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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更好: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136
丁林
1. Trappist, 苦修派修道院
自從八年前,我們和弗蘭西斯修士成為朋友以後,就漸漸了解了一個我們從未有機會涉足過的神秘領域,修道院。我們接觸的修道院碰巧是其中最嚴謹刻己的一支,Trappist,人稱苦修派。
在美國,即使對修院生活知之不多的人,甚至是對天主教有成見的人,提到Trappist,多少都會肅然起敬。大家別的不知道,至少知道他們從17世紀建立這個修行製度開始,修士除了與上帝對話,是終生不說話的。麵對這樣的苦修決心,確實不服不行。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30多年前。60年代第二次梵底岡大公會議解禁之後,他們在自己的修院內部生活中,還是基本靜默的。在弗蘭西斯生活的聖靈修道院,現在還設有一個靜默區,在這個區域內,還是完全禁止開口的。
這還不算,他們還有各種嚴格的約束。他們身無分文,沒有私人財產。他們在淩晨三點左右就起床,去他們院內的教堂早禱,天天如此。他們依據規則,必須辛勤勞作,自給自足。所以,除了禱告,他們都在幹活,周末沒有休息,永遠沒有退休。年邁的修士隻要還能起床,他們就會慢慢地起來,禱告和工作。他們做麵包,做果醬,在苗圃耕耘,直至生命的最後一息。然後簡單地安葬在修院的墓地裏,沒有棺木,隻有一襲白布裹身,默默歸於塵土。
我們每隔一段時間,就去看一次弗蘭西斯修士,有時也向他了解一些宗教知識。我們曾經以為,弗蘭西斯終會在某一天,開始對我們作宗教勸說。後來才知道,這一幕永遠不會發生。他們的規則之一就是,不主動傳教。他們也不參與民眾的宗教禮儀,比如主持婚禮和葬禮,等等。我們最終明白,Trappist修院,在本質上,與我們這樣的凡夫俗子,永遠隻是相遇而不相交的。這是一群以宗教思考為生命的聖徒的生存方式。為此,我們很珍惜這樣一份難得的相遇。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更深一步地走進Trappist修院的曆史。
直到三年前,聖靈修道院的巨大銀杏樹撒滿了秋日金黃的一個星期天。我們和弗蘭西斯在修士們自己圍築的人工湖邊聊天。湖上飄蕩著一群群被修士們“慣壞了”的野雁野鴨。在聊到中國近代曆史和西方宗教的影響時,我漫不經心地說,“中國那時大概就差沒有過Trappist修道院了。”弗蘭西斯平靜地回答,“中國有過Trappist修院的。這樣吧,我到修院圖書館去拿一本書給你們看。”我們頓時對這本書充滿好奇。
我跟著弗蘭西斯去圖書館,那是在一個閣樓上。估計有一千多平方英尺的空間,滿滿當當的都是書架。陽光從屋頂的天窗穿過,暖暖地投射在一個年青的修士身上。他靜靜地坐在一個計算機旁,正利用互聯網給圖書編目。看到我們進來,他抬起頭,微笑著打個招呼,就又低頭工作了。趁著弗蘭西斯在找書的時候,我匆匆瀏覽了一下藏書。他們的藏書涉及範圍很廣,除了宗教方麵的書籍,整套的大百科全書,還涉及天文、地理、曆史、藝術、計算機技術。此外,還有大量小說。
弗蘭西斯拍拍我的肩頭,手裏拿著一本落著塵土的舊書,那是一本修道院的紀念冊。紅色的封麵上有一張黑白照片,那是一個中西合璧的建築群。封閉的院落,教堂的尖頂,真是太熟悉了。沒錯,那是一個修道院。
2. 中國的苦修院
真的,在中國,有過一個Trappist修院。可故事卻要回溯到法國大革命。
