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芭芭拉/陳丹燕

這個世紀的四十年代，芭芭拉出生在一個來自東普魯士的、居住在德國中部的瑪堡的德國家庭裏。聽說，那是個近著羅曼蒂克的萊茵河中遊的好地方，是個美麗而安靜的小城。她和她家的孩子都從祖母那裏繼承了一個大而不尖、高而不聳的嚴肅的普魯士大鼻子。這個鼻子到年齡漸大以後在芭芭拉臉上變得很突出，使得她的臉上常常都有一種嚴肅以至於嚴格的神情。 在她小時候，德國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以後德國大地遍地破爛。德國人很窮，家裏有時會不夠吃。爸爸媽媽有時會發愁到哪裏去找錢，小孩子穿著大孩子穿下來的舊衣服，這都是芭芭拉和那一代德國人共同經曆過的故事。那時候芭芭拉是個疙瘩不過的小姑娘，她不能用別人的馬桶，要不然會尿不出來。所以媽媽總很少帶她出去，如果帶她出去，就得同時帶著她的小馬桶。芭芭拉在那時就開始練習憋尿，也有憋得直打哆嗦的時候。 五十年代，芭芭拉家隨著歐洲整體經濟在戰後的複蘇開始富裕起來。那個年代的歐洲人好容易熬過了戰亂的貧窮顛沛，開始一磚一木地蓋起了新房子，掛上了新窗簾，在街邊的咖啡座裏鋪上了印有鮮花的桌布。多麽香的咖啡多麽香的長枝玫瑰，人人在天天向上的生活中長長地舒開一口氣。芭芭拉上學去了，在那個年紀，女孩子比男孩子成熟的早，常常是女孩子愛上了胖乎乎不懂事的男孩子。女孩子滿心滿心的寂靜之情。 六十年代，芭芭拉進入瑪堡大學學習亞洲文明和日語。在瑪堡大學她認識了一個來自台灣的青年，他參加了高雄的暴動。農民和學生的暴動被國民黨鎮壓下去了，他逃過追捕來到德國讀書。後來，芭芭拉和這個男孩子結了婚。 六十年代在歐洲，是一個青年人偉大的時代。富裕的青年在歐洲大地興起了反抗乏味的中產階級生活及反抗傳統的學生暴動。學生們上街遊行，學生們和警察大打出手，學生們唱著新興的強勁的搖滾樂，唱著列儂的歌：“不要相信三十歲以上的人。” 德國的青年在那時方才知道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真相，憤怒的青年對一切都產生了懷疑，教科書、報紙和麵容平淡的或者嚴肅或者慈和的成年人。他們叫著要把真相告訴孩子，要把傳統通通推翻，讓孩子自由地尊嚴地成長。 芭芭拉就天天走在這樣的遊行隊伍裏麵。時隔三十年，有一天我和芭芭拉到她的一個朋友家吃飯，朋友從西班牙度假回來，帶來了口味不同的起司和西班牙的甜薯。大家在廚房裏吃著，一抬頭，看到廚房的牆上貼著一張發黃的報紙。報紙上是六十年代的毛澤東，透過千山萬水，在德國人家的牆上對我微笑。 芭芭拉笑起來：“海克和我，我們是同一時代的人。學生運動的時候，你們的毛澤東被許多歐洲青年崇拜過。在這裏，在我們的心目中他是一個反傳統的英雄，他的像章也有人在衣服上掛過。在柏林，還有書店專門賣他的著作。” 芭芭拉的朋友海克對毛的畫像揮了揮手，說：“有三十年了，他是我們的過去。” 