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NDA的俘虜

我最愛的麵包房兼蛋糕店,叫做DIANDA'S. 位於三藩教會區,滿是壁畫的熱鬧地方 生活是美味可口的蛋糕, 讓我好好品嚐
正文

風/葉廣芩

(2005-10-21 11:05:25) 下一個
風/葉廣芩 一 起風了。 激颺狂飆的風裹著隆隆雷聲自日本海而起,斜掠過日本全境,以不可抵擋之勢直撲太平洋而去。這是每年都要掃蕩日本的季風,隨風而來的是滂沱大雨和那隻有島國才有的地崩山摧的炸雷。 窗外,天空陰暗,狂風如吼,大樹搖曳,驟雨擊窗;窗內,書案前我在電腦屏幕上敲出“風”這個題目,題目的下麵許久是一片空白。 我不知自己能否將這股飄忽不定的風抓住,也不知能否將這個遠年的故事講得清楚,用邏輯來推斷,它並不絲絲入扣,內中滿是不可理喻的矛盾和超乎人之常情的東西。因為其中有不少關鍵環節被風帶走了,帶往未來,成為永不可知。 說的是鬼子和漢奸的事情。鬼子是真正的鬼子—日軍華北特別警備隊6支隊少佐西垣秀次;漢奸也是真正的漢奸—華北臨州保安隊隊長史國章。 保安隊是日偽時期地方漢奸民團組織,能為隊長者當屬親日之中堅。我們在《平原遊擊隊》、《敵後武工隊》、《烈火金剛》等反映華北地區抗戰的影片中見識過不少這類角色。漢奸的裝扮也是千篇一律,紡綢淺色褲褂,黑禮服呢尖口布鞋,腰紮板帶,頭頂禮帽;帽子摘下,是個貓兒舔過似的大分頭。手中上下飛舞的盒子槍,該是人物的點睛之處,特別是槍杆將帽簷朝上一頂的動作,竟成為以後中國銀幕上、舞台上此類人物的表演程式,非此而不是保安隊也。 史國章本人雖沒有照片留下,卻有著詳盡的相貌描述:國字臉,濃眉大眼,不苟言笑,樸實無華,衣著幹淨樸素,褲子上還掛著補丁。據描述者說,那補丁縫得精密平整,針腳勻稱,和史國章鞋裏的鞋墊一樣,均出自趙莊老多兒之手。老多兒者,百裏佳人也。老多兒既非地主之姨太太,亦非闊家之大小姐,卻是地地道道貧下中農的女兒。父親趙老貴,一輩子窩囊,養下六個女兒,沒有一個兒子。老多兒行六,名為“多”,是養夠了的多餘,北方人以老謂小,河北人言語“兒”音頗重,小多就被喊成了老多兒,平添了鄉土味頗濃的親昵與可愛。 我是在五月,小麥即將開鐮的時候由東京來到臨州的。受人之托,打聽史國章。 下了火車便住進車站的旅社,我的中國身份證給了我極大的方便。 我頂著烈日走在臨州的街上,柏油路是新修的,有狗在路上悠蕩蕩、蕩悠悠地散步,見車來了也不躲。樹蔭下有賣冷飲的攤子和打台球的桌子,幾個光著脊梁的閑人在有一搭沒一搭地打球。這項很高雅的紳士活動一旦搬上大街,不知怎的,給人一種跑了汽兒的香檳的感覺。 這是過去老城的街道,新建的臨州城已在北麵拔地而起,那裏有高樓大廈,有賓館,有公園,還有門麵威嚴的政府辦公機構和一片漂亮的高科技開發區。但這裏是老街,今日的老街已與五十年前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許多房屋貼著白瓷磚,安著防盜鐵閘門,成為商業的門麵房。 街的盡頭有座青磚高牆的院落,厚實的牆磨磚對縫,多少春秋仍然屹立不衰,然而那晦暗殘舊的木門和那為車輛進出方便被鋸斷的門檻,卻顯出風雨滄桑的破敗。我從挎包裏摸出筆記本,那上麵有西垣秀次畫的當鋪地點及門麵印象圖。當他把這張圖和一雙銀筷子交給我的時候,那份鄭重,誠摯,信賴,讓我沒有推托的餘地。他是日中友好協會的理事,漢學專家,為中日文化友好交流做出了不少貢獻,在學術界知名頗高。鑒於他的學識和經曆,研究所專門聘他從事二戰期間侵華日軍華北陸軍作戰史的研究和編撰工作。我也是該所外國人研究員,名為研究日本戰後法律經濟,實則卻將大部分精力悄悄用於研究侵華日寇華北方麵軍1943年的“治安肅正”作戰上。這一給河北人民帶來嚴酷殘害的“五一”大掃蕩,據日本方麵的統計,大約殺害了冀中地區居民二萬餘人。這個明顯縮小了的數字是我從日本防衛廳研究所戰史室編著的材料中疊加計算出來的。在計算這些數字時,我內心充盈著刻骨的仇恨和尖厲的複仇之心,在“兩萬”名受難者中有我的叔父,他是八路軍涉縣根據地的一名幹部,在大掃蕩中被日本人以極其殘忍的手段殺害了。據涉縣老百姓說,我的叔父死得十分慘烈,他被捆綁在城隍廟前的旗杆上,日本人將他身上的肉一片片剮下,先是四肢,後是胸腹……原本說是要活埋,臨刑時鬼子隊長聽說中國有種刑罰叫“淩遲”,便決定拿叔父來做試驗,看看淩遲與活埋效果的差異在哪裏。叔父激奮的叫罵聲與慘痛的呼號持續了很久,天亮時才絕了聲響。有人看見城隍廟前的旗杆下除了一灘鮮血和碎肉,再無其它。日本人撤退以後,共產黨找過叔父的屍骨,未見。一個人的屍體,一夜工夫消失得無影無蹤,這在戰爭狀態下極其自然,反過頭來在和平環境下再看此事,便成為不可思議、不可理喻。我那位美麗的嬸母自二十歲便開始等待,一直等到去年去世。大家說叔父已經為國犧牲,不會再回來了。她堅決不同意這種說法,她的觀念和政府方麵的看法如出一轍。她說,死不見屍,不能為死。“文革”以後,政府對叔父生存的信念發生了動搖,恢複叔父以“革命烈士”的名分;但嬸母卻一直拒絕接受政府給予的撫恤金和烈屬稱號,寧願貧困地與我們住在一起,相信著叔父有朝一日的歸來。她的等待與政府的等待性質截然不同,一是癡情,二是疑惑,這就決定了我在日本艱苦卓絕的三年搜索。據當年八路軍方麵的當事者說,叔父是負責特工情報工作的,工作非常出色。1943年5月5日深夜,涉縣八路軍和大部分群眾得到日寇掃蕩情報後撤離。叔父的被捕是在涉縣西北十五裏的劉各莊而不是八路軍根據地。至於身為八路幹部的叔父在撤離之際離開群體為什麽要去劉各莊,沒人能講得清楚,這也是多年症結的所在。有人說叔父是企圖與西北三十裏外奶奶頂的遊擊隊取得聯係,但當事人回憶並沒有賦予他此項任務;何況奶奶頂的遊擊隊早進了太行山,他沒有必要再去那個地方。 當事人提供的情況是正確的,這一點我在日本官方資料《華北治安戰》中,在日軍有關華北編製序列方麵的史料和作戰行動線索中已得到充分證實。日方的戰事紀錄如下:“1943年4月22日,日本以35、36、37、69四個師團和第3、4兩個獨立混成旅團構成了以合澗為中心的直徑約40公裏的包圍圈。24日晨,國民黨新編第五軍軍長孫殿英投降。5月5日,24集團軍司令龐炳勳投降。當日,日軍轉移兵力,對以涉縣為中心的八路軍根據地實施包圍。6日,第36師團從潞城、襄垣、遼縣附近,獨立混成團從武安東北地區,從林縣北部之任村,從臨州,分路向涉縣合擊。