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隨著習近平的企圖振興中國共產黨的美夢越做越酣,黨媒不斷地拋出各種聽似新鮮的說辭和理論。這些說辭和理論中的一個就是:如果沒有國家,你就什麽都不是。後來有精通曆史的人指出這句話是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貝爾的言論。也有很多人根據習近平在南海問題上和其它外交事務上的咄咄逼人的做法把他和希特勒聯係起來,並稱他為習特勒。 這也促使人們把習近平做得最多,也是他贏得一定民望的反腐敗運動加以對比。南京譯林出版社引進了德國曆史學家弗蘭克·巴約爾在2001年出版的《納粹德國的腐敗與反腐》。 該書甫一出版,即得到了《東方曆史評論》、《南方都市報》、共識網、鳳凰網讀書頻道等媒體的大力推薦,並迅速成為熱門圖書。最近隨著習近平對輿論管控的收緊,聽說該書也被從各個書店和圖書網站下架。看來習近平這個具有三個自信的真男兒也不是那麽自信。我特意把這本書推薦給國內讀者,並附上蕭軼 先生和景凱旋教授的評論以饗讀者。
宋喬 2016年4月3日 於美國
附:
1. 納粹反腐提供給中國一麵鏡子
蕭軼 2015年10月8日
自十八大以來,已有超過100名省部級以上官員落馬,普通民眾對反腐運動紛紛給予讚譽,但在大陸網民中也存在極大的異議輿論,對運動式反腐持不同意見。不僅如此,在反腐運動的持續之下,反諷的是,反腐宣傳產業化與資本化的力度加大了。比方講,展覽行業成為極具商業價值的熱門產業:從最初的提出方案,到反腐基地的建設,再到最後的布展、內容的更新,公司都可以完成,價格根據基地或者展覽的情況在幾十萬到幾百萬人民幣不等,十八大之後的反腐運動更是讓反腐宣傳產業催生了大量的商業競爭對手 。各地政府還特別投資了相關的反腐教育基地,位於河北省滄州市渤海會議中心的滄州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投資更是高達1000萬元。 同樣,官場反腐方麵的圖書市場也變得非常火爆。值得注意的是,在反腐運動持續高漲的時候,以出版翻譯圖書見長的南京譯林出版社引進了德國曆史學家弗蘭克·巴約爾在2001年出版的《納粹德國的腐敗與反腐》,今年7月出版以來,得到了《東方曆史評論》、《南方都市報》、共識網、鳳凰網讀書頻道等媒體的大力推薦,因其極具現實意義的內容,讓這本學術書迅速成為熱門圖書。
巴約爾在查閱了大量的庭審記錄、新聞報道、黨內報告等曆史資料後,向讀者展現了納粹如何通過腐敗來建構統治秩序,以及如何通過反腐來緩解統治危機。並且,弗蘭克·巴約爾的研究表明:腐敗是極權機器的生存策略,而反腐是極權危機的公關方式;在極權統治之下,腐敗不僅是被默許的甚至是被提倡的,因為腐敗是極權體製的組織原則之一。
據譯林出版社的版權編輯、同時也是該書譯者的陸大鵬向筆者透露,譯林出版社早在2012年就購買了此書版權,當時尚未如火如荼地進行運動式反腐,當時隻是作為一本學術著作引進。此書剛剛上市,便收到大陸讀者的盛讚,書中的貪腐案例和反腐手段不斷被讀者摘抄,發布在互聯網上對大陸的運動式反腐進行冷嘲熱諷。八月底,此書在上海季風書園的推廣活動被上海市委宣傳部臨時叫停,但這並沒有影響社會對該書的持續關注及其銷售,司空見慣的大陸網友反而戲謔地將之稱為有關部門對此書的嘉獎行為。此書之所以值得注意,不僅在於弗蘭克·巴約爾的研究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大陸的運動式反腐,甚至對於那些從不關心政治的大陸人來說,閱讀此書也可明白極權製度下的反腐機製。
