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班主任的所作所為，曾經讓我無比痛恨老師和討厭學校。我也曾暗暗發誓將來絕不做教師。但是，命運總是捉弄人，在16歲那年，我幾乎毫無選擇地走進了師範的英語係。
盡管我討厭當老師，卻不得不無奈地接受了現實，那時候我自主選擇學校和專業的權利非常有限。如果說那些年的經曆讓我在課本之外學到了什麽，我想應該是學會了察言觀色，學會了如何在最不利的情況下保護自己，也學到了同情和關注弱勢群體的技巧。
《知乎》上有人問過一個問題：人所經曆的失敗、苦難和磨煉，是否一定要取得相稱的、標誌性的成就，才能使得苦難看起來有意義？
其中一人的回答很好，他說：失敗的意義是，此路不通；苦難的意義是，曾經磨礪。如果麵對選擇時，不再重複錯誤，麵對困境時，不再驚慌失措，多一分堅韌，多一分自信，曾經的失敗和苦難就有了意義。至於最終成功與否，關係已是不大。
另有一人則說，苦難往往象征著人類生命最重要的時刻——進化岔路的到來。苦難本身其實沒有意義，但感受到痛苦後，人類必然會做出選擇、采取行動，逃避也是一種選擇。苦難會逼迫人決定自己的進化方式是跨越還是沉淪。經過歲月印證和生活考驗，你的選擇最終會決定痛苦的意義到底是正麵還是負麵的。
雖然我的中小學在各種不幸中度過，高中也過得懵懵懂懂，但幸運的是，十年浩劫結束了，我終於擺脫了噩夢，變得大方開朗也更加努力地學習。
師範畢業後，我被分配到廬山腳下的另一個地質隊的子弟學校。在那裏，我開始重複千篇一律的教學內容，過起了簡單但前途渺茫的生活。雖然從沒有長期留下來工作的打算，卻也不知道自己的下一站會在哪裏。
工作後的第二年夏天，我和同事們到國家級著名景點黃山旅遊的時候，遇到了一群來自廣州的大學生。這些人衣著時尚，舉止和言談都是那麽特別，激起了我對那個城市的好奇和向往。
廣州，本是我祖母居住的城市，但因為種種原因，我卻一直沒有機會去那邊生活。繼黃山旅行之後，我才到廣州拜見了祖母，還有幾位姑姑、叔叔、表姐妹、表兄弟……我意外地發現，原來在廣州竟有數十位親戚！
當時的廣州雖然還遠遠不像後來發展得那樣快，但也大大超過了九江那樣的小城市。我被廣州的生活所吸引，強烈地感覺到廣州在召喚我！在我的要求和父母及親戚的安排下，很快我順利地考入了廣州本地的一所大學。
在廣州的生活變得比以前困難和複雜得多。我不僅在經濟上失去了政府的鐵飯碗工資，而且也沒有了自己的住所。我寄宿在四姑家，第一次有了寄人籬下的感覺。四姑家的生活條件很好，我卻總是希望能有自己的“家”。有時走在繁忙的大街上，竟然會羨慕那些居住在天橋底下的民工，羨慕他們的自由自在。
隨著時代發展潮流，我成為早期“下海”自謀職業的一員。學費和生活費完全靠自己負擔。對生活的擔憂和獨自麵對各種困難的壓力增長了我的承受力，磨練了我的意誌，使我迅速地成長，也為我後來留學美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我的姑姑在廣州郊區香滿樓奶牛場附近，為我找到了一份教學工作。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有幸認識了香滿樓奶牛場的英文翻譯陳老先生，他是一位歸國多年的印尼華僑。
香滿樓奶牛場的創建帶有一點兒傳奇色彩。據說，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美籍華人張紫珊因為思念家鄉，於是美籍猶太人丈夫紀愛華先生便帶著妻子回中國探親。某一天兩人在廣州街頭散步的時候，他們聽到小孩的哭聲，看到一位母親懷裏抱著一個瘦得皮包骨的小孩，似乎是營養不良。他們上前詢問為何不給小朋友喝牛奶，孩子母親回答說：“牛奶是奢侈品，而且供應量很少，普通老百姓根本喝不到。”
當時有朋友正在力邀紀愛華先生在廣州投資，他由此想到應該開辦一家牛奶廠，讓中國的孩子能喝到營養均衡的牛奶。於是他認真考察了廣州各方麵的條件與設施，最後決定在廣州新塘果園場興建一個畜牧基地，並從美國運來800多頭奶牛，經檢疫後落戶廣州。隨後成立了廣美香滿樓畜牧有限公司。