但由於八路軍善於避開正麵交戰而徹底實行分散遊擊戰術,至13日,各路合擊兵團會合,未獲戰果,隻獲取了八路軍少量遺棄物資。”我特別注意了“少量遺棄物資”幾個字,內中並沒有“八路幹部”這樣的信息,也就是說叔父的被捕的確不在涉縣八路軍指揮部,他是在安全撤離了涉縣後又返回頭落入敵人之手的。其時,涉縣周圍及劉各莊已被日本人所占,為什麽叔父還要深入敵人腹地,自投羅網,這點是誰也說不明白的。在參與1943年華北大掃蕩的日軍老兵中或許還有健在者,對涉縣的情景或許有人能提供一二情況。由此我對老兵們的部隊番號格外的注意,對華北作戰的序列的熟悉甚至比日本兵還更加深入。 二 我與西垣秀次常在研究所的樓道裏相遇。 從他那挺直的腰身,標準的步伐,我很快判斷出了他的出身,在一次全所的忘年會上,確定了我的判斷。那個老鬼子在喝了酒之後竟齜牙咧嘴地唱了一首河北民歌《正月裏來是新年》。其河北腔發音吐字之地道連我這個中國人也望塵莫及。 盡管在場的聽眾沒人能弄懂詞中的含意,鼓掌也是熱烈的,他們是衝著那陌生的旋律,衝著那抑揚頓挫的節拍鼓掌的,內中也含著日本人能將中國歌曲唱到如此程度的自豪和對演唱者的禮貌。由衷鼓掌的隻有我一個,我終於又找到了一個侵略華北的日本鬼子。 我象一隻非洲獵豹,懷著一種獲取獵物的心理迂回地接近著他,故意製造出一次又一次的“不期而遇”,故意拿出一些不是問題的問題去請教他。直覺告訴我,他參加過1943年的華北大掃蕩,否則他沒有資格編撰“華北陸軍作戰史”,不會唱出就是今日河北人也唱不出的《正月裏來是新年》。 90年代初期,由於中國回歸日本的殘留孤兒安置問題顯露出日本經濟法律的弊端,我與西垣被臨時抽調出來組成小組,對一些經濟問題進行研究,以向國家提出合理的建設性意見。西垣的抽調是由於他對二戰情況的熟悉和他那口流利的漢語;我的加入是由於這些完全中國化了的日本人,到日本後從文化現象的衝突到社會意識經濟觀念的衝突,由心理轉變到文化環境的認同以及完成國籍和民族的歸屬與重新接納,不是一個簡單過程,這之中需要中國心態方麵的理解與可施方案的提出。所以我的位置舉足輕重。 西垣秀次成了我的頂頭上司。 用不著再“找機會”,隻要上班,我們整天都泡在一起,進一步的接觸構成了彼此的了解。感情的溝通卻突出了某些觀念的格格不入,這種格格不入是點與線的差別,而不是同一事物深淺程度的區分。 舉例來說,為了調查殘留孤兒的安置情況我們一起驅車走了不少縣份。有一天傍晚,我們在築波湖畔的一個村莊歇息,正是三月末的天氣,遍野的櫻花開的燦若霞光,與西天的雲朵連成一片。我們在湖邊散步,一老一少,留連於這花影湖光之間。 櫻樹林的深處有座黑暗的墓碑,我們朝它走去。那是一個十九歲姓山田的兵士的幕,年深日久,碑的低凹處已長出層層綠色苔蘚,許多字跡也模糊不清。但碑頂“忠魂”兩個大字仍清晰可見。仔細辨認,這個姓山田的青年是1942年元月從軍,同年4月在中國河南平頂山戰死的,在中國不到三個月便亡命他鄉了。碑文由他所在軍團黑田泰正大佐親自撰寫,文中滿是崇敬溢美之詞,其中有不少為中國人熟悉與反感。墓後不遠就是農舍,那該是山田家的老屋,現在居住著的當是山田的弟兄們。想當初那個十九歲的青年,本可以在這富饒美麗的湖畔平平靜靜地生活下去,當一個殷實的農民,作一名威嚴的祖父,然而他卻在風華正茂之年,披甲荷戈,踏上異國土地,由殺人而被殺。 西垣秀次對著墓碑鞠了個直起直落、很有力度的躬。 我冷冷地看著他。 西垣說,十九歲,可惜。和我的孫子一樣大。 我說,可惜。 西垣說,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落在地裏死了,就會結出許多子粒來。 我說,在你看來,眼前這粒麥子是落在地裏死了呢還是沒落地裏就死了。 西垣說,當然是落在地裏的。 我說,結出了什麽樣的子粒呢? 西垣說,更為飽滿優秀的子粒。 我說,更為黷武的一群。 西垣說,不。是一種精神,一種隻有日本人才能理解和體會的精神。三十年代,憑借這種精神我們普遍認為軍國主義是爭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是維護世界秩序的必須,是靠武力獵取的崇拜。我們為此忍受了一切,包括犧牲和失敗。 我說,那就是武士道精神了。 西垣說,外國人永遠不會理解日本人,不會理解日本的精神。看到這成片的櫻花了吧,它是隻有日本土地上才生長的花朵。花瓣小,香也不濃,將一朵摘下來實在是平凡而細微。但萬千朵櫻花連成花海,那場麵就絢麗多姿,蔚為壯觀了。這就是日本精神的縮影。日本社會是個慣以集體行動方式存在的社會,每個人都屬於集團,在茫茫的花海中,個人不過是一朵花,從樹上飄落便會“零落成泥碾作塵”,聯在一起才能成氣候。櫻花不會變異,它也不是曆史博物館中已經幹枯了的植物標本,它至今仍是我們中間活生生的精神象征,永不衰敗。這是一個國家的民族之魂。從另一方麵看,日本人的可悲在於一旦集團提出號召,便不問為什麽而積極響應,太平洋戰爭日本民族的悲劇所在也正是如此,這是我們對這場戰爭的反思。 我說,每個文化傳統中都有關於戰爭的信條,我們把二戰歸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歸結為被侵略國家為捍衛民族存亡的正義之戰。作為被侵略者,我們崇尚的是另一種精神,一種不屈不撓、前仆後繼的喋血精神。無論日本的民族精神多麽完美,對於被侵略國家來說都無異於惡魔一樣的災難。在日本死去一個十九歲的山田的時候,中國正有成千上萬個十九歲的青年在日本人的槍口下死去,與眼前山田的十九歲相比,我看重的是那顆令他致命的子彈。 西垣說,為政焉用殺,這是我當時的反戰思想。我駐防臨州的時候還教過當地的小孩學文化,送給他們石板、石筆。那都是些很聰明的孩子。我是學教育出身,教育者的責任心驅使我承擔起這個義務,人不能沒有文化。 我說,民族不能沒有自己的文化。你的思想不是反戰,而是換一種方式的侵略,在刺刀尖上裝上一串花環,再微笑著把刀刺入人的胸膛。比起眼前的山田來,你更可怕,進行武裝侵略的同時還進行著文化侵略。 談話是不愉快的。 三 在臨州的當鋪舊址前,我展開了西垣秀次的圖示,展開了五十年前一個鬼子少佐的記憶。按圖索驥,這裏該是過去的當鋪,是西垣設計的尋找史國章的切入口。我極其明白,保安隊長史國章逃的過國民黨的清查卻逃不過共產黨的鎮反,縱然都成漏網之魚,還有一個“文化大革命”清理階級隊伍在等著他,幸存的機會幾乎為零。當然也有一種存活可能:除非他是共產黨。