腐敗是極權體製的組織原則之一
正如弗蘭克·巴約爾描述的那樣,魏瑪時代恰逢政治較為開明的時代,文藝流派、時尚風潮和道德觀念才得以走在前沿,隨著社會觀念的革新也出現了很多社會問題。納粹正是借助充滿彈性的粉飾性闡釋語言,將社會問題的出現歸結為“腐敗的議會製”,從而借助鏟除腐敗的道德號召,煽動德國民眾顛覆魏瑪政權。反諷的是,以鏟除腐敗的道德號召來塑造奪權合法性的同時,納粹黨的腐敗體製便已悄然形成。
為了凝聚黨員同誌和社會精英的鬥爭決心和群體忠誠,巴約爾寫道,除去道德號召的的蠱惑煽動之外,納粹黨還將“苦難輝煌”塑造成英雄式犧牲,對“蒙難者”進行利益補償。這種利益驅動的代償機製,使得納粹黨逐漸地形成了固化的“恩主—門客”結構,故而極易催生裙帶關係與門閥統治。隨著權力一體化進程的發展,議會被解散,政治分權製度被廢除,對財政的監管權、對違法行為的公開討論和批判性質詢逐漸不複存在,所有能夠實施權力監督、組織腐敗蔓延的分權製衡機製逐步被廢除。納粹德國在中央一級的反腐機關是帝國反腐中央處。負責國防軍、黨衛軍、警察和軍械工業界腐敗案的基納少校說,他的工作往往“徒勞無功”,“舉步維艱”,原因是“黨和私人政治”之上的“政治衝突”。戰事吃緊,人手日減。基納“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了我們的工作的毫無意義”,巴約爾寫道。
作者指出,待得鏟除腐敗的道德號召已是可有可無甚至阻礙納粹體製的一體化進程時,納粹黨在1933年9月立馬解散反貪局,因為腐敗已是納粹的生存策略。為了維護權力的持續穩固,自上而下的各級官員就必然需要通過持續不斷的利益補償,來填充下層官員無窮無盡的欲望溝壑。黨內派係的權力鬥爭,在明爭暗鬥中固然需要不斷地通過利益收買來維護自身權力,通過腐敗分賬來贏得政治盟友。
巴約爾的研究發現,納粹饋贈式腐敗的目的,是在通過恐怖壓迫之外,借助係統性的利益誘惑,通過自上而下的腐敗進行拉攏和控製,從而達到統治的效果。著名的凱特爾元帥就收到過希特勒76.4萬馬克的禮金,古德裏安大將更是收到了價值124萬馬克的地產。對體製內官員進行利誘,能通過收買人心來保障權力的結構穩定;對社會而言,因權力而腐敗的囂張展示,也可以用來震懾民眾,或誘惑精英與極權共謀,從而消除社會層麵的敵對暗流。隨著腐敗的加深,納粹統治階層越來越傾向於用奢侈的生活來突出自己在納粹權力等級體係中的顯赫地位,能象征性地顯示出自己對有價值資源的支配能力。這種無度揮霍的奢侈腐敗,其實是無可救藥的權力炫耀:一方麵為了突出自身在納粹等級體係中的權力地位,另一方麵被拿來當做國家社會主義繁榮昌盛所必須的物質展示,用盛大壯麗的表現形式來誇耀國家社會主義的強大,本書作者寫道:“隻有配得上帝國威嚴的堂皇外表才能維持住當局的權威。”
