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山與福山
知亦難
5月初，王岐山會見了福山。國內官媒未見報道，但一篇談話實錄卻通過微博與微信在坊間流傳。王岐山獨占會見90%談話時間的“麥霸”作風（劉瑜語）和“像玄學討論”般的談話(福山語)引來不少議論，但福山從曆史終結論到國家能力論的轉變卻更令國內思想界側目，歡呼者有之，不解者有之，質疑者亦有之。
福山不是一般人。二十六年前，柏林牆倒塌前夕，蘇聯還未解體，他已經預言了西方的勝利，一篇《曆史的終結？》成為當代政治思想史上最著名的論文之一，以黑格爾式的曆史決定論大膽預言，西方的市場經濟和自由民主製度將是人類社會製度演進的終點和最終的政府組織形式 ——“王子和公主從此將過上幸福的生活”。這篇論文讓年輕的福山聲名鵲起，一躍成為當代西方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和自由民主製度當之無愧的代言人，風頭一時無兩。
然後時光荏苒，歲月如梭，好日子並沒有持續太久。蘇東轉型並不順利，9.11恐怖來襲，美國在伊拉克和利比亞推翻了專製政府卻留下了滿目瘡痍，美國的經濟也出了大問題，遭遇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而與此同時一直沒有實行自由民主製度的中國卻逐步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和影響力與日俱增，“中國模式”橫空出世。曆史顯然沒有終止，也沒有停留在1989年，而是一刻不停地來到2015年。
作為一個勤於思考、與時俱進的學者，福山沒有原地踏步。他2011年出版《政治秩序的起源》，2014年出版《政治的秩序和政治的衰落》，研究視野從西歐、美國、蘇聯擴展到希臘、德國、中國、意大利、印度、拉美甚至阿拉伯世界。他提出新的觀點，認為現代自由民主國家包含三個基本要素：國家能力、法治原則和問責製度。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必須找到三者之間的微妙平衡，才能真正實現“長治久安”。國家通過行使權力來維護穩定和秩序，而通過法治原則和問責製度來確保權力用於公共利益。福山並沒有收回自己的觀點，而是更具體地開出了走向“曆史終點”的“藥方”。
他同時強調這幾個要素的發展應該有先後順序。他引用美國開國元勳亞曆山大·漢密爾頓的名言：“對於一個好政府來說，執行力是第一位的。它可以使一國免遭別國入侵，它可以保證法律的有效執行。不管一個政府基於怎樣的法理基礎，如果缺乏執行力，它都是壞政府。” “軟弱的管理是糟糕的管理的代名詞;假如政府軟弱無能，不管它理論上是什麽樣子，實際上它就是糟糕的政府。”用他的恩師塞繆爾·亨廷頓的話說，“一個政體在限製權力之前，首先必須行使權力。”
基於這樣的視角，他在新書中對中國的國家能力給予了充分肯定，並建議中國在加強國家權力的同時，優先發展法治，因為缺乏法治框架的民主對國家和人民都隻能是巨大的災難。他援引歐洲的曆史經驗指出，曆史上對絕對權力的製約並非首先來自民主，而是源於法律。譬如1215年英格蘭國王被迫簽署自由大憲章，由此逐步確立“國王也在法律之下”的基本原則，而後英國才逐漸發展出有序的民主。而橙色革命和茉莉花革命之後的亂象，也深刻地說明，沒有法治，貿然實行民主隻能帶來內戰和混亂。
這樣的觀點，顯然很對中國政府的胃口。而他從曆史終結論者到國家能力論者的轉變，特別是對中國政府治理能力的讚賞，似乎更具有標誌性意義，更能向世人證明中國道路的正確性。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王岐山會見了他，並通過他向世界發出了些“信號”（王岐山語）。
王岐山的第一個信號，有點令人吃驚，但也令人欣慰。他首先表達了對人類基本價值的認同，認為東西方文化雖然在形式有很大差別，但在核心的本質問題其實是一致的。人類文化的最基本的要素其實中國都有。甚至福山講的國家、法治、問責三要素在中國的曆史裏都有DNA。
這貌似平淡的表態其實含義深刻。王岐山沒有用普世價值這個詞，但官方公布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卻明確包括了富強、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全世界人民都認同的價值觀。雖然這些詞的含義在中國會有不同，但對基本價值的認同，正是中國持續融入世界的基礎。無論中國的道路多麽有“中國特色”，中國人也同英國人、美國人、日本人、印度人、伊拉克人、埃塞俄比亞人一樣，有權過上富足、自由、有尊嚴的生活，而政黨執政和政府存在的全部目的，就是要幫助本國人民過上這樣的生活。如果連人類最基本的價值都不認同的話，政黨再強大，政府能力再強，也沒有任何意義。
