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7
我們事先訂了17日傍晚17點40分從卑爾根飛往奧斯陸的航班。船長訂了17日早上從格但斯克飛往奧斯陸的機票，按計劃，應該比我們早幾個小時抵達奧斯陸。
來挪威前，我們仨約好了一起住在市中心的Thon Hotel Opera，然後結伴同遊幾天。
我們提前四個多小時就到達了機場，卻收到了壞消息：受北極寒流影響，奧斯陸一大早下起了大雪，氣溫降到了零下18度左右。積雪太厚，飛行員根本看不清機場跑道。奧斯陸機場被迫關閉到下午兩點，多架航班延遲甚至取消。
船長的航班取消了，他改訂了第二天下午的。我們的運氣稍好些，航班隻是延誤了兩個多小時，當晚十點多抵達酒店。
2014年1月18日
第一篇：我是汪小姐的原型
一早雪停了。
妹妹想去市中心走走，我說：“等船長來了一起去吧。”我趁機睡了幾個小時的懶覺，醒來時已經是下午兩點多了。
我算好了船長會在三點半左右抵達酒店前台，於是提前來到了大堂，坐在那裏的沙發等他，想給他一個意外之喜。
出發前的幾天，他給我發了近照，照片裏的他一頭銀發，慈眉善目，再也不是當年那個滿頭棕黑色卷發的小夥子了。
我也發了幾個月前拍攝的一張職業正裝照給他，他說我沒什麽變，再次見到一定認得出來。
那時我正在追王家衛導演的電視劇《繁花》，裏麵的汪小姐燙著長波浪卷發，穿著棕色風衣，頭戴紅色貝蕾帽，有時鼻梁上還架著厚重的眼鏡。她是1987年從上海外貿學院畢業的，分到了外貿公司。我嚴重懷疑王導把我的教育背景（畢業於廈大外貿係）、工作背景（福建省外經貿委下屬的進出口公司業務員）和服裝造型“嫁接”到了汪小姐身上。
（汪小姐劇照）
97年出國前的幾個月，我決定徹底“放飛”自我，到發型屋燙了個時髦的爆炸頭（即大波浪）。來到北歐後，我發現挪威和瑞典的中老年婦女在金秋時節都不約而同戴上了紅色貝蕾帽，襯著精致的羊毛呢風衣，十分好看。我也到桑維卡的服裝店買了一頂紅色貝蕾帽，隻不過平時上課我大都穿著牛仔褲，素顏，紮著馬尾巴，那頂帽子被我扔在衣櫥裏，沒機會戴上。我是高度近視，有時戴有框眼鏡，有時戴隱形眼鏡。
第二年三月，我認識了一位從挪威北方小城博多來的攝影師，他叫特龍，與MBA同小組的特龍同名。在挪威，特龍、艾林、豪坤、烏拉等都是常見的男子名，也是挪威古代國王的名字。攝影師第一眼見到我，就“驚為天人”，左一句“little beauty”（小美人）,右一句“little flower”（小花），把我讚個沒完。他說，他活了四十多歲了，第一次在現實生活中見到中國人，而且還是一位東方美人。
此話不假，九十年代極少有中國人到挪威留學和旅遊，去中國旅遊的挪威人也不多。我 在桑維卡和奧斯陸走動時，除了商學院裏的不到十個中國留學生，就幾乎見不到中國人了。有一回，MBA班的挪威女生安娜請我周末到她在Roverud（羅韋魯德）的農場做客。羅韋魯德是一個小村莊，常住人口隻有幾百人，離桑維卡不到兩小時的車程。安娜的先生是一位農夫，在村子裏擁有一座占地麵積很大的農舍，已經有上百年的曆史，據說在當地都算得上是“文化遺產”了。我和安娜一家吃晚飯時，她的八歲的繼子烏拉默默地盯了我許久，然後用挪威語同安娜講了幾句。安娜對我說：“烏拉問，能不能摸一下你的手？他們班上所有的孩子都沒有見過中國人，如果他能摸到一個中國女人的手，第二天就可以在班上炫耀一番了。”我答應了烏拉的請求。他激動地用小手摸著我的右手背，摸了兩三分鍾。
