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土煙是什麽時候開始在中原內地種植的問題，通常人們都采用嘉慶年間書法家包士臣的説法。嘉慶二十五年他在《庚辰雜著》中寫道：“此物內地無種”，“自嘉慶十年後，浙江臺州、雲南土司亦有種罌粟取膏者，然必轉販至澳門，加以藥材，方可吸食，是內土以待成於洋藥，仍不得謂為內物。”也就是從那時開始，中原內地雖然有種植可采取鴉片的罌粟，但若想製成可吸食的鴉片成品仍得先販至澳門加工才可，內地尙無此技術，嘉慶十年就是1805年。生産鴉片有兩個技術過程，一個是從種植到取汁，這個汁幹燥後還要經過一番處理再加工才能吸食，包士臣所説的販至澳門就是指的後一道加工技術。
台灣有學者查到資料稱孟加拉政府發現在1827年有交阯的一個中國人由印度學得鴉片製法，引入雲南。這個技術在中原內地的推廣似乎不是很快，因爲到道光十三年（1833年）林則徐説：“以臣所聞，內地之所謂葵漿等種者，不甚行銷，而必以來自外洋者方爲適口”。這裏含有另一個信息，也就是除去外來的技術，中原內地之人也一直在摸索如何製造鴉片的方法，雖也製成了鴉片，但質量不是上乘。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階段滿清朝廷對待鴉片的態度還是以禁爲主的。
這種狀態的改變是從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原內地的罌粟種植突然暴發，從東南、西南及雲南漫延至所有華夏及邊陲全域，不管是中原、新疆、蒙古還是關東，隻要是有人的地方則就有種植罌粟之業。而製造鴉片的方法也隨之播散了開來。鴉片的全麵開放是在鹹豐八年（1858年），書本上説的是英國迫使滿清開放煙禁，但我的看法是此時滿清在中原已經糜爛到幾乎無可收拾的地步，天平天國、湖南、台灣、福建、雲南、貴州、粵省等反抗滿清朝廷的力量正在蓬勃發展，烽煙四起、戰火紛飛，八旗和緑營要打仗最主要的問題是兵餉無著，因此朝廷不得不廢除鴉片禁令，進口合法化以廣稅源維持統治。
外國及東南亞販到華夏之地的鴉片在中原是由漢人的商幚及幫會進行轉運販售的，歷史書上不講或沒有明確講出的是，販至華夏的鴉片並非都是由東印度公司運來，東南亞的新加坡、爪哇、菲律賓、檳榔嶼（今馬來羣島）、安南與暹羅皆有大量鴉片輸入進來，而從事者幾乎都爲華僑，也就是漢人。鴉片與煙草混合的吸食方式據研究就是由在爪哇和菲律賓的閩粵籍華僑帶回到原籍的，當年英國占領東南亞時有大量的閩粵籍華僑在東南亞經商。但安南的情況有些不一樣，原來安南也無鴉片，閩粵籍商人在東南亞販來鴉片到安南換米，把鴉片引入到那裏，當安南出産鴉片後，閩粵籍的商人又把那裏産的鴉片販到華夏，鴉片毒害華夏大地，漢人自己的功勞亦是非同小可。鴉片進入中原的途徑幷非僅是沿海一帶，有記載指有由西南經交阯銷往雲南的，亦有俄國方麵曾從新疆販入鴉片，幷銷往蒙古、甘肅等地的記錄，但未有指明其為俄人還是華人。
在中原的販售者以閩粵和山西商人爲主，這從滿清的檔案中可以明顯看到。閩粵商人主要是從事在海上把鴉片輸入到港，而山西商人則把輸入至港的鴉片分發到中原的各地。道光元年江西道監察禦史郭泰成上奏：“臣聞近日山西太原府屬之太穀縣，汾州府屬之介休縣等處，竟有富商大賈私販鴉片煙以牟厚利者。”山西商人在嘉道年間操控了兩浙、雲南、長蘆、河東、四川、福建等地的鹽，進而也把控了有關聯的其它商品，如與日本長崎交易的銅、與英國之間的廣東茶葉貿易等。道光十一年山西巡撫勒清阿上奏：“查明山西省尚無栽種鴉片煙地方，惟太穀、平遙、介休各縣民人，多在廣東及南方各省貿易，日久沾染，頗有嗜食之人”。
山西商人在滿清入關之際爲其提供了軍需，而且在隨後的征服平定新疆和邊地時繼續提供軍需，從而取得特許進身爲內務府的皇商，並且取得採購日本銅、爲滿清購買駝馬、毛皮等的專營權，山西商人還控製著對蒙古、新疆、中亞及俄羅斯的茶馬貿易。資本不管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其本質都是一樣的，它僅注重利益，別的全不在乎，不要試圖為它貼上某種標簽。從山西商人用資本幫滿清打敗同族的漢人穩定天下到使用同様的資本把鴉片擴散到所有它能到達的地方就説明了這一點。
在鴉片興起之前，山西的錢莊票號尙沒有成形，隨著鴉片貿易的越來越盛，錢莊票號也開始遍布全國各地。兩者成長的時間綫如此地密合，是不是可以説是鴉片貿易促使全國的金融事業發展起來，同時也建全了滿清全境範圍內的商業網，因爲錢莊票號和商業網在鴉片進入之前中原也隻是在沿海的幾大商業區域有所萌芽，對內地特別是邊遠地區根本是沒有一點點成網的可能性。這也證明一個事物總是有兩麵性，大害之鴉片不成想卻成為華夏從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一躍而進入了商品經濟的切入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