在西垣委托我尋找史國章的時候,我談了自己的看法,對他尋覓史國章的動機不能理解,在戰爭中沆瀣一氣的鬼子與漢奸,如今要攜手共敘“友情”,我國政府不會熟視無睹,當地百姓不會不說三道四,當年被害人的親屬不能不義憤填膺。西垣說,這正是他不願自己出麵的原因,他找史國章是出於個人感情,私人友誼。史國章於他編撰的“華北陸軍作戰史”太重要了,找不著找到他的親人也行,比如妻子什麽的。 我說鬼子找漢奸這事本身就讓人惡心。 西垣說有些事在尋找的過程或許可以搞清,尋找的過程就是調查的過程。作為朋友,他敬仰史國章。他欠了史國章的人情。 我說你們的關係是狼與狽的關係…… 院子很深,蓋滿了小廚房、小棚子之類,隻讓人想起曲徑通幽,山回路轉這些旅遊方麵的詞來。 一個胖男人,在公用自來水邊的躺椅上打呼嚕。腳邊的小凳上放著罐頭瓶改作的茶杯,那裏麵黃釅釅一瓶濃茶。在這悶熱的午後,這杯茶充滿了讓人難以抗拒的誘惑。 我一走近,那鼾聲戛然而止,一個極清醒的聲音問我,找誰?我說找姓劉的。他說這院裏姓劉的有七家。我說找最早的劉姓住戶。他說他就是劉姓最老住戶,1963年搬進來的,全院再沒有比他住得更長的了。我問1963年以前這院的住戶在哪裏,他說1963年以前這院是糧食倉庫。我問再之前呢?他說還是糧庫。我說再早是當鋪。他很詫異,說,當鋪?我住了三十多年,怎麽一點兒也不知道。我問他有沒有人知道臨州的老事兒,他想了半天,說廟後街程士元那個老東西興許知道。十幾年前小學校曾讓他去做過階級仇民族恨的報告, 他在台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沒說幾句就讓人給架下來了,犯了心髒病。胖子一邊說一邊審視著我,說,你大概是港台同胞吧,來臨州認親?我說我在這兒沒親。他噢了一聲,說,我們這塊地界解放前特保守,要說海外關係,誰家也攤不上。但這兒的人頭腦靈活,別的不出,專出漢奸。京油子,衛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這話你可能聽說過。 我笑了,這位閑的發慌的胖子巴不得有人跟他閑聊。 我問,說到漢奸,你知道這兒過去有個叫史國章的? 他說,史國章,沒聽說過。 我問,日本鬼子西垣秀次呢? 他說,日本人投降那年我才兩歲。 他突然直起身來說,你是日本人! 我說不是。 他不信,說,別看你中國話說的這麽好,打你一進院子我就看出來了。你身上帶著東洋味兒,跟合資企業裏那些日本娘兒們有點兒像。 我說我真不是日本人,我有個叔父,是八路,抗戰的時候就犧牲在這個地區。我來臨州是了解那個時期的一些事情。 胖子說真是日本人也用不著隱瞞,現在的臨州人都是見過世麵的,光外資企業就有幾家。街上常見洋人走動,老百姓也千方百計往外資企業裏鑽,那兒掙錢多。 我說1943年5月,日本人血洗臨州,這兒發生過大血案。 胖子說,那都是陳年往事了。死的是死了,活著的也還活著。人麽,得向前看。現在講友好了,不計前嫌了。誰都知道“東芝”冰箱好,“鬆下”彩電鮮亮,我們不能因為他們殺了我們的人就不看他們的電視,不使他們的冰箱。 我說過去的事還有人記得麽? 胖子說,怎麽不記得,城南有紀念碑,上頭都刻著咧,名字一排一排的。每年清明節學校的學生都敲著鼓吹著號去獻花圈。 他說得沒錯。對於死難的人這裏每年都給以祭奠。但這樣沉重的事情從胖子嘴裏輕鬆快捷地說出,總讓人覺得其中少了些什麽。 我提出看看西跨院的南套間,那裏是史國章與老多兒的幽會之所,也是西垣秀次與史國章進行各種肮髒勾當的密謀之地。這個地點非常微妙,也非常重要。 胖子說他不能滿足我的要求,他說南套間住著一對新婚夫婦,家具電器十分新潮,他領著我這個來路不明的人窺探房間,萬一出了問題他脫不了幹係。 我說你這人真是,剛才把我當成日本人,這會兒又把我想象成盜竊集團踩道的,想象力之豐富該去當作家。 胖子說你不知道,如今處處得設防,保不齊哪兒就是個陷阱,咕咚一下就讓你掉下去了。 我問他西跨院有沒有井。 胖子說有。 我又問有沒有樹,棗樹。 胖子說沒有。 我說隻是看看房子,看看院子,沒別的意思。 胖子這才爽快地把我領進了西跨院。 四 在東京的時候我訪問過板橋區大浪町一名叫鬆村武的老人,為了找到他,我費了很多周折。最後還是靠醫療保險的檔案幫了忙,使我得以在大浪町這個偏僻小巷與他相見。 他參與過臨州報複性大屠殺。 日本人以幾個軍團合擊涉縣,撲空之後,惱怒難耐的日軍第一混成旅團第二天即以惡虎撲羊之勢直抵臨州,使原本已陷敵手、氣息奄奄的臨州小城又一次遭受了慘絕人寰的浩劫和蹂躪。 臨州城內火光衝田,屍橫遍地。 鬆村說,他在臨州是第一次殺人,所以印象特別深刻。日本軍隊在中國犯下的罪行不可饒恕,無論有多麽好聽的理由,都掩蓋不了那些血淋淋的事實。他把臨州城的屠殺講給他的小孫子和日本年輕人聽,竟沒人相信溫文爾雅、禮貌周全的日本人會幹出這種事情來。鬆村努力解釋,說的確是事實,年輕人總認為他臆想成份太多,日本,根本不可能……所以我見到鬆村時他如遇知音,反複跟我說他厭惡戰爭,厭惡那些煽動日本人民走向生命絕穀的戰爭販子。鬆村對五十多年前的事深深謝罪,他說,不管國家態度如何,他自己要有所表示。他讓孫子把他由輪椅上艱難地扶下來,跪在榻榻米上,將一顆白發蒼蒼的頭深深地伏下去,久久沒有抬起來。那孫子,亦如他的祖父,跪著,卻是一臉茫然。 我的錄音機裏錄下了老人有關臨州的回憶。 ……到中國臨州作戰,我十八歲,剛剛高中畢業,是由橫濱上船直到大連,然後補充到華北戰場上去的。那天是傍晚進入臨州城的,老百姓以為駐紮的日本人又回來了,並未介意。真正采取行動是第二天上午,即5月14日人們快吃午飯的時候,我們點了幾處房子,放了槍,挨門挨戶進行搜查,城裏就開始亂了……我跟木村、畑俊衝進一家大院,院子很大,很深,圍牆也很高。裏麵的布局由於陌生而令人恐怖。我端著槍胡放,木村笑我,他是上士,級別比我高。…..在的一間小屋我們找到了十幾個中國人,他們緊緊擠在一起,女人的臉上都抹了灰。…..男人中一個留小胡子、穿長袍的向我跪了下來,說了一些大概是求饒的話,內中還夾著一些日語單詞。他的小胡子上沾了草棍兒,樣子很滑稽,我正要笑,隻聽噗的一聲,木村已將他的頭砍下,粘稠的血濺了我一身,又熱又腥。我擦著臉上的血,望著木村,不知該幹什麽。木村說快動手!說著又端著刺刀向另一中年男子的胸膛刺去。那男的一聲不吭地倒在水缸邊,一個老年婦女撲到男子身上號啕大哭,看樣子那是她兒子。我想我得幹點什麽,不能老愣在這裏,否則我會被木村送軍紀處。