我特別能理解攝影師特龍第一次見到年輕的中國女人時的那種激動的心情，不過我不敢苟同他的關於“東方美人”的觀點。我的長相實在一般，連“非典型美女”都算不上。所以當特龍邀請我做他的攝影模特時，我一口回絕了，說自己不漂亮。特龍拿出了一本挪威語的攝影雜誌，翻到中間一頁，裏麵有一張中國姑娘的彩色單人照。那姑娘圓臉、單眼皮小眼、短發，膚色偏黑，放在人群裏絕對不引人注目。特龍告訴我，這張照片是他認識的一位同行拍的。因為拍攝了東方姑娘，圈子裏的攝影師都很羨慕他。特龍也很想有機會拍到中國姑娘，再三懇求我給他機會。他說，他隻想拍普通人真實的一麵，不需要找專業模特。
我有些心動，又有些不放心，請船長做我的“經紀人”，與特龍溝通拍攝細節。船長與特龍聊了二十分鍾後，回來對我說：“沒什麽問題的，你可以去了。”
“可是，我並不漂亮啊！”我對船長說。
船長仔細打量了我一陣，一本正經地說：“Jing, 你又聰明又美麗，五官和身材堪稱完美！”
我撲哧一笑，原來船長與特龍的審美觀念是一樣的， 都認為小個子、小眼睛和塌鼻子的亞洲女人才是最美的。出國前我在外貿公司上班時，就聽幾位男同事議論過：他們去泰國旅遊時，發現當地的歐洲帥哥身邊的泰國女友又矮又醜，白人帥哥卻將這些女人視若珍寶，這點讓中國男人們十分不解。
我對船長說，我的好幾位單眼皮的女同學都去割了雙眼皮，有的甚至還將鼻梁墊高，我大概是碩果僅存的單眼皮女生了。船長驚訝地反問：“為什麽要整成我們的樣子？長得像我們有什麽好看的？小眼睛、扁鼻子多有魅力啊！”
好吧，既然東西方審美差異那麽大，我就做一回挪威攝影師作品裏的“東亞美女”吧。
四月份的一個星期天，我穿著黑色長裙和高根鞋，外麵套著媽媽在長樂的服裝廠為我買的長款棕色風衣，長波浪披肩，第一次戴上了紅色貝蕾帽，並稍稍化了妝，戴上隱形眼鏡。特龍和他的工作夥伴開著車把我帶到了奧斯陸維格朗公園（the Vigeland Park）。公園內有數百個雕像與浮雕，絕大部分為裸體。豔陽高照，天空湛藍，地麵上還有殘雪。特龍以圓台階中心的高達17米的生死柱和附近的托盤群雕為背景，為我拍了幾張照片。
（攝於98年4月，我就是汪小姐的原型）
春寒料峭，我穿得不夠暖，又太專注於拍照，沒有仔細欣賞這些由挪威著名雕塑家古斯塔夫.維格朗（1875年-1948年）在1906-1943年間完成的雕塑作品。比如那根著名的生死柱，表達了人們向“天堂”攀登的過程中相互傾軋和相互扶掖的情景。托盤群雕中，六個強壯的男人奮力托起石盆，那石盆本該有泉水溢出的，因天氣太冷，泉水被凍住了。
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尊小男孩雕像，他跺著腳，揮動胳膊，臉上一副嚎啕大哭的表情。我當時讀不懂雕像的含義，隻覺得有趣，對特龍和他的夥伴說：“這是挪威版的尿尿小童！”特龍覺得這個比喻很有趣，讓我摸著小男孩的左小腿拍了一張照。
離開公園，我們又去了特龍的同伴的工作室。我換上一件93年在廣州的服裝夜市花了82元人民幣買的花色外套，用發卡將頭發盤起，拍了一張正麵照。拍照時，特龍和他的夥伴竟然嘖嘖讚歎，說我的微笑是蒙娜麗莎式的。我幾乎笑噴了，覺得他們太言過其實了。
