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為什麽我要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文/瀾夕
昨夜，昆明發生慘劇，數名暴徒持刀上街砍人，造成兩位數的死亡結果，一時風聲鶴唳，人人自危者有之，以怨報怨者亦有之。
我簡單看了一下事情經過，以及牽涉進來的民族矛盾，然後在微博上說了一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這句話來自老聃，意思是說，若被治之民己不畏懼死亡，再用死亡來威懾他們，是沒有意義的。這句話在應用層麵的延伸.可以是“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可以台灣的”霧社事件”。前者年代久遠，我們先來談談後麵這件事情。
“霧社事件”，發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台灣，為《馬關條約》，台灣正處於“日治”階段，除了駐軍以外，也有為數不少的移民被日本政府安置於此。大為台灣的數支原住民部落(以賽德克族為主)對日本的統治政策(主要是土地政策)極為不滿。而又不被賦予對話權利，故而計劃發動暴力襲擊以示反抗，但是因為日本軍隊有著現代化的武器等力量上的壓倒性優勢，所以台灣原住民部落選擇了日本在台灣設立的學校作為襲擊目標，在舉辦運動會時，集體衝入霧社公學，用長刀和弓箭將未成年的學生、婦女、教師皆數砍殺，造成134人死亡。2012年，台灣導演魏德聖拍了一部名為《賽德克巴萊》的電影，就是講的這段曆史。
好了，現在肯定有人會很憤怒。日本對台灣，是赤裸裸的侵略行為.而在反抗侵略時的暴力抗爭，不能和疆獨、藏獨的恐怖行為，相提並論，你這是在混淆概念。
而這，恰恰是“武夫”思維帶來的惰性結論。侵略與否成立永遠不能以侵略看單方麵的意誌來作為判斷標準，比如二戰期間日本對華戰爭，在當時的日本看來，絕非侵略戰爭，而是為了建立“東亞共榮圈”。同理，在長期以來的教盲和灌輸下，以漢人為主的中國公眾，也絲毫不會覺得1949年後的中國(PRC)在對西藏、新疆等地區，是有著侵略成分的。
換而言之，強奸與否，不是強奸者說了算，而是被強奸者說了算，如果不承認這個底線，那我們不妨倒退回原始社會，今天我帶人去端你家寨子，明天你再帶人來取我的人頭。
新疆是一個很特殊的區域。曆史上的角色一直在汗國和藩國之間跳磚。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首先接管新疆，主政者名叫盛世才，此君軍隊出身，手段決絕。一度有過傭兵自重之心，先親蘇以借力清洗軍閥力量，後來蘇聯勢力漸大，盛世才開始靠攏國民黨，而共產黨則聯合蘇聯，支持新疆獨立成立”東突厥斯坦”(沒錯，共產黨正是”東突”的發起者)對國民黨政權展開反抗，而盛世才則保持了鐵腕統治，十年鎮壓死傷超過萬人。到了1949年，盛世才隨國民黨敗退台灣後，他在蘭州的嶽父一家老小十一口被滅門複仇，這是後話。
1945年後，共產黨策劃的新疆獨立運動終見成效，國民黨無力治理新疆，其新疆的軍事大員也在大勢己去後相繼投共，隨著王震將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駛入新疆，這個比盛世才更有決斷手腕的中華人民共和開國上將又反過來對新疆表態：當初讓你們獨立(民族自決與聯邦製)，不過是說著玩玩兒，現在都消停下來吧，盛世才和國民黨的政策還是挺好的，我們共產黨也要延續。
王震是個什麽人呢，連中共最大的左派毛澤東都認為王震是”左傾”，你們應該就能明白大體滋味了。在王震主政新疆期間，他的政策是公開的，而且很簡單，就一個字“殺”，凡是不敢動手的軍人，立刻撤換，七年殺了一萬多人，他還想殺，但是北京坐不住了，撤了王震的職，派裝甲軍團去新疆製止殺人殺得停不了手的王震部隊。
這就是新疆的現代史，教科書裏沒有，媒體基本上也不會提及。要麽被割讓，要麽被利用，要麽被哄騙，要麽被鎮壓，即使王震走了，共產黨開始了一定程度上的懷柔，但是新疆仍然隻是漢族政權的一塊版圖。很簡單的一個曆史事實是，中國截至到1996年，總計做過45次核試驗，其中大部份都在新疆進行。美日、歐洲都有科研報告，推測的致死致傷人數實在不低，連做足的防護準備的核試驗執行軍隊及政府科學家，都在改革開放後持續上訪，申請賠償，就不用說那些在核試驗期間隻被通知“回家關門，不要出門”的新疆居民了。
所以我很難自欺欺人的說，維族是漢族的同胞。我也很難理直氣狀的質問，你們憑什麽要對我們抱有恨意？如果是維族執政，然後在漢族城市做上述事情不知道漢族又會怎麽看待“民族統一”這個口號。
當然，站在和田、喀什、昆明等死難者的角度，的確可以反詰：你們的災難固然可悲，但是與無辜的我等又有什麽關係，把張家的仇往李家去報，何故於此？
昨天晚上，我用很簡單的歸謬法，證明了這種反詰同樣無法站得住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迫使天皇及日本海外軍隊的投降，同盟軍陣營中的美國向日本本土的廣島和長崎兩座城市投下核彈，以無差別攻擊造成大量平民傷亡，實現了使“二戰提前結束”的訴求。若是上麵的反詰成立，那麽毫無疑問，我們應當清算美國的這場行動，並對整個以美國為軸的整個同盟軍掛上“恐怖份子”的標簽。