我揪著老婦人的發髻使她的頭仰起來,在那張與我母親年齡消防的臉上狠狠抽了一掌。她卻一張嘴咬住了我,咬的非常用力,我體會到了臂上肉在牙齒的切割下正在分離的奇怪感覺。木村衝著那彎曲、蒼老的後背開了一槍,老婦人的牙齒漸漸變得無力,最後歪倒在她兒子的身上。木村讓我在她的屍體上再刺一刀,以解方才之恨。我的刀紮下去時很猶豫,紮在她的肋骨上,刀尖被頂偏,將那沾血的衣服劃了長長一道口子。為此,木村當著那些中國人的麵狠狠抽了我十幾個耳光,我覺著很丟人……一個小男孩,抱著他母親的腿,目不轉睛地看著我,那雙明亮的眼睛毫不掩飾他內心的仇恨。我想,我也必須洗掉方才木村上士在這孩子心中給我帶來的恥辱,於是我用刀向那孩子的一雙眼挑過去,孩子倒下了,他的母親仍舊站著,臉上滿是絕望……木村讓畑俊從外麵的井裏汲來水,向孩子的母親和站在她身後的另一女人潑去,煙灰霎時退去,女人們顯出了驚人的美麗。木村指著後麵背後拖著一條粗辮子的女人說那是中國處女的標誌,木村話沒說完,畑俊就撲了過去,剝光了她身上的衣服。木村製止了畑俊正要幹的事情,將屋裏的人全部趕到院中。裸體的處女夾在人群中,那個死了孩子的年輕婦人用胳膊護住她,她們長得很相象。兩個女人就被拉出人群,另一個的衣服也被迫脫光,木村讓我把剩下的人處理了,他對畑俊說,那個年紀大的是你的了,說罷畑俊還沒動手,他已將那個梳辮子的推倒在磚地上……。我轉過身來對付著手無寸鐵的一群中國人,我不知該怎樣處決他們,我不想動刀動槍,但我也不能讓他們活下去,這是命令。西牆下有一口井,我把他們押到井邊,讓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跳下去。第一個跳下去的是一個十幾歲的青年,在他走向井台的時候忽然來了個九十度轉彎,以飛快的速度奔向我,企圖卡我的脖子。幸虧我有防備,我用刀砍斷了他伸過來的手,那隻手劃著弧線飛起,砸在姿勢醜陋的木村身上,木村回身打了一槍,青年人的腦袋馬上崩裂,紅的白的,放射開來……在我的威逼下最後一個人跳了下去。我驚奇地發現,所有跳下去的人都閉著眼睛,沒有人啼哭,沒有人求饒……井邊再沒有中國人站立,我探出身子向井裏望,裏麵黑洞洞的,有嘩嘩的水聲,一股無名的恐懼向我襲來,我向水裏猛開了一陣槍,水中終於平靜,水麵已變得鮮紅……木村他們也已經完事,兩人的身上都沾滿了女人的血。一個女人已經咽氣,她的陰道裏插著畑俊的刺刀。另一個也已經無形,她的兩個乳房被割下,挑在木村的槍尖上。那女人還在蠕動,被我照著胸膛打了一槍……我殺了十一個人。 (輸入者注:打這段時,我中斷了五六次) 我在訪問中問過鬆村武,他們在臨州究竟要搜捕什麽人。他說他也不知道,對一般士兵來說,這樣的搜捕就意味著開殺戒,見誰殺誰,逮誰並不重要。我還問過大院的具體位置,他說記不清了,他連臨州在哪兒都記不清了。我問他是否認識西垣秀次,他說不知道。我說西垣是華北特別警備隊的,鬆村說那就是“北特警”的人了,更不會認識。北特警在涉縣圍剿以後立即受到了改編,那是一支特殊的部隊。 西跨院不算大,一間南房實際是大院南房的延伸套間。門上掛著一把很大的鎖。西牆根有井,上麵蓋著沉重的水泥井蓋,牆底長著數根細草,壁上生了一片苔蘚。白雲蒼狗,地遠天差,一切都變了模樣。然而細觀牆上那些棱角已失的凹陷,辨認出竟為當年猙獰可怖的彈痕時,便讓人在靜謐中嗅出了昔日的血腥,看到了遊蕩在小院中的一個個無辜冤魂。 我掀了掀井蓋,太重,向胖子請求援助。他找來根鐵棍,三下兩下就把井蓋移開了。幾顆頭湊在一起朝下望。這視覺角度當是五十二年前鬆村武的視覺角度,無見鮮紅的井水,隻見破爛的垃圾。井不深,最多不過三米,亦無水,想必是後來有人用土填過。大家對井裏的內容都很失望。 退後幾步,我掏出相機,拍了幾張老屋與水井的照片,然後走出了舊當鋪的大門。我再一次回望那神秘與蒼涼,兩個鬼子的不同經曆和感覺使人除了感到詫異外更感到了歲月隱隱發生的裂變和由此產生的一片空空蕩蕩的冷清以及相距相隔的陌生。 五 程士元的家在很背的一條小巷裏。邁進程家的小院,見一個女人在樹下拐線,“工”字形的木框在她手裏靈活地拐來拐去,那些細棉線便有條不紊地纏繞在了上麵。她象是在耍雜技。他先跟我打招呼,很熟稔的,問我吃了沒有。我想現在已是下午,她問的想必是中午飯,就說吃了。我問是不是程士元老先生的家,她說沒錯,並轉過身去從壺裏給我倒了一碗茶。我問她弄這些線做什麽用,她說織布。這時我才聽見西屋的織布機一直在哐哐哐地響。女人說那是她婆婆在織,她婆婆兩天就能織一匹布,快手哩。我問她織這些布做什麽用,她突然停止了拐線問我:你不是外貿上來驗布的?我說不是,她的臉就有些冷。 我說,我來找程士元。 她說,程士元是她公公,中午喝了點酒,正睡午覺,怕一時半晌醒不了。 我說,那我就等。 太陽偏西,北屋門簾一動,有個老頭從裏麵走出來。女人說,爸,有人找你。 程士元問,打哪兒來? 我趕緊接上說,打日本。 程士元走下台階問,有事? 我說打聽一個人,史國章。 程士元說,史國章是漢奸,早死了。 我說,那就給我講講史國章的事。 程士元說,敢情日本人也搞內查外調哇。 我把西垣秀次給我的銀筷子拿出來讓程士元看。我說,這個日本人天天吃飯用這雙筷子,用了五十年了。他很看重送筷子的這個人。 程士元把筷子接過去,翻來覆去地看。這是一雙民間使用的普通銀筷子,一頭尖,一頭方,用鏈子連著。方的一端一支上刻著:警備隊少佐西垣秀次;另一支上刻著:河北臨州保安隊隊長史國章。程士元看了半天筷子說,不錯,這是趙壽祥的手藝,他打的銀器都有記號。說著老漢指給我看,在筷子的方形尖端有兩個相套的雙圓印痕。程士元又走進西屋,捋下老伴手上的鐲子拿出來給我看,鐲子的內側也有雙圓印痕。程士元說,筷子是趙銀匠所製無疑,是出自臨州的物件。看來鬼子沒有妄說。 我問史國章死於何時何地。 程士元說,1943年5月被日本人殺死在涉縣城隍廟,死法很特殊,是用刀剮了的。 我問他是否搞錯。 他說沒有。 我問當時在城隍廟殺了幾人。 程士元說淩遲者隻有史國章一人。 我問史國章有無後代。 程士元說史國章是外鄉人,來無影去無蹤,無根無基,有後代也無人查找。 我問史國章的死可有憑證。 程士元說死人要何憑證,那年月死的人多了,上哪兒要憑證去?找誰要憑證去? 我說史國章死的蹊蹺。 程士元說死便死了,有何蹊蹺。 我說史國章是漢奸,鬼子將漢奸淩遲處死,不合情理。 程士元說日本人向來不講情理,5月14日臨州近千無辜者死於一旦,這其中有什麽情理? 我說鬼子為什麽要殺漢奸? 程士元說鬼子為什麽不能殺漢奸,狗與狗之間的事用人的道理沒法解釋。 