甚至,元首黨棍們寫作或出書,也是腐敗方式之一。比如希特勒的私人收入中,很大一筆來自《我的奮鬥》,政府機關統一購買元首著作是納粹帝國統治之下的一項義務,故而得到政府的大力讚助與推廣,積極響應者更能得到希特勒的青睞。巴約爾指出,《我的奮鬥》稿酬每年150萬—200萬馬克,而同時期教師年薪約3000馬克。再比如,納粹帝國人民教育與宣傳部長戈培爾的稿酬高到離譜,出版傳媒機構巧設名目給戈培爾獻金,戈培爾1943年稿酬收入30萬馬克,埃爾出版社社長馬克斯•阿曼借此培養戈培爾的垂青,從而能夠更好地通過權力逐步控製出版傳媒行業市場,到1944年控製了全國報業的近80%。而且戈培爾的稿酬是免稅的。與此相似,對於中國大陸官員的圖書出版,一直是大陸出版機構喜聞樂見的事情,甚至有些出版社善於借助大陸政府相關政策而衍生出相關的圖書出版,這已是大陸出版界公開的秘密。在習近平與他所發動的反腐整風運動的執政下,這套投機性的遊戲規則可以說是更加凸顯,而《納粹德國的腐敗與反腐》的出版可以被看成其中的例證。
腐敗對極權運轉起到了潤滑作用
弗蘭克·巴約爾的研究破除了學界一直以來對納粹官僚體係的曆史看法,那就是納粹的崛起及其政策的實施,並非僅僅如同齊格蒙·鮑曼所闡釋的現代官僚體製導致的精確執行和意識形態的狂熱信仰,還存在著通過祛除道德顧慮的利益驅動,使得普通老百姓因個人私利而踴躍參與,通過利益誘惑讓普通人主動陷入大屠殺罪行,進而被捆綁在納粹體製的瘋狂戰車之上。腐敗對極權運轉起到了潤滑作用的最極端例證,是並不冰冷的私心腐敗讓大屠殺的運行效率大大增加。巴約爾發現,種族滅絕政策的有效執行,不僅納粹借助對腐敗的默許態度,可以腐蝕群眾道德,讓德國人在卑劣行徑中徹底斷絕自己的道德退路,從而越能強烈地認同和支持納粹統治,更加狂熱地主動執行納粹政策,通過共同分贓來達到全民共謀的盛大局麵。在利益的強大誘惑之下,利用猶太財產大發橫財的卑劣行為使得反猶政策越發極端。因為不願私吞的利益被索回,瘋狂參與的積極分子跨越道德泥淖,將反猶做得更加徹底。於是,結黨營私的貪汙腐化在權錢誘惑下,將雅利安化過程演變成了一場橫財競賽。在反猶政策執行過程中,對於腐敗問題也偶有打擊,但巴約爾卻發現,對於總財務官來說,反腐的目的並非打擊腐敗,而是毫不知情的中飽私囊讓他感到自身權力被藐視,自己對黨內財政的中央管轄權被下屬抽空削弱,通過反腐來鞏固自身在納粹黨內的權力地位。
集中營的腐敗體係是納粹帝國的縮影寫照。由於集中營既不受普通行政機關的管轄,又不聽從傳統政府當局的領導,也不受司法部門的控製,幾乎處於獨立自主的運作體係,所以在財務方麵完全不受國家財政監管體係的影響。在巴約爾看來,集中營的腐敗在早期建立時便已露端倪,原因就在於從創立初期開始,看守人員便是無業的納粹黨活躍分子和街頭地痞流氓打手等,一旦擁有權力何況還是絕對權力,殘暴野蠻與貪婪腐化便互為因果地在集中營裏惡性循環,更因代償機製而越發腐敗。黨衛軍領袖海因裏希·希姆萊為了權力的鞏固,通過各種手段中飽私囊和饋贈下手,讓自己與爪牙之間的關係更加密切。同時,希姆萊還擔任德意誌民族性強化委員,這意味著他在參與罪惡的同時,還需要在意識形態的道德層麵做好文章。這就導致現實越是腐化墮落,希姆萊就越要塑造正直無私的偉光正形象,為了完成這種相悖的統一,希姆萊將一切罪孽皆歸結為猶太的荒誕邏輯,他在擔任德意誌民族性強化委員時,麵對腐敗帶來的道德問題說道:“我們還沒能消滅腐敗,是因為我們還沒有解決猶太人問題。”當然,巴約爾指出,也存在因腐敗而撤職的集中營指揮官,但撤職的原因並非因為腐敗本身,而是過分對外張揚腐敗收益有可能將集中營秘密暴露給公眾的危險。