一周後，特龍把洗出來的照片送了一套給我，船長說拍的不錯。
我一直沒有問特龍這組照片是否上了專業雜誌，潛意識裏，我並不認為他的作品會被雜誌社選上。他不算是一個成功的攝影師，我甚至覺得他混得蠻慘的。他四十多歲了還單身，在桑維卡與別人合租房子，據說後來還欠了房租，被房東下了最後通牒並威脅要扔掉他的所有物件後，他趕緊收拾一番搬到奧斯陸的工作夥伴家。我從此與他再無聯係。
直到我看到《繁花》中的汪小姐的造型，才驚覺自己在98年的春天就引領了二十多年後的時尚風潮了。難道特龍為我拍的這組照片真的發表了？不過我更願相信《繁花》的造型師是在仔細研究了90年代的上海時尚風潮後，複製出了驚人的相似與巧合罷了。我興奮不已，把特龍為我拍攝的照片、留學時戴眼鏡的生活照以及汪小姐的幾張劇照發給船長，並讓他google “wong kar wai”（王家衛）和“Blossoms Shanghai”（《繁花》）。
（留學時戴眼鏡的素顏照）
船長驚歎：“Incredible!”(太妙了！)
我對船長說：“我們當時生活在童話世界裏啊，隻有想象不到的，沒有實現不了的！”
隻是，如今的我比當年胖了將近二十斤，剪了短發，走起路來不再像年輕時那樣蹦蹦跳跳了。歲月蹉跎，悄悄改變了我們的模樣。
第二篇：再見船長
正在沉思間，有個穿著黑色羽絨衣戴著黑色帽子的男人推著行李箱從酒店的旋轉大門進來，百米開外看見我，就熱情地揮手打招呼：“Jing, Jing!”
直至他走到跟前，摘下帽子，我才認出他是船長。我倆來個歐洲人見麵時常有的大擁抱，船長笑咪咪地說：“我老了，我的頭都禿了。” 我這才注意到，他的發型已經是地中海式了。
當他在溫暖的酒店脫下厚厚的大衣時，我發現他穿著一件藍黑相間的格子長袖襯衫。26年前我在桑維卡的小木屋前初見他時，他穿的就是這種同款同色係的歐洲名牌襯衫，看來他的著裝品味絲毫未變。
他曾答應要帶波蘭傳統的罌粟籽蛋糕Makowiec(波蘭語)給我們姐妹嚐嚐，我等他辦完入住手續後，就迫不及待地向他討蛋糕。他從行李箱裏拿出了一小盒罌粟籽蛋糕，告訴我這是她太太做的，太太的烘培手藝和他的母親一樣好。這回船長太太特地多放了一些罌粟籽在蛋糕裏麵，用來提升鮮味。
（波蘭傳統罌粟籽蛋糕）
我和船長一樣，年輕時特別愛吃甜食。讀MBA時，每個學期放假，他都開車返回格但斯克與父母小聚。他與母親關係融洽，母子倆常互訴心事，母親由此知道了我這個中國留學生。每回船長開車返校，母親都會做了好幾塊波蘭傳統的罌粟籽蛋糕和麵包，讓他捎給我吃，並特地交代：“這些都是給Jing的，你不許偷吃。”
除了自家出品的蛋糕，船長還買了各式波蘭產的巧克力和布丁粉。不過他並沒有一下子把巧克力全給我，而是自己收起來，隔三差五，像變戲法似的，從口袋裏掏出幾塊巧克力給在教室裏自習的我。我也假裝很喜歡他的這種“大人逗小孩子”的把戲，有時趁他不注意，走到他身邊，伸手去掏他的青藍色夾克的口袋，看看裏麵是否藏著一塊巧克力。
船長買的幾款巧克力中，有一款是用方形金屬罐包裝的。巧克力吃完後，他仔細地把包裝盒收藏好，隻因盒子上印了肖邦的半身像。他告訴我，肖邦是全體波蘭人心目中的英雄，他把波蘭的民間音樂變成世界性的寶藏。挪威商學院的一位中國留學生曾經好奇地問船長，肖邦為什麽會喜歡年紀大過自己的醜女人喬治桑。船長含蓄地答：“沒有一種愛情是完美的，換位思考一下，像喬治桑那樣身心健康活躍且才華橫溢的女人，為什麽要忍受一個因飽受病痛折磨而喜怒無常的病秧子肖邦呢？”
