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與郭沫若

   我在廣州曾生活了三十多年。有人說廣州缺少文化人，但廣州卻有幸擁有過陳寅恪。史學家陳寅恪，三十年代在清華國學研究所與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並稱四大導師。他的史學造詣，堪稱當時的最高水平，而他的道德氣節，更一直為後人稱道。這位“舊” 史學權威與自命“新”史學權威的郭沫若，也必然會有對峙與碰撞。

    1953年，中國科學院準備成立三個曆史研究所，三位所長內定分別由郭沫若（上古）、陳寅恪（中古）和範文瀾（近代）擔任。陳時任中山大學教授，已經失明。對於這個任命，陳表示拒絕。接著周培源、張奚若等先後前來當麵相勸，最後，陳的學生、時為北大付教授的汪篯持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和副院長李四光的親筆信再來麵勸。陳的答複，是對汪口述的，後來發表在一些專著中，一般讀者恐難讀到，故在此摘要轉錄汪的記錄∶“我的思想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獨立精神和自由意誌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怎樣調查也隻是這樣。“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 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碑文你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 之一，也許更懂得王國維的學說。那末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湮沒。”說這番話時，在場的中大女教授冼玉清再三勸陳不必如此，陳說∶“我要為學術爭自由。我自從作王國維紀念碑文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曆二十餘年而不變。” 陳的助教黃萱問∶“如果答應你的條件你又怎麽辦？” 陳答∶“那我就去，犧牲也可以。”

   當所長的事當然就此結束，陳寅恪以後繼續埋頭做學問，反右之前的鳴放，他也沒有“出洞” ，因為他對政治早已穿透。不過政治也沒有忘記他，他的一言一行，都有人詳細記錄，上報中大黨委轉報廣東省委。現存廣東省委檔案中有完整記錄。陳當然也知道自己的處境，曾有“蓋棺有日，出版無期” 之歎。

   郭沫若也沒有忘記陳的存在。1958年大躍進中，郭公開宣布“要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在資料的占有上超過陳寅恪”。後來大躍進的指標紛紛下調，不知郭的指標有否變化。陳寅恪當然仍保持沉默。

   1961年3月，郭沫若在廣州休假，於是帶著秘書造訪陳寅恪。在“今年高壽幾何” 之類的寒喧之後，郭當場口吟一條上聯“壬水庚金龍虎鬥” 。陳生於1890年，為庚寅年，屬虎，按五行歸屬，庚為金；郭生於1892年，為壬辰年，屬龍，按五行歸屬，壬為水。郭沫若不愧為高才，一條上聯將二人的生辰、生肖和對應的五行都鑲嵌了進去。陳寅恪接著對了下聯“郭聾陳瞽馬牛風” 。這一付對聯，不但珠聯璧合，而且意味無窮，具有隻可意會的悠長韻味。郭離去後，陳曾向助教談起郭的著述，作了這樣一個評價∶“他最好的著作是青銅時代。”

   文革中，陳寅恪終於難逃厄運. 文革爆發後，雙目已盲，渾身是病的陳寅恪工資停發，存款凍結。以中山大學“特號反動權威”被批鬥。1967年夏，因妻子唐筼屢被“革命者”亂拳打倒，被折磨得心髒病發作，生命垂危。陳寅恪擔心妻子先他而去，憐夫人之悲苦，歎命運之不公，心懷無盡的怨憤與痛楚，預先寫下一副挽聯：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斷腸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1969年，時已80高齡奄奄一息的陳寅恪，被趕出家門。10月，終銜冤負屈而去。一代巨儒，含恨悲慘地逝去。



   而郭沫若則在保護下無尊嚴地苟活著。不過在他1971年的新作“李白與杜甫” 中，自顧不暇的郭還沒有忘記向已去世的陳寅恪打上一棍。在該書的開頭中，郭毫不留情地多次批駁陳寅恪關於李白身世的學術觀點，反複使用了諸如“陳氏不加深考，以訛傳訛” 、“他的疏忽和武斷，真是驚人” 、“含混” 等等詞句，這一場向死者扔大棍的“龍虎鬥” ，並沒有損傷陳寅恪的聲望，卻在郭氏的曆史上記下不光彩的一筆。

   蘇東坡老年時的詩句“村邊古道三岔口，獨立斜陽數過人”，可以最好不過地用來描寫陳寅恪那極致的孤獨和頑強，那嶙峋的傲骨。上述廣東省委檔案中那份關於陳寅恪言行的記錄，一直記到文革初期。多少有聲望的名作家名學者，都曾留下淪為曆史笑柄的白紙黑字，但從這份曆時二十餘年的記錄中卻看不到陳寅恪有任何違心之言論，更沒有郭沫若那種對權力及其持有者無條件的頂禮膜拜。很多文化人因為接受思想改造而失落自我，陳寅恪的獨特性在於他始終沒有接受改造。他堅持自我，實際上是保持尊嚴，他抵製改造，實際上是抵製墮落。他把思想自由看成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近年來知識界熱衷於談論陳寅恪，正是對他這種人格精神的認同和追慕。奧地利作家茨威格說，知識分子最大的快樂是腦力勞動，最大的財富是個人自由。前一句話我們還能做到，後一句話要能做到卻太難太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