最讓弗蘭克·巴約爾吃驚的是,這種利用腐敗來運轉極權機器的國家措施,使得第三帝國期間被撤職的所有省部書記和政權高級領導人中沒有一個是因為腐敗倒台的,幾乎沒人害怕自己因腐敗行為受到檢舉控訴。甚至,有些高官因腐敗受到指控,隻需“承諾將賬款退還”便可免於刑事起訴。當年鏟除腐敗的道德號召以及事後自我粉飾的宣傳口徑,讓納粹黨人不得不對腐敗問題不斷容忍,如果因腐敗而被提起訴訟,巴約爾寫道,“這會給敵對勢力的煽動造成口實”,所以赦免腐敗官員的違法犯罪是“粉碎了對我黨同誌的迫害企圖”,而太過嚴重的腐敗案件則被定義為“國家機密”而無從調查。隻有統治者認為有利時,才允許報道貪贓枉法行為,模棱兩可的報道措辭,讓讀者必須字斟句酌才能從字裏行間發現言外之意,修辭作為文學的手段,在媒體的報道上屢試不爽:不僅對官員的政治問題進行藝術性修飾,還會對貪腐數額進行縮減性改寫。這與中共的反腐有著類似之處,那就是當官員級別到達一定程度時,官員的腐敗數額往往被降低處理,在案情公布之時往往通過三言兩語一筆帶過,從而保持國家的體麵。對於重量級官員進行秘密審判,中共往往信息發布也選擇在晚上比較晚點的時間推送。幾乎每次省部級官員被查處之時,大陸網友對貪腐數額嗤之以鼻,以“大陸官員竟然如此廉潔”之類的語句進行反諷。
沒有製度保障,腐敗鏟給誰看
在一般情況下,納粹政權通過責任嫁接、丟車保帥等手段進行象征性反腐,對無甚價值的官員進行查處,並通過媒體宣傳讓民眾看到納粹反腐的決心與力度。然而,社會民眾對納粹腐敗的態度,在統治前期,由於掠奪經濟的蓬勃發展,腐敗問題容易得到民眾的諒解與容忍,這也使得民眾對腐敗司空見慣,逐步培養了對貪汙腐敗的麻木冷漠。隻有當腐敗到了無以複加之時,社會民眾才會出現批評的聲音。大陸社會亦複如此,隻要經濟保持持續增長,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對於大陸官僚的貪腐問題基本處於不聞不問狀態,隻有當經濟停滯或通貨膨脹影響到大陸居民的切身利益之時,隻要搭乘任何一輛出租車都能聽到司機們滔滔不絕的反腐訴求,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並不認為是體製本身造成了如此龐大的腐敗群體。從他們的訴求話語中能夠明顯地發現,他們要麽希望中央政府對腐敗官員進行大力查處,要麽就是認為經濟的停滯來源於歐美國家的圍剿陰謀。 當然,在當下的中國,也有不少的人埋怨嚴厲打擊商業腐敗行為是導致經濟不景氣的原因之一,社會精英和公務員尤其認同這種觀點。毋庸置疑,目前對貪汙腐化的打擊,比當年納粹德國的所作所為要嚴厲得多,範圍也要大得多,更不要提超過中共以往的做法——即使也有很多人判斷,不管中共反腐的力度要多深,隻要沒有政治體製改革,就不可能從根本上鏟除腐敗問題。
巴約爾的研究發現與當下大陸社會一樣,因黨禁報禁,腐敗被揭發後,被馴服的新聞界再怎麽遮掩事實與刻意沉默都無濟於事時,公眾熱議而謠言四起,貪腐數額甚至會被網友不斷誇大,但是很多平民百姓對此皆稱“要是元首知道就好了”;吊詭的是,第三帝國期間,越是高層腐敗被揭露出來,希特勒的形象就越在民眾心中顯現得英明偉大。為保公眾情緒穩定,查處無靠山者以告慰,或內部鬥爭與派係分贓不均而不得不血祭一二,或時而祭出於體製無關緊要者,繼續做著“帝國夢”。一直到戰爭後期,由於戰局的失利對納粹政權構成了威脅,因貪汙腐化而造成的國家財政崩潰,更怕戰爭期間“後院起火”,隻有在這種例外狀態之下,納粹才開始有所行動。然而,越是粉飾太平,就越需要縱容腐敗行為才能完成形象的塑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帝國西牆戰事工程。巴約爾寫道,這個龐大的豆腐渣工程由於被納粹宣傳機器鼓吹為“前無古人的宏偉工程”,以致於問題叢生之時,不僅需要通過叫停調查來封堵醜聞,同時還需要對工程總監進行大肆嘉獎,通過表彰他“在建設德國西線防禦工事中的卓越貢獻”來美化帝國形象。
