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學家石泉教授由陳寅恪指導，於1948年完成碩士論文《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此書1997年由三聯書店出版。由於其史料之甄別，事實之澄清，觀點之提煉均由陳寅恪把關，是陳寅恪生平指導的唯一一篇關於中國近代史的論文， 的確是史學研究中的上乘之作。陳寅恪對石泉說，他自己不能做晚清史方麵的研究，“認真作，容易動感情。”有情而知抑情，真是大史家本色。
《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一書立論可以說是公允持平的，絕非1949年以後那些貼標簽，扣帽子，指鹿為馬，胡亂套用理論的 “研究”可比。看作者在浩繁的史料中如何分析最關鍵的人物和勢力消長，即可見作者的史材。
首先，作者對李鴻章基本持同情的理解態度。作者認為，李鴻章對中國軍事現代化和自強作出了極大貢獻，而且頭腦清醒，“深知中國實力之決不能敵外人。”應該說，這種清醒的判斷，是李鴻章奉行主和政策的思想基礎，但也恰恰是當時人攻擊他，後世認為他投降，賣國的關鍵所在。
其次，作者對於當時時而批評改革，時而盲目主戰的“清議”派，較為反感。並且認為，守舊勢力對改革派官員橫加阻礙，對一切洋務事業批評和抵製，是李鴻章不能實現理想的重要原因。作者對翁同龢的評價較低。翁為清流士大夫之首，1886年起任戶部尚書，在海防所需的撥款方麵，並無同情讚助。作者認為，籌款是守舊勢力牽製洋務運動的重要手段。
的確，李鴻章的困境在於，他是一個務實的人，在晚清現代軍事，工業化和外交三個方麵，他所作出的貢獻無人能及，但正因他深於實務，才更清楚地意識到中國的體製痼疾，而攻擊他的清流，並不涉足實際，隻知放言空論。因此，作者說他是非常孤獨的。
當然，在對李鴻章的曆史評價上，梁啟超也是極有見地的。在《李鴻章傳》中，梁公允地指出了李的政策錯誤: 李鴻章鼓勵朝鮮自主和各國締約，以抵消日本的獨占傾向, 事實上造成了朝鮮的獨立狀態，但另一方麵又派兵幹涉朝鮮內亂，給日本人製造了口實。這裏，應該說中國傳統的，介於獨立主權國家之間的現代外交和宗主國/殖民地之間的“朝供體係”本身也造成了中朝關係的含混。李是個實幹家, 並非理論家, 我覺得他對現代國際關係和中國傳統朝供體係之間的區別認識可能是膚淺的。另外，當代甲午戰爭專家戚其章也指出了李的另一個失誤：軍事上過於保守，但外交上過於強硬, 而其強硬的背後，又是對西方幹預中日糾紛的過度依賴。
在弱小的改革派和強大的守舊勢力之間，是位於權力頂端的滿族皇帝和貴族集團。這部分人為了自身的統治利益，在兩派間操縱平衡，使得深入和大規模的改革更無可能。我們今天來看，中國存在的強大的保守勢力和外來的異族統治集團的自利心態，是晚清改革和日本明治維新的兩個重要區別。作者指出，李鴻章始終進入不了權力核心。其實，這一點也是公正評價李鴻章，認識其局限性的重要前提。
石泉對慈禧太後的看法是“才力足以駕馭群下於一時，而學識則遠不能相副”，但是對此也有充分體諒：“蓋己身為女主，受當時環境之影響，自幼無由得充分之教養所致也。”
作者認為，李鴻章一方麵對中國的實力和弊病有遠比他人清醒的認識，但另一方麵，卻對日本的野心大大低估，因為李不相信日本敢於對中國發動戰爭，導致其外交上過於強硬，不肯轉圜，軍事上卻準備不足。從作者所引用的一些材料看，當時的清流派對李鴻章的批評也有正確的一麵，這正是外交上當麵臨日本公然侵犯中國在屬國朝鮮的利益時，過於依賴英俄調停。但強硬主戰派的錯誤，則在於過於輕視日本的實力：“即使開戰，日人遠非西洋各國之比，並不足懼…”
戰和兩端，殊難決斷，光緒帝其時受翁同龢影響甚深，決心開戰，但執行中，卻是和戰並行，期望以軍隊入韓迫使日本“悔禍”而談判，則不戰而屈人之兵。但當時中國上下可能都低估了日本人誌在必得的野心及瘋狂，也高估了自己的實力。“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前提是己方有壓倒性的優勢，這是當時中國實際上並不具備的，連李鴻章本人對北洋艦隊的實力都無把握。但另一方麵，連在華的西方人都一度相信，中國有把握取勝。這些混亂和矛盾的評估，根本原因在於，不論是中國人還是西方人，當時對日本的真正實力都不夠了解。
至於海陸兩軍，內部派係紛爭牽製，武備疏忽，將領怯懦自私，或專業不精，已經無須再重複。作者的確對李鴻章難以苛責，最上層打自己的算盤，中間的主戰派其實並無見識，下屬的將領自私攬權而且無能，李鴻章是無力回天的。
作者指出，甲午戰敗後，李鴻章的淮軍被擊潰，聲名掃地。此時複出主持對日外交的，實為恭親王，而此人正是一個鐵杆主和派。在恭親王主持下，李鴻章被起用來參與對日交涉，不