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衝：思念外公

轉貼者：在介紹屠呦呦教授的多篇文裏麵提到“上海第一醫學院的張昌紹教授。.... 1967年在“文革” 中不堪受辱而自殺。" 這位張昌紹教授是陳衝的外祖父，自殺前留下遺言：“不實事求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我有口難辯，實在受不了。死輕於鴻毛，但是活者也輕於鴻毛；那麽寧願輕於鴻毛的死，不願輕於鴻毛的生........

陳衝的外婆史伊凡是上海科技出版社高級編審，曾和我母親是多年老朋友。

 

ZT 陳衝的外公（北方叫姥爺）張昌紹是中國藥理學家，又一大師級的人物。1906年8月18日生於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1967年12月卒於上海。出身於一鄉村小學教師家庭。早年曾在一私人醫院中當學徒。1934年畢業於上海醫學院後留校，任藥理學助教。1937年留學英國，1939年獲倫敦大學醫學博士與哲學博士學位，並被吸收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1940年赴美國哈佛大學進修。1941～1946年任上海醫學院藥理學副教授兼中央衛生實驗院藥理研究室主任。1949年後，除任上海醫學院藥理教研室主任外，尚兼任中國科學院藥物研究所學術委員，全國血吸蟲病研究委員會藥物組組長，中國生理科學會理事。長期從事藥理學教學與研究工作。培養了百餘名藥理學研究生、進修生，他們大都成為藥理學的教學或研究骨幹。他善於將國際上新興的科學前沿結合中國實際進行研究，在微生物和血吸蟲病化學治療學以及傳出神經藥理等方麵作出貢獻，為中國現代藥理學的開拓者之一。60年代初張昌紹和他的研究生鄒岡發現, 嗎啡鎮痛位點, 這一研究結果被認為是嗎啡鎮痛研究中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成果。

浩浩蕩蕩的“文革”運動打破了家庭的安寧。張昌紹的研究工作停止了，項目擱淺了，研究室關閉了，論文被勒令停寫了。張昌紹以一生的坦然與緘默維護著自己的人格與尊嚴。在一個寒冷的平靜的冬夜，他最終選擇了令陳衝和家人都震驚的方式——自殺，來捍衛自己一生的追求並為之奮鬥的真理和科學。張昌紹臨走時留給陳衝的是一幅“說話要和氣”的字帖。

 

思念外公 日期：2006-07-24 作者：陳衝 來源：文匯報

我吃驚地發現，我並沒有忘記公公。但我記得的隻有他走的那天，別的就再也想不起來了

    公公走的時候我六歲，之後的幾年大人們從不在我和哥哥麵前提到公公，所以我們對他沒有什麽記憶。少年時代我跟姥姥住一間屋，那麽多年她也從來沒跟我提過公公。我本能地覺得公公是忌諱的話題，沒問過她。

    20歲那年，我去美國留學，不知為什麽帶走了家中僅有的幾張公公的照片。有了足夠的錢就在一家叫AARON BROTHERS的鏡框店買了“買一送一”的鏡框，並用很寬的紙邊襯托著，把那幾張又小又黃的老照片掛在牆上。

    今年三月我回上海看望父母，媽媽說上海醫學院要出一本紀念公公誕辰一百周年的書，可是她找不到任何公公的相片。我說都被我拿走了，媽媽有些吃驚，她問：“你怎麽會想起帶走這些老照片的？”我說我也不知道。媽媽拿出一張她最近才發現的國務院頒發的、有周恩來總理簽署的證書，並告訴我公公曾獲得醫學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榮譽，但不知為什麽這麽大的榮譽在教研室裏卻被淡化得隻有個別人知道，沒有上報，連檔案裏都沒有。她接著又告訴我她從我姨那裏新得到的有關公公在“文革”期間被迫害的證據……

    這是我們母女倆第一次坐下來談到公公，也是我第一次在媽媽的臉上看見她對公公的愛、敬佩和懷念，對那個扭曲人性的黑暗年代的痛惡。

    在我們成長的時候，媽媽從來沒有用因為公公的死引起的傷感情緒來影響我和哥哥，總是鼓勵我們向往革命、向往進步。所以我們並沒有因為家裏出了這件事而消沉。我小學第一批參加紅小兵，中學第一批參加紅衛兵，14歲進上影廠並入共青團，19歲成了百花獎最佳女主角、全國先進工作者……那些年在我意識的腦海中，公公已經完全被遺忘了。

    結婚後有一天，我婆婆跟我講起她的家史。她的父親李振曾經是國民黨的大將軍，跟李先念是好友，1949年帶著三個軍投誠，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貢獻的人。說著她拿出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人物詞典》，給我看他的事跡。很偶然地，我看見我外公張昌紹也在詞典裏。我讀著公公成就卓越的、而對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58年人生，感觸萬分。我走到牆邊仔細看那幾張泛黃的舊照片，努力將照片裏的公公跟詞典裏的公公對起來，想象他的經曆。

