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吾(王牧師)的傳奇生涯（國共情報戰之五）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提到, 他1936年訪問陝北根據地，是通過一位王牧師的聯絡、護送才得以成行的。這位王牧師就是董健吾。毛澤東曾在提到董健吾時說過: “我總算才明白，到瓦窯堡商談國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就是護送斯諾的‘王牧師’，也就是撫養我的三個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是黨內一怪。黨內有兩個怪人，一個做過和尚(許世友)，一個當過牧師……”

   紅色牧師 董健吾（1891～1970），出生在上海青浦一個基督教世家。1914年他考取了基督教聖公會創辦的聖約翰大學，專攻神學。受“五四運動”影響，他愛國主義思想迅速發展，傾向進步。“五卅慘案”期間，他帶頭在聖約翰大學降下美國旗，升起中國旗。這樣，他與本來非常賞識他的美籍校長卜舫濟決裂，被開除學籍。離校後，他在上海聖彼得教堂擔任牧師。 1928年董健吾秘密加入了共產黨。從1929年開始，董健吾參加了陳賡及其繼任潘漢年領導下的中央特科二科的工作。在上海以聖彼得教堂主持牧師的身份為掩護，從事黨的秘密活動, 做了大量偵探敵情、掩護同誌、處決叛徒等工作。在董健吾的精心策劃下，聖彼得教堂成了上海地下黨一處安全的秘密活動點。

收養照顧毛澤東的3個兒子  

   1930年底董健吾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期間,奉命創辦了名義上是基督教“互濟會”出麵，而實際是由宋慶齡資助和董健吾賣田產籌款的、由地下黨領導的大同幼稚園。該園收養中共烈士和中央領導人的子女約30餘人，毛澤東的3個兒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以及蔡和森、彭湃、楊殷的兒子、惲代英和李立三的女兒都在大同幼稚園收養過。不過毛岸龍後來病死。(在此插敘一下:文革中曾有十多人自稱是毛岸龍, 一時真假難辨。中央派人找董健吾調查, 董負責地寫了毛岸龍已病死的證明) 但後來因為有一個保育員外出後數日仍不見回來，為防不測，大同幼稚園被迫解散。董健吾把毛岸英、毛岸青帶回家中養育達5年多。1936年7月董健吾通過張學良由張的部下李杜把毛岸英、毛岸青經過法國送到蘇聯。

兩赴延安

   1935年秋，紅軍長征到陝北後，蔣介石考慮調整對共產黨的政策，開始尋找與共產黨接觸的途徑。 蔣介石派宋子文赴上海求見宋慶齡。宋慶齡對蔣介石的明智之舉表示歡迎，欣然摒棄前嫌，答應為接通兩黨聯係牽線。她與宋子文商量，決定派一名使者前往陝北，向中共中央傳遞訊息。宋慶齡考慮再三，選中了董健吾。宋慶齡把一張財政部的委任狀交給他：“途中隨帶身邊，如遇到特務糾纏及關卡盤查時，可將委任狀出示。記住，先生已改名為周繼吾。”董健吾展開一看，委任狀上有“財政部西北經濟專員周繼吾”字樣，是財政部部長孔祥熙簽發的。宋慶齡又取出一封信、神色凝重地說“交給中共領袖毛澤東、周恩來。一路上一定要保藏好。到西安，可以找漢卿幫助。我知道漢卿的為人，隻要是為抗日的事他會幫忙的。” 到西安後張學良親自駕車把董健吾送到機場，並交紿他一封信: “請轉交中共領袖毛澤東，為我代致問候。” 飛機在膚施(延安)降落，由張學良的一個騎兵連護送他順利通過了東北軍防區。2月27日，董健吾終於到達目的地瓦窯堡。第二天，林伯渠帶著董健吾去見博古，博古告訴他，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已率紅軍渡過黃河東征，在山西前線的石樓。周恩來已去了忻家坪。宋慶齡的信，由他以電報形式轉達給毛澤東等領導人。 毛澤東與張聞天、彭德懷聯名給董健吾發了份電報。表明了中共中央的態度井提出建設性意見。這是當時中共中央向國民黨政府第一次提出聯合抗日的具體談判條件，可以說為日後的國共談判奠定了基礎。 董健吾風塵仆仆到了上海，向宋慶齡複命，報告了西北之行經過。宋慶齡欣慰地說:“先生是名副其實的架起國共兩黨再度合作橋梁的的信使。” 兩個多月後的一天晚上，董健吾又一次應宋慶齡之邀來到宋宅。 原來中共中央給宋慶齡傳來一信，因陝北蘇區缺醫少藥，希望能派一醫術高明的大夫前去。同時派一名西方記者同去，真實的報道蘇區的情況，衝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宋慶齡決定讓美國醫生馬海德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去,並要董健吾護送他們去陝北。董健吾到西安後，聯絡上了斯諾和馬海德，又去見張學良，決定坐東北軍的軍車直接到延安，在董健吾的護送下，馬海德與斯諾闖過重重封鎖線，離開西安，輾轉到達延安。這次陝北之行，“王牧師”的名字也隨著斯諾的《西行漫記》享譽海內外。 