由於學生運動中學生們高呼的用全新的態度教育兒童；由於學生們要上街遊行，學生的孩子沒有人管；由於芭芭拉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個漂亮的黑眼睛男孩子力星，芭芭拉和朋友們在一起開了一間嚐試用新方法來進行教育的幼兒園。她不相信傳統的德國教育，也不相信曾經欺騙過她的教育係統了。 在她的照相本裏，還留著在瑪堡的幼兒園的照片。發黃的相片裏有著那時歐洲燦爛的陽光，小孩在木頭的滑梯上玩，在院子的沙坑裏造著會塌的房子。一群群年輕的幻想著改良這個漸漸富裕而乏味起來的社會的大學生，壯誌淩雲地凝視著前方。他們穿著六十年代的衣服。芭芭拉在微笑著，她梳著頂部高聳的長發，黑白的照片上看不出她年輕時頭發的顏色。海克那時正和他的父親因為代溝的問題鬧得不可開交，後來和父親斷絕了來往。 那個時代的青年，是驕傲的青年。“年輕就是一切”，這個口號響徹整個社會。想當初，青年們蓄著叛逆的長發，中年人隻敢悄悄地循序漸進地步步加長自己的頭發，這是何等的氣概。 芭芭拉在那個大時代裏開著一間兒童書店，她說從此要做一個與上一代截然不同的人，把整個真實的世界交到孩子的手裏，讓他們認識真實的世界，開始真正的人生。在發黃的相片上，芭芭拉抱著小小的孩子，從大街上走進了這個小小的院子裏。 七十年代，芭芭拉生活在西柏林，她關掉了瑪堡的幼兒園隨丈夫來到西柏林，在離家不遠的地方開了一間小書店，它的名字叫克魯茨堡兒童書店，這時時代又已經變了。 學生運動已經過去，列儂和滾石樂真正的精神，那種狂飆青年橫掃一切的豪壯漸漸被生活腐蝕，成為標新立異嘩眾取寵的商業手段。當年的青年進入了生活，生活不能避免地富裕起來。慕尼黑天空蔚藍，街道幹淨，教堂裏裝飾著鮮花，街道上停著越來越漂亮的汽車，城堡裏修繕一新，在夏天的傍晚演出古典作品的音樂會。當年的青年領著幼小的孩子散著步，隨手采一叢路邊紫色的丁香，偶爾想，這種生活是否是大學時代所反對和蔑視或者是驚怕的呢？樹林藍天咖啡的清香以及整個看上去美好的生活象打得雪白的膨起的奶油一樣撲起一倒，就把這些疑問遮沒了。 這時芭芭拉的父親告訴她一句普魯士老家的諺語：“二十歲之前，你的心沒有熱過，你就沒有生活過；二十歲之後，你的心還是熱的，你就有一點傻。” 德國這個民族，好象是個一直要用手去試心的溫度的民族。很早很早以前的豪夫，就寫過一個石頭心、胸口冰涼的人。 其實生活才是那隻左右你的心的溫度的手，當你離它遠的時候，常常你的心都是熱的；當你離它近的時候，就象接近了雪櫃，常常那溫度就會涼下來。 而且是很難擋得住的一隻手。 這時候芭芭拉的孩子上小學了，芭芭拉的丈夫在柏林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想起慕尼黑碰到的一個人，慕尼黑是一個美麗富有但又說不出來的乏味的城市，象桃紅柳綠大胖兒子的農家年畫般完美的城市。有一個休假日我到城市博物館附近的一個啤酒花園喝啤酒，就一個人。我不知道選什麽樣的啤酒是最具有巴伐利亞風格的，排在我後麵買啤酒的一個男人幫助了我，然後我們共同找到一張有空位的長桌，他把帶去的報紙推到一邊去和我聊天。 我的經曆如此簡單，所以一會我就沒什麽可說的了，他幫我強調了一下：“你雖有工作不愁什麽，但一個亞洲人遠遠地跑到歐洲來，還是很孤獨的。” 