    公公坐在一艘賽艇裏劃船，身穿白襯衣加一件西裝背心和領帶。照片中那條河、河邊的樹和那座小橋，似乎是牛津大學。那應該是1937年和1941之間？

    公公站在假山前的石橋上，身後是湖心亭，水裏有荷花，頭頂上漂著柳枝。他身著西裝大衣，年輕英俊。那是他出國前照的還是他剛回國照的？

    公公帶著棉帽、裹著海軍呢大衣，站在高高的石梯上，背後是城牆。他身邊站著一位我不認識的男人。從衣服上看像是50年代。那不是上海，也許是出差講學，在那兒跟朋友留的影？

    公公跟姥姥手裏抱著我表姐林川和我，站在平江路的洋房前。公公穿著中山裝，胸前帶著“為人民服務”的胸章。他抿嘴微笑，是個慈祥的外公。那一定是60年代照的，是我跟他惟一的一張合影。

    第一次離開上海到美國留學時，我隻帶了很少的行李，我跟爸爸說我隻想帶些生活必需品。除了一些替換的衣服，還帶了自己喜歡的幾本書。為什麽會帶公公的舊相片？我當時的生活中根本沒有他，也沒有他的記憶。然而我下意識地覺得那些照片是我的“生活必需品”，真沒法用邏輯來解釋。

    在上海探親的日子匆匆忙忙很快過去了，臨走時媽媽問我到美國後是否可以將公公的照片寄回上海，出紀念冊的時候好用。我說原件太寶貴了，翻拍了再給她。媽媽把她和我姨、我表舅寫的紀念文章給我看，並問我是否想寫一篇紀念公公的文章。我心想，我能寫什麽呢？我根本不記得他。但我知道這件事對媽媽來說很重要，就答應了。

    坐在飛機上，我閉上眼睛，在腦子的每一個角落裏搜索對公公的記憶。模模糊糊，猶如夢境，我似乎能看見他坐在書房的身影。黃昏，我從幼兒園回來，走到他跟前。他把我抱到他的膝蓋上，在那盞綠色玻璃台燈下教我寫字。

    出事的那天，公公沒有回家吃晚飯，媽媽很早就讓我和哥哥上床睡覺了。我又醒來的時候不知是半夜幾點，家裏有很多平常沒有的動靜。我再入睡時就睡得很淺，做了很多可怕的夢。早上老保姆把我送到幼兒園，下午也是她把我接回來的。媽媽在門口等著我，我一到家她就拉著我的手到灶頭間，蹲下來摟著我說：“公公死了。”說著她就忍不住哭了。我還小，不完全懂死的意義。但是那是我第一次看見大人哭，害怕極了。我們就這樣在灶頭間抱在一起。等了一會兒，媽媽擦幹眼淚，拉著我的手去公公和姥姥的睡房。窗簾關著，姥姥背靠枕頭坐在床上，看見我沒有什麽太大的反應，也許是根本沒有反應。我感到一種巨大的恐怖，我的安全港突然消失了，我依賴於一切的大人的世界倒塌了。

    後來，不知是那天，還是幾天以後，我去公公的書房看到我練習寫中文的田字格本還在他桌上。他寫了“說話要和氣”，我抄了幾行。站在綠色的台燈前，我當時腦子裏會在想什麽呢？現在我當了母親，知道幼兒最愛問的就是：“為什麽？”那是“十萬個為什麽”的年齡。幼時的我雖然沒敢開口問，但是在心裏一定無數次地問過。要不然我怎麽會記得公公走的那天中午沒吃完碗裏的飯，扒到貓盤裏喂貓了。我肯定拚命地回憶過他那天的每一個舉動，想懂得他為什麽永遠不回家了。

    我吃驚地發現，我並沒有忘記公公。但我記得的隻有他走的那天，別的就再也想不起來了。他跟其他的外公那樣，在春天的下午帶我去煙子店買過糖果嗎？在夏天的早晨跟我在樹上捉過知了嗎？在秋天的夕陽裏拉著我的手在院子裏散過步嗎？在冬夜的火爐邊教我玩過畫叉叉圈圈的遊戲嗎？我一點都不記得。那天跟日食一樣擋住了記憶中的一切陽光。

    那天，當公公斷絕一切塵念之後，有沒有因為不能看到我長大而流淚？難道沒有任何一種依戀能夠留住他？那是對人類多麽徹底的失望與唾棄啊。人到中年的我，為人妻，為人母，也為人女，對於生命中的各種牽掛、悲歡離合、生死榮辱，比年輕的時候有了更切膚的感受和理解。在他離開人間的39年後，飛行在太平洋的上空，一股對這位陌生外公的強烈思念突如其來地在我心中升起。我第一次為他哭泣，也為六歲時沒有眼淚的我而哭泣。沒有能認識公公是我此生最大的遺憾和缺損。也許我20歲離家時帶走了那幾張發黃的照片是某種下意識的彌補？

    這篇稿子寫完之後，我給媽媽打了個電話，告訴她我寫好了。在電話裏我又問到公公的一些事，媽媽說：“噢，對了，你的名字是公公起的，那意思是第二個阿中。”阿中是媽媽在家裏的小名。我想媽媽是公公的掌上明珠，那我也一定是公公的一塊心頭肉。

 

[離離原上199]

沒想到陳衝能寫得這麽好，這麽自然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