歸謬的目的，在於證明邏輯是否自洽，並擠出利益水分，同樣以平民為攻擊對象實現政治訴求，若甲行使即為正義，而乙行使則為恐怖，那麽這又將回到兩兒辯日的時代，度量失衡，界線模糊，最後隻剩下比拳頭。
1945年以來，美國多次的慶祝二戰勝利，卻從未在任何公開場台，宣布對日的核武器攻擊是完全合理的，美國保護公民的言論自由，其學術界卻鮮少對此課題做出過多的辯證，並非噤聲，而是確實沒有什麽好說的：投向廣島和長崎的兩顆原子彈，是不具備正當性卻又不得不實施的軍事行動。同盟軍對因此而傷亡的日本平民負有完全的人道責任，但是如果曆史重來，核彈還是要扔，因為隻要天皇一天不投降，海外日軍就會新增一天的時間對同盟軍的士兵造成損失，這個代價，會給同盟軍各自在國內帶來極高的民眾壓力，所以越過程序正義的紅線，為了結束戰爭.同盟軍中最大的軍事單位美國就一定要背負這宗原罪。
程序正義究竟重不重要，一度是美國大學及公共社區中的熱議課題。一名歹徒在紐約市中心放了炸彈，一旦爆炸可能傷及數以萬計的無辜平民。警方捉到了這名歹徒卻無法從他嘴中獲取炸彈情報，而警方此時收到一條線索一一隻要在這名歹徒麵前，殺死他1歲的兒子，就可使其崩潰而拿到情報阻止慘劇，那麽應不應該這麽做？當然，這是一個沒有正確答案的兩難場景。在Reddit等社交平台，美國人比較傾向於“黑色英雄”的出現，一個具體的應用場景是一一一名妻兒因為炸彈而危在旦夕的男人，設法完成了“原罪行動”，他在那名歹徒麵前勒死了後者1歲的兒子，歹徙崩潰交出情報，紐約萬民獲救，然後這個充當”黑色英雄”的男人舉槍自殺，為其犯下的凶殺罪案伏誅。此場景是旁觀者都願接受的結果，危機平息，而為了平息危機而需要沾滿鮮血的雙手，卻又由他人承擔，與己無關，犧牲最小，歡喜皆大。
可惜的是恐怖份子也是這麽想的，一旦恐怖襲擊的計劃製定完成，那麽對於執行者而言，死亡就不再是一項阻礙行動的威懾存在，而人類社會迄今尚未出現比死亡更高形態的製裁。由於媒體在題材上的挑選，美國對於恐怖主義的反擊通常都是熱點，但是美國內部亦有製衡力量(比如對中東辦公室)，一方麵針對法律範疇之內的訴求開啟對話，一方麵給予恐怖分子嫌疑犯一定程度的透明空間(前段時間關塔那摩還有塔利班的戰俘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不斷完善思考，永遠承認還有更高明的解決方案尚未找出，永不停止對中東政策的反思。
對於任何民族、宗教上的矛盾，對話和製裁一定是相輔相襯的雙軌，隻有對話而無製裁，就會帶來綏靖後果，隻有製裁而無對話，就會遭致物極必反，而且這個路徑一定是艱難、複雜、多變而且充滿妥協的。
中國的問題，在於不承認事情的上述特性，在執政黨以及大多數民眾看來，解決藏、疆問題，隻需找到一條萬能的真理或是政策即可.可以一勞永逸乃至萬古長青，而按照咱們執政黨的尿性，顯然隻會單向選擇製裁而非對話，你殺過來，我殺回去，論鬥狠比勇，兩邊倒是都不遜色。
從效率出發，我很厭惡這種“武夫”思維這也是我引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原因，人家已經做出覺悟公然行凶而且壓根就沒有逃竄意圖.你擺出一副紅了眼的鬥雞姿態，高呼“對待恐怖分子決不手軟”有你妹的用啊？有意思的是，一向以精英份子自居的鉛筆社主力成員李子暘，又開始跳槽到反智主義(說民粹主義也不為過)的陣營，說“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中，嚴厲抨擊了知識分子麵對綦力犯罪總要尋找所謂深刻社會原因的愚蠢心態，並用數據指出，加大警力投入，可立竿見影地降低暴力犯罪率。自作聰明地賣弄”深刻“，是知識分子的重大道德缺陷。” 親，把所有新疆人都關到監獄裏去，還可以杜絕掉外麵的暴力犯罪率呢。還有皇帝認為把書都燒掉、把讀書人都坑殺掉，就可以立竿見影的造就萬世王朝呢。知識分子或許愚蠢.但是所有抱懷一竿子願景、用軍備競賽的理論來解開結的無缺陷完美專家，都是往洪水裏撒鹽還嫌不夠多的自作聰明者。
慘劇的最大意義，不是在於爭先恐後的在微博上點蠟燭(見別人沒點蠟燭還跟人急大喊你有沒有同情心啊)，而是從中吸取足夠的經驗和教訓，理解動因、原理以及方法，從仰望星空開始追尋世界萬物的運行道理那一刻起，人類一直以來就是如此學習和進化的，孤立的觀察事件，對瞬間反應的依賴.讓情緒淩駕於智力智商，都是一種偷懶行為。
有小朋友很悲慣，說你這麽高冷，要是在昆明被砍殺的是你的家人，你還會這麽說嗎?當然不會。但文明之所以成為文明，就是因為能夠鉗製人性中的非理性衝動，如果我老婆被人打了一拳，我會急得想要捅對方一刀，如果我老婆被人捅了一刀.我會氣得想要殺對方全家.這就是很典型的非理性，沒有什麽不可承認的，但這不構成邏輯上的斷裂，因為在判斷公眾事件時，排除自我情感因素是最基本的常識，在有陪審團製度的國家，無論是控方還是辯方律師，都被嚴禁向陪審團提出或誘導回答“如果你設身處地”之類的問題，因為數千年過去了，人類不能繼續重演審判蘇格拉底的鬧劇。
