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老翁
散文雜俎，人物曆史，音樂藝術，老年哲理
正文
周揚（1907-1989）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共文藝和宣傳部門掌實權的主要領導人。 三十年代在上海即是左聯領導人，到延安後很受毛澤東的重用，曾任邊區教育廳長、魯藝院長、延安大學校長等職。 1949年第一次文代會上，他就站在毛澤東的旁邊，可見他當時在文藝界的地位。 1954年起任中宣部付部長，主管文藝和科技，地位僅次於陸定一。 五六十年代文藝界的一係列運動，如胡風案、文藝報事件、 “丁（玲）陳（企霞）反革命集團”案、批判“紅樓夢研究” 、電影“武訓傳”、“早春二月” 、小說“劉誌丹”等等，他一直在鬥爭旋渦的中心，是鬥爭的主角之一， 有很大的發言權和決策權（當然背後都有毛澤東的指示），在意識形態領域可謂大紅大紫，所向披靡。 平時以一貫正確自居，待人接物一付高傲的不苟言笑的樣子，寫文章和作報告也是氣勢不凡， 批判別人時上綱上線，咄咄逼人，令人敬而遠之，很有“閻王” 的架勢。 1957年當時中央廣播事業局付局長溫濟澤就因為講了周揚的一次講話有不妥之處，即被打成右派，可見周地位的顯赫。 但周雖堅決執行毛澤東的路線，毛澤東對他仍不滿意，說他“政治上不尖銳” ，覺得他過於軟弱，脫離實際，有偏右傾向 。 周自稱有一次毛批評他不下鄉，並說再不下去就派一團解放軍趕他下去。 所以周揚也有周揚的悲哀。
1965年，周揚被任命為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領導小組成員，不久他因肺癌動手術並赴天津休養，避過了文革前北京的那場尖銳鬥爭。 不過文革開始後，周揚作為中宣部的二號閻王和那條“又長又粗” 的文藝黑線的代表人物，終於難逃厄運，被揪回北京批鬥，並被關入秦城監獄達九年。 1975年6月毛澤東批示∶“周揚一案，似可從寬處理，分配工作，有病的養病並治病，久關不是辦法，請討論酌處。” 於是周揚於7月14日被釋放。
文革以後，經曆了大起大落的煉獄之苦的周揚痛定思痛，作了深刻的反思，思想有了新的飛躍 ，簡直是大徹大悟，作風上也一改過去高傲的樣子，似乎變了個人。 對於中宣部的工作，有一次陸定一曾說∶“我們中宣部十幾年中，無非是整完這個人接著再整另一個人。” 周揚聽說後，苦笑道∶“可不是麽！事情就是這樣。” 這說明他對自已過去在中宣部的工作也有同樣的反省。 他在很多場合作了自我檢討，並不因為當時有上麵的指示而推卸自己的責任。 他對於過去錯整了很多人很痛心，曾幾次流著淚講到“過去搞錯了的人確是太多了！” ， 後來他任社科院付院長，一次在作報告時，談到人才問題，曾沈痛地說∶“根據我一生的經驗，培養一個人才需要一二十年的時間，而毀掉一個人才隻要一兩天，甚至一兩個小時。 人才難得，我們要百倍愛惜人才啊！” 說到此語帶哽咽，眼閃淚光，久久說不下去。 他的這種真情流露，既有過去整人的深切悔悟，又有自已挨整的痛楚回憶。 他多次向文革前挨整的文藝界人士一一道歉。 看來他的懺悔是真誠的。 當時他作檢討和道歉是冒風險和有阻力的，有一股不小的勢力反對他這樣做，這說明周揚是一個正直和服從真理的人。 周揚文革後對馮雪峰態度的改變，可作為他人性回歸的一個典型例子。 馮雪峰57年被打成右派，周揚實在難辭其咎。 周揚和馮雪峰的過節始於三十年代，當時左聯分為對立的兩派，一派是周揚、夏衍等人，另一派是魯迅、馮雪峰、胡風等人。 