其他指示，湯飛凡屢次催問，皆石沉大海。他隻能親赴南京，於11月中旬離開北京。到南京後一無所成，心灰意冷的湯飛凡來到上海租界，決定接受哈佛的聘請，舉家移居美國。

時間已經是1949年4月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百萬雄師就要橫渡長江，湯家的大件行李已經運往香港，幾個小時後全家飛往紐約。夜不能寐的湯飛凡最後一次巡視各個房間，走到書房時，湯飛凡突然改變了注意。去國離鄉寄人籬下，他不甘心。

這一次是湯飛凡自己選擇了人生最後的道路。

湯飛凡在上海等待北平的消息，北平也在等他。北平解放後，已任華北軍區衛生部長的蘇井觀來到防疫處，命令保護湯飛凡住宅，一切保持原狀。上海解放後，北平立即要求上海軍管會打聽湯飛凡的消息，得知人仍在上海，軍委衛生部正式去函，歡迎湯飛凡回來主持防疫處工作。7月平滬線修複通車，上海軍管會安排湯飛凡乘第一班火車回到北平。

1949年的中國共產黨人朝氣蓬勃，從上到下真心實意充滿信心地建設新中國。這種前所未有的熱潮也感染了湯飛凡。1950年防疫處改名為中央政府衛生部生物製品研究所，湯飛凡任所長。1951年兼任新成立的中央生物製品檢定所所長。

建國伊始，衛生部門最緊迫的任務是控製傳染病流行，保障疫苗供應。湯飛凡集中精力組織大規模生產和解決各種技術問題，在全所努力下1951年產量比1949年增加7倍，1952年又比上年增加13倍。

建國後，根據湯飛凡等專家的建議，衛生部在全國範圍內普遍種痘，生物製品檢定所承擔了牛痘苗的生產任務，經過十幾年的努力，中國於1961年消滅了天花，比全球消滅天花早16年。

1954年，湯飛凡的心中有一股再也按捺不住的衝動，他要做一件中斷了將近二十年的事情，他的畢生之役。

八、兩個人的軌跡

在各項工作進入正軌以後，湯飛凡申請卸去日常事務，回到實驗室重新進行中止近二十年的沙眼病原體的研究。衛生部批準了這一申請。

今天的人們已經不知道何為沙眼了，可是在1954年，沙眼流行極廣。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六分之一的人患沙眼，高發區因此失明的占人口總數1%，視力嚴重受損的占10%。在中國沙眼發病率55%，致盲率5%，邊遠農村患病率達80─90%，所謂十眼九沙。研究沙眼病原體，從而找到預防治療的方法，在當時的確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但湯飛凡研究沙眼病原體，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在國家嬴弱中成長起來的那一代知識分子，許多人都把日本當做奮鬥的目標。特別是英美派的湯飛凡，一直對日本微生物學家的一舉一動密切關注，從心裏暗暗下定趕超日本人的決心。正因為這樣，他對日本微生物學家的成果也比別人多了一些懷疑和保留。

戰前的日本人在微生物領域除了北裏柴三郎這位大師外，還有一位翹楚，而這個人的名字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在日本被人為的遺忘了。

日本名作家渡邊淳一年輕時就讀於北海道劄幌醫科大學，一次偶然的機會，他發現日本戰前除了北裏柴三郎外，還有一位國際知名的細菌學家野口英世。

野口英世一直在美國從事研究，在血清學、小兒麻痹、狂犬病，防治梅毒等方麵都取得過顯著的成績。1928年赴非洲研究黃熱病，不幸感染此病身亡，成為第三個因為研究此病而獻身的科學家。

但在日本的細菌學教材中卻沒有他的名字，如此知名的人物肯定不會漏掉，而是因為某種原因被刪除了。難道是因為野口英世一直在美國的緣故？

野口英世這個名字一直留在渡邊淳一心中，成名後，渡邊淳一曆時八年之久收集材料，於1979年完成的長篇巨著《遙遠的落日》，榮獲日本第十四屆吉川英治文學獎。這篇巨著使野口英世在日本被重新發現，並受到了極高的尊重，許多日本人，特別是青少年將其作為學習的楷模。