盡管社會民眾對貪汙腐敗會進行義憤填膺的口誅筆伐,但弗蘭克·巴約爾發現,他們對腐敗的控製並不針對納粹體製和意識形態,而是批評官員們沒有遵從意識形態,認為帝國的純潔隻是部分蛆蟲進入了體製。這與中國大陸一直以來的反腐所收獲的民間輿論大體相似,很多普通老百姓對數額碩大的貪腐案件,往往隻對腐敗官員進行口誅筆伐,並不會質疑大陸體製本身,更無從認識到這是大陸體製的必然結果,反而對大陸政府的反腐拍手稱快,使得每一次的反腐都可以讓政府重新收獲一次民心,平民百姓由此也對最高領導人更加愛戴,大陸互聯網上隨時可見的“習大大”稱呼以及被網友廣泛傳播的《習大大愛著彭麻麻》等歌曲更是被廣場舞大媽們當做背景音樂。與此相似,正如巴約爾研究所發現的那樣,德國民眾早已被納粹的強盜心態感染了,即使是普通百姓們的抱怨,抱怨的心理實際是他們沒有得到同等機會共同參與分贓,這類話語在大陸社會的日常飯局之上俯拾皆是。在很大程度上,那些動輒表現出正氣凜然的嚴厲批評者不過是匿棲社會下的假麵道德而已,大陸居民對此其實並不陌生。考慮到納粹德國反腐研究在今天的中國讀者中可能產生的警醒與評判,這樣一本利用反腐商機的書得以出版本身也是一種諷刺。
蕭軼,青年學者,現居大陸。
2. 希特勒和習近平同樣反腐敗
作者∶景凱旋(南京)
阿克頓勳爵有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這已經成為現代政治學的鐵律。無論是君主政體還是民主政體,都會滋生腐敗,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按照這一鐵律,現代極權政體擁有絕對權力,其腐敗程度隻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由於極權是以民粹為基礎,強調執政清廉,又有極大的執行力,因而曆史學家與公眾往往更關注其暴力,而忽視其腐敗,甚至認為極權製度至少杜絕了腐敗現像。在這個意義上,德國曆史學家弗蘭克•巴約爾的《納粹德國的腐敗與反腐》可以說破除了納粹的最後一個神話。
此書以大量證據表明,極權製度是最能滋生腐敗的溫床。納粹是以反魏瑪共和國的腐敗而獲得民眾支持的,但其上台後的腐敗程度卻遠超過魏瑪共和國。這是因為,納粹政權實質上是一種“將世界觀的信仰與不受任何限製的行為方式結合了起來”的一個利益集團,按照作者的說法,納粹體製是一種“政治上的恩主—門客結構”,因此“提攜黨羽、任人唯親、裙帶關係和製度化的官官相護成了納粹運動的政治經濟基礎。”這種情況下,納粹政權的腐敗不僅範圍極廣,而且是自上而下的腐敗,這成為其統治的一個重要標誌。
拿希特勒來說,他控製其領導層不全是靠領袖魅力和意識形態,而是用贈禮和資助等物質刺激。這實質上是一種血酬定律,如希特勒本人占有的名畫就有5000多幅,是盧浮宮的四倍。同時希特勒也非常重視論gong行賞,將搶奪他人的財產進行再分配,這種對自己人的物質獎賞為領導層之間的私人關係奠定了物質基礎。例如,戈林就曾將一處國家森林無償饋送施佩爾私人所有。上行下效,權貴們的驕奢淫逸、中飽私囊擴展至下層,尤其表現在占領國和集中營的下層管理人腐敗現像。