談及五十多年前的那場屠殺,程士元很激動。他說那天是農曆四月十一,是他舅爺的生日,他先一天隨母親回娘家祝壽,這才幸免於難。聽說臨州城發生變故,當日不敢回家,三天過後隨著母親跌跌撞撞地趕回臨州,臨州已麵目全非,除了焦土盡是血腥。街上觸目皆是屍體,斬去手腳的,砍成兩截的,無首的,穿胸的,橫七豎八倒臥在血泊中。當鋪的台階上齊刷刷擺了二三十個,幾排人頭,地上的血有寸厚……在那場災難中,除了他與母親幸存,全家十七口,全部遇難。 我問當鋪掌櫃劉三連一家是否也在其中。 程士元說當然未能幸免。 我問其中可有劉家大少奶奶的妹子老多兒。 程士元說劉家大少奶奶是由南邊嫁過來的,沒聽說過她有妹子。 我說他應該知道趙莊的老多兒。 程士元說老多兒是美人兒,出事以後也再沒人見過她。下落不明。 我問他知不知道日本人西垣秀次。 他說日本人的事避之唯恐不及,哪敢問什麽姓名。 問及學日本語的情況,程士元說他至今能讀日本的平假名和片假名,當時因為怕殺頭,所以記得特別牢。說著指著我挎包上的假名準確地讀出了發音,語音的標準顯係日本人所教,不容置疑。 我問當時可否不學。 程士元說孩子不學大人便會拉進日本人的地方挨打,拉人者都是保安隊一夥。後來看鬼子對小孩子確無惡意,大家也鬆了心,街上梆子一敲,各家孩子就去當鋪集合,在劉三連家的大廳裏等著日本教官來講課,講課前先給孔子像鞠躬,再唱一首叫“灑庫拉“(櫻花)的歌。 我問他教日語的鬼子什麽模樣。 他說小白臉,瘦高個,留仁丹胡,戴眼鏡,跟電影《地道戰》裏偷地雷的那個差不多。 我取出西垣秀次的照片讓程士元辨認,程士元不敢肯定,一會兒說象,一會兒說不象。 我問是不是每回都在當鋪裏學。 程士元說每回都在那兒學。 我問他在那兒見沒見過史國章和老多兒。 他說史國章倒是常見,但沒見過老多兒。 我想,這一定是西垣經常進入當鋪的原因之一。在這裏,他、史國章、老多兒之間準有過什麽事情。他說過,史國章於他編撰的“華北陸軍作戰史”太重要了。從他繪製當鋪圖形的準確無誤來推斷,這個地點與史國章有著同樣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臨州經過了那場血腥屠殺元氣大傷,曆史在這裏演出了驚天動地、喋血飲恨的一幕之後立即沉默,將許許多多不解之謎統統淹沒在血的下麵,任它凝結,幹枯,又隨風吹散。而今,捕捉這散落的信息恰如那不定的風,難以抓得準了,即便抓住一星半點也是飄飄蕩蕩,恍恍惚惚的迷茫,隻會把人搞得越發糊塗。 我要了解史國章的劣跡。 程士元說,史國章幹的壞事當與保安隊連在一塊兒。那個人的臉老是青的,從沒見過他的笑模樣。當然,保安隊長也用不著跟老百姓笑,他笑了準沒好事,所以還是不笑的好。又說,劉家集上殺過兩個八路,是保安隊幹的;逼王二憨上吊也是保安隊幹的;給鬼子抓伕是保安隊幹的;強奸趙莊、劉家集的女人們好象也是保安隊的事。每回下去清剿,跑在前頭的都是保安隊…… 程士元的兒媳婦對保安隊, 對史國章都沒興趣,直著嗓子喊程士元去吃飯,逐客的意思是明顯的。受一種惡作劇心理的驅使,我壓低聲音對說:鬼子西垣秀次讓我來找史國章,想給史家後人一大筆日元呢! 程士元立即喊道,這錢太髒! 兒媳婦在那邊接茬兒了,爹,現在都講戰爭賠償呢,韓國的慰安婦在電視上張口就要數千萬,日本人照樣得掏腰包。咱們臨州人也該要求賠償,現在飛機失事了飛機場還給賠錢呢,更何況那是有意殺人,咱那麽多親人白死了?國家不好張口,個人可以張口,咱家一下死了十七口,殺人賠錢,理所當然。 程士元說,你別在這兒瞎攪和,這是兩碼事,這回是鬼子要給漢奸賠錢。 兒媳婦說,誰給,給誰都一樣。 六 日本人尋找史國章的事象風一樣在臨州傳播開來。 我在街上走,總有人指指點點,令人很不自在。我想我是該走了,史國章的下落已經搞清楚,再沒有什麽可呆在這裏的理由,就到車站買了明天早晨去北京的車票。看票麵的日期是5月15日,那麽今天該是5月14日,是臨州的祭日。 街上的人很平靜,已經沒有誰能想起來五十二年前的今天這裏發生過什麽,浸過血的街道照舊流淌著血跡,那是自由市場浸雞殺鴨、剖魚挖腮的附帶。小販們用水將血衝過,那水便變作了粉紅,沿著路沿緩緩流淌,帶著一股繁華歡快的腥…… 我在市場上買了幾個碩大的白杏,用塑料兜裝了,回到旅社。 有一男一女在房門前等候,他們怯怯地說是史國章的後代。 讓進屋裏,彼此落了座,對方又遲遲不開口。我很不禮貌地看了幾回手表,終於在男人的鼓動下,女的張嘴說話了,說史國章是她的祖父,她是史國章的孫女,叫葛小利。 我吃著杏,聽葛小利講述一個很落套的、聽開頭便知結尾的故事。明天早晨就要離開臨州,對昔日那些搞不清的關係我已無意搞清。那個複雜的連環套圈已經鏽死,無從摘解,它畢竟不屬於這個年代。 倒有人願意往圈裏鑽。 這名叫葛小利的女子穿著豔麗的杏黃衫,遮住前額的濃密劉海使人猜不準她的年齡。在她講述與史國章種種瓜葛的時候,那男的在一邊不住補充。我問他是誰,他說是葛小利的丈夫。 葛小利說她父親1947年由河北寶坻來此尋覓祖父,人說史國章是漢奸,且已不在人世,便沒敢聲張,由此入贅臨州葛家,成為臨州一員,再不提史國章之事。 我把這一切當作小說來聽,因為我不相信在“給一大筆日元”的誘惑下會找來什麽真的後代。 盡管葛小利的言辭雜亂無章,但她講述的一個細節引起了我的注意,使我不得不對自己的某些思路進行重新設定。 這就是關於銀匠趙壽祥的事情。趙銀匠是血案的幸存者之一。1958年全國大煉鋼鐵,被聘為冶煉部的技術指導。以熔銀方法來煉鋼,盡管使出了渾身解數,終未能使全城的鐵鍋由那兩口土高爐裏掏出來,終以“破壞大煉鋼鐵”為名被戴上反壞帽子,負責清理城內各戶糞坑。同操糞業的還有的父親,他倒並非是由於保安隊長“老子”的緣故,他的問題是“曆史不清”,原因是河北寶坻方麵給他開具不出任何是哪裏人的證明,他究竟是打哪兒來的竟連他自己也搞不清了,這樣的人自然是壞分子無疑。掏糞的工作伸縮量非常之大,剩半坑也是掏了,全掏淨也是掏了,更多的時間是靠在廁所外向陽的牆根抽煙聊天,於是葛入贅與趙銀匠的友誼就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談話乃容自然也離不開糞類,離不開廁所。趙銀匠說他一輩子上了無數回廁所,都很一般,隻有一回讓他眼界大開,終生難忘。這就牽扯到1943年5月14日,那天趙銀匠拿著打好的一副銀筷子去保安隊找,進了大門見史國章正在院子裏給各鄉鄉長訓話,說是端陽節快到了,讓各鄉籌集五百斤白麵,一口肥豬,二百斤鮮菜,犒勞皇軍。