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陳毅市長”中，有一幕戲給人印象深刻，戲中陳毅市長親自出馬，智激化學家齊仰之出山主持盤尼西林廠的建設。這個齊仰之是一個虛構的人物,他代表的是一大批我們建國之初留下來的知識分子。他的原型應該是當時在上海的我國藥學家童村。
這一幕電影造成了兩個錯覺。第一是青黴素的研製是化學家的事情，其實這是藥學家和微生物學家的工作，世界上絕大多數的青黴素的生產至今仍然是采用黴菌發酵的方法。第二是我國是在解放以後才研製出青黴素的。其實中國早在1944年即已研製成功青黴素，生產出5萬單位一瓶的盤尼西林製劑，成為世界上率先製造出盤尼西林的七個國家之一(這七個國家是英、美、法、荷蘭、丹麥、瑞典和中國)。這在飽受戰亂的舊中國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說起青黴素在中國的曆史，不能忘記的是這幾個名字：樊慶笙，湯飛凡，童村。
樊慶笙被稱為中國的青黴素之父。1940年樊慶笙由金陵大學選送去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留學。他用三年時間取得博士學位，並獲得威斯康辛大學博士生的最高獎賞——金鑰匙獎。為了早日回到祖國，樊慶笙作為細菌學檢驗專家參加了美國組建的援華機構———美國醫藥助華會，該機構決定在中國援建一個血庫(包括裝備、人員、技術)，用以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1944年1月，他乘坐美國的運輸船曆經艱辛於當年7月到達印度，又經駝峰航線飛到了昆明。樊慶笙回國時，隨身帶著三支盤尼西林菌種，這在當時比黃金還貴重，他要用它造福祖國人民。
樊慶笙（1911-1998），著名農業微生物學家，農業教育家，中國農業微生物學的開創者之一。
美國醫藥助華會的血庫位於昆明的昆華醫院內，南麵隔湖就是當時的中央衛生署防疫處。處長湯飛凡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細菌、病毒學家（參見我不是馬甲的大作我不是馬甲:【原創】和炸藥獎擦肩而過的中國人（工作都是在中國作出的）），當時他正領導一個小組也準備進行盤尼 西林的研製工作，可是他們隻有從印度輾轉弄來的兩支菌種，同時缺少新技術及儀器設備。樊慶笙的到來恰似天意，二人一拍即合，決定把研製盤尼西林的工作放在 防疫處做，因為那裏已有些基礎。這樣，在血庫尚未運轉之前的一個月，樊慶笙和朱既明等人已經著手盤尼西林的研製。就在這一年———1944年年底，第一批 5萬單位／瓶的盤尼西林麵世。
湯飛凡（1897－1958），醫學病毒學家，微生物學家。
抗戰勝利之後，金大遷回南京，為了使青黴素早日投入批量生產，樊慶笙受聘於上海生化實驗處任技正。他每周往返滬寧兩地，忙完了金陵大學的課務後，又匆匆趕到上海忙於青黴素生產中最關鍵的環節——青黴素菌種的篩選和培育。在這裏他遇到了從北京協和醫學院來上海生化實驗處工作的童村。樊慶笙和童村早在美國就已結識。當時，樊慶笙為了把盤尼西林技術帶回國，特地到紐約總醫院學習一些檢定劑量的試驗，又到約翰霍甫金斯大學和童村交流過學業。童村也是攻讀細菌學的，他們的合作十分愉快。也就在這個時期，他們考慮到盤尼西林生產出來以後應該有自己的中國名字，根據分類學的特征提議叫“青黴素 ”，依據有二：一是形態上，這種黴株呈青黃色，取其“青”；二是意義上，英文中的詞尾“-in”在生物學上常翻譯為“素”，如維生素 (Vitamin)。兩者合一，終命名為“青黴素”。 “青黴素”這個名字就這樣一直使用到現在。
由於多年戰亂，再加上還有宋子文的那句名言："外國進口的盤尼西林(青黴素)用都用不完，中國何必要自己生產？”工業化生產盤尼西林的夢想終究未能實現。早期先驅們的工作隻能說是試驗性的生產了一些盤尼西林。但是他們的努力為後來青黴素的批量生產打下了基礎。
童村（１９０６—１９９４），醫學家、微生物學家，我國抗生素事業的先驅者。
１９４９年，新中國成立不久，童村受命擔任華東人民製藥公司青黴素實驗所所長，主持領導青黴素工業化生產研究。他把當年從事傳染病臨床追溯細菌傳染途徑的方法，應用於青黴素發酵染菌原因的尋找，采取防止措施，使青黴素發酵避免遭受雜菌汙染的威脅，即使偶爾染菌也能找出原因。童村和同事一起成功的采用棉籽餅粉代替玉米漿，解決了青黴素發酵的原料問題。他們在艱苦的條件下解決了青黴素的分離、提純、結晶等一係列問題，最終於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３日，試製成功青黴素鉀鹽結晶。１９５３年５月１日，在童村領導下自行設計、建造的我國第一座生產抗生素的專業工廠——上海第三製藥廠投入生產，揭開了中國生產抗生素的曆史。如今，我國的青黴素年產量已占世界青黴素年總產量的約四分之三，居世界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