渡邊淳一並沒有如實地寫出為什麽日本細菌學教材刪除了野口英世，使他難以啟口的故事涉及一個中國人，一個讓日本人不得不從心裏佩服的中國人。這位叫湯飛凡的人生軌跡與比他大20歲的野口英世的人生軌跡在沙眼病原體的研究上會合在一起。

沙眼是一種非常古老的疾病，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的紙草書中就有記載。更有人認為根據”黃帝內經”，公元前2600年中國便有此病，但世人還是將埃及稱做沙眼的故鄉。正因為沙眼曆史悠久、流傳廣泛危害巨大，自現代微生物學創立始，沙眼病原便極受重視，七十年間始終沒有定論，成為微生物的一個老大難問題。

科學家所爭議的是沙眼病原為細菌病原還是病毒病原？1887年，微生物學創始人之一寇霍從埃及沙眼病人中分離出一株杆菌，稱為寇─魏氏杆菌，宣布發現了沙眼的病原，開始了沙眼細菌病原說。但該杆菌很快被證明是引起埃及流行的另外一種病：眼結膜炎的罪魁禍首。

按照這個思路，在以後的幾十年裏，30多種細菌曾被冠以沙眼病原，又被一一否決了。沙眼的病毒病原說開始抬頭，從二十世紀初在沙眼病人眼裏發現包涵體，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證明沙眼材料濾掉細菌仍有感染性，沙眼的病毒病原說似乎站了上風。

就在這時，野口英世的一篇論文引起了轟動。1928年野口英世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分離到沙眼病原菌，並能在獼猴眼結膜上引起類似人類沙眼的顆粒性病變，故稱為顆粒杆菌。

微生物界不少人對此表示懷疑，包括當時人在美國的湯飛凡。一直從事實驗技術創新的湯飛凡認為野口並沒有用與傳統方法有多少不同的分離方法，就解決了微生物學三十多年的難題，輕而易舉得令人難以置信。當時一些細菌學家用野口英世的方法並沒能重覆結果，

野口英世是位偉大的科學家，但也有他本身的缺點，如由殘疾而引發的自卑心理、好大言等等。沙眼病原體的發現不被肯定，野口英世受到的打擊很大，他迫切希望在黃熱病研究中作出成績。到非洲後不久，野口從一個病人血中分離出鉤端螺旋體，在未能重覆的情況下斷然宣布是黃熱病的病原。

野口英世再一次失誤了，很快查明，給他提供病理材料的醫生誤診，野口英世拿到的實際上是一個出血性黃疸的樣品。此後不久，野口英世死於黃熱病。盛傳是因為連續的兩次失誤使野口英世羞愧萬分，自卑心理占了上風，故意使自己感染上黃熱而自殺。

1929年春，剛回到上海的湯飛凡在實驗室草創，能夠按自己的意願開展研究後，所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重覆野口的實驗。一個中國人出於懷疑的動機，重覆一個以身殉職的日本巨人的工作，湯飛凡捅了一個大大的馬蜂窩。

上海的沙眼病人有的是，他和著名眼科醫生周誠滸合作，選出24個症狀典型的病例，嚴格按野口的論文分離細菌。經過七個月的實驗，分離出各種常見細菌中隻有一次是野口所說的顆粒杆菌。用這株杆菌接種家兔和猴子，沒有產生沙眼症狀。

湯飛凡的結果發表後，激怒了以野口英世而自豪的日本人，恰巧這時一些細菌學家包括美國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專家發表文章，相繼證實了野口關於沙眼病原的工作，湯飛凡一下子置身風口浪尖，他所要捍衛的已經不僅僅是個人的榮譽，也是中國人的尊嚴。

科學本應是超乎世俗的，但往往被世俗所累。科學家本應超乎民族國界的，但每每要背負祖國的責任。真正的科學家是敢於擔當這種責任的，湯飛凡正是這種人。

從1932年到1935年三年內，湯飛凡進行了係統的實驗，比較了各種菌種包括野口的原始株，甚至親自參加人體實驗，把顆粒杆菌接種到自己眼中，終於證明該杆菌無致病性。湯飛凡於1935年發表的論文，徹底推翻了野口的細菌病原說。湯飛凡的結果得到國際上的公認，日本人無話可說，野口英世就這樣從日本細菌學教材中消失了。

