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哪裏聽曲藝呢？ __關於夕陽藝術的話題(4)

今天說起聽曲藝，很多年輕朋友都會被搞糊塗。什麽是曲藝啊？不明白。但是你如果說聽相聲，還是有人會知道的，但是不知道相聲隻是曲藝的一個品種而已。相聲可能是當前還有一些演出活動的唯一的曲藝形式了。回想我自己第一次接觸到的曲藝形式就是相聲。我兒時每個周末都看京劇，主要是川西公安廳前進文工團的，或者是成都京劇團的。川西公安廳前進文工團有一個出色的醜角演員婁外樓。婁先生技藝全麵而精湛，除了演京劇很出色，相聲也說的很棒。他經常會在京劇開演之前來一段相聲。婁先生的相聲是我們這些小孩子的最愛，受歡迎的程度勝過團裏的名角兒蔣叔岩和王茵（王蝶豔）。我那時懵懵懂懂地搞不清相聲和京劇有什麽關係。及至侯寶林先生的喜劇電影《遊園驚夢》熱映，我才懂得原來相聲是一門獨立的藝術形式。記得是在1958年初，一次京劇晚會開始前一位身著墨綠色旗袍的女子登台唱了一個清音段子《小放風箏》。她那清脆悅耳的聲音霎時間抓住了每一個觀眾。我第一次聽到這種銀鈴般的歌喉，頓時驚為天籟。在觀眾熱烈的掌聲過後，她又加唱了一段《青杠葉》。後來聽大人講這位歌者叫李月秋，是四川有名的清音演員，在不久前舉行的莫斯科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節獲得金質獎章。那時清音，相聲以及其它曲藝形式都是在街上的茶館裏演出。自從李月秋在國際上獲獎，侯寶林，郭啟儒等在全國的走紅，曲藝開始真正地登堂入室，進入了大劇場。一時間曲藝藝人進入大劇場演出成為藝人解放翻身和政治地位提高的象征。隨著以後的公私合營，藝人們被納入國家幹部編製，也讓那些藝人們興奮不已。加上演員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樣的說法，在在叫人覺得戲劇，曲藝，電影的唯一功能就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1），至於文藝的娛樂功能再也無人提及。

 

其實，在那個時期大多數的曲藝藝人還是在茶館裏演出。那些留在茶館演出的藝人屬於集體所有製人員，工資和福利比之納入國家編製的演藝人員差了很多。那時我們可以在劇場裏欣賞李月秋的演唱，也可以聽到著名的揚琴大家德娃子（李德才），金錢板藝人鄒忠新等人的演唱。那些還在茶館裏演出的藝人被宣傳和介紹的機會就少了很多。盡管如此，茶館裏的藝人並不特別沮喪，因為每晚茶座裏都滿蕩蕩的，聽眾的掌聲溫暖著演員的心。我是沒有機會去茶館裏聽曲藝的，首先父母長輩就不允許。茶館是“有教養家庭”小孩子不該去的地方，這是那時侯社會的共識。當時我中學的一位教物理的老教師每晚都到人民公園附近茶樓聽揚琴，我也很想去一下，但始終沒有機會走出這一步。隻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在人民公園的遊園會上聽到四川竹琴名藝人楊慶文先生的一個小段子，是關於學雷鋒做好人好事的故事。楊先生一手指尖指尖拍擊竹製的道筒下端；另一手持兩塊竹製的簡板擊打，板的上端係有小銅鈴，簡板相撞時鈴響板響，發出鏗鏘清脆的音韻。這看似簡單的樂器，並沒有寬廣的音域，僅靠節奏的變化和歌者舒緩有致的演唱令人著迷。這是一次難忘的體驗。我翻看了一些書籍，了解到四川竹琴又稱“道情”，或稱漁鼓道琴，在四川有很大影響。在曆史上還出過被那時期著名文人墨客所熱烈推崇的琴聖賈瞎子。我那陣子在劇場裏還聽過著名京韻大鼓藝人蓋蘭芳的演唱。她寬廣明亮的聲音和清晰的吐字令人印象深刻。連中國三四十年代最有影響的大歌唱家之一郎毓秀教授都和他交朋友，虛心向她學習。四川本地有不少曲藝品種，除了清音，竹琴，荷葉，車燈，揚琴，評書，相書（口技）和金錢板等本地曲種外，還有從四十年代來自北方的京韻大鼓和相聲，以及後來入川的山東快書。 通過廣播節目我進入了曲藝藝術的百花園，欣賞著千姿百態的各種曲藝奇葩。我自己雖然沒有機會經常到茶園去聽曲藝，但是因緣際會，很早就接觸到了各種不同的曲種。我那時小學的兩個代課老師盧高旭和高原是來自重慶的文藝青年。他倆曾經在重慶話劇團的《雷雨》裏分別飾演周萍和周衝兄弟。高原老師好像是北方人，有很高的表演天賦。他沒有什麽教學經驗，但是最受學生歡迎。他的致勝法寶是在完成教學計劃後，留出一些時間講鬼故事。他還好幾次拿出兩個金屬片一邊敲打，一邊唱山東快書。我們聽過他的《武鬆打虎》和《趕集》等段子，很引人入勝。高老師讓我這個南方小城的少年第一次知道了山東快書這門曲藝，激發我的興趣去收聽收音機裏播放的高元鈞先生的一係列表演。