在法國修道院厚重的石牆後麵,遠離世俗地祈禱和勞作修行一個半世紀以後,Trappist的修士們,受到法國大革命的巨大衝擊。革命容不得僧侶,也不打算對修道院問個青紅皂白。沉默無語遠絕塵世的Trappist因此無法幸免。修院被毀,修士被追殺。往日隻飄蕩著黑白二色僧服的素淨修院,隻剩斷壁殘垣,血跡斑斑。Trappist幾乎被滅絕。僥幸有一支在1790年出逃瑞士,不久又開始新一程的苦修。他們無法改變,這是他們的生存方式。經過近一百年的休養生息,Trappist又逐步擴展,一個個教友加入他們的沉默行列。基於法國大革命的教訓,他們在世界各地尋找能夠容下他們生存的地方建院,他們開始星散。寬容的北美也因此成為他們的一個主要基地。然而,修院的生存方式注定他們的發展是緩慢的,在19世紀末,全世界還是隻有53個Trapist修道院,其中有一個新建的,在中國的太行山深處。
機遇最初出現在1870年,羅馬天主教一位名叫德萊普來斯的主教,在那一年即將調任中國的教職。這是一位充滿宗教熱忱的主教。他一直夢想在中國也建立一個修道院,卻苦於沒有經費。正巧,在他離開羅馬之前,十分偶然地遇到索菲亞,一位相當有名的女公爵。她十分富有,卻正準備舍棄一切,進入在布魯塞爾附近的一所修院當修女。這所修院屬於加爾默羅會,也是天主教修院的一個分支。共同的宗教熱忱使他們一拍即合。索菲亞當場承諾捐出六萬法郎,作為一個中國修道院的籌建基金。
德萊普來斯主教的這個夢想是有他的根據的。修道院不同於傳教士。修士們是封閉內修的。傳教士要深入世俗社區,修士們則遠離人煙。尤其在經曆法國大革命以後,修道院選址的第一標準是和平安寧之地。當時的中國已經經曆了三百年穩定的滿清統治,有的是人跡稀少的深山老林。似乎完全有可能為一小群默默修行的人,找到一片永遠避開戰亂的安靜所在。
最初他們商議的修院,是和索菲亞入修的那個修院同教派的姐妹院,也是加爾默羅會的。他們甚至已經打算派出幾個先行者。可是,帶隊的修女突然重病不愈,計劃隻能取消。經過考慮,這些捐款轉交給了歐洲的Trappists,讓他們有機會在中國建立一個修道院。恰在此時,中國太行山區有一個楊姓家族,向教會捐出了一大塊土地。於是,未來修院的所在地就這麽偶然確定,落在一個叫做楊家坪的地方。捐出的這塊土地確實很大,大致有100平方公裏,可是,那遠不是什麽沃土良田,而是在深山溝裏的大亂石灘。
經過一番準備,擔負著創院重任的索諾修士,從歐洲來到現在的北京。他稍事休息,就在一個炎熱的夏日出發,去楊家坪。相伴建院的隻有另一名歐洲修士,其餘的同行者是向導等臨時隨行。沒有公路,他們紮進莽莽太行,足足在羊腸小道上艱難攀援三天,才到達這塊未經人們觸動的處女地。一片荒野,滿地大石塊。虎豹狼熊狐,一應俱全。那是1883年的6月16日。整整半年以後,才有另外三個來自法國的修士到達。這五名修士形成的小小社群,開始了在中國的第一個Trappist修道院。他們稱它為“神慰”。
3. “神慰”的開創
每個Trappist修道院的發展都是在另一個“母修院”的基礎上“分產”出來的。一般的修院社群都不太大,修士達到一定數量,他們就會派出幾個修士,在原來修院的財力和精神支持下,選擇一個遙遠的荒原,從零開始,“分產”另一個修院社群來。我們的朋友弗蘭西斯所在的聖靈修院,就是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從肯塔基的修院“孵生”出來的。所以,他們都習慣於開創期的艱辛。記得弗蘭西斯告訴我們,他們的開創者來佐治亞的時候,麵對一片荒原,無從下手。遵照教規,他們最終必須達到自給自足的生存。於是,他們就給當時的佐治亞州農業部寫信谘詢。修士們寄去了聖靈修院的土壤樣品,希望農業部給他們一些建議:這土壤適宜於什麽樣的農業播種。得到的回答居然是:燒磚。
然而,楊家坪對於習慣艱苦創業的Trappist修士來說,還是格外艱巨。他們在法國也有一個母修院,可是,他們不僅遠離法國的母修院,還遠離著自己的文化根源。盡管逐步有中國的天主教徒加入這個苦修教派的社群,參與開創,可是,對這樣一個亂石灘來說,人手總是不夠。第一任索諾院長,也是第一個踏上楊家坪的修士,他度過的正是最艱苦的一段。1887年他不再擔任院長,可以回法國了。可是,他堅持留下,直到在建院十周年時默默去世,第一個躺在楊家坪修道院的修士墓地裏。他走的時候很安祥。他看到,當年的亂石灘,經過這十年,已經收拾出一小塊齊整的土地。一圈卷棚頂中國北方民居式樣的大四合院已經幹幹淨淨地圍了起來。院旁還開采出一片豐產的菜園。當年那個由五名歐洲修士初創的修行社群,已經是一個擁有七十二名成員的溫暖大家庭,大多數為中國修士。這裏嚴格實行Trappist的修行教規。他們依然是靜默,虔誠,勞作,遠離塵世。在索諾修士離世時,他辛勤參與開創的第一個中國Trappist修道院已經初具規模。