前麵說了，新疆的問題，在於“對話”渠道的缺失，在中國政府的反複渲染下，新疆的很多犯罪嫌疑人，都被冠以“恐怖分子”的名號，同時指責西方在對待恐怖分子的定義上雙重標準，基地組織你們就公認他們是恐怖份子，一到中國內部的這些“恐怖分子”上，你們就沒那麽斬釘截鐵了。雙重標準的原因很簡單，比如基地組織，其政治主張都是公開且不被保密的，本拉登生前就在錄像帶裏說他所讚助並訓練出來的人肉炸彈，是為了“摧毀美國和以色列”，很顯然，當這項訴求被提出之時，關於恐怖份子的定義，就無需進行商榷了。但是中國無論是在西藏還是新疆的問題上從來都對這些“恐怖份子”的訴求諱莫如深，境內是看不到任何訴求的，仿佛那些暴徒個個都是瘋子，不要命的製造血案，是想要“嚇唬漢人”。這就是我說的關於“對話渠道缺失”的舉證。他們想要什麽、他們代表多少人、他們是多數還是少數、他們在施暴前有過多少次試圖對話的嚐試……這些問題，公眾統統不知，隻需要跟著政府的節拍走，履行“老鼠上街，人人喊打”的義務就可以了。國內的民眾，你自然可以如此操縱。但是西方媒體顯然不吃這套，不知情，則無定論，所以海外是不可能單憑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一份通稿就當你的傳聲筒的。
無論是否持有獨立主張，新疆的少數民族，也就是維吾爾族人.一直都有“民族自決”的訴求，一是延續反殖民潮流，一是共產黨在解放新疆時做出過承諾。你可以在土地等政策上對漢人實施先簽約後撕毀的行徑，但是新疆人不認共產黨對於契約的違背，這個”民族自決”，往大了說.可以是獨立立國等大事，往小了說，也可以卑微到“你要往我這兒做核試驗，能不能事先打個商量，問問我的意見”這種小事。但是無論大小，共產黨是一概不予理會的，你縱有幹言萬語.我這兒就沒有可以申訴的公堂。1949年，為”解放”新疆立下汗馬功勞的新疆民主同盟代表阿合買提江·哈斯木受毛澤東邀請，乘飛機前往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結果中途飛機莫名其妙的墜毀，機上無一人生還，從此新疆再無真正意義上的民族政治領袖，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又出了個熱比婭·卡德爾。
現在漢人普遍害怕維人，覺得他們享有“兩少一寬”的優厚政策.又盡是小偷和騙子，維人上輛公交車都有身體周圍自帶斥力屏障的效果，但是維人其實也都很怕漢人。漢人在新疆四處打洞開采石油，又是駐軍又是殖民，維族自己又不被授予政治權利，對中央決定說不得半個“不”字，要麽一直忍著，要麽突然爆發，兩條選擇哪邊都是萬劫不複。
於是，維人逆反，漢人盲從，兩邊誰都不真正了解對方，就被推上了戰場的對立兩端。如果放棄思考，用雷厲風行大快人心的方法，當然是“嚴懲不怠”、“絕不姑怠”、“加重安保”、“譴責恐怖”等方便快捷的做法，但是2008年在庫車你們是這麽做的，2009年在烏魯木齊你們也是這麽做的，2011在和田和喀什你們還是這麽做的，曆史一再重演，說明有些事情，真的不是不動腦子就能完美解決的啊。
說到頭，我壓根就不具備對新疆問題的話語權，這是國務院領公餉的官爺們才需要操心的事兒，我隻是對一群喘著粗氣的西西弗斯說“你們在做的是無用功”這句事實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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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對新疆問題沒怎麽關注過，曾經有個烏市的朋友跟我講了她親身經曆七五的那天，隻是像平常一樣出門，差點被砍。那時候事情也過去了一兩年了，她說得比較簡單我也就當故事聽了。
因為消息封鎖，我們在南方沒有看到任何報道。如果有人硬說有報道，那麽，一帶而過的報道，而二十四小時關注是完全不一樣的，很多人不可能看到，大事件如果一帶而過的話等於沒報道一樣。而昆明事件發生後，微博上第一時間傳出了各種消息，還有現場的圖片，看到那種血腥的場麵，才切切感到恐怖份子到底有多可怕。
然後網上正說的反說的，吵成一片。好象除了祈福和罵暴徒之外別的什麽也不能說，事情到底是因何發生，暴徒到底是怎麽形成的，都不能問。然後終於在微信上看到了這篇文章，覺得是難得把新疆問題說得清楚明白，還能讓咱這種小白看懂的。因此轉載過來。
如果不讚同本文的說法，可以理性探討。可以用更準確的事實和道理來說服我，但拒絕漫罵。
事實上，我在微博看到那些總是使用語言暴力的評論時，總忍不住想，這些人離真正的暴力犯能有多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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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對新疆問題沒怎麽關注過，曾經有個烏市的朋友跟我講了她親身經曆七五的那天，隻是像平常一樣出門，差點被砍。那時候事情也過去了一兩年了，她說得比較簡單我也就當故事聽了。
因為消息封鎖，我們在南方沒有看到任何報道。如果有人硬說有報道，那麽，一帶而過的報道，而二十四小時關注是完全不一樣的，很多人不可能看到，大事件如果一帶而過的話等於沒報道一樣。而昆明事件發生後，微博上第一時間傳出了各種消息，還有現場的圖片，看到那種血腥的場麵，才切切感到恐怖份子到底有多可怕。