接著他就說他的生活。 在六十年代他是個大學生，在慕尼黑大學上學，還是個學生運動的領袖。在街上和警察打架，沒事會高唱甲殼蟲樂隊的歌，喊著“不要相信三十歲以上的人”的著名口號，拒絕富裕的乏味的中產階級生活。當時的慕尼黑，就已經是這種生活的全德國的樣板了。從他是大學生的時候開始，他就想離開這個城市到別處去，但他沒有做到。 如今他變胖了，他點點他的大大的臉和變小了的眼睛，說：“這是因為胖了，從前我不是這樣的。”他一直沒有離開慕尼黑，並跟著這座年畫一般的城市一起變富。他開了一間電視公司，製作節目出售給私人電視台。他到西班牙買了一所別墅，他喜歡溫暖的南歐，那裏地價便宜適合置地並且有種奢侈昏黑的享樂氣氛。他如今不再和警察打架，而是個標準的三十歲以上的中產階級，開一架德國產的跑車而不開日產汽車。 他用大杯子碰碰我的，說：“為學生運動幹杯。” 接下來他說喜歡中國的菩薩，看上去那麽平靜和不在乎，他在自己臥室裏就放一尊金像：“那種非常胖的裸體的神，臉上哈哈大笑著。”我點點頭說：“是如來。”（按：搞錯了吧？如來還是彌勒？好象不懂東方也是某些偽小資的標誌，西方他們又懂多少也是個問題） 接下來他說他離了婚，孩子和財產分給了太太，他是獨自一個人。 接下來他問我願不願意一起去英國花園，離這裏開車過去才五分鍾，那裏有一座中國塔，讓我去看看那裏的塔是不是真正的中國塔。 我看看他的眼睛，那隻變小變灰的眼睛躲閃了一下。 我說不。 他點點頭，繼續喝啤酒。他拿起他的大杯子對我舉一舉，說：“為巴伐利亞的藍天幹杯，這是全德國最藍最幹淨的藍天了，為了這樣的藍天，許多德國人都願意住在慕尼黑。” 把啤酒喝光以後，他站起來說：“真的嗎？你肯定嗎？我們還可以在一起吃晚餐，我請你到以薩爾河邊上的傳統餐館裏去吃巴伐利亞烤豬，那裏常常有日本人。” 我說謝謝，不。 他拿了報紙說：“我得去找廁所，喝得太多了。”他灰色頭發的頭，在噴泉那兒閃了一閃，就消失在彼得教堂邊的石子路上了。 突然想起來，留在心裏的這幅不經意的情景：那灰色的頭發和閃爍著陽光的如珠的噴泉有著一種悲哀。他也是芭芭拉的同時代人呐。在他炒房地產的時候，芭芭拉開著車，將采買來的書放到她的書店裏。 她的書店實行一種共產主義製度。每個人不是按照工作的多少獲得工資，而是按照這個人的需要。這個書店裏除了她是全職管理者以外，都是有著自己一份正式的工資和正式的收入的人。但芭芭拉丈夫養家的錢足夠了，芭芭拉就在書店裏收幾百馬克的工資。 她的書店裏賣她認為是真正有意義的兒童書。比如她賣安妮的書，那是個被納粹殺死的猶太小女孩（嚴格的說，安妮•弗蘭克是病死在集中營裏的，不是死於毒氣室，不過說她是被納粹殺死的並不錯），她在一個閣樓上和幾戶猶太人家一起藏了幾年，就像童話書裏的在秘密的夾板裏生活的小人一樣，在那樣狹小的閣樓裏，她度過她的青春期，記下她的日記。在盟軍就要打到德國，大戰就要結束的時候，她和那些人被納粹發現了，幾個月後，安妮死在集中營裏。後來安妮的日記在德國出版，到過芭芭拉書店並買回這本書的德國金發的孩子，再也不會象從前那樣對納粹德國的話大吃一驚了。 