1937年初從英國進修回來後，湯飛凡打算繼續研究，尋找沙眼的真正病原。他不願做一個批判家和驗證人，日本人沒有辦到的事，中國人要辦到。可是恰恰是日本人使湯飛凡不得不中斷沙眼研究，從抗戰開始，到湯飛凡重新研究沙眼病原體，一晃就是將近二十年。1954年，經過抗戰磨煉的湯飛凡，已經不能再等待了，他要結束心中的中日戰爭，了結二十多年前的恩怨，讓日本人心服口服。

1954年，湯飛凡57歲。野口英世著手分離沙眼病原體時也是57歲。兩人生命的軌跡在此碰撞，一個因此墮入深淵，一個因此步入了輝煌。

九、少年有夢

野口英世的慘痛教訓使湯飛凡決定親自采取樣品，采樣地點選在以眼科著名的北京同仁醫院。他找到眼科主任張曉樓，張曉樓答應得十分痛快，隻有一個條件，項目兩人合作。沙眼病原體的研究完全是實驗室項目，沒有臨床觀察內容，根本不需要同臨床合作。況且早已被稱為湯老的湯飛凡在衛生係統一言九鼎，沒有商量的必要。但湯飛凡出於合作愉快的考慮，還是答應下來。

這一決定在湯飛凡身後風波了幾十年，耗盡了湯夫人餘生精力。湯飛凡從研究包涵體開始，花了整整一年時間，每周帶助手在同仁醫院沙眼門診工作半天，采集了200例典型病例樣品，對沙眼病程和包涵體有了較為清楚的認識。同時，湯飛凡用恒河猴作沙眼的動物模型，在世界上頭一次成功地在動物身上發現包涵體。

此時，病毒分離的工作也在緊張進行。經過一年的分離，采用當時各種病毒分離技術，結果無一成功。失敗的情緒在研究所內蔓延，畢竟過去的七十多年，全世界的科學家進行了無數次研究，無一成功。

湯飛凡絲毫沒有放棄的念頭，經過一年的探索，他認識到，不能再重覆別人的病毒分離方法，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根據他對沙眼病毒的了解，決定采用雞卵黃囊分離病毒，並意識到分離病毒的關鍵是如何抑製病人樣品中的細菌，在沒有可靠數據的情況下，他決定同時使用青黴素和鏈黴素。新的分離方法建立後，開始分離試驗。

1955年8月10日取來的標本是新方法的第八次分離試驗，傳了三代後成功地分離出病毒。20多年的心願終於實現，湯飛凡成為世界上發現重要病原體的第一個中國人，也是迄今為止的唯一一個中國人。這株病毒就是著名的TE8。

興衝衝趕來的張曉樓建議馬上發表，因為世界上許多實驗室都在進行沙眼病原體的研究，不能被別人搶在前頭。湯飛凡斷然拒絕了，因為之前有多家實驗室聲稱發現沙眼病毒，可是都不能重覆。因為野口英世的前車之鑒，絕對不能讓日本人看笑話。一定要能重覆分離，能體外傳代，能在動物中引起病變。

又經過一年的時間，湯飛凡完成了上述工作，與1956年10月發表論文。

為了進一步確定所分離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體，1958年元旦，湯飛凡命助手私下將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造成了沙眼。在其後的40天內堅持不做治療，收集了可靠的臨床資料，徹底的解決了七十餘年關於沙眼病原的爭論。

一直處於低潮的沙眼病毒研究因為湯飛凡的成功，一下子成為熱點。用湯飛凡的毒株，英國首先證實了湯飛凡的工作，從此沙眼病毒被稱為湯氏病毒。接下來，他們用湯飛凡的方法成功地分離出沙眼病毒，從此，各國不斷分離出沙眼病毒。

對沙眼病毒的致病性也有新的認識，發現除沙眼外，還能在眼部以外引起許多炎症。1970年，國際上將沙眼病毒和其他幾種介於病毒和細菌之間的、對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為衣原體，湯飛凡是名符其實的衣原體之父。

湯飛凡的發現，使人們認識到沙眼的傳播特性，尋找到了治療的藥物。一度危害全球的沙眼以驚人的速度減少，迄今世界上許多地區沙眼已經基本絕跡。以上海為例，1959年沙眼發病率為84％，兩年以後降到5.4％。