然後網上正說的反說的，吵成一片。好象除了祈福和罵暴徒之外別的什麽也不能說，事情到底是因何發生，暴徒到底是怎麽形成的，都不能問。然後終於在微信上看到了這篇文章，覺得是難得把新疆問題說得清楚明白，還能讓咱這種小白看懂的。因此轉載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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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真正的作家是有思想的，十年前的你就已經是非常優秀的作家了！
那就要大大讚一個。
感覺你比我小多了，
小姑娘很有思想，
要是人生活在國內的，
那更難能可貴，
繼續加油！！！
但還是要注意不要留真實身份的東西，
海外中文媒體有很多國內的陋習，
慢慢你會體會到的。
這當然是好文章。
偶爾聽到你是版主，
我有個問題是為啥文學成總是刪賬戶，
不管觀點對和錯，也不應該刪賬戶，
我想這應該是個底線。
不管怎樣，我還是建議大家對自己文章做好備份，
或備份到Twitter上去。
海外中文媒體或多或少同共匪政權藕段絲連，
同時不要忘記，如果你看瘟學成的保護隱私條款或把你嚇一跳，
總值不要留任何的個人真實信息，
如果你不想被“盯上”。
極端主義的土壤是不公平對待 - 但怎麽才算平等了？而最終有一小部分人暴力行動，其實和宗教洗腦有關 - 這些事情的複雜，或許要再經過幾個世紀才能真正有所改變 - 如果不是變得更糟糕的話。
（轉自網友親曆）：
“12分鍾死29人。全國哀悼。五年前的新疆整整10餘小時，死亡幾千，地上的血都洗了三天，卻隻報道了一百多人。更沒有外界的一絲安慰，沒有一根蠟燭。卻還要斷網一年，阻止通訊，封鎖消息，把新疆封閉起來。同為中國人，這樣的不平等待遇真讓人心寒！
當時我帶2個小孩回去探親，7月6號我就無法給加拿大的老公聯係了，老公也無法和我們聯係了，暴徒的行為新疆人也怕呀，到現在我想起來腿都發軟，中國的貪官汙吏到底是在解決人民的問題？還是在解決他們自己的發展前途？ ”
沒有全麵的信息，要得出合適的結論何其難也！建立公民國家，推行文化融合，淘汰極端份子，應該沒有什麽爭議吧！能夠反思自身的，才是強者。恐怖份子正是把一切挫折歸罪於別人，才會為自己的罪行找到借口。從這一點上說，舞刀向平民百姓者實乃懦夫、畜類，必下地獄！
http://www.chinafile.com/strangers
這篇文章值得一讀。
伊斯蘭教的原教旨主義在新疆的發展和演化，其實也是一個不能忽略的重要成份。此文很少涉及這部分內容。
《古蘭經》和《聖訓》，有不少章節，鼓吹對異教徒或偶像崇拜者進行殺戮的內容，這大概是這些不畏死者的信仰基礎。
忽略伊斯蘭對現代文明的反動（不承認人和人之間是平等的），在根本上並不解決維漢間矛盾，我想說的是，即便維吾爾人的所有訴求都得到滿足，衝突其實還是無法避免，隻要讀他們的古蘭經，不能找到答案。
聽起來，你對911和昆明事件的立場有點不一樣，對吧？
實話說，我以前對政治類的東西是零興趣的，因為負麵的東西太多。而且在國內從小接受的教育，也不鼓勵大家去關心政治，但實際上政治和每個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關的，所以咱現在還屬於不斷學習中。
對９１１怎麽看？就事件本身來說，自然是強烈憎恨這種傷害平民的做法。就後續發動的戰爭來說，牽涉的東西就比較複雜了，我隻能說我是非常反戰的。
不是原作者有意見，是你替原作者挨罵。
請問，你對911如何看呢？
轉載的，就在前麵加個ZT吧。省得為原作者挨罵。
阮銘（ 1931年 7月3日－），祖籍 江蘇 金山縣，出生於 上海，政治學者以及政治評論家，據稱是 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 胡耀邦的 文膽，在 鄧小平所主持之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相關文件的起草班子中工作過。1984年，又負責起草了中共中央第5號文件《關於少數民族公民犯罪的“兩少一寬政策”》。
中共中央1984年第5號文件提出的：“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在處理上一般要從寬”。
1988年以後到 美國，變節，投奔台灣， 2002年取得台灣當局“ 中華民國國籍”。 2004年被台灣當局領導人 陳水扁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
1977年應胡耀邦的邀請，到 中國共產黨 中央黨校工作，擔任中央黨校學術委員會委員兼理論研究室副主任。
一直到1982年理論研究室被王震撤銷為止，阮銘曾經在理論上為“改革開放”的基調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有不少關鍵性的文獻，包括鄧小平的講詞，他都參與了起草的工作。1984年，又負責起草了中共中央第5號文件《關於少數民族公民犯罪的“兩少一寬政策”》。
極端分子就是行動派負責打擊卡菲勒。所謂溫和派就是後勤，幫助掩護。
首先由後勤人員把行動派隱藏其中進入敵國，然後行動派一打完，後勤人員就出來拿著人權，宗教歧視的盾牌防守！
真要是全員都出來戰爭了，最有力的武器“人權，宗教歧視之盾”就沒用了。你什麽掩體都沒這好使。幾個月就全交代了！
警惕！穆斯林會要求通過QQ和你聊天，搞到你的消息就殺人滅口！
伊斯蘭恐怖主義欺騙和禍害世界的陰謀，參閱：
《滾動的“塔基亞”原則》：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65585-1.shtml