 

隨著各項政治運動的展開，曲藝演出的曲目越來越少再後來，曲藝漸漸沒有人愛聽了，尤其是那些在大劇場演出的曲藝，多是一些緊跟形勢的標語口號樣的東西，極其無趣。人們覺得沒有必要每天在工作單位完成了政治學習，晚上還要花錢買票到劇場再學習一遍。倒是那些還在茶館演出的藝人們因為集體所有製單位 自負盈虧的性質，必須為生存考慮。他們在唱配合政治形勢的節目外，夾帶著唱一些傳統段子。唯其這樣，還留住了部分聽眾。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各種曲藝基本絕跡於舞台，唯一還由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演出的曲藝形式是天津快板書。那個年代過來的人很多都記得《王光美訪印尼》這個段子。那真是在文革派打到劉少奇的戰鬥裏派上了用場，真正成為階級鬥爭的武器了。在聽相聲是文革結束後。相聲是第一個引起轟動的曲藝品種。文革結束後比較短的一段時間諷刺江青和“四人幫”的相聲大受歡迎，甚至成為最受歡迎的表演藝術形式，其中薑昆的《照相》是一個代表。但是很快，相聲受歡迎的熱潮就消退了。我想一個原因是國家政治形勢趨於平靜，以諷刺為特征的相聲就不那麽有市場了。首先，諷刺誰？這就是一個很難拿捏的問題，搞不好會犯政治錯誤，沒有人敢輕易去碰的。這也看出一個問題，即每一種藝術形式都有其長處和局限，相聲最適於諷刺和批評，如果離開了其最適合表現的題材，而硬要用它去表現一些它不適用的題材，那就會搞得很糟糕。根據老舍原著改編的電視連續劇《四世同堂》上映，讓京韻大鼓又紅了一陣。小彩舞（駱玉笙）慷慨激昂的一段《重整河山待後生》讓新一代的觀眾們領略到了京韻大鼓的魅力，其中許多觀眾還是第一次聽說大鼓。但是好景不長，曲藝還是和戲曲以及其它舞台表演一樣一天不如一天。隨著小品演出的盛興，相聲也漸漸成了小眾藝術。

 

自從我二十多年前到美國，我接觸了各種流歌曲，藍調，鄉村音樂，饒舌歌曲，爵士，搖滾……等。我總是在想，這些流行歌曲和中國傳統的說唱藝術其實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他們都適宜於在小範圍的觀眾眾場合演出，比如咖啡館，茶館，歌舞廳，還有公園裏的草坪上。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種表演形式需要和觀眾有最直接的情緒交流和各種的互動。中國觀眾熟悉的西方流行音樂都是那些已經成名的歌星們的演出。這些歌星，搖滾巨星都有相當的影響力和機會在萬人體育場開演唱會。香港，台灣成名的歌星歌星也是如此。但是在西方，在美國這卻不是常態。大多數的樂隊都是人數很少，定期或不定期地在當地或外地巡回演唱。這些樂隊規模不大，所需資金也不多。樂隊的成員有經過專業訓練的，也有不少業餘的。在西方專業和業餘之間並沒有嚴格的界限（很可喜的是中國也逐漸地朝這個方向走）。樂隊的成員們大多不能完全指望演出來養家糊口，而是有另一份能掙到麵包的工作。美國的街舞也是如此。有時一個居民小區的幾十戶居民聯歡，聚餐，也會有當地小孩子組織的樂隊演出。觀賞者可隨意捐助。這種演員和觀眾的密切交流互動，使演員們得到靈感，促使他們創作出更好作品。就是在這麽普及的情況下才出現了邁克.傑克遜，碧昂斯，惠妮休.斯頓和麗迪.嘎嘎等世界巨星的。另外，演出者對演唱的作品負責，從創作到演出都是很自由的，沒有審查製度，也沒有人做各種政治方麵的限製。這些流行音樂的歌詞大多暗合了了中國古代《詩經》的傳統，“詩言誌，歌詠言”，直抒胸臆，淋漓盡致地表達個 人的情感。我的同事和朋友中也有搞樂隊的，我們還曾經相約組隊演出。音樂人們組織樂隊的目的就是娛樂，說實在的，我還沒有聽說哪一個樂隊以人類靈魂工程師自居的。如果真有這樣的樂隊，那一定會成為笑話。有時候聽著他們的演唱我會想，這和中國的曲藝有多大區別呢？如果中國的曲藝藝人能自由地創作，那演出的效果不一定就輸於西方流行音樂。我也注意到搖滾音樂抨擊時政的比較多，而鄉村音樂唱愛情和個人生活小感受的較多。而藍調 和靈歌自由敘事抒情的特點比較突出。也即是說各種音樂體裁適應與特定的內容。1949年以後的大多數文藝體裁都要求“寫英雄，唱英雄”，而對諷刺和批判的內容有諸多限製。種種限製讓藝人們無所措手足。雖然有像馬季那樣的天才藝人居然能用相聲這種形式來進行歌頌，但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其實，馬季的那些歌頌類的相聲效果並不如那些嘲諷性的作品，也不那麽好笑。起碼，我自己覺得笑得比較勉強。縱使全國相聲藝人都有馬季那個能耐，用相聲來歌頌還是有限度的，大多數時候是力不能逮。很難設想怎樣用相聲去表現文天祥，劉胡蘭，南京大屠殺等內容。內容和形式的統一應該是藝術創作的一個基本規律。

