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維新使日本改麵換貌，中國共産黨從中學了很多，但卻有一點讓紅朝太祖給舍棄掉了，那就是在紅朝前三十年是堅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要消滅所有知識分子。而日本之所以維新成功，是實行了所謂的“學術非為學術之學術，而是為國家之學術，教育非為學生之教育，而是為國家之教育。”國家主義教育最終目標幷非是為學術硏究和個人成長服務，相反卻是要把學術硏究和國民個人捆綁在所謂的“國家”名義之下，實質上就是要以國家主義教育的方式統和日本國民意誌，讓國民養成效忠天皇、效忠國家的認識，從而可以在短時間內塑造出符合明治政府要求的近代“國民”，使日本盡快實現富國強兵、對外擴張的目標。回望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四十年的教育，是不是與日本明治及昭和前期的教育方針有著顯著的同一性，這也是爲什麼中國在改革開放後能取得驚人進步的動力。可惜的是現在的中國大陸與日本二戰前的情形一樣，雖然國家在富強的道路上前進，但民衆卻僅有少數人得到了收益，大多數百姓的生活並沒有多大的改善，似乎一直在原地踏步。不過對外的野心從“大東亞共榮圈”擴展爲麵向全世界的“一帶一路”，不可謂不驚心動魄。
歷史是多角度的，從河田及其周圍人員所留下的文字中，我們可以品到其中含有的別樣意味。比如讀了下麵的這段話，是不是可以理解爲她到滿清從事女性教育事業是完成她父親的願望，也是迎合了當時日本興起的“日中親善論”的風氣。“那時無論是政治家還是學者，都很重視漢學，內心中都懷有對中國的崇拜之情，絕沒有輕視中國的想法。父親始終認為，為了實現日中攜手為東亞帶來和平，我們必須認真研究中國的情況，同時也要以溫和的心態去與中國人接觸，贏得他們的信賴。”因爲她父親是明治維新的第一代人，是不是也可以理解在那個時期的日本普通知識分子中，贊成與滿清聯合以與列強抗衡曾經是一種比較強的思潮。也可以從另一個方麵來思考，日本明治維新後産生的國策，雖然在精英階層中得到了大多數的支持，但仍有不少知識分子認爲光靠日本自己的能力，尙不足以對抗西方列強，因此希望與滿清聯手。不管是哪一類的知識分子，他們統一的認知都是大和民族囿於孤島是沒有出路的，而且認識到想要開辟新天地那對滿清都是誌在必得的。
父親對河田操子的影響，在她的各種著述中都有明顯的表逹。“當看到、聽到友人福島安正將軍單騎遠遊西伯利亞，同鄉川島浪速君在中國開展各種活動，父親經常會羨慕地説，如果我還年輕，我一定要去中國。”如果再寬容一些地從爲人子的角度去觀察，是不是可以這樣地理解：河田操子自幼?母，為了報答孤獨一生養育自己，幷時刻懷有遠赴中國心願的父親，河原決心“要以某種方式安慰父親，讓他高興滿足。這種想法時時出現在腦海幷驅動我去做些什麽。因此，我去中國、去蒙古、説是盡女兒的孝心也可以，但自己感覺更多的是代替父親去完成他沒能實現的夙願。”我覺得家庭因素應該是符合河田操子遠赴滿清後來又赴蒙古進行教育活動的動機的。用另一種方式表逹，那就是河田操子是懷著日滿親善、日蒙親善的動機來到大陸的，但明治時期的全民國家主義教育又使河田操子養成了“爲國家、爲君主獻身”的意誌。從此兩點出發就可以理解爲什麼河田操子的滿洲及蒙古之行中有著的那些後人並不全然接受的舉止行爲，她重視教育，以身做則，並與滿清及蒙古爲善，親歷親爲、一心一意地從事大陸的女性教育。但同時她又主動接受日本政府所遣而收集情報，支持日本政府的大陸政策。這後一點一定要搞清楚，她確實收集了情報和支持戰爭，但並非是針對滿清和蒙古的，而是針對沙俄對滿清及蒙古的侵畧。
河原一生經歷了中日甲午戰爭、在關東土地上發生的日俄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有人出於各種原因稱其爲“間諜“，但她本人生前曾極力反駁過這種論調。“如果説是間諜或特務的話，那應該是喬裝打扮幷以某種身份潛入敵人內部，秘密偵察敵方的情況。但是我是作為女老師公開住在王府內，主要工作也隻是女學堂的教學任務，兼有起到一些增進喀喇沁王和王妃的親日思想的作用。當然也做了一些與特別任務班有關的聯絡工作，但我認為這幷不是什麽間諜特務工作。作為一名日本人，當有値得懷疑的人出入王府、有可能做一些不利於日本的事情的時候，我也會積極地報告。這些報告都屬於僅供有關方麵參考判斷的內容。因此，我的行為與以欺瞞的手段探知敵方秘密的間諜行為是有根本上的區別的。”這讓我想起幾年前在美國及加拿大掀起的“中國間諜”潮，在當時的輿論氛圍中，似乎北美遍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間諜。特別是那些乳臭未幹的黃毛小兒，在“吳京”們的鼓動下，似乎“雖遠必誅”是他們的天職，雖然他們並不曉得哪些人屬於“雖遠必誅”者，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從心裡堅信，不管他們做了什麼“祖國”都會隨時接他們回家。殊不知享有專機接回家的隻是“大公主”孟晚舟，就連辦公室掛著與中國國級領導人合影並在加拿大搞出紅旗插滿國會山的唐煒臻也不得不在加拿大住進牢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