1949年後的董健吾  

   解放初期，董健吾以其特殊的身份為上海肅清潛伏敵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5年受“潘楊事件”牽連，董健吾被逮捕關押了一年多，後在周總理的關心下被“取保候審”。直到1960年，斯諾訪華時見到毛澤東提出想見“王牧師”。中央再次調查才搞清“王牧師”就是董健吾，同意見麵。可惜斯諾等不及已回國，錯失了見麵的機會。不過這使董健吾處境出現轉機。年底，毛主席、周總理要陳賡到上海以中央的名義安排董健吾工作。當時毛澤東對陳賡說：“我總算才明白，到瓦窯堡商談國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就是護送斯諾的‘王牧師’，也就是撫養我的三個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是黨內一怪。黨內有兩個怪人，一個做過和尚(許世友)，一個當過牧師。邀請他出山。”1961年陳賡會見了董健吾，並把董的情況向當時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作了介紹，董的境況才有所改善。1962年6月，經柯慶施批示，董健吾被安排為參事室參事。 1966年文革開始，董健吾受到揭發批判。1970年7月，董健吾被診斷為胃癌，一度在東方紅醫院（今瑞金醫院）住院，病情加劇後，被動員回家，但不久因斯諾訪華時要求和他見麵，又被趕緊送回東方紅醫院，遺憾的是，沒等斯諾到上海，董健吾就去世了。在病榻前，董健吾堅定地說：“知我罪我，自有公論。”1970年12月12日，一個長期戰鬥在秘密戰線上，並且作出卓越的曆史性貢獻的優秀共產黨員，就這樣黯然謝世了。

   曆史是公正的（恐怕隻能說有時候是公正的）。1978年9月，李維漢親自證明董健吾的革命經曆，使董獲得平反昭雪，恢複名譽。1979年上海市委統戰部舉行董健吾追悼會和骨灰安放儀式，中央領導李維漢、上海市委有關部門領導韓仰山、張蘇平以及趙樸初先生都送了花圈表示哀悼和紀念。 2002年1月19日，毛岸英的遺孀劉思齊受邀到武漢理工大學演講，她在演講中稱，毛岸英和毛岸青“像三毛一樣流浪了五年”。董健吾的兒子董龍飛、孫子董闖向武漢市武昌區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認為劉思齊的演講“其中有與曆史事實不符之處，有些言論汙蔑詆毀了董龍飛之父董健吾，損害了董家人名譽，使其精神受到了損害”。要求劉思齊停止宣傳與曆史事實不符的言論，登報賠禮道歉。





董建吾銅像位於上海福壽園

[南山鬆]

又了解到了一位特別的人物.
謝謝fengdaming分享,周末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