湯飛凡心裏的中日戰爭終於以中國的最後勝利而告終。

十、士可殺不可辱

依照湯飛凡的計劃，下一步在已有病毒株的基礎上重新研究沙眼的感染、診斷、預防、治療和免疫，研究毒株的分型以及與其他相似病毒的關係。但是當時的情況不容許他踏踏實實地集中於沙眼的研究，他的論斷一個接一個地被外國科學家所證實，包括因為研究同源性而誕生了衣原體這一微生物種類。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正是湯飛凡進行科學研究的黃金時代，他以他敏銳的思路、完善的計劃，帶領中國生物製品業走在世界的前列，是中國生物製品的擎天一柱。

中國的現狀使科研計劃不能以個人的意願而轉移，而對於立誌救死扶傷的湯飛凡來說，這一點正是他心甘情願的，放棄個人的名利，為疾苦大眾福利，正是他人生的選擇。在分離出沙眼病毒後，根據上級指示的放棄學術問題、為人民服務的要求，湯飛凡的研究重點轉移到麻疹和脊髓灰質炎的預防問題上。

當時中國麻疹廣泛流行，幾乎每個孩子都出疹子，冬春之際，發病率和死亡率極高。俗稱小兒麻痹的脊髓灰質炎發病率超過萬分之一，常有暴發流行。湯飛凡很快分離出麻疹病毒和脊髓灰質炎病毒，製備出的麻疹活疫苗很快開始在北京的幼兒園內試用。

如果命運再給湯飛凡幾年時間，中國肯定會提前消滅麻疹和脊髓灰質炎，其他一些傳染病也能提前得到控製。隻可惜天妒英才。

1956年的反右運動，正在忘我地分離沙眼病毒的湯飛凡並沒有受到衝擊。一方麵中共中央有一份保護名單，其中包括湯飛凡、張孝騫等中國醫學界的泰山北鬥。另一方麵，湯飛凡對政治素無興趣，隻是一門心思搞科學。1958年夏天，反右結束，他的學生中也有人被劃為右派，使他十分惱火，埋怨學生不該亂說亂道，搞科學的管什麽政治？

可惜不管政治的人，政治要管他。

完成反右運動的毛澤東，心裏有著另一個計劃。在他眼裏，每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必須接受水與火的考驗，在群眾運動中脫胎換骨。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

1958年9月，拔白旗開始了。在醫學界，要拔的白旗都是反右運動中受保護的一流學者，衛生部機關黨委統一部署，各單位拔白旗。生物製品所要拔掉時任所長、學部委員、中國微生物學會理事長和衛生部生物製品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湯飛凡這麵大白旗。

9月下旬的一個下午，所黨委書記和副書記來到湯飛凡的辦公室，表情嚴肅，一看就不是來請客吃飯的。組織上要湯飛凡檢查資產階級思想，聽取群眾批判。

9月26日，研究所召開小型會議，聽取湯飛凡的自我檢查，大家認為水平太低，全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可是這個檢查已經是湯飛凡的違心之舉了。

研究所於28、29日召開全體黨團員大會，要湯飛凡繼續檢查和聽取群眾批判。為了幫助湯飛凡，組織上私下進行了動員，安排了發言。

中國人的扒糞文化，中國人的嫉妒，中國人的陰暗心理，中國人的小人得誌狗仗人勢又一次得到了宣泄。

大會氣氛從緩和到緊張，發言從和風細雨到狂風暴雨。第一天湯飛凡是坐著回答問題，第二天便失去了分辨的權利，如同挨批鬥一樣，一會兒“站起來低頭！” ，一會兒“坐下好好記！”

湯飛凡的待遇也逐日提高，第一天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插在社會主義陣地上的一麵大白旗，第二天就升級為民族敗類、國民黨反對派的忠實走狗、美國特務、國際間諜。他騎在人民頭上，他的反動派嶽父，他冒充大科學家，他向洋人討麵粉丟了中國人的骨氣，他把沙眼病毒送給外國人把分離方法告訴外國人、出賣國家利益。更為無中生有、讓湯飛凡受到極大刺激的是，有的人根據想當然的推理，誣蔑湯飛凡與實驗室技術員有不正當男女關係。