奇文共欣賞--穆斯林學者史未安先生 - 《伊斯蘭不可以改革》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84125-1.shtml
《穆斯林“學者”史未安先生：論炸毀巴米楊大佛的合理性》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84141-1.shtml
《黑奴販子的曆史:阿拉伯人最凶殘,黑人最貪婪》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83938-1.shtml
《倫敦極端分子“我們以真主的名義發誓，我們絕不會停止與你們戰鬥。”》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71302-1.shtml
《伊斯蘭聖戰在瑞典發動，穆斯林已經暴動3天》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71018-1.shtml
伊斯蘭教社會的特征都是以家族為單位的剝削、壓迫、掠奪和屠殺體係。
都是用聖戰的口號。
伊斯蘭的巨大優勢是其旺盛的生育率，在歐洲甚至北美都還會有巨大潛力擴張。
科索沃信伊斯蘭的阿族人2戰結束時在當地還是少數民族，結果1990年代不是變多數了。
雖然按照伊斯蘭教義，伊斯蘭的敵人從大到小的順序為：無神論者>多神論者>其他的一神論者>伊斯蘭的其他派別（家族）
但事實上死在仇敵手裏的概率剛好顛倒了過來。這就造成了仇恨和教義相反的怪現象。
沙特的伊斯蘭恐怖分子，沙特王室屠殺的最狠（為了討好美國），哪裏有什麽媒體報道，美國需要的，交給美國；美國不需要的，就秘密處死了。當然，在沙特反對王室那是絕對的大罪，不需要審判，自動人間蒸發。
這就是伊斯蘭社會一盤散沙的原因。
但是，如果對於文明社會來說，卻是另外一回事：
穆斯林或黑人權利越大，管理好他們就越難，然後他們開始偏袒自己的人，選舉都選自己的，把一個國家的主體民族邊緣化，摧毀他們的文明，西歐正在往這條路發展，美國正在成為另一個巴西或墨西哥，美國以後會分裂，這都是偏袒外來移民的結果。
如果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也如同毛澤東那樣，發動草根起來，鬥毛拉，分田地，搞土改，塔利班早就爆成渣了，甚至伊斯蘭教鬥沒了，何止原教旨主義。
伊斯蘭社會是以家族為單位的，是綜合了政治、經濟、文化、家族、社會、教育、軍事、宗教等全方位的威權和殺戮（即聖戰）體係。
單純地殺恐怖分子對伊斯蘭恐怖分子沒有太大的威懾力。
而且恐怖分子還被家族視為聖戰英雄！當然，在敵對的伊斯蘭派係裏會被視為魔鬼！
法家的滿門抄斬，連坐製可以奏效。但這是文明社會不允許的。
仁慈的方法，那就是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辦學習班，思想改造。
2011年07月23日
據維吾爾在線消息，稱土耳其宗教事務局官方網站發布消息，40年來首次訪問中國的土耳其宗教事務局局長穆罕默德·居爾邁茨教授在中國訪問期間與中國簽署了合作備忘錄。
《土耳其與中國簽署宗教領域合作備忘錄》
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1926
據土耳其宗教事務局官方網站發布的消息，土耳其與中國此次簽署的合作備忘錄決定兩國將在宗教教育、宗教工作，宗教刊物出版與朝覲等方麵展開合作。
根據這份合作備忘錄，中國每年會向土耳其的培養Imam Xatip（宗教人士）的高中和大學的伊斯蘭學院派遣留學生。這些學生所有的開銷都由土耳其 diyanet wexpi（diyanet基金會）負責。據這份由14項條款組成的合作備忘錄，中國境內4萬所清真寺的5萬名伊瑪目將輪流到土耳其深造學習。
土耳其宗教事務局與中國宗教局之間簽署的這份合作備忘錄還決定將《古蘭經》《聖訓》等宗教著作譯成漢文並出版；雙方將於2012年在北京，2013年在伊斯坦布爾召開宗教展覽與學術研討會。
據土耳其宗教事務局官方網站發布的消息，土耳其與中國簽署的這份由14項條款組成的合作備忘錄將在近年來不斷加強的雙方關係中起關鍵作用。
出席此次合作備忘錄簽字儀式的人員，除土耳其宗教事務局局長穆罕默德·居爾邁茨教授與中國宗教局局長王作安等人外，還有土耳其駐中國大使木拉提·瑟力木·安塞利，土耳其宗教事務局外交事務辦公室主任買買提·帕恰奇教授、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會長陳廣元等人。
土耳其宗教事務局局長穆罕默德·居爾邁茨教授結束中國之行後於6月25日返回土耳其。
1970年7月，我被分配到新疆工作。母親不在了，所以沒有像多數同學一樣，先回家探親再報到，而是直接就去了烏魯木齊。那時候學生分配工作以後有派遣費可以領取的，主要就是交通費住宿費等，也就是說已經享受正式國家幹部的待遇，坐火車可以坐臥鋪了。
到了烏魯木齊，一下火車就有了一種到了異國他鄉的感覺，大街上喇叭廣播的是聽不懂維語，滿眼都是穿著五顏六色戴著頭巾少數民族婦女，還有處處的瓜果飄香。我們一起去同學十分亢奮，在烏魯木齊呆了三天時間，天天在街上，把烏魯木齊大街小巷逛了遍，少數民族同胞都十分友好，沒有碰到令人不快的事情。