有一回，船長從家中帶來的巧克力全吃完了，我以為他再也變不出小把戲了。某一天，我在校園裏碰到他，他又從兜裏掏出一個巧克力給我。他說，班上的一位挪威同學剛巧帶了一盒巧克力來，每人都拿了一塊，而我恰巧不在。他想到我特別喜歡吃巧克力，但又不好意思向同學多討一塊，於是就把自己的那份省下來給我。
我很感動，讚揚了他一句：“You are my father!”(你是我的父親)。我的父親就是這樣的。記得我小時候，下屬單位請他吃飯，飯後每人派一個蘋果或橘子。別人都當場吃掉了，隻有父親舍不得，把水果放在口袋裏，帶回家分給我和妹妹吃。後來我們姐妹離家上大學，父親仍舊保持著這個習慣，把餐後分發的水果帶回家，對母親說：“現在輪到你吃了。”
我和船長成長於兩種不同的文化，但兩個近代史上苦難深重的民族卻經曆了類似的遭遇。我倆都來自清貧的高知家庭，小時候在供給製度下，全家靠著糧票、肉票、糖票辛苦度日。因此我倆都形成了相似的愛情、親情和友情觀念，所謂的“愛”，就是把家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我倆賺到的每一分錢，全都無私奉獻給了家人。生活中一些微不足道的細節，如一個蘋果或一塊巧克力，若是自己和家人朋友同樣喜歡，我們都會把唯一的一份讓給了最在意的人。
九十年代流行“文化沙漠”這個用語，好像是用來形容香港沒有精英文化，其藝術作品是“即食”和“速成”的。 剛來挪威那陣，與富裕的北歐人交流，東西方文化的種種巨大差異讓我應接不暇。我曾經對船長說，我對“文化沙漠”有了新的定義，童話世界裏有一片荒漠，隻有我孤身一人在此，不知如何融入外麵的世界。船長第一次聽到“文化沙漠”這個說法，補充道：“沙漠裏還有一個波蘭人，你不覺得波蘭文化與中國文化有很多相似之處嗎？我們對家人的愛是奉獻、成全與犧牲，而那些富裕的歐洲國家的民眾更看重自我價值的實現。”
的確，同船長在一起，我時時刻刻感到自在，說起話來滔滔不絕，聊著聊著，就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有一回，我向他解釋“磨洋工”和“大鍋飯”的含義，他馬上說：“這些我懂。上中學時，我們曾經到國營農場勞動，幫忙收土豆。工人們大白天都在偷懶，沒有效率，地裏的土豆根本沒有收幹淨，工頭假裝沒看見，讓我們提早收工。天黑後，那幫工人們又偷偷摸回來，把地裏剩下的土豆順走了。”說罷，他和我同時大笑。
班級裏除了俄羅斯姑娘瓦羅麗，我和船長是閱讀俄羅斯文學作品最多的兩位。可是瓦羅麗似乎不太願意和我倆聊天、聊文學。瓦羅麗畢業於莫斯科大學的政治經濟學專業，身材高挑豐滿，容貌秀麗，留著利落的金色短發，長得很像007係列片裏的克格勃女特務。她原先為俄羅斯政府的高官們做了八年英文翻譯，後來嫁給了挪威工程師，定居奧斯陸。瓦羅麗的煙癮很大，可與印尼人托尼相媲美，課間休息時，她常常在教室外與幾位“煙鬼”男生一起吞雲吐霧。有一回她忘了帶煙，煙癮又犯了，在學校的think tank (智庫)裏一間間自習室跑過去找托尼，想向他討煙抽。