各鄉鄉長在下麵發牢騷,表示有困難。史國章伸手就向樹上打了一槍,說既然有困難,白麵就由五百斤加到六百斤,豬由一頭加到兩頭。各鄉長都不敢再說什麽,怕再說又往上加。趙銀匠說史國章治人真有辦法,看情景他這筷子的手工錢是收不回來了。令他遺憾的是筷子本身倒沒什麽,難就難在上頭的那些字上,那是他花了幾個晚上才搞出來的,很不容易。鄉長們回去了,趙銀匠將筷子給了史國章,眼見著史國章揣著筷子進了保安隊集聚的大屋。曆史的巧合往往巧得讓人難以置信,正轉身向外走的趙銀匠忽然感到內急。依他的本意是趕回家去,從從容容地解決問題,然而翻江倒海的肚子與他的想法相違,他不得不捂著肚子閃進了保安隊大院東南角用秫佶圍出的廁所。說他的褲子剛褪下,鬼子們就氣勢洶洶地進來了,讓所有的人都集中在正屋,包括做飯的老劉。保安隊員們都莫名其妙,不知鬼子要搞什麽名堂。及至看見鬼子往屋裏灑汽油才如夢方醒,保安隊員多不是省油的燈,當下就有人吆喝著往外衝。外頭鬼子早架好了機槍,出來幾個掃倒幾個。後來火燒起來了,往外跑的全打死在門口,沒跑的都燒死在屋裏。趙銀匠在廁所裏,透過秫佶的縫隙親眼目睹了這一切,嚇得大氣不敢出。所幸那天收拾保安隊大院的鬼子沒有一個光顧廁所的,否則也沒有他以後“破壞大煉鋼鐵”這一說了。趙銀匠說他這輩子就是得了廁所的濟,即便公家不讓他掏茅房他也要主動要求掏茅房,以報此救命大恩。葛入贅說趙銀匠大難不死定有後福,日後準還有好日子過呢。趙銀匠說他還有十年紅運要走,命裏八字都排著呢。就在趙銀匠說過此話的第二天,老漢背著裝滿糞便的木桶正要站起,卻身子一歪滑了下去,送往醫院,已然氣絕,診斷為腦動脈血管破裂。 葛小利至少向我闡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史國章在1943年5月14日上午已同他的保安隊員亡命在他的部隊中,這一切有銀匠趙壽祥作證。這段曆史不可能出自葛小利的編撰,她沒有這個水平。問題在於,如果史國章斃命於保安隊部,那麽銀匠送來的筷子又何以到西垣秀次之手?也就是說西垣在保安隊全部喪生火海之後與史國章仍有過接觸,這實在地讓人費解了。 西垣秀次向我隱瞞了什麽。 我的跑神引起了葛小利丈夫的不滿,他在等我回答問題。 我讓他把話再重複一遍。他說錢他們不想要,他們夫婦要去日本留學。我問留什麽學,他說留什麽都成,隻要對方肯讚助。我說你們連幼兒園都進不成,幼兒園的小朋友還會說日語呢。男的就說我挖苦人,態度不友好,是地道的漢奸作風。我想笑,剛才還死期白賴承認自己是漢奸孫子,一轉臉又把漢奸帽子扣了過來,變換之迅速,如打網球一般。葛小利較她的丈夫冷靜,向我索要的地址。我說她的證據不充分,依著她這種扯法我可以說我是美國克林頓的姑媽,是中國秦始皇的姨姥姥。葛小利想了一想,從包裏摸出一塊小木頭章子,說是她祖父留下的。我看那章子油膩膩地發暗,倒象個年代久遠的物件兒。葛小利拿過桌上的台曆在上麵印,使了半天勁,台曆上沒有痕跡。我拿過印章,看那印麵的殘存已經幹透,發黑,這個當年不離主人左右,以顯示身份和權利的小木塊如今冷落得讓人不屑一顧了。我衝著印麵哈氣,以圖通過溫熱軟化那幹硬了數十年的印泥,以便再現舊日的圖形。 我的努力是徒勞的。紅色的5月14日星期日下麵依舊是一片蒼白。 葛小利丈夫說得去找印泥。他拿著木章跑出去了,屋裏隻剩下葛小利和我。 她說你不相信我。 我說我誰都信,隻要你拿出充分證據。 她說我看得出你不相信。 我說史國章是漢奸。 她說知道。 我說西垣秀次是鬼子。 她說知道。 我說你們通過漢奸的渠道去找鬼子,接受鬼子的饋贈,不怕別人有看法,尤其在這有過血案的臨州。 她說這是老輩的事情,老輩的恩怨老輩去了結。我們不能替老輩背黑鍋,替老輩償還民族恨一類的債務。 我說沒有還債的責任卻有受惠的權利,你這個葛小利啊,想把便宜往完裏沾呢。 她說你這人說話太刻薄,有一點你必須清楚,今天是鬼子找漢奸,不是漢奸找鬼子。 我說當然,問題是出現了冒牌漢奸,連這東西都有假冒偽劣產品。 葛小利的丈夫大舉著章進來了,說是跑了大半條街才在賣筐籠的土產店找到紅印泥,他是沾飽了才回來的。說著在台曆上使勁砸了下去。 我看著半截章子連同手指均被染成紅色,已料想出會砸出一種什麽效果。果然,印章抬起,竟將那頁台曆也沾下來,揭開來看,是一片模糊,正如史國章本人。 男的說再來!又啪啪啪一連幾下。終於紙上顯出幾個羞怯怯的小字,細看是: 劉國良。 都無話可說,隻那男的仍堅持那篆字就是史國章。 我站起身準備送客了。 葛小利臨出門前又轉過身來說可否向西垣那邊通融一下。 望著被風吹落到地上的5月14日紅色台曆,望著上麵如血的印痕,我說何苦。 七 在火車站,被一幹部模樣的人在站台上攔住,說是姓張,受有關部門之托前來送行。從談話中可以感到,他對我在臨州的活動已了如指掌。他說因知道得很晚,招待不周。又說臨州的敵偽檔案有限,“文革”時被造反派付之一炬,已蕩然無存。昨晚上級已責他查過舊縣誌,有關史國章情況竟無隻字記載。如若時間寬裕,他可陪我去地區查檔,或許能有線索。 我說一區區漢奸,何須興師動眾,不過是某鬼子一時心血來潮想翻舊帳罷了。 開車鈴響,我登上車。老張變戲法兒般變出兩大兜土特產來,其中有酒。老張沒頭沒腦地塞給我,我說這是怎麽說。老張說東西不值錢都是臨州的產品,一包給你,一包給鬼子,說鬼子品品臨州的老味兒,或許懷舊情緒難抑,想來臨州投資辦廠什麽的也未可知。如若那樣,臨州將為他大開方便之門。 火車開動,我抱著兩大包東西站立不穩地倚在兩車連接處。 老張在下麵熱烈地揮手道別,一再叮囑請再來!好象我們是熟識已久的朋友。 我總覺著有什麽遺漏,火車開出兩站地,我才猛然醒悟忘了一件大事:我叔父的下落。 八 回到東京,我沒有急於見西垣秀次,而是一頭紮進了資料室,我要在1943年侵華日軍華北方麵軍戰鬥序列的變化中尋出解決謎團的蛛絲馬跡。 寬大的資料室裏,除了空調的嗡嗡聲就是我翻閱紙頁的聲音。年老的女資料員盡職盡責地陪伴著我,不聲不響地坐在房間的一隅。 有時她會走過來,善意地衝我一笑,在我桌前放一碗冰鎮的麥茶;有時她會提醒我該下班了,查找半截的資料她可代為保存。我看表,時間已超過四十分鍾,便滿是歉意地趕緊收拾桌子。 華北肅正作戰是日軍在中國的重要戰場之意,由於涉及地區廣闊,兵力複雜、分散,參戰部隊的番號和任務變換頻繁,資料十分零碎,查閱十分困難。所在的華北 派遣憲兵隊又稱華北特別警備隊,人稱“北特警”,司令官為野音二郎。