分配到新疆的大學生要到部隊農場勞動鍛煉二年。新疆地廣人少，駐疆部隊的副食品大部分依靠自己生產，所以基本上每個團都有農場。等到人數夠了，我們就坐上部隊的汽車出發了。一大早上車，行程三百五十多公裏，到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才到了當時我軍陸八師步兵二十二團在烏蘇縣一個叫古爾圖農場。
到了新疆才知道祖國疆土遼闊；到了新疆才知道什麽是荒涼。
我們來鍛煉的學生編成一個連，排行第十就叫二十二團十連。以我們學校的學生為主，因為我們學校位處西北，我們這兩屆畢業生和以往的分配不一樣，多數分配在西北，分配到新疆的學生不少。另外還有新疆藝術學校的部分學生。班長付班長由學生擔任，排長副排長，連長副連長以及指導員副指導員，還有衛生員通訊員均是團部派來的。農場比較大，有專門的機構。除了在烏蘇境內有很多土地外，在博樂州精河縣內還有一千多畝地。我們班十多個人在連副指導員和副排長的帶領下就去那裏負責播種管理那些土地。土地位於叫大河沿的一個鎮上，過去在那裏駐有一個營的部隊，後來撤走了，營房就一直空著，我們就住在那裏。
新疆種地的方法和內地完全不一樣，粗放型的。小麥由播種機播種下去，主要管理就是澆水。它那裏地不像內地，平平整整，而是高低不平，所以澆水很困難，水總是往低的地方流，放了半天水，澆不了什麽地。而且，當地使用的一種叫砍土饅的工具，我們根本不會用。副排長就帶我們去參觀學習當地維吾爾農民怎麽澆水的。隻看見水在他們的砍土镘下非常聽話，指到那裏水就流到那裏。當然，這農活不是馬上能熟練掌握的。後來，當地的生產隊長提出，說他們想試種水稻，他們插秧技術不行，問我們有沒有會插秧的同誌。我們很多人都是來自南方農村，插秧一點問題沒有。於是副排長和那位維吾爾族隊長商定，他們派二位維吾爾族農民來做我們的澆水顧問，我們去二位會插秧的同誌去當他們的顧問。我和來自鎮江的一位同學被派往生產隊做顧問。
我們和生產隊的社員同吃同勞動，不過晚上還是回營房住。那個生產隊全部都是維吾爾族。早上一早出去勞動，中午就在田頭吃飯，一般都是羊肉麵條，加一些洋蔥，因為在野外做麵條比較方便。他們不吃少吃蔬菜，說那是草嘛，牲口吃的。當然水果像西瓜哈密瓜蘋果還是吃的，胡蘿卜也吃。吃完中午飯稍微休息就開始政治學習。他們都是用維吾爾語說的，我們一句也聽不懂。隊裏有一位初中畢業生，會講漢話，他很願意和我們交流，於是他就當起了我們的翻譯。他說這是在批判一個“東突”分子，他從博樂州的一家印刷廠下放下來的。社員們都在發言，批判他分裂祖國的言行。這時我們明白，為什麽在烏魯木齊街頭，沒有警察武警巡邏，卻顯得那麽寧靜和諧的原因。隻有發動人民群眾才是反對民族分裂和民族分裂分子最有效的途徑。武力不可能保證長治久安。你看，這麽偏僻地方，最基層的群眾都發動起來了，新疆能不平安嗎？
我們在大河沿一直待到秋收結束，有七八個月吧。蔬菜自己種，葷菜就得買。星期天就下鄉買雞蛋和雞，改善夥食。維吾爾農民養雞但是不怎麽吃雞和雞蛋。我們就學了一句維吾爾語：“土紅巴媽約克？（有雞蛋賣嗎？)。我們甚至到過很遠很遠漢族人從沒有到過的偏僻居民點，從來沒有出過什麽事。副指導員和副排長也不覺得會出什麽事。如果是現在，我想我們根本不敢到那麽偏僻的地方。
1972年我被分配到新疆地震部門工作，和我們一起分配來的還有新疆大學和新疆工學院畢業的不少維吾爾族學生.雖然素不相識，因為沒有了語言障礙（他們都會說漢語），大家相處得非常融洽。
地震工作需要常常跑野外，興建新的地震觀測站、地震震後考察，地震前兆異常落實等等都需要到野外去。那時我既年輕有沒有什麽家庭負擔，所以一有什麽野外任務，首當其衝。由於新疆地域遼闊交通又不方便，所以出去都是單位派車，一般都是南京產的嘎斯車。新疆真是大啊，有時跑幾百公裏都看不到人，因此吃和喝就成了大問題。所以，好不容易看到牧民的帳篷或農舍，我們就迫不及待的停下車鑽進去了。老同誌有一套辦法；先給裏麵的人遞上香煙（當地少數民族同胞當時一般很少舍得抽香煙，一般都是抽自己產的莫合煙，。好像是煙的杆子分碎的小顆粒，用紙卷起來，然後用舌頭在紙邊添一添，包成一根煙，味道很嗆人），然後用半不拉子的維吾爾族語問候，你們好嘛！這時少數民族的家庭主婦就會端上奶茶和饢，招待我們。我們也就把客氣當福氣，大吃大喝起來。多少年我們跑野外都這樣，當然到了縣或鎮有招待所或飯店的居民點，不會這麽去蹭飯。一般在路途上沒有辦法的時候才這麽做。本人幾乎跑遍了新疆南北，從來沒有遇到過少數民族同胞傷害。在烏魯木齊上街，雖然和陌生的少數民族同胞少打交道，但是也從來沒有遇到過麻煩，即便到少數民族聚居的二道橋以及南梁一帶。和單位的少數民族同事相處也恨融洽，二個民族過年都放假，互相拜年。從我到新疆到毛主席去世，整個新疆是平安無事的。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充分相信依靠發動群眾，和民族分裂分子作鬥爭。依靠人民群眾是毛主席的一貫思想，在戰爭年代是這樣，在建設時期也是這樣。僅僅依靠專政機關不可有效地和民族分裂分子作鬥爭。你用這種辦法可以暫時解決一點問題，但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隻有依靠絕大多數少數民族的群眾，才能長治久安。。