我們班總共有六位女生，我和挪威姑娘麗莎、安娜、怡達都有不少交集，與美國姑娘簡寧一起喝過咖啡，唯獨與瓦羅麗的交往甚少。有一次我試著和她探討俄羅斯名著，問：“安娜.卡列寧納、瑪絲洛娃（小說《複活》的女主人公），娜塔莎（小說《戰爭與和平》的女主人公）這樣的女性，在當今的俄羅斯還存在嗎？” 她答：“經典難以超越，經典難以複製，時代變了，俄羅斯女人的想法也變了。”說完這句，她就再也不願多談了，看得出，她是個冷美人。俄語是二戰後的波蘭教育體係裏的第一外語，因此船長精通俄語。他告訴我，可能是民族情緒作祟吧，他總覺得莫斯科女人瓦羅麗很傲慢，不屑和東歐小國的留學生做朋友。
挪威商學院裏有好幾位來自東歐的留學生，除了波蘭人、俄羅斯人，還有阿爾巴尼亞人。我和船長開玩笑，中國人有仇日情緒，東歐小國痛恨俄羅斯，一個小事件，或一次擦槍走火，就會拉滿仇恨撕逼混戰。-- 一語成讖，2022年俄烏開戰後，波蘭籠罩在戰爭陰影下，二戰時亡國的慘痛經曆沒齒難忘，波蘭人已做好了長期對抗俄羅斯的準備。
MBA畢業前，班上的挪威人大多拿到了新的工作機會。有MBA的光環加持，他們的薪水都很不錯，據說平均的工資水平超過了哈佛的MBA畢業生。本地學生中，隻有瓦羅麗一直找不到工作。其實，自她嫁到挪威後，就一直處於待業狀態。挪威人個個精通英語，她的八年的英文翻譯的工作經曆不太受到認可，即使讀了MBA，也沒有當地的大公司願意聘用她。畢業後，瓦羅麗就與全班同學斷了聯係，仿佛人間蒸發了。
第三篇：蒙克與精靈
妹妹終於見到了船長，對他說：“你在我們家太有名氣了。我和姐姐的四個孩子都知道你，叫你‘劉伯敏’”。“劉伯敏”是我給船長起的中文名，取自他的波蘭名字“劉波密兒”的諧音。
船長謙和地對妹妹笑笑：“你的名氣也很大，你姐姐在挪威時，三天兩頭提到你這個智商和愛因斯坦一樣高的工程師妹妹。”
妹妹早已做好了接下來兩天的旅遊攻略，我和船長唯她馬首是瞻。
我們仨首先在歌劇院附近走了一圈，我發現，幾天前仍在這一帶的淺水裏遊泳的天鵝不見了，估計已經飛去南方了。
戶外的氣溫約零下10度，無風，走在雪地裏並不覺得冷。
接著，我們走到了蒙克藝術館（Munch Museum）。
在藝術館門口，船長提議我倆打個雪仗。我倆全都一身黑衣黑褲黑靴子，夜幕下如兩匹戰狼，拿起雪團毫不留情地攻擊對方，打了個酣暢淋漓。
走進館內，我們開始欣賞挪威畫家愛德華·蒙克（Edvard Munch， 1863年—1944年）的藝術作品。許多人是衝著大名鼎鼎的畫作《尖叫》（scream）來的，蒙克總共創作了四個版本，最早的版本完成於1893年，收藏於奧斯陸的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蒙克藝術館則收藏了分別創作於1910年和1893年的另外兩個版本，有粉彩版、蛋彩版和石板印刷版。展館中央有一個獨立分割的小屋，三個版本的《尖叫》分別掛在屋內的三麵牆上，大有鎮館之寶的氣派。出於對作品的保護，每隔半小時隻展示其中的一副，小屋內最多隻能容納不到二十人。觀眾必須在館內待足一個半小時，才能陸續全部看完三個版本的《尖叫》。
據工作人員介紹，起初《呐喊》在歐洲大陸不如蒙克的另一副作品《吸血鬼》（Vampire）出名。後來蒙克的作品在北美展出，美國的某家著名雜誌將《呐喊》登上了那期的封麵，《呐喊》從而名聲大噪，成為僅次於《蒙娜麗莎》和《向日葵》的名畫。普遍的看法認為，蒙克是在一陣憂鬱的襲擊下才創作了《呐喊》的，因此畫風呈現一種疏離感和異常感。