這是一支“專門破壞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抗日組織的特工部隊”,所選人員都是日軍各部精英,總部設有“特高課”從事諜報工作。在我查閱的資料中,有一份“肅正作戰”前的會議紀要,會議上明確指出“共產黨、八路軍是華北‘治安’的致命禍患”,提出“隻有打破立足於軍政黨民有機結合的共產黨組織,才是華北治安肅正作戰的根本”。為完成這個戰略目標,除各憲兵隊分隊組成情報網以外,還將一批憲兵配屬一線兵團,分布於占領區200多個縣城和300多處主要據點,與情報網隨時保持密切聯係。具體措施一二三四……部署之嚴密足令“立足於軍政黨民的共產黨組織”插翅難逃。 但是嚴密布局下的龐大作戰結局竟然出現了“未獲戰果,隻獲取了八路的少量遺留物資”。這一戲劇性結局,無異於給北特警、特高課們臉上抹了幾道滑稽的油彩,使前麵的一切行動都變得毫無意義,變得做戲般的假模假式。如一隻窺探獵物已久的虎,兜了無數個圈子終向獵物撲去時,才發現那是一隻散著獵物體溫的空巢。惱怒是可想而知的,除了必要的報複外,在1943年8月24日,日本大本營下達了陸甲第81號命令,改變的編製,由原來的2595人減為970人。這次大清洗,臨州的北特警人員無一人留用,除了西垣秀次以外。 改編後的北特警如一隻凶狠暴戾的豺狼,以其精瘦的身材,鋒利的牙齒,再次撲向晉察冀的共產黨八路軍。據日本資料記載,從1943年9月20日至1944年6月9日,北特警進行了一期作戰,殺死共產黨及抗日人員1984人,拘捕13438人。 1943年5月“肅正作戰”情報的泄漏是顯而易見的。日軍采取臨州為報複點,將臨州百姓,甚至為日本人做事的保安隊不問青紅皂白,一律格殺無論,自有著他的目的。 史國章究竟為何人? 西垣秀次是個怎樣的角色? 我在翻閱材料之後打了問號。 我給西垣打電話,他夫人接的,說西垣於一周前犯心髒病住進了醫院,現在病情已基本穩定。為保持心情平靜,嚴格控製人員探視,以防發生意外。我讓她轉告西垣,說我已由中國河北返回。 星期六下午沒事,坐地鐵到大浪町去看鬆村武。 將當鋪西跨院的照片拿給他看,他拿照片的手有些抖,說地點沒錯,就是這裏。那是這間屋沒有玻璃窗和粉窗簾,是一律的木格窗,窗欞上糊著白紙……井的位置也對,不同的是井口小了許多,也沒了井台。 鬆村將枯井的照片端端正正地放在佛壇祖先的靈位旁邊,獻上一杯清茶,焚香擊磬,雙手合十,默默地悼念了許久。 他的孫子恰巧從廳前走過,被喊進來。鬆村叫他看照片,說井水中有九條中國人的生命,都是爺爺殺的。這筆債中國人不會忘記,他也永遠不會忘記,也希望他的孫子不要忘記,這張照片將放在祖宗靈位旁,日日供奉,直至子孫後代。 九 第二天便接到西垣電話,要急於見我,時間訂在下午兩點半。 在東京秋葉原車站吃完午飯時間還早,我坐在附近的吃茶店喝咖啡,無聊地看著從窗外走過的行人。男的,女的,美的,醜的,一二三四……數到二百多人時我已經很不耐煩,細想,尚不及“華北肅正作戰”中,中國人被殺的二百分之一。 狗日的鬼子們! 在品川的醫院裏,我見到了西垣秀次,將河北老張送的土特產一一由包內掏出。 西垣將每件東西都看得很仔細,他最中意的是一種裝在黑色草簍裏的鹹菜。他說多年不見了,還是這個樣子,連口上係的麻繩,蓋的紅紙都沒有變。 我說臨州可是變了,變得現代化了,路寬了,房高了,人也洋了。我把在臨州拍的照片拿給他看,他不住地搖頭,說不是臨州,不是臨州。我從中挑出當鋪的照片讓他辨認。 他肯定地說,你搞錯了,我從沒到過這樣的地方。 我說這是臨州唯一的當鋪舊址,不會錯。 西垣又看照片,夫人也過來看照片。 西垣問,史國章— 我看著他的眼睛說,倒要問你。 西垣避開我的目光,沉默了半晌說,葉桑你是個厲害的人。我知道你去河北的結局就是如此。 西垣示意他的夫人出去,看那女人輕輕帶上門,他才對我說,從在研究所第一天看見你,我就知道你是有目的而來。 我說我想聽實話。 西垣說,你知道我的病情嗎?三度心衰,經不起任何衝擊了。 我說講出來你的心裏就沒壓力了,不是衝擊,是釋放,你會象正常人一樣健康。 他說他也這麽想過,但他不能夠,因為他是日本人,日本人有著自己的道德忠義觀念。他說,戰爭中他是6支隊少佐軍官,駐紮河北臨州,專門搜集八路情報工作。情報的提供者是史國章和幾個聯絡小組。他常去劉三連的當鋪找史國章,在那裏也認識了老多兒,那個美麗無比的中國女人。老多兒梳著一條長辮子,未開言先露笑,他覺著就是古詩裏羅敷女的化身,典型的中國古典美,他為此而傾倒。每回見了老多兒,都身不由己地顫抖,緊張,不知該幹些什麽。擱別的日本人,或許會毫不費力地占有了這個女人,但他不行。漢學世家出身的他深諳儒家的禮教規範,他不願破壞眼前這個美好的物件如同不願打碎一枚精美的玉盞。史國章與老多兒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他憑多年的特工經驗,在史國章身上嗅出了隻有他和史國章本人才知道的味道。史國章送來的情報千真萬確地準確,幾乎沒有過失誤,但日本人又從中沾不上什麽便宜。這是史國章欠高明的地方,以史國章的精明和他相比,略差一籌。 他之所以佯裝不知,是因為他對這場戰爭的反感和厭惡。漢學精深的他對特高課也許是個工具,是難以尋覓的高參。但他畢竟是儒教文化的追崇者,這使得他有了明顯的兩麵性。在執行任務時他無限忠於大日本帝國,忠於天皇,然而在內心的深處他將中國的儒家文化與日本的儒家文化做了認真比較。他認為,日本雖然也劃入“儒家文化圈”內,卻並沒有理解儒教文化的實質。中國儒家把仁義禮智信作為重要美德,以“仁”作為統治國家的原則,待人處世的根本。“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生以成仁”,“仁”是一個至高無上不可褻瀆的字眼。而日本將孔孟之道走歪了,與儒家思想大相徑庭的是他們將“忠”提到了道德的首位,儒家的以不違背仁而奉君,在日本則成了“以忠君而獻身”,與忠相應而生的是勇,孔子說“仁者必有勇,而勇者不必有仁”。日本的“忠勇”思想影響了整個民族的精神,戰爭的掀起,美其名曰為天皇陛下而戰,為東亞共榮而戰,為聖戰而戰,然而卻不知“刑罰不足以畏其誌,殺戮不足以服其心”,就連那獨崇殘刑的韓非也知“世有三亡,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日本之舉,貌似勇猛,其實必敗無疑,“華北肅正作戰”本身實則已顯露出日軍色厲內荏和窮兵黷武,孤注一擲的艱難。 