這種全局性腐敗必然會導致國家財政瓦解,民怨沸騰,因此納粹時期也不斷進行反腐運動,還專門設立了帝國反腐中央處,黨衛軍法官摩根就聲稱∶“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其他政權,能夠像國家社會主義政權這樣,對所有形式的腐敗展開如此徹底和堅決的鬥爭。”但由於沒有製度約束,國會、審計、司法和媒體都失去監督作用。正如作者所說∶“如果沒有權力監管和分權製衡,沒有針砭時弊的公眾和新聞自由,如果所有的政府機關都不遵守常規的原則,如果沒有獨立的監管機構,所有的反腐行動都注定要失敗。”
事實上,納粹反腐與民眾無關,而隻與政權穩定有關。作者將納粹的腐敗分為體製腐敗、受到寬容的腐敗和遭到打擊的腐敗。體製腐敗主要是指高層不受約束的特權,而遭到打擊的腐敗則是那些沒有靠山,對體製無用,或者是權力鬥爭中失敗的官員。希特勒本人曾發布“關於領導幹部的生活方式”,要求高官削減公務消費,但他本人對反腐並無興趣,他最關心的是追隨者是否忠誠,因而下令法庭不應當“根據正式法律的觀點,而是應當遵照黨的運動的政治需求”進行裁決。在納粹看來,假如腐敗者有“結黨營私”或“非組織關係聯係”,那罪名就比經濟上的腐敗還要嚴重。
這種政治化反腐的結果是,誰要是在體製內得寵,就會保住一切;誰要是失寵,就會失去一切。“對於腐敗分子,除非他們卷入了體製內部的權力鬥爭,或是在自己的靠山和保護人眼中失去了所有的利用價值,或是侵吞了黨及其組織的財產,否則就不必害怕自己的腐敗行為受到檢舉控訴。”如在涉及到大量高層官員的批發商內特林行賄案時,希特勒就以維護國家利益的名義不準深究,那些高官們也將受賄推給自己的妻子,稱自己不知情,最終是內特林在獄中自殺,案件不了了之。無論腐敗還是反腐,都成了加強統治的工具。
當局偶爾也懲治腐敗官員,但隻是為了安撫一下民眾,絕不會讓反腐動搖體製。許多腐敗案件或是不公開審理,或是通過黨內法庭,以降職、開除黨籍的方式處理。經濟的成就和反腐的無效,都導致民眾對腐敗的麻木。但無論如何痛恨腐敗,普通德國人仍認為上層是清廉的,不會對整個製度和統治層提出質疑,人們普遍相傳的話是∶“如果元首知道這事就好了”。而且越是高層腐敗被揭露出來,希特勒的形像就越是偉大。至於民眾批評政府官員腐敗,不是批評製度和意識形態,而是批評官員們沒有遵從意識形態。實際上,德國民眾已經被納粹的強盜心態感染了,他們“僅僅是在抱怨為什麽自己沒受到照顧”。
由此書可以看出,納粹政權的腐敗與反腐都是出於人治,而非法治。有組織的任人唯親是這個體製的基本特征,因而不可能製度化地反腐。正如作者所言∶“第三帝國的腐敗不僅是納粹運動的一個結構性特征,同時也是獨裁統治的典型結果。”換言之,正是希特勒領導層係統性地促進了腐敗現像,並利用腐敗來達到統治目的,才導致腐敗不可遏製地漫延。在權力不受任何製約的情況下,這個製度不可能真正地反腐。
景凱旋推薦《弗蘭克•巴約爾《納粹德國的腐敗與反腐》,陸大鵬譯,譯林出版社,2015年7月
——原載《共識網》;原題∶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
——看習近平的反腐”。 因為文學城的編輯設定了“違禁內容”的限製,所以改成 以史為鑒,勿忘曆史教訓
——看XXX的反腐“放得以混過關。看來中共的黑手已經伸進了文學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