家人早逝、飽受精神疾病折磨的蒙克一生未婚，沒有孩子，一直以畫畫為生，很少離開家或工作室，非常情緒化，精神緊張。他於1908年至1909年創作的一組石刻版畫《阿爾法與歐米茄》（Alpha and Omega）,以挪威語和法語兩個版本同時麵市，反映了他的黑暗的愛情觀。該故事以《聖經》裏的亞當與夏娃為藍本，講述了阿爾法和歐米茄是島上最早出現的人類。他們從相愛相伴到相互厭倦，歐米茄感到無聊，跳上鹿背逃走了，留下阿爾法一人在島上。一天，那隻鹿把歐米茄馱回來了，阿爾法用力把她打死。當他俯身去看她的臉時，被她的表情嚇到了。那正是他最愛她的時候，她露出的一個表情。當他注視她的臉時，遭到了身後的他倆的孩子和島上的野獸的攻擊，被撕成碎片。
這個故事讓我毛骨悚然，趕緊移步至其他展區，沒想到撞見了更為恐怖的畫作《吸血鬼》。蒙克應該是不太喜歡女人的，在他的畫筆下，女人是天使與魔鬼的結合體。這幅作品中的紅發女人化身為吸血鬼，把一位黑發男子攬在懷裏，低下頭貪婪地吸著男子脖子上的血。那個男人沒有防抗，不知是否已經死亡。
我在疫情期間寫過大量的讀書筆記，專門研究過歐洲文學作品裏的吸血鬼。我從手機裏翻出發表於美篇裏的文章《大蒜花與吸血鬼》，告訴船長：在吸血鬼的故鄉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 今羅馬尼亞境內），大蒜是最有效的對抗吸血鬼的植物。1897年， 愛爾蘭作家斯托克發表了以吸血鬼為題材的哥特式恐怖小說《德古拉》（Dracula），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地普及了這個民間傳說。蒙克的《吸血鬼》創作於1895年，比斯托克的同題材的小說早兩年問世。
船長饒有興致地聽著，頻頻點頭。想當年在挪威留學時，為了快速提高英文口語，我經常找船長說各種話題。當我發現他的文學修養很高時，就開始和他討論歐洲經典小說。有一回，我告訴他，自己最喜歡的長篇小說是《戰爭與和平》，女主人公娜塔莎因幼稚莽撞造成私奔未果，服砷自殺未遂，痛苦迷茫的她在宗教信仰中得到了精神的升華和解脫。我讀過小說的中文譯本和英文譯本，發現了兩種版本在關鍵字句上的些微差別。安德烈臨終前，娜塔莎穿著一身白裙出現在他的床前，請求原諒。英文版裏的安德烈對娜塔莎說：“我比過去更愛你了！”（I love your more ever than before）。中文版裏的安德烈卻說：“我比過去更懂得愛你。“ 我問船長，俄羅斯文學作品裏散發著濃厚的東正教思想，精神複活，靈魂永恒，罪與罰等宗教意識成為重要的文學命題，究竟哪種版本的翻譯更貼近原著呢？
船長哈哈一笑說：“Jing, 我精通俄文啊，改天找來俄文原版一讀，就可以告訴你精確答案了。”他向我推薦了《日瓦戈醫生》和《靜靜的頓河》，認為這是十月革命後最好的蘇聯文學作品。MBA畢業後，我在挪威等楓葉國移民紙期間讀完了英文版的《日瓦戈醫生》。而船長一直為家族事業殫精竭慮，似乎早把這個承諾給忘了。
二十五年後再次見麵，我倆很自然地把話題轉到文學作品上。我興奮地和船長談吸血鬼，當我說到吸血鬼通常臉色蒼白全身冰涼，有著一張不老的麵孔時，船長佯裝驚訝地盯著我，問：“Jing, 你是吸血鬼嗎？”這是在讚我年輕嗎？我被他的波蘭式幽默逗笑了。