這種曆史的結怨一直延續到建國以後，周揚這一派人都身居高位，馮雪峰則總處於被動挨批的地位。 57年“大鳴大放”時，馮根本就沒有發表什麽言論，由於他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社長，他還是別人鳴放提意見的對象。 但他卻被加上在三十年代“勾結胡風、蒙蔽魯迅、打擊周揚夏衍、分裂左翼文藝界” 的罪名，被打成右派。 文革後的1975年，周揚剛自監獄釋出，聽說馮雪峰病得很重，親自到馮家探望，談到幾十年來的曆史恩怨時，兩人感慨萬千，互相擁抱，熱淚盈眶。 周揚了解到馮雪峰生活困難，急步跑回家取錢給馮送去。 周揚後來親自給中央打報告要求為馮雪峰平反，並承擔了把馮雪峰劃為右派的全部責任，自責的話很沉痛。 他幾次提到馮的事就十分難過，總是流淚。 有人說人的本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在當年把馮雪峰打成右派時，周揚人性中惡的一麵占了上風，而此時，他人性中善的一麵似乎又複蘇了。 1982年4月，周揚聽說陳伯達已出獄監視居住，便主動約見陳伯達一唔。 經有關部門同意，陳伯達由公安人員陪同赴周揚家。 兩人從7點談到11點，談得非常融洽。 周揚聽說陳伯達在寫文章，便要來看，並推薦一篇《求知難》在《讀書》雜誌發表。 當時陳伯達處在無人上門的境遇下，周揚能不避嫌，向他伸出友誼之手，使他非常感動。 後來周揚在1989年去世，陳伯達親手寫了挽聯“創延安魯藝 育一代桃李”，署名“仲晦”。
1983年周揚在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紀念會上作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 的報告，報告中“人道主義” 和“異化” 等問題遭胡喬木反對，人民日報因發表此文而受批評，付總編王若水受處分。 胡喬木找周揚談了三次話，周不服，每次都爭吵到拍桌子。 於是周揚的問題升級了，在十二屆二中全會和中顧委會議上組織了對他的批評。 各種報刊發表了大量批判他的文章，各地也紛紛組織了批判會，聲勢不亞於文革中對他們“四條漢子”的聲討。 其實周揚關於“異化”的觀點，就是指事物會發展到自己的反麵，如有的幹部把手中的權力來謀私利，這就是權力的“異化” 。 今天看來，周揚的論點是十分正確和有予見性的，當時卻受到如此大規模的口誅筆伐。 某省一個負責人在該省的批判會上振振有詞地說∶“中央號召我們搞四化，周揚卻隻講“一化” （異化），這不是公然與中央唱對台戲嗎！” 這種令人哭笑不得的“大批判” ，本應隻發生在文革中，但卻真實地發生在八十年代，實在令人深思！周揚又一次陷入極度困境之中，被迫作了檢討。 以後他心情鬱鬱不歡，不久就中風了。 1985年以後直到他逝世，他大部分時間處於昏睡狀態，靠鼻飼維持生命，直到生命的終結。 周揚在三四十年代是對敵鬥爭的戰士，五六十年代是整人的“閻王” ，文革中是囚徒， 文革後變成懺悔者，他想再度作一個戰士，卻又再度變成被批判者， 最後以一個植物人了結餘生。 一生跌宕起伏，有著太多的悲劇色彩，這是他個人的悲劇，還是時代的悲劇？ 曆史這麵銅鏡常會引起沉重的聯想與反思，讀者諸君看完這篇文章，也能咀嚼到一些曆史的苦澀味吧！
延安時期的周揚
大權在握時的周揚
謝謝fengdaming分享,周末快樂!
中國共產黨內集合了中華民族的許多的優秀分子。如果這些優秀分子能在曆史的重要關頭掌權，並行之於行動，那麽中國今天的現狀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