第二，關心邊疆群眾的生活，要使邊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關於這個問題，毛主席有過明確指示。他說，不但要使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有較大提高，而且要高於新疆邊境那一邊人民的生活水平。為落實毛主席指示，中央在不斷發展新疆工農業生產的同時，每年給新疆相當數目的財政補貼，並且逐年增加。在毛澤東時代，新疆職工的平均工資大概比內地高一半左右，早年參加工作的職工還要高一些。
第三，充分發揮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建設新疆保衛穩定新疆中的作用。從新疆最北部的阿爾泰到最南麵的和田，總共布下了兵團的十個師，一麵生產一麵保衛邊疆穩定。以前，他們都有武裝值班連。
第四，從少數民族娃娃抓起，在少數民族群眾中廣泛進行熱愛祖國熱愛黨和反對民族分裂的教育。
第五，采取各種措施使少數民族和漢民族不斷地接近，比如維吾爾民族文字的改革。在我的印象裏，新的維吾爾文字和漢語拚音有某些相似之處，在改革開放前的一段時間，新文字似乎馬上要取代老的文字了。改革開放以後，維吾爾文字改革連同已經取得的成果都被拋棄了。
第六，培養一批懂得馬列主義徹底反對民族分裂的少數民族幹部。其中，鐵木爾.達瓦買地是他們的代表。
1976年毛主席走了，像胡耀邦等對毛主席心懷不滿又政治眼光短淺的一批人上台了，他們自以為是，認為自己很高明，比毛澤東那當然更高明。處處事事和毛主席生前的指示和部署唱反調。具體哪一年記不清了，胡耀邦和鄧穎超到新疆，胡作了一次講話，其核心意思是說，在新疆漢族壓迫少數民族----主要是維吾爾族，，幾百年了，現在好像應該改變了，還規定了一係列做法，比如以前，各地各級機關書記一般都由漢族幹部擔任，從今以後不能這樣做了，等等。並且撤銷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改成純農場，由各州管轄（試行了幾年，情況不妙，又改了回來）。經過這麽一折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戰鬥力和內在素質已經大大不如以前了。
還有，就是限製中央財政對新疆的補貼。記得好像是從1981年開始吧，中央給新疆的財政補貼不再逐年增加，固定在上一年的數字。明顯，這肯定會影響到新疆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然後就是以落實宗教政策為名大規模修建清真寺，其新建翻建的廣泛程度，連我們單位有些有良知的少數民族同事都看不下去了，他們說用這些錢多建一些學校不是更好嗎？
從此以後，民族之間的對立就產生了。首先是震驚全國新疆和田大案。後來是維吾爾“群眾”不斷上街示威遊行，什麽反對在新疆進行核試驗，反對計劃生育。後來發展到，在新疆人代會上，中央建議提名的少數民族藉自治區副主席遭到了維吾爾族人大代表的公開反對，在人代會上選不上。我們老百姓上街也遇到各種挑釁，後來甚至發展到公開叫囂，讓漢族豬滾回去。“新疆是我們的嘛，你們滾回內地去”。再後來就有爆炸等惡性案件發生了。把老新疆王恩茂調回來也沒有什麽顯著效果。過去新疆穩定，不是王恩茂有什麽天大本事，隻不過他認真貫徹落實了毛主席的一係列方針政策和解決民族問題的靈活巧妙的技巧。在新疆這麽多年，深深地懂得，要很好解決民族問題，保持民族團結，方針政策固然重要，技巧尤為重要。
毛主席走了沒有幾年，好端端的新疆就變成了充滿仇恨的是非之地。
我和妻子商量，新疆是堅決不能再待下去了，無論怎麽困難都得想辦法調回去。1988年，我們終於離開了本來是美麗和諧後來變成充滿仇恨的是非之地。和我們一樣逃回來的很多很多，我們一起分配到新疆在一個農場鍛煉的同學，多數回來了。單位裏走了一批。我們回來後，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動就愈演愈烈了。
附：鄧力群回憶錄：為什麽胡耀邦被稱為胡亂邦？
(1)胡耀邦闖了一個亂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萬裏到西藏，闖了一個亂子。當時他們了解到中央補貼給西藏的錢每年5、6億元，80％用於在西藏的漢族幹部，包括在西藏進行工業交通等各種事業建設的漢族職工。這本來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廠、修路隻能用這個錢啊，從事工廠生產和修路建設的漢族工人工資也隻能用這個錢啊，但胡卻錯誤地作出結論：中央一年給的5、6億元錢，80％用在西藏的漢族幹部。為了使中央的補助真正用於藏族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另外，本來陰法唐在那裏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許會有點“左”的東西。胡就抓住這點進行批判，同時，陰法唐在搞土改時從農奴中培養起來、提拔起來的藏族積極分子和幹部也一起挨批，使得這些積極分子抬不起頭來。
後來趙紫陽派伍精華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趙的影響，去了西藏後，專走上層路線，和廣大的藏族幹部都不沾邊，影響很不好。直至胡錦濤去了之後，原藏族積極分子受壓的狀況才得到糾正。