我問他：“你最喜歡蒙克的哪副作品呢？”他說：“那副石板畫《吸引》（attraction），男女互相吸引時，就是用如此專注深情的目光凝視對方的。”
這幅作品是以奧斯陸南部的濱海地區為背景的，蒙克在那裏度過了好幾個夏天。他把一對男女放在了作品的前景，兩人的雙目是空洞的，注視著彼此，女人的頭發纏繞在男人的脖子上，象征著感情的紐帶。他們的身邊是漆黑的海岸與空曠的大海。相同的主題，蒙克創作了好幾個版本。在我看來，挪威峽灣夏日夜晚的如火般絢爛的晚霞和粼粼波光並未令他的內心歡快起來，他是憂鬱不安的，把這種陰暗的情緒宣泄在一對男女毫無表情的麵孔上。
蒙克還創作了一係列自畫像，他也許有些自戀吧。他的作品不是清新明麗的，而是將生活中的痛苦、死亡與恐懼常態化並刻畫得淋漓盡致。
花了兩個多小時，總算走馬觀花瀏覽了藝術館裏的所有作品，我和船長坐在休息區的長椅上聊天。我告訴他，十年前我開始專注觀察周遭的花草植物，通過不斷的自學，已經識得溫哥華地區上千種植物，並發表了一係列美文，如今是朋友圈著名的花仙子了。我在文學城和美篇發表了一千多篇文章，迄今有六百多萬的閱讀量了。
船長說：“我的太太是生物學碩士，喜歡花花草草，還會製草藥，你倆一定有許多共同話題。”
我把幾年前寫的幾篇船長家的故事一一從美篇裏找出來，對著中文段落，直接口譯成英文讀給他聽。他聽得津津有味，大為讚歎：“Jing, 你的記憶力太好了，把我的話記得一清二楚的。我們一家在波蘭沒有名氣，卻在海外的華人圈廣為人知，感謝你不遺餘力的宣傳。”
我又重提了我倆二十多年前關於“fairy” 的對話，船長糾正我：“我從來沒有嘲笑你是矮個子啊！在波蘭語裏，fairy 即 wró?ka，表示擁有魔力並讓夢想成真的人，個頭可高可矮。”原來歐洲各國對fairy的定義不盡相同，擁有極大善意的船長自始至終是在肯定和鼓勵我的。那一瞬間，我的內心無比溫暖。
從藝術館出來後，我們仨步行到附近的Stock Restaurant吃晚飯。這個飯店是麗莎推薦的，每道菜都很精致。妹妹請船長講述一遍他的傳奇人生，我先用中文起了個頭，用極快的語速給妹妹普及了波蘭近代史，然後請船長開講他們家的故事。妹妹聽完船長的敘述後，笑著說：“這些故事我早在姐姐的文章裏讀過了，今天聽你親口道來，依舊感觸良多。”
船長告訴我們，臨去挪威前，他特地上網查了資訊，發現挪威人當下的平均工資隻是波蘭人的2.7倍，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這個差距高達30倍。考慮到挪威的房價與物價比波蘭高出許多，波蘭人如今的幸福指數並不比挪威人差呢。這是我二十多年前就預料到的美好願景，波蘭人有著高貴的內心世界和不屈的個人意誌，文化素質極高，渡盡劫波之後，這個偉大的國家必將重新煥發青春的魅力。
船長接著和妹妹交流了半個多小時的親子問題。他們一家四口一直與父母同住，船長太太溫婉嫻淑，與公婆相處融洽。船長的兒子23歲了，在諾基亞從事高科技工作，女兒21歲，是格但斯克大學英國文學專業大三學生。自16年父親過世後，船長一人撐起了家族企業，去年的業績尤其好。