散會時，主持人對著規規矩矩站在那裏的湯飛凡咆哮：坦白交代低頭認罪才有出路，不然死路一條。我們說到做到，可以馬上把你這個國際間諜抓起來。

明天繼續開會，而湯飛凡已萬念俱灰。

1958年9月30日晨，湯飛凡自盡。

中南海裏有人知道打碎了什麽。

周恩來聞訊後勃然大怒，處理了有關人員，亡羊補牢終止了剛剛開始的拔白旗運動，以至該運動今天鮮為人知。

名將可以靠百戰，名臣可以靠曆練。然而無雙的國士要靠上天的賜予，是百年不遇的國之瑰寶。

對此，就象那些年代裏許多許多類似的情況一樣，後人隻能發出一聲長長的歎息。

十一、身後那些事

沒有通知親友，沒有舉行葬禮，何璉一個人伴隨遺體火化，悄悄地捧回骨灰，放在自己的臥室。完成了湯飛凡在遺書中的交代：把桌上的六本書還給謝少文。然後是漫長寂寞的歲月，二十年。

曾經與世界先進水平並駕齊驅的中國防疫生物製品業自毀長城，每況愈下，加上十年動亂，與先進國家的距離越來越大。

這些年來人心渙散，私欲橫行，以至在薩斯流行期間大失國人所望，甚至發生實驗室感染的重大事故。

連湯飛凡生前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也因為人的私欲而長期被剽竊。

湯飛凡死後，中國的沙眼病毒的基礎研究漸漸終止，與湯飛凡合作的眼科專家張曉樓站出來理所當然地包攬了各種榮譽，也包括靠重覆湯飛凡在自己眼裏做的人體試驗而發表的那篇論文。

湯飛凡屬於自絕於人民，他的名字不能被提起，文革中更成了國民黨殘渣餘孽、反動學術權威、漏網大右派，於是這個名字消失了。

人民畫報上是張曉樓燦爛的笑容，報刊上一篇又一篇的介紹這位沙眼病毒發現者的先進事跡。寫文章做報告接受采訪，更為可笑的是，寫論文時不得不引用當年的論文，他居然把第一作者湯飛凡免去。在黑白顛倒的年代，因為政治的需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撥亂反正後反而變本加厲，豈止是利欲熏心？

撥亂反正以後，本來湯飛凡沒有戴帽子，不屬於平反之列。但醫學界的呼聲太大，衛生部於1979年6月為湯飛凡舉行追悼會，給予湯飛凡高度評價。

中國在重新發現湯飛凡，外國人一直沒有忘記他。1980年6月，中國眼科學會收到國際眼科防治組織(IOAT)的一封短函：

因為湯博士在關於沙眼病原研究和鑒定中的傑出貢獻，國際眼科防治組織決定向他頒發沙眼金質獎章。

希望能夠得到湯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發出正式邀請，參加1982年11月在舊金山舉行的第25屆國際眼科學大會。

沙眼防治的最高榮譽終於屬於湯飛凡，可是IOAT不知道，這世上早已沒有湯飛凡。

頒獎儀式後來改在1981年5月的全法眼科學大會上舉行，衛生部決定由湯飛凡的學生王克乾代為領獎，並明確通知了一起與會的時任中華醫學會眼科學會主任委員的張曉樓。

發獎前一天下午，中國駐法使館一位官員突然通知王克乾，組織決定明天改由張曉樓領獎。大會上張曉樓滿麵春風地接過獎章和獎金，並發言。令人不解的是，發言中沒有一次提到湯飛凡的名字，均以“我們”代替。等大家看到獎章，才發現原來頒發給湯飛凡獎章改刻了兩個名字，第一名居然是張曉樓。

譽滿京華的通天名醫居然能夠施展乾坤大挪移，周旋於使館和IOAT之間，兩天之內偷天換日。

獎章拿回來，又是一輪報道采訪，張曉樓正式成為沙眼病毒的第一發現人，國際金獎的獲得者。可是有一個難題，原來獎章是發給一個人的，雖然臨時刻上兩個名字，獎章還是一個。張曉樓沒有被難倒，他用原本屬於湯飛凡的獎金複製了兩枚鍍金獎章，自己留一枚，交給湯家一枚，原件上交衛生部，一個圓滿的結局。

人道青天不可欺，善惡人盡知。張曉樓的做法引起公憤，當年12月政協會議上，不少委員就提議嚴肅處理這種剽竊行為。國際上也有不少疑問，湯飛凡夫人和學生們從一開始就強烈要求衛生部澄清。