(2)“紀要”與“電報”
當時在全國影響最大的是80％的漢族幹部要從西藏撤出。這個消息一傳到新疆、內蒙......跟著就發生了類似問題。特別是新疆，那時的書記是汪鋒。1980年時，搞防蘇備戰，汪對戰爭形勢估計得很嚴重，驚慌失措。在伊犁邊界，要很多漢族幹部往東撤，縣級以上幹部都要回內地。有些漢族幹部樂得回去，而少數民族幹部中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乘機鼓噪要擠走漢族幹部，成為一種風潮，而江鋒同誌又隻是依靠少數幾個人，既得罪了漢族幹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幹部，在新疆鬧得不可開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
沒辦法了，胡耀邦就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幹部、抬民族幹部。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會也開不下去了，他們來電報向中央請示怎麽辦。不知趙和胡是否商量過，趙找到我說：新疆問題，搞得這麽僵，他們來了個報告，要中央給他們回電。於是，趙叫我起草了一個複電。這裏比較公道地講了一下漢族幹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後漢族幹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幹部和漢族幹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個電報到了那裏，反應各異，民族幹部比較冷淡。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幹部要“紀要”，漢族幹部要“電報”。問題解決不了，後來要我負責起草一個新疆問題的決定。當時用了比較多的時間來搞這個東西，但後來因文件太長，實際上沒用上。
到了這個時候，胡耀邦感覺到在民族問題上出了毛病，要收拾這個局麵，於是提出“兩個離不開”。在醞釀過程中，我聽說(沒看到文字)，原來的紀要上他講過在新疆問題上，黨中央隻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區範圍裏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決定了以後，中央隻有這一點權，即看到有哪些不妥當，可行使否決權，其他事情都由你們決定。我就問胡，在民族地區怎麽能夠做出這樣的決定呢？除了三個權，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區自己管，這怎麽行呢？他和我說，這不是他說的，這話是萬裏說的。
這件事情後遺症太大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後來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們要提鐵木耳，新疆要提司馬義；中央采取了一個措施，即把司馬義調到民委當主任，當時烏魯木齊有一、兩千人(民族人員)上街擁護司馬義。在這種情況下，王震出了個主意：汪鋒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調出，把王恩茂調回去，又調穀景生去當區黨委第二書記。從此之後，新疆的局勢才逐步穩定下來。
(3)胡耀邦的兩個問題
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我看胡耀邦有兩個問題，一是對帝國主義要分裂中國這樣的大問題，他沒有警惕：對百多年的曆史，即英國、印度總是想把西藏搞過去，英國、美國、過去的沙俄及蘇聯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沒有這方麵的曆史知識，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並不重視，或者說完全忽視這種大問題。在民族地區，反對民族分裂是頭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內政都與此有關。你對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卻天天在打我們的主意，多危險啊！另一個問題是，對民族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沒有認識。
網友評論：
我的體會是內地漢族知識分子不能隻從自己所從屬的階級和集團的角度看問題。
胡耀邦是在平反老幹部，清理冤假錯案。解放思想，否定“兩個凡是”這些偉大的運動中起了巨大的不可磨滅的功勳。但是胡耀邦確實不是一個像老毛，老鄧那樣的領導者。隻能是跟著做些具體工作。所以胡耀邦，趙紫陽這些人都是技術官僚類型的。
不僅僅是宗教，其它也類似。美國加拿大對土著人能好多少？ 美國當年對因為不支持取消奴隸製，要求自行獨立的南方各州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