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離原上
多彩人生，豐裕安康
YouTube上有劉歡、莫華倫、廖昌永三人在人民大會堂合唱《國際歌》的視頻，是我喜歡聽的保留歌曲之一。活到這麽大的年紀，早已沒有了什麽“革命激情”，但就是喜歡聽這首歌。究其原因，小時候接受的灌輸和洗腦固然“功不可沒”，也因為我喜歡聽慷慨激昂、節奏感強烈的歌曲；劉歡等三人唱得好、樂隊伴奏好也是一大因素。 一首好歌的魅力並不因時代的變遷而湮滅。劉歡等三人唱《國際歌》的現場裏坐滿了觀眾，男女老少、外國人都有，旋律一開始下麵就開始騷動，唱到高潮時許多觀眾開始打著拍子合唱、有些女性更情不自禁地站起來拍手喝彩。這些人當中固然不乏“老共產黨員”，但身為七零後、八零後的那些女性如此“嗨”，顯然是受到旋律和節奏的刺激，也或者是愛慕男歌手，卻不再會因為聽了《國際歌》成為江姐、趙一曼、劉胡蘭。
自從《國際歌》誕生、共產主義運動在全世界興起後，多少“仁人誌士”唱著《國際歌》慷慨走向刑場。現在的人可以說《國際歌》是“精神鴉片”，麻痹、欺騙了這些“革命烈士”，說輕點這是代溝。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信仰追求和精神圖騰，如果你不是生活在前人生活的那個時代，你就不應隨意嘲笑前人的所作所為。
《國際歌》能成為各國無數“革命者”的“精神鴉片”，主要在於它的藝術魅力。《國際歌》的作詞者歐仁·鮑狄埃、作曲者皮埃爾·狄蓋特都是工人，拋開如今被批得體無完膚的社會主義製度、共產主義理想不論，個人認為：單從藝術的角度，鮑狄埃和狄蓋特僅憑借一首《國際歌》，藝術成就就不亞於莫紮特、貝多芬級的音樂大家，《國際歌》也有資格成為人類曆史上一百首著名歌曲之一。這讓我想起了聶耳。他創作的曲子寥寥無幾，除了《義勇軍進行曲》外再無大作，且年紀青青就英年早逝。但僅憑一首中國《國歌》，就足以令他流芳史冊。最近與台灣來的一位父母都經曆過抗戰的朋友聊天，他母親生前說：當年《義勇軍進行曲》在國民黨人中也是一首人人會唱、膾炙人口的名曲，隻是後來它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後才在台灣被禁，可見名曲不會因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不同而喪失其應有的曆史地位和光芒。
聽遍各國的《國歌》，我認為隻有法國國歌《馬賽曲》可以和中國國歌媲美，而《國際歌》與《馬賽曲》頗有淵源。首先它們都是由法國的小人物作詞作曲的（《馬賽曲》的詞曲作者魯日·德·李爾以工程師的身份加入軍隊並獲得上尉軍銜）；其次《國際歌》歌詞誕生之初，是用《馬賽曲》的曲調演唱的，法國共產黨員皮埃爾·狄蓋特於1888年為其譜曲；第三《馬賽曲》因1792年8月10日馬賽誌願軍開赴巴黎支援杜樂麗起義時高唱這歌而得名，隨後風靡全法；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後，歐仁·鮑狄埃當選為公社委員，並在街壘浴血戰鬥。5月公社失敗後，他躲藏在一位工人家的閣樓中寫下了《國際歌》的歌詞。看來好的歌曲不論譜寫還是流行，都離不開激情，不管這激情源於革命，還是來自愛情。
《國際歌》其實不是“資產階級”眼中的共產主義“洪水猛獸”。從《維基百科》可知：“《國際歌》不僅僅被共產主義者傳唱，在很多國家中的社會主義者、社會民主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左派民主人士中也廣泛流傳，它也曾經是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的會歌。共產國際（第三國際）的會歌並不是《國際歌》。”這讓我想起了切·格瓦拉。上世紀九十年代時，某次我參加了在加州矽穀舉辦的招工大展。一進偌大的展廳，赫然看到切·格瓦拉的頭像高懸在某展台上。當時我還挺納悶：切·格瓦拉可是死於美國中央情報局之手，美國“資產階級”難道就不怕這頭“洪水猛獸”嗎？答案還可以從《維基百科》中找到：“自切·格瓦拉死後，他的肖像已成為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征、全球流行文化的標誌，同時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英雄和世界左翼運動的象征。”美國是個寬容的國家，隻要不殺人放火、不搞恐怖活動，民眾的一切信仰愛好悉聽尊便，這是全世界很多人都想跑到美國來的根本原因。
有共鳴。華沙工人革命曲也很有味道。
敵人的風暴還在頭上咆哮，
黑暗的勢力還在喧囂，
我們和敵人進行戰鬥，
我們的鬥爭，神聖而正義，
前進向前進，工人兄弟........
可謂鏗鏘有力。青少年時代唱過的歌曲很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