見我因專注地聽著親子話題而默不作聲，船長想逗我笑，又施展了他的波蘭式幽默，指著盤子裏的蒜苗對我說：“來來，多吃點garlic(蒜)，可以對抗吸血鬼，這是你剛剛教我的。”
他接著對妹妹說：“二十多年了，你的姐姐還是老樣子，喜歡和我談世界名著，喜歡gossip（說閑話），話量是我的十倍。有時她說話語速太快，he和she不分，把男人說成she, 把女人說成he 。”
看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啊，我們家的大寶也說自己的媽媽在家是話嘮子。“他”與“她”在中文裏的發音相同，好多中國人說英語時都有he和she不分的毛病，我至今沒有完全改掉。
從餐廳回到酒店，我意猶未盡，又邀船長到大堂內側的咖啡廳，一直聊到半夜十二點咖啡廳打烊。我和他聊起自己的童年，聊起兩歲半時遭遇的家庭變故。當然，那時我什麽也不記得，我三歲多才有了迷迷糊糊的記憶，第一次的記憶就是十個月大的妹妹被從鄉下趕來的外公抱走撫養的情形。我五歲時，患癌三年的母親出現了癌症轉移跡象，被迫把我也送到了鄉下。我哭哭啼啼地隨著兩個舅舅坐著火車去了福建山區……我提到了既當爹又當娘的高知父親，盡管生活艱苦，卻從不抱怨，說起話來永遠和風細雨，滋潤著我受傷的心靈。
當年與船長老在一起嘀嘀咕咕說個不停，談了很多家事，不知怎的，一直沒有提起這段往事。一個人的童年創傷，往往需要用大半生去醫治，年輕時的我顯然不知如何麵對內心的負麵情緒，刻意選擇避而不談。如今釋懷了，麵對真心對待自己的朋友，可以一五一十娓娓道來了。
船長感慨道：“你的父親太了不起啦，對你的人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我倆太幸運了，都有一個好父親！”
我的父親與船長的父親同歲，身體卻比船長的父親弱很多，71歲就患了絕症，造血功能受損，每三個星期就要到醫院輸血，苦不堪言。原以為船長的父親可以活得很長的，他卻於16年2月溘然長逝。去世的前一天，79歲高齡的他仍在工作。第二天早上，他起床去浴室洗漱，突然栽倒在地，再也沒醒過來。同班同學中，我是第一個知道這個噩耗的。我收到他的電郵後，馬上打電話給他，安慰了一番。通完電話，我開車送兩個兒子上學，幾日陰雨連綿後，溫哥華的天空忽然放晴了。我開始擔心起纏綿病榻多年的父親，如果有一天他走了，我的心會不會有被掏空的感覺，身體會不會劇痛，從此一蹶不振呢？
18年6月，我的父親也走了，船長把樂隊演奏的肖邦的《葬禮進行曲》的短視頻發給我，算是祭悼。我聽了之後嚎啕大哭，心情抑鬱，將近三年沒有與他通電郵。奇怪的是，那三年他也沒有聯係我。這次和他喝咖啡聊天，方才得知那段期間他的公司經曆了比較大的危機，他力挽狂瀾，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總算平安度過。他不願讓我這個老朋友無謂的擔心，也不想撒謊，於是選擇了沉默。疫情過後，公司業務又開始蒸蒸日上了。
我們的前半生就是這樣的，駕著命運的破船，起起伏伏，時而波峰，時而波穀。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再見時友情依舊如初，多少前塵往事，都付笑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