世俗世界往往不能理解修道院生活。在一千五百年前建立的“聖本篤規則”,其實在試圖製度化地尋求滿足人在精神、心智和體力之間的平衡。進入修院的都是在宗教上有虔誠追求的人,精神需求一般不存在問題。而宗教本身又是一門艱深學問,涉及哲學、倫理等等人類的本源和終極課題,充滿了窮其一生而不能解決的疑問。修院都有龐大的圖書館,涉獵的範圍很廣。這些研究課題和研究條件,都足以滿足人的心智需求。同時,為自給自足而設置的勞動,也在平衡人的體力活動需求。而Trappist,更強調苦修,即在艱苦刻己的條件下,淨化自己的心靈。所以,在世俗社會看來毫無趣味的修院生活,在世界各地,甚至在中國,都能夠吸引一些對精神有特殊需求的人,這並沒有什麽可感到特別奇怪的。
我倒覺得,我們應該比別人還更容易理解修院製度,因為我們熟悉共產主義這樣一種理想。修院生活在實踐中,其實很接近共產主義理想中的社群生活。例如,他們共同擁有財產,勞動各盡所能,收獲按需分配。另外,他們的內部管理實行民主製度,具體生活中遭遇的大事小事,經常通過民主投票決定。長達十世紀以上的成熟的修院製度,給西方社會的製度文明,提供了一個連續性,保留了一份可貴的遺產。
然而,修院製度和作為社會理想的某些製度的區別是,它具有充分的自知之明。它理解,修院生活,永遠隻是極為有限的一部分人的生存方式。它不打算外延擴大,不向社會強製推廣,甚至根本不作宣傳。相反,它強調尊重個人選擇和個人願望。在Trappist修院,新修士入院必須經過非常嚴格的培訓程序,目的是讓產生修行願望的人,在這個過程中,充分地了解修院生活的全部內容和價值。每一個階段結束,假如這個願望沒有中止,見習修士將有一個誓言,定出一個有限的進入修院的時間。這個發誓居留的時間,在每一次見習期結束時,逐步加長。直到最後見習期完全結束,如果決心已定,簽下一個終身誓言。即便如此,當一名修士最終改變個人意願的時候,他依然可以違背自己的終身誓言,離開修院。修院根據他逗留時間的長短,給他一筆錢作為這段時間的勞動報酬,讓他有條件安排新的生活。
楊家坪修道院在十分穩定地發展。進入20世紀以後,他們不僅在原來的大四合院北麵又接上了一個內院,還按照Trappist修院的傳統,在院內建起了一個法國式的教堂。他們很珍惜自己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社區。和全世界的trappist修院一樣,教堂是他們精神的聚合點。因此,他們即使隻有原始的滾木鋪墊的運輸方式,還是親手運來沉重的花崗岩,雕成一根根一米直徑的柱子,成為教堂券拱的砥柱。
修士們終於有了自己的樂土。他們不僅在內院有自己的小花園,在一條條山溝裏,他們逐年清理亂石,栽下一片又一片的杏樹。春天粉黛的杏花繚繞著山穀,秋天修士們親手製做出當地最好的杏幹。他們有了自己的磚窯支持擴建的需要,又有了自己的牛欄羊圈,供應肉食和每天的鮮奶。菜園也在擴大,除了封凍季節,蔬果不斷……。即使沒有那些舊日的照片為證,對於艱辛的開創,人間樂土的開拓和建成,要想象這一切,對於我們來說,都並不困難。因為,我們熟悉弗蘭西斯和他的聖靈修道院,還有他那些幽默、隨和、勤勞的修士兄弟。這是我們可靠的活的閱讀注解。
楊家坪修院隱居深山,與世隔絕,隻和教會還保持一點遙遠的聯係。依據修院的自治原則,他們營造著自己儉樸自然並且基本封閉的生活。
4. 苦修院的毀滅
可是,躲避革命與戰亂的Trappist修士,尋覓到遙遠的東方,也並沒有尋到世外桃源的安寧。索諾修士去世僅僅七年,1900年,義和團風潮席卷中國,洋人洋教成為主要的攻擊和掠殺目標。雖然修道院是內向封閉的靜修之地,不同於任何教堂和傳教場所。可是,義和團民並不打算加以區別。修道院一度被大批義和團民包圍,形成對峙的局麵。就在這個時候,索諾的繼任,同樣是來自法國的範維院長,憂心如焚,急病去世。大批鄰近村子的中國天主教難民,在包圍之前逃進修道院。所以,內外對峙的,其實都是中國人。即使是修士,也幾乎都是中國修士。因為,在範維院長去世以後,這裏總共隻剩下三名“洋人”。