比如她賣了一本關於性的圖畫書，那是一本用稚嫩的筆法畫的小孩子看的書，給小孩子畫出了爸爸媽媽怎樣創造一個小孩的全部過程。圖畫書上裸體的爸爸和媽媽，用真實而可愛的樣子造愛和愛撫，那是芭芭拉書店裏賣得相當好的一本書。這本書的不遠處，有一些椅子還有一小罐糖，小孩想邊看邊吃，想坐下仔細看，都是可以的。從那裏出來的小孩子都知道自己不是鸛鳥啄來的，不是上帝用泥巴捏出來的，也不是從媽媽的肚臍眼裏爬出來的；也都知道爸爸媽媽因為有愛情，他們彼此擁抱彼此親吻，然後才造愛。這樣的書這樣的愛情也都可以一邊吃糖一邊懂得。 比如她賣一本寫土耳其孩子的書，土耳其人在德國經濟起飛的時候，被大批招進德國來彌補德國勞動力的不足，然後他們就留在了德國，然後就在今天的德國碰到排外的事。用德文寫成的土耳其孩子的故事，是德國孩子看德國並學習懂得為別人設身處地想的第三隻眼睛。 這就是的芭芭拉書店，有一間隔離出來的小小兒童閱覽室的書店，那間孩子秘密的所在，是為了孩子可以背靠一個安全的角落靜悄悄地看書並且想一想自己的心事。讀一本嚴肅的書，孩子象所有的成年人那樣，並不是一個輕鬆的過程。 她的書店裏不賣好賣的動物飼料，那種樂融融傻乎乎、笑完就算的書。那是兒童書中的暢銷讀物，在超級市場裏和糖這樣的商品一樣打上條碼賣。 她的書店每個星期四晚上，從六點多到十二點，是店員學習的時間。在這個晚上，他們彼此交流讀過的值得讀的兒童書，做圖書推薦目錄，準備進書和向家長老師學校圖書館推薦有意義的好書，交流到世界各地參加圖書展的情況，討論兒童讀物的問題。 這一時期，芭芭拉的孩子力星正從一個漂亮的混血孩子長成一個漂亮的混血少年。他上了小學，有時候他不做功課，老師讓力星帶回來一個字條，抱怨力星沒有按時做功課，芭芭拉在老師的字條下麵寫：“你是老師，你應該讓他做功課。我是媽媽，沒有管他做功課的義務。” 芭芭拉的功課是盡量幫助孩子理解家裏所有的事情，讓孩子參加到家庭的核心中來，在孩子困難的時候幫助他，不給他加任何壓力而使得他想到芭芭拉他們這一代高呼過的字眼：代溝。 芭芭拉家裏常常有兒子的小朋友來玩，他們在玩的時候可以使用家裏的廚房。小朋友中有一個孩子不論什麽東西，隻要是他喜歡的，就會吃個精光，再響亮地嘬一嘬拇指上的汁。所以輪到芭芭拉也喜歡吃的東西，比如西班牙的油梨，她會及時到廚房去藏起來一些，她說：“那些我也要吃的啊。” 八十年代，芭芭拉常常和丈夫領著孩子到西柏林境外的森林裏去散步。那是冷戰時期，離森林不遠的地方就是著名的波茨坦綠橋，那是東西方的最邊緣，兩大陣營被捕的高級間諜都是經過這座橋交換的。森林裏有蘑菇，有一種非常小的藍花，叫勿忘我。 八十年代，芭芭拉開著她的兒童書店，成為柏林兒童讀物促進會的理事。這個年代是德國的兒童讀物不停地描寫戰爭罪惡，檢討法西斯對人類帶來的災難的時代，也是商業性的兒童讀物走向空泛的年代，那種新奇而輕軟的讀物破壞著兒童讀物是為了思考的習慣。芭芭拉的書店裏的每一本書，在上櫃賣之前，都必須先經工作人員讀過。 回憶起這些，芭芭拉說：“永遠不要用不真實的生活的描寫去欺騙兒童。”那個時代，青年已經沉寂和冷漠起來，“不要相信三十歲以上的人”和“年輕就是一切”的口號已經聽不見了。