在一個慵懶的午後,他放了在大廳學日語的孩子們。自己慢悠悠踱到西跨院。老多兒正在井台前洗衣服,一雙粉嫩的手在水裏搓來揉去。這個美麗無比的中國女人,竟把他看得有些靈魂出竅。老多兒看見西垣,微微一笑,站起身閃出小院,再不露麵。一會兒史國章進來了,把他讓進套間。他坐在套間的南炕上,腦子裏翻騰的還是老多兒。老多兒的臉很美,洗衣服的姿勢也很美,美人誰見了誰為之銷魂。孔聖人也喜歡美女呢,“有美女如斯……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何況他一凡夫俗子。 在等待老多兒給他上茶的空間,他想應該為老多兒說點兒什麽。於是鬼使神差,他講了不日去涉縣的話,在他的思維深處,也是有意將這一情報透露給,他的心裏,已清楚不過地明白會以最快速度將這一消息傳遞給某一組織。 他有意無意地說,史國章有意無意地聽。誰都知道,彼此的精神都在高度集中,雙方的額上都滲出了細細的汗。老多端來茶水的時候明顯地感到了氣氛的不正常,她看到西垣的臉色有些蒼白,看到端茶杯的手微微有些發顫。也就是說在幾分鍾之內,這間小跨院的套間裏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重要事情。 圍剿涉縣的失敗已在西垣秀次的意料之中。在到達涉縣的第二天,大掃蕩情報是由臨州保安隊傳遞給八路的消息也傳到他耳中。為此,日本人對臨州采取了殘酷報複措施,使臨州保安隊在一個上午便全隊覆滅。 史國章成了漏網之魚,或許是趙銀匠記憶的錯誤,或許是史國章在危急時刻得以脫身,總之,在臨州大劫之後,史國章還活著。 特高課對情報的泄露開始追查,史國章的存在對西垣秀次構成了明顯的威脅。以“朋友”之名將隱匿起來的約到劉各莊,借機予以逮捕,押到涉縣。 在臨去涉縣之前,西垣與史國章在劉各莊的一間小屋裏有過一次談話。 西垣說,知道我會逮你,為什麽還來。 史國章說,為了讓你徹底安心。 西垣說,你得死。 史國章說,我知道。 西垣說,我本來可以讓你在八路軍那邊英雄一般地待下去,但那樣一來,人們就會知道是北特警的西垣秀次把作戰情況透露給共產黨。共產黨那邊會很感激地為我嚴守秘密,這是我所不願意的。關於在西套間的談話內容你已報告給了你們的人,現在我想知道,關於具體談話對象你是否已經報告給了你的組織。 史國章說,話是由人傳過去的,為保護提供消息者的安全,他沒有跟傳話人談及消息的來源。所以,八路軍方麵至今隻知情報而不知渠道。 西垣說,如此甚好。這件事除了你我兩個人,再沒人知道。你一死,這個謎我將保存到永遠。 史國章說,我知道你會這麽做。我本可以不來,但那樣,特高課會一直追查下去,難保你不受牽連,你畢竟為中國人做了件事。 西垣說,我是孔孟的弟子,我的觀念跟上峰有差距。 史國章說,你反對殺戮,但你並不反對侵略,剛柔相濟,你不過走的是柔的道路罷了。侵略的實質是一樣的。你畢竟是日本人。 西垣說,史國章你是該死了,我為你們冒了這麽大的風險…… 史國章說,正為了感激你,所以我才來了。 西垣說,我會永遠記著你。這個記憶隻屬於我一個人。 這時史國章把一雙銀筷子交給了西垣秀次,說是為了這次合作,特意著人打製的。 西垣說,隻要我活著,這雙筷子便會日日陪伴著我,我用這雙筷子向史國章君起誓。 史國章說,最後還有一個要求。 西垣說,請講。 史國章說,給我一個痛快的死。 西垣說,行。 西垣說,把你後代的名字告訴我,有朝一日我會來找他們。 史國章說,我沒有後代。 西垣說,還有老多兒…… 史國章說,你永遠見不到她了。 西垣說,隻要她還在人世,我不會找不著! 史國章走到小窗前,臨窗站了許久。外麵是灰蒙蒙的天,一隻雀兒在窗前的枝上梳理著羽毛。山野的風吹拂進來,掠過史國章又掠過西垣秀次,呻吟著,消失在屋角…… 第二天史國章被押往涉縣。 審訊史國章的是憲兵隊小隊長柴田,這樣的事用不著少佐西垣秀次出麵。 拷打是嚴酷的,在城隍廟大鬼小鬼的塑像腳下,史國章被打得血肉模糊,死去活來。涉及情報的問題一概大包大攬,問到消息來源便不再張嘴,任你水灌火燙,全無濟於事。 柴田是個殘忍、怪戾的家夥,他將史國章綁在廟門口的旗杆上,一邊審問一邊一刀刀地割肉。這招出乎西垣秀次的意料,在與共產黨打交道的過程中,他深知這些人為堅守信仰可以付出生命的代價,撬開他們的嘴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絕沒想到柴田能采取這樣的逼供方式,特別是他看到柴田叫人將史國章的生殖器割下,托在手中細細地欣賞的時候,他覺得不但違背了“給一個痛快的死”的應諾,也對不起西跨院井台前那個女神般的老多兒. 昏迷中的史國章透過血的簾幕隱隱感到西垣的到來,他開始點著名地痛罵西垣,盡管罵得惡毒又凶狠,卻始終沒將兩人共同守約的秘密說出來。 這點令西垣秀次由衷地敬佩。 史國章死於柴田之手,追查線索到此中斷。柴田被送往軍事法庭。以後是對北特警人員的逐個清審,係列的改編,鬼子對自己的嫡係也產生了深深的懷疑。 史國章的死使西垣鏟除了一切後顧之憂,北特警6支隊傷筋動骨的改編並沒有波及到他,在他的同行大部分被遣散到作戰部隊的同時,1943年10月,他被調回北平本部,升任少將參謀,直到1945年日軍投降回國。 我聽了西垣的敘述半天說不出話來。他讓我去尋找史國章,不過是去尋找一個過程,以證明1943年日軍對涉縣的合擊,八路軍確是得到情報而撤離的,這對撰史嚴謹的日本人來說是必經的程序,而實際這隻是一種結果。對史國章的尋找,就是對過程的調查。這個過程的關鍵即是西垣本人,他為自己的撰史設了一個難題,即崇拜孔孟之道的他畢竟受到日本的集團精神約束,正如築波湖畔,十九歲士兵山田墓前的那些櫻花,連起是一片燦爛花海,折下卻平淡無奇,沒了精神。西垣這朵花,要牢牢生在枝幹上,隻要生命存在,就絕不遊離,絕不飄零。即便在某個時候有些變色,但仍是一朵純正的日本櫻。 十 走出醫院大門,天氣驟變,東京灣海浪層層,狂猛地撲打在堤岸上,海風撕扯著我的衣服,令人邁不開腳步。昏亂的頭腦並沒有因為風的敲打而變得清醒,一個問題反複纏繞著我。 城隍廟前被殺的究竟是誰? 我那美麗而癡情的嬸母又是誰? 大風吹來使我站立不穩,我就近抱住了一棵大樹。 大樹隨風搖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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