但是名醫的能量無法估量，一件原本簡單的事情一拖就是五年。總是說要顧全大局，維護中國科學界的聲譽，始終沒有解決。何璉骨子裏的將門血氣終於暴發了，於1986年8月寫信到IOAT，要求一個公正。

四個月後IOAT回信：經了解，沙眼金質獎章是授予湯飛凡的，為了澄清起見， IOAT將複製一枚新的獎章。不久湯家收到新獎章，舊獎章自動作廢。新獎章的後麵隻刻著一個名字：湯飛凡。

湯家除了新獎章外，依舊保存那枚私自複製的舊獎章，作為近代中國科學史上一大醜聞的見證。

1992年，國家發行中國現代科學家(第三組) 郵票，裏麵包括湯飛凡。三年後，為奪回本應屬於自己丈夫的成果和名譽而耗盡精力的何璉在北京逝世。

十二、漸漸遠去

第一次聽說湯飛凡是在車上，一位很敬重的老師突然大發感慨：如果湯飛凡不死，肯定能獲諾貝爾獎。中國居然有這般人物？從此這個名字長留心中。

湯飛凡的弟子告訴我，老師把沙眼病毒接種在自己眼睛裏，冒著失明的危險證明了病毒的致病性，成為衛生係統為科學獻身的典範。湯飛凡的下屬告訴我，湯老每天戴著白手套在實驗室裏到處摸。當時大家就是用雞毛撣子打掃，怎麽能過得了關？就在湯飛凡一次又一次的嚴厲訓斥下，中國生物製品標準化水平提高了。

聽過湯飛凡課的前輩回憶，當時什麽都不懂，竟然問那種膚淺的問題。湯先生居然認認真真的回答，使他對科學產生了真正的興趣。

見過湯飛凡的老職工講，由於夫人比自己高出一個頭，湯所長與夫人出行時一定先行兩步，高高地挺起胸脯，給人一種威嚴。

衛生界的朋友議論，湯飛凡的最大功績在於建設了中國的防疫隊伍，這隻隊伍不僅僅經曆了抗戰，而且在十年動亂中也經受了考驗。而中國防疫係統近年來的衰落，包括應付薩斯的拙笨，也因為這批湯家軍日益凋零，因為湯飛凡的過早辭世。

所謂成者蕭何敗者蕭和，中國衛生防疫係統因為衣原體而名揚天下，也因為衣原體而臭不可聞。去年那令人哭笑不得的薩斯病原為衣原體的診斷讓人再一次想起湯飛凡，這位衣原體之父，這位嚴謹的科學家，這位為國為民的英雄。

人們已經不敢期望防疫工作者們能作出湯飛凡般的成就，現在連做好本職工作都成了奢望。那些繼承者們何以麵對湯飛凡的在天之靈？

朝代更迭之際，中國的許多科學家，義無反顧地選擇了新中國，同時也選擇了風風雨雨。在衛生係統，一批曾經受國民政府器重、在國民政府中擔任過要職的學者也作出這樣的選擇，如湯飛凡，如顏福慶，以及接替顏福慶擔任衛生署長的金寶善等等等等，他們在新中國建國後的遭遇令人惋惜。

這些人稱得上是國士，可惜無人以國士待之。

湯飛凡和野口英世，兩人在科學上的造詣不相上下，然而比起對民族對國家的貢獻，則有天地之別。野口英世一直在美國從事研究，死後也葬在那裏。湯飛凡為中國現代醫學教育而歸國，為了祖國防疫事業多次放棄出國定居，在抗戰中立下卓越功勳。可是現在又如何？

野口英世經渡邊淳一重新發現，成了日本的國寶，他在紐約的墓地成了日本人旅遊的聖地，新版日圓上印上了野口英世的頭像。

而我們那？曇花一現的對科學家的崇拜再一次變成對武夫的敬仰，我們的渡邊淳一們在粉飾太平，添帝王將相的屁股超過了無恥的程度。

野口英世在日本人人皆知，湯飛凡在中國除了衛生係統一些老人外幾乎無人知曉。相比之下，豈止是一個慚愧了得！

離我們漸漸遠去的除了時間以外，還有一種東西叫做：魂魄。

謹以此文紀念湯飛凡先生誕辰107周年，2004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