香滿樓奶牛場應該是美國和中國的第一家合資畜牧企業。總經理傑克遜先生來自美國猶他州，曾在台灣工作7年，有9個孩子。我當時便是被聘任為他第七個兒子的私人家庭教師。
牛場裏有很多來自美國、英國和丹麥的外國人，他們被稱為“專家”。他們都配備了汽車和共用廚房與娛樂中心的特殊生活公寓，並且與各國大使館緊密聯係。
這十幾位專家包括喬治、邁克、路易斯醫生等人。邁克是位營養師，他負責農場乳製品的質量問題。我是他們的朋友，經常一起吃吃喝喝，相處愉快。
不久，邁克和我決定互相教授語言，他教我英語，我教他中文。他還專程去了一趟香港，買回一本英語雜誌和一本中文書當教材。然而，這本中文書卻是以粵語編寫的。
雖然我當時不怎麽懂粵語——因為我祖籍雖是廣東，母語卻是普通話，但我還是能用拚音準確地把它讀出來。就這樣，我學會了英語和粵語，卻不知道邁克學到了多少粵語。
在我和邁克努力學習期間，路易斯醫生告訴我，學習英語應該在英語環境中進行。並請陳翻譯轉告我，他可以送我去英國上大學，以我給他的孩子教中文為交換條件。
我聽後一笑了之，以為人家隻是隨便說說並沒有當作一回事。後來回家過年吃飯時漫不經心地提起這件事時，父親立馬告訴我這簡直是天賜良機，應當好好把握這樣的機會。
路易斯醫生知道我接受他的提議後非常高興。他在英國的律師起草了所有相關的法律文件，並且由他妻子帶著文件專門從英國北約郡飛來廣州與我見麵。
我用他們帶來的材料開始申請護照和英國簽證。但當時的中國隻在北京有一家英國領事館，而且需要至少6個月才能完成相關手續和簽證。
我開始憧憬未來，但也忐忑不安，不確定是否能成行。
在幾個星期後的一個清晨，急促的門鈴聲將我從夢中驚醒，我的祖母興高采烈地衝進門來大聲喊道：“你的叔叔從美國回來了，快點跟我去見他！”
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心想：“怎麽又冒出來個叔叔，還是美國來的？”當時我對多年前親人四散的情況所知甚少，不過我還是跟著祖母匆匆忙忙地去見了叔叔。
一見麵，我就情不自禁地用英語向他問好，並且用英語和他連續交談了兩個小時。既然他是美國來的，我怎麽能浪費這麽好的口語練習機會呢？
後來才知道我的好學上進和率真開朗給這位叔叔留下了極佳的印象。
叔叔回美之後一個來月，我收到了一封從美國寄來的掛號信。裏麵有亨特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和叔叔寫的一封信。信裏提到他對我的勇氣、行為和英語水平印象深刻。他希望我能到美國去上大學，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
多麽令人興奮的消息！
“我到底是去英國還是美國呢？”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為自己的未來做主，然而我卻不知道應該如何選擇。
我去找父親，他很快決定我應該去曼哈頓，因為那裏的中國人多而且有親戚照應。我在得到美國簽證後的第三天就靜悄悄地出境了。因為父親擔心我被反複無常的政策變化或者別人的嫉妒影響造成滯留，毀了我的大好前程。所以，三十六計走為上。
當時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是一比二點幾。外國人到中國不能兌換人民幣，隻能使用專門的外匯劵，而出國想要兌換外幣也有很大的限製。政府明文規定，出境人員隻能攜帶50以下的美元，設法攜帶100美元在當時已經是違規了。
在香港踏上飛往紐約飛機的那一刻，我不由仰望蒼天，感歎人生起伏變化無常。此行前途未卜，但我無比渴望自由。
我用手按住口袋裏僅有的100美元，暗暗發誓：我一定要在美國站住腳，一定要實現財務自由！
曼哈頓，我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