對人類基本價值觀的認同是王岐山和福山對話的基礎，其實也是福山曆史終結論的基礎。在福山看來，民主自由體製之所以代表了曆史發展的方向，並不僅僅因為市場經濟帶來的物質極大豐富，而在於民主自由體製能幫助人類實現終極的價值追求，那就是和平、自由、富足和尊嚴的生活。隻要人類的本性不變，追求的價值不變，無論曆史的具體進程多麽曲折，無論現在還有多少人生活在不同的國家形態和意識形態之下，隨著全球化的進程逐步深化，必然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接受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接受市場經濟、法治社會、權力製衡的國家形態，曆史終將會終結。這與100多年前，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所說的“世界潮流，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其實是一個意思。
如果說二十六年前，福山以《曆史的終結？》指出了曆史發展的大方向，那麽今天他的兩部新著作則開出了邁向自由民主國家的新藥方，那就是國家、法治和問責三者的辯證統一。如果福山的論點成立，那麽今天的中國，就不能再沾沾自喜於國家的強大，而急需加強法治與問責的建設。
幸運的是，執政黨顯然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把法治建設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王岐山的第二個信號，就是要用法治手段來治理腐敗，但這個法治是中國特色的法治。在與福山的對話中，王岐山用很大的篇幅討論長期執政的黨自我監督的問題，坦言自我監督、自我淨化壓力很大，難度很大。甚至提到醫學上自己給自己開刀的唯一例子，是俄國西伯利亞的一位外科醫生給自己割過闌尾。“這是唯一的病例，說明自我更新、自我淨化很難。”
既然自我更新這麽難，有沒有考慮引入權力製衡和外部監督?王岐山給予了否定的回答。他斬釘截鐵的回答福山，中國的法治必須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法治，不能搞司法獨立，這就是中國的特色。
王岐山的這一表態，相信福山並不認同。福山提供的法治方案是法律至上、三權分立、保護人權意義上的法治；福山所說的問責，主要是通過公正公開的民主選舉，促使政黨和政治家對人民負責。王岐山顯然沒有接受這樣的方案，而是強調中國特色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是，一個長期掌握權力的政黨和集團，能否完全依靠自我監督、自我淨化來避免腐化？世界範圍內沒有先例，中國漫長的“治亂循環”的曆史更說明依靠明君、酷吏、禦史大夫和錦衣衛不僅無法根除腐敗，反而會滋生更嚴重的特權和腐敗。阿克頓勳爵的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使人腐化”並不是危言聳聽。如果隻依靠內部的力量，反腐可能不僅會半途而廢，而且會變本加厲。如果要突破怪圈，執政黨必須勇於創新、另辟蹊徑。
但在創新的問題上，王岐山的所給出的答案並不令人樂觀，因為他的第三個信號是要更多地借助中國本土的文化資源。在同福山的談話中，他反複說到人類文化的最基本的要素其實中國都有，關鍵是如何把其中好的東西發揚光大。雖然他提到“中華民族要吸收西方文化的好的東西，世界上各民族的優秀的東西都要吸收”，但落腳點其實是強調“優秀的DNA中國文化中就有”。
必須承認，無論是從意識形態、路徑依賴，還是文化認同的角度，從中國的傳統和典籍中尋找法治和問責資源，都是一條捷徑。但問題是，這條老路上的法治和民主資源足夠嗎？眾所周知，中國文化在加強中央集權，維持專製統治和社會穩定方麵經驗很多，但在治理腐敗、保護人權、維護人民尊嚴方麵經驗很少。中國傳統文化中也許可以找到關於法治和問責的零星的DNA，但絕對不是主流，無論是王岐山在會談中提過的老子、孔子、王陽明，還是沒提到過的莊子、孟子、黃宗羲，都沒有關於民主、法治、自由的經驗，在這種情況下，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而拒絕借鑒西方國家已經證明有效的法治和問責製度，僅從中國文化尋找資源會不會是緣木求魚？
改革開放35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跡，但這一成績的取得，正是大膽解放思想，從西方引進市場經濟的結果，而不是固守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果。自信固然重要，但自信不是固步自封，更不是思想僵化。本著對人類基本價值的認同，本著對人民意願的尊重，執政黨在民主和法治建設中，更應該用於突破意識形態的桎梏，回到鄧小平所倡導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總路線上來，讓人民在法治與民主的陽光下，早上過上富足、自由而有尊嚴的生活。
馬克思說過，迄今為止，哲學家所做的隻是解釋世界，但關鍵是改變這個世界。福山們在解釋這個世界，而岐山們在努力改變這個世界。三十年後，如果後人回看這場對話，是福山們該修正自己的觀點，還是岐山們會懊悔沒有聽取智者的進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