之所以義和團民沒有貿然進攻,是因為傳說院內有很強的防禦實力。幾天之後的一個清晨,他們驚訝地發現,包圍的義和團民突然在一夜之間盡數散去。後來,閉塞在深山的修士們,才逐漸聽說外麵有關這場風波的整個故事,才知道外部局勢的轉變,才是他們獲救的根本原因。
此後,他們經曆了將近四十五年的和平與安寧。那四十五年的中國,並不是一個安靜的樂土。這裏經曆了滿清王朝的終結,以及連年內戰。但是,這些都沒有波及隱居在太行深山裏的修道院。看來,他們出於宗教原因的遠離塵世的選址原則,得到了安全生存的結果。他們似乎又可以開始嚐試一個世外桃源的夢想。
在這段時間,他們接待了一些難得的客人。他們一直有兄弟修院互訪的傳統。這個傳統延續至今。因此,在1912年,美國肯塔基州的一個Trappist修道院長,也曾遠涉重洋,來到這裏訪問。而這位訪問者,正是來自我們的朋友弗蘭西斯所在的聖靈修院的“母修院”。也就是說,弗蘭西斯這個修院家族的先輩,曾經親眼看到過我們的這個中國修道院。
同樣,楊家坪神慰院,也派出修士,到歐洲和北美的兄弟修院訪問。這時,他們才發現,他們已經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一個Trappist修道院。當時他們有120名修士,基本上都是中國人。按照他們的傳統,在1926年,他們也“分產”出了在幾百公裏之外的另一個“子修院”,神樂修道院。這是他們的黃金時代。
然而,遠離塵世的靜修之夢再一次被粉碎。這是一個深山隱地,可是,戰亂中的中國,震波深入傳向每一條山溝。侵華日軍使戰火逼近太行山,並且終於占領了鄰近的一個城市。第一個震動修道院的消息,是日軍在占領這個城市後殺害了十幾名外國傳教士,其中有一名在那裏避難的Trappist修士。那是1937年。日軍在附近的出現,使得楊家坪修院所在的地區,成為中日交戰的拉鋸地區。靜修的生活完全被打破。他們被迫與粗魯闖入這個封閉世界的各種力量周旋,被迫改變他們的存在方式,開始前所未有的求生掙紮。
日軍進入過修院,帶走了僅有的幾名歐洲修士,關入在山東的集中營。他們幾經努力,碾轉通過歐洲教會聯係上德國的教會,才營救成功,使他們返回修院。日軍在修院所在地基本上隻是過境,整個修院的建築物得以保存,修士社群也沒有被驅散。可是,日軍在這個地區的出現,這個地區的性質改變了,這裏不再是遠離世俗的隱居處,而是成為軍隊常駐的抗戰區。他們在這裏第一次遭遇世俗世界的直接過問。問題在於,他們是一群特殊的僧侶。他們追隨著自己心中的上帝。可是,他們的生存方式並不被戰爭的任何一方所理解和容忍。
他們進入了將近十年的特殊軍管期。私有空間,甚至生命和財產都沒有保障。在這段時間裏,他們幾次絕望,分批遣散修士,也有歐洲修士被強製離開。可是,他們又在一次次希望的驅動下,重新聚合。對於這些修士,這裏不僅是他們的家,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們一土一石地清理,一磚一瓦地修蓋,這裏還是他們安放心靈的場所。他們在絕境中還有一絲希望,希望一切能夠熬過去。這樣的希望應該是合理的:戰亂總是暫時的,和平終將來臨。當硝煙散去,山穀裏留下的,總應該是寧靜。寧靜是恢複修行的前提,是修士們對生活的唯一奢求。
他們熬到了世界大戰的終結,但是,內戰的硝煙又起。修士們沒有想到,他們熬過十分殘酷的十年,卻等來了一個更為殘酷的終結。1947年,楊家坪神慰修道院依然聚集著近80名修士。其中有六名外國修士,四名來自法國,一名來自荷蘭,一名來自加拿大。他們成為這個中國Trappist修道院的最後一批修士。這個修道院的故事成為法國革命消滅修道院的一個東方翻版。1947年,楊家坪神慰院被劫洗一空之後,付之一炬。數裏之外有一個農民,在目睹他認識的兩個修士被殺幾天之後,一個傍晚,看到天空血紅一片。一個興奮的士兵對他說,“楊家坪,我們把它點著了!”