滾石樂隊最初刺耳的樂聲，對觀眾的仇恨和嘲弄，麵對觀眾在台上小便的大不恭氣概，已經開始演變成了刺耳的迎合，對觀眾的諂媚，披金掛銀領導觀眾的時尚的口味的取寵的邁克爾•傑克遜。那是一個紅塵萬丈而來的時代，沒有太多的理想，也就沒有太多的幻滅。芭芭拉看到心滿意足的工人，開著招搖過市的德國產的大車，富貴逼人地款款前行。 那個時代，芭芭拉的頭發不知不覺地變成了灰色的。她整壺整壺地喝茶，喝咖啡，仍舊吃很多的蛋糕，總是覺得自己銀行裏有三千馬克的存款就心滿意足，因為小時候看到媽媽為錢發愁，現在自己到了媽媽這樣的年齡有這些錢，很多似的。她仍舊可以憋一天不上廁所，一旦去到廁所裏，可以尿一個“長長的長長的大尿“，芭芭拉指著自己的小腹，想到小時候的情景。 細想起來，這世上一代一代的人，都是怕老的，那句“不要相信三十歲以上的人”的口號，也許從人本上說，是來源於青年對老年的懼怕、憎恨與驕傲。更不要說女人。 柏林的女用化妝品整樓整樓地賣。在這個年代，芭芭拉進入了四十歲，脖子上開始有了褶皺，愛喝葡萄酒的她，在酒中又亮又藍的眼睛，照亮了眼邊深深的皺紋。聽說這個年齡的女人會緊抓住兩樣東西：化妝品和愛情，也許她們會象選擇化妝品一樣選擇一個可以重新振奮她的新的愛情，那是她心靈的化妝品。 我從沒有問過芭芭拉的四十歲是怎樣度過的，從來沒有想到過去問。我猜想芭芭拉是個愛家的人，她曾說她和丈夫“工作”得很努力，想要三個小孩，但是不知為什麽，一直沒能再有小孩。 那時芭芭拉常常在家裏鋪滿了地毯的地上小跑著去拿東西，有時是一本書，有時是一瓶酒，有時是一束花，有時是把髒衣服塞進大竹簍子裏。在拐進走廊的時候她會在空中來一個急轉彎，這是她每星期去打排球練出來的。她是個在家裏歡快地小跑並一躍而起在空中急轉彎的女人。 我不能確定她是否是內心安然並且如同她表現出來的那樣歡快堅定、充滿了理想主義地度過她的八十年代，但她那時是個象美洲豹一樣輕捷有力的成熟的女人，她懂得生活，聽上去象一個榜樣。 九十年代的時候，我見到了芭芭拉，在慕尼黑。見到她的普魯士人的大鼻子時，我想起在上海開一個國際兒童文學交流會議的時候曾見過她，她在發言中談到了她的書店和書店的管理方式，那種準共產主義理想的方式。記得當時坐在我旁邊的記者正和我聊天，他並不喜歡兒童文學，對紅衛兵非常反感，他停下聊天聽了一會兒，說：“德國人太富有了，閑著沒有事，玩一種共產主義理想。” 芭芭拉邀請我去柏林，去看看她的書店，和那個比慕尼黑要生動得多的城市。那次是在慕尼黑裝飾著鹿頭的巴亞餐館裏，她說：“慕尼黑這地方富有而乏味，就象一個大鄉村，這裏的氣氛保守而自滿，你應該看到更多的德國。” 後來我當真到了柏林，那對我仿佛是一個從富貴逼人的商店到自由自在的街頭咖啡座的過程，我簡直愛上了Pankow的咖啡座，那個小小的被夕陽照著的，麵對著一尊舊水塔的咖啡座。綠蒙蒙的小桌搖搖晃晃的，一不小心，咖啡會從灑滿了陽光的大杯子裏灑出來。在那裏我想起了曾和我一起在瑪琳廣場的啤酒花園裏喝過啤酒的那個人，覺得他真的也是可憐的。 是在這個城市裏我懂得了還有一種對富有而乏味的生活的反抗方式。在九十年代，變成了沉默的對主流社會的努力的遊離。