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軍國主義雖有其歷史必然性及地域特殊性，但從廣義上講對現今中國大陸的軍國主義仍有極大的借鑑及警示。日本幕府時期的對外政策幾近於滿清，是完全地閉關鎖國，不僅如此，日本人就連在各大名之間的遊學如果沒有手令的情況下也是不允許的。比如被尊爲明治維新精神領袖的吉田鬆陰，就曾因無出藩手令私自去日本的東北部遊學被判擅自脫藩而得到褫奪俸?的懲罰。對當時的日本而言，滿清是龐然大物，不但地闊而且人衆，就似有人言之，中國一人一口吐沫就把它淹了。一八四一年滿清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完敗促使日本幕府看見紙老虎的底牌和自己的處境，因此而不得不放棄了對外國艦船的驅除政策。在多次地與外國軍艦的交流下，日本幕府自美國黑船事件後又不得不一次次地被迫簽下了現今中國人仍舊稱之爲“不平等”的條約，違心地向列強開放國門，並漸漸地淪爲了半殖民地。聽起來很熟悉吧，這就是滿清麵對列強歷史的復印件。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滿清，還發生在日本，而且遍及亞非拉，我們熟悉的東南亞和南亞，幾乎都是同樣的情況，甚至更嚴重，也就是成爲了殖民地。所謂的半殖民地，我們過去所受到的灌輸就是沒有一點好處，但日本人看到的卻是從黑船事件開始，現代文明走進了日本社會，促使其變革，就象二戰後盟軍佔領日本，把民主帶到了日本社會一樣，完成了日本脫亞入歐的質變。滿清經歷了二次鴉片戰爭，其統治觀念仍一如旣往，但日本經過了一次類似於鴉片戰爭的黑船事件就很快地結束了幕府統治，大步跨入了現代的日本。
關於以上對日本人得出的結論我以黑船事件爲例描述一下，當然我這裡所説的日本人，並非指的是普通的日本民衆，而是日本大和民族中對民族、國家抱有責任感的精英階層。這種精英階層無論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都存在，他們可以接受外來的東西，可以吸收文明，跟上世界的前進步伐。但從另一個角度去衡量，這個精英階層在汲取外來營養時，也會自我發展，當其受到極端主義、新興狂熱宗教（原來的同義詞是異教及邪教）再加上民族主義，就會走向歧途，日本軍國主義就是這樣産生的。
十九世紀初期，日本是世界上最爲封閉的國家，同一時期滿清和朝鮮也實施著封閉的國策，以某種程度而言日本的“鎖國”政策甚於滿清。日本的“鎖國”是指除去與有限的幾個鄰近國家，如滿清、琉球、朝鮮等及荷蘭尙保持一定的往來關係外，與其它的國家及地區根本沒有國家間的關係及貿易交往。幕府嚴格限製外國人的來訪，不僅如此，對日本人更加嚴酷，不但不許出國和回國，就連在日本本島旅行也受到嚴格的限製，若沒有“手令”則不許在各“大名”之間通行，否則按“出藩”處置。什麼是“手令”？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那時出差是需要介紹信的，出差是那時的人到外地的唯一理由和目的，在那個年代“旅遊”、“觀光”是想都不要想的，而“自駕遊”這個詞在中國大陸尙未被發明。別提有限製，旣使沒有限製普通大衆也去不了別的地方，因爲“貧窮限製了想象”。除去介紹信外，如果是出省就還要多一個介紹信，用於去糧站換取全國糧票。而要去的地區爲邊境地區則要另辦中華人民共和國邊境管理區通行證，簡稱“邊防證”，深圳在變成特區後的前二十年，內地人去仍然需要辦理邊防證才能進入，今天雖然不再要求，但政府並未公開宣佈取消，也就是隨時可以恢復的狀態。至今進出新疆和西藏的一些市縣仍需辦理“邊境通行證”。從一九四九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鎖國”程度要甚於日本在十九世紀初期的“鎖國”，而且在世界歷史上也不多見。這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其國民的待遇與一八六二年前的美國奴隸主如何對待黑奴有得一比。相當多的“鎖民”政策及策畧都來自於明治維新前的日本、朝鮮及滿清。這個介紹信就是共産黨學自日本幕府“手令”的進化版。
説日本的鎖國甚於滿清，是因爲當時的滿清對國境的實際管理還是比較鬆懈的，比如允許漢人國民自行出國去往日本長崎交易，而且也允許外國人訪問有限的幾個港口。朝鮮的情況也有些特許的例子，如每年向滿清派出朝貢使團或迎接滿清派出的使團，這個使團也行使著國家間的貿易行爲，朝鮮還對民間商團與滿清的私下貿易行爲睜一眼閉一眼，甚至允許各國基督教的傳教士入境。日本的鎖國政策甚至包括對官員的出入境禁令，雖然允許滿清商人進入長崎交易，但卻不允許日本人去滿清，更是禁止所有外國船隻進入日本，隻有朝鮮、琉球、滿清及荷蘭的船隻是例外。最奇怪的是日本的漁業自古爲重要産業，而漁船在海上的失事是常見的，因海難而漂流海外的日本人，也不問其情由一槪不許回國。
有一個事例可以説明當時日本政策的嚴酷。一八三七年，美國“馬禮遜”號船從澳門啟航去日本，船上有七名日本難民，他們是因漁船失事分別漂流到加拿大和菲律賓之後被轉送到澳門的。“馬禮遜”號船載著他們回去日本，但在江戶灣及鹿兒島都遭到了炮撃不能靠岸，因爲日本實行“異國船驅逐令”，因此無功而返。乘坐該船的傳教士衞三畏（Samuel W. Williams）把事件眞相在倫敦、紐約及廣東的報紙上揭露出來後，不但在國際上引起極大反響，在日本國內也産生了轟動效應。日本的學者渡邊華山和高野長英都著書批判幕府的鎖國排外政策，但結果卻是分別遭到了軟禁及終身徒刑。這樣的事對日本人而言不但不能做，旣使是談論也會禍從天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