 

由於傳統曲藝都是在茶館或小劇場演出，便於近距離和觀眾交流，演唱就不需要用麥克風。曲藝進入大劇場的結果使“小蜜蜂”成了演員必備的利器。我個人總感到這種嘈雜的電聲既刺耳，也叫人感到不親切。搞音樂的都知道人聲是最自然而親切的，器樂演奏的效果越接近人聲，就越能感人。中國傳統的說法“絲不如竹，竹不如肉”還是有道理的。現在西方的公共衛生專家也把嘈雜的搖滾樂演奏，尤其是重金屬音樂列為噪音汙染。從這個角度講，我也主張曲藝回到茶園或小劇場。近幾年郭德綱的德雲社倡導茶樓和小劇場相聲，也試圖恢複相聲逗笑娛樂的特色。郭德綱說：如果相聲都不搞笑，那就太搞笑了。這是一個明白人的話，也是老百姓對相聲的期望。相聲和曲藝都隻是，也隻應該是老百姓願意掏錢去聽的東西，而不是什麽高台教化，政治說教。德雲社的努力也確實吸引了不少年輕觀眾，甚至一些年輕知識分子也投入到相聲界。如果說侯寶林這一代的藝人把曲藝從茶樓帶到了大舞台，擴展了藝人們的眼界，從一定程度上淨化了舞台，那麽郭德綱們把曲藝又帶回了茶樓，回到她最初生長的土壤，走近她的基本觀眾。德雲社的努力也使我感到曲藝並非注定要衰落，滅亡的，或許還是有救的。去年網上瘋傳的一個說唱段子《老子明天不上班》就讓我又一次對曲藝的明天充滿希望。成都青年謝帝的這個作品強烈表達了對現實社會一些弊病的痛恨和批判，很有些當年“披頭士”的精神。這個段子也引起了《中國好聲音》的關注。不幸的是，因為 《中國好聲音》節目組的自我審查，《老子明天不上班》這麽一個充滿活力的精壯小夥頓時變成了公公，《老子明天不上班》這個段子也就無疾而終了。我感到在我們的國家仿佛有一種力量總是企圖把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東西扼殺掉。無獨有偶，今年早些時候由新聞說中央決定對街頭“大媽舞”進行整頓，要編出一套規範動作，讓各地大媽們效仿，還要比賽，看誰的動作更準確。都是二十一世紀了還有這種愚蠢的政令出現，確實讓人訝異。現在國內很流行的大媽舞，廣場舞就是中國的街舞，充分體現了大媽們的熱情，對生活的愛，這就是群眾的藝術創作。舞蹈的花樣越多，形式越不一樣，越好，越應該鼓勵才是。這些政令的製定者們好像就是專門以扼殺老百姓喜歡的娛樂方式，奪去人們的快樂為職誌的，連大媽們的這點創造精神都不能容忍。這種蹣頇無能的官員可把中國的藝術害慘了。

 

現在中國的曲藝還處於一個艱難的時期。曲藝的希望在民間，曲藝和其它藝術一樣一定要回到滋養她的大地，回到人民的懷抱。能不能實現這一點，特別沒把握。說不定在春天到來之前曲藝這朵花就已經消亡了。我們要到哪裏聽曲藝呢？

 

 

宋喬  2015年11月23日  於木鴨院

 

（1）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