5. 最後的消息
這個修院的大部分修士死於那一年,其餘失蹤。少數幾個曆經一段死亡之旅以後,僥幸生存下來。他們出生在中國,在楊家坪修道院成為修士,曆經劫難,卻無法再改變自己的生存方式。尋到安全以後,他們依然繼續靜默的修行。信仰,這是我們這樣的凡俗之輩永遠無法真正理解的神聖。世俗的人們,可以任意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可是為什麽,世俗世界就永遠不能明白,有這樣一種人,他們隻能以這樣的特殊方式,生存。
1970年,有一個中法混血兒,在美國的“讀者文摘”上,刊登了一篇回憶錄。他曾經由於一起錯案,在一個勞改農場生活了七年。他回憶了一個老年人,如何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堅持自己的信仰和祈禱。作者從這位老人那裏,第一次聽說有一個中國修道院。老人就來自那裏,楊家坪。
在這個修道院建立一個多世紀,被毀半個世紀以後,我們讀到這個故事,真有些虛幻的感覺。為此,我們查閱了我們能夠找到的、有關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書籍,不論是中國人,韓國人,美國人寫的,都沒有發現這個修道院的一絲蹤跡。我們想到,也許是修道院不傳教的規則,使他們有別於任何其他傳教團體,所以他們本來就不是這些著作的研究對象?資料的稀有,使得原本由曆時彌久而產生的虛幻感,逐漸增強。一個疑問會常常升起:這個中國的Trappist修道院,真的存在過嗎?
突然產生了一個強烈的願望:我們得去看看。哪怕在那兒隻找到一塊剩下的石頭,也一定要看一眼。在朋友們的幫助下,就懷著這樣的心情,我們沿著秀麗的永定河西行,翻山越嶺。
進入河北,公路上就是滿一片碗大鍋大的亂石,那路是隻為高高的運煤車準備的。我們手執一張半個世紀以前的手繪地圖,順著修士們在冥冥之中的指引,翻越著那層層迭迭的太行山,尋找一個古老的地名,楊家坪。直到站在一片劫後廢墟上,我們震驚得無法言語。那就是它了,一個被掩沒的真實故事,一個被埋葬的神聖理想,神慰修道院。
新修的公路從原來修道院中穿過,封閉的格局被生生剖開,似乎隱喻著世俗世界和這個修院的關係。修道院的基本格局仍然非常清楚。教堂的屋頂被焚毀,可是,教堂內花崗岩的柱子尤存,柱子下麵是一排排後人砌的空豬圈。五十年了,陽光依舊,遠山依舊,苦修院的廢墟依舊,隻是修士們早已渺無蹤跡。北樓失去屋頂的牆還挺拔地豎在那裏,透著一個個尖券的空洞,襯映著中國北方的藍天。也許,有時,雲,會載著修士們的靈魂,穿越窗洞,造訪舊地?
那裏還有修士們為菜園砌築的低矮圍牆,依然圍著一個菜園,覆蓋著沒有完全溶化的殘雪。對麵坡上,修士們的苦修房還在。他們挖掘的儲存食物的地窖,也還完好無損。一條小路彎彎曲曲地上山去,那就是當年通往北京的通道,最初來到這裏的索諾院長,就是攀越三天後,從這條小路下來,到達楊家坪的。繞到修院遺址的後麵,就是修士們的墓地了。隻是,大批死於劫難的修士,沒有能夠在這裏安眠。墓地上,修士們栽下的樹木已經長大。有兩棵銀杏樹,灑下一地金黃的樹葉。當地是沒有銀杏樹的,是當年的修士栽下的銀杏樹。沒有墓碑,沒有十字架,沒有遺跡。修士們安眠的地方,現在有一溜水泥平台,那是後人修築的露天舞場……。修士們居住的一排青磚小平房依在,牆上殘留著大字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一條山溝向遠處伸展,逐漸隱沒在山的背後,修士們留下的杏樹,依然年年結果。這是寒冷的冬季,我們沒有看到一片片的杏花,帶著清香如雲般飄出山穀。可是,我們終於來過了,弗蘭西斯的修士兄弟們,我們來看過你們了。以後,還有誰會記得你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