最初到柏林的時候，在大街上走著看著故意穿的破破的，牛仔褲露出半個底褲來的年輕人，搖晃著金色馬鬃般的長發昂昂而過，忍不住要微笑出來。 52歲的芭芭拉，有一天從起居室小跑著進入走廊，為我拿來一份柏林地圖。她點給我看我要找的Oranien Burger大街。在慕尼黑的時候，怕老的德國孩子再三為我推薦這個地方，一到夜晚一塊兒出去喝點什麽，一個兩個三個，在城市中心形形色色的酒吧裏轉著，集體想念柏林東頭的這條街。Oranien Burger大街，原先是近著菩提樹下大街的猶太人居住區，那裏有柏林最大的猶太教堂，圓圓的大金頂。二次大戰時這裏的猶太人差不多全被殺了，在這個街區留下了不少無主的空房子和突然荒蕪下來的神秘而感傷的氣氛。這使得窮藝術家漸漸聚集在這裏。 窮而先鋒的人們給這裏帶來的是頹廢的浪漫，藝術，酒，毒品，反抗金錢的理想主義以及性。漸漸地這裏成了青年人的地方，在社會和生活麵前感到了壓力的年輕人周末到這裏來喝酒。年輕的妓女理直氣壯地穿著巴掌大的行頭走動或阻街，街上走著各種各樣的朋克，街邊開著不那麽優雅不那麽富有不那麽良辰美景的年輕人的小酒館，破破的冰箱當成吧台，調酒的小姐塗著黑唇膏，牆上噴著嚎叫的大紅嘴，震耳欲聾的滾石樂。失望的青年，無奈的青年，不想被富有而乏味的生活淹沒掉，竭力想抓住年輕的青年，在這裏喝著慕尼黑啤酒聽著英國歌吃著土耳其牛肉卷，思考著是否應該進入這個充滿了錢和每日生活的社會。 在半夜裏，Oranien Burger大街上充滿了年輕時代生動而混亂的氣息。 有一次我約芭芭拉一起去那裏，我說：“那是我們所說的不良少年出沒的地方，不知道你願不願意去？” 芭芭拉說：“我沒有問題，我會到街上看看，但不大會去酒吧。我願意看，可以看，隻是不知道裏麵的年輕人會不會有一點奇怪，我這樣年紀的人為什麽要到那裏去。”後來芭芭拉到那裏去了一次，問她感受怎樣，她說年輕人總是這樣，喜歡新的，喜歡反抗，喜歡與眾不同。六十年代反抗的是傳統和成年人，八十年代反抗的是無孔不入的金錢和對金錢的欲望。 又過了幾天，我在動物園廣場附近逛街。突然發現了一家商店，櫥窗裏是荒蕪的沙漠和破掉的牛仔褲。我走進去，裏麵播放著刺耳的滾石樂隊六十年代的音樂。在那裏我看到了破掉的牛仔褲，彩色的長圍巾，短到胸脯的黑背心和黑色的唇膏，原來今天青年的時尚也可以在商店買到了。再看價錢，貴得驚人的價格，夏季減半價的長裙子，也是傳統式樣的一倍價。在那樣的價碼和服飾裏走著，滾石樂隊的嚎叫聽上去更象是一種召喚，一種背景音樂，用於刺激購物。我的四周，晃動著沉默著的年輕人，披著金色的長發，或是極短的金發。 如今的青年，出於反抗金錢的破牛仔褲被錢轉化為一種時髦。這個社會在六十年代已經懂得了年輕就是一切的道理。年輕變成了永遠的時尚，欲望、錢和時髦統統向她索取，使得年輕不再是精神，而變成時髦；使年輕人的抗拒變成有價格的新流行。這樣的年輕不再是狂飆突進的，就象喝到一罐沒有搖勻的酸奶，忍不住邊喝邊問：是不是壞了？ 在震耳欲聾的滾石樂中，想到的還是芭芭拉。她可真是一個充滿了魅力的幸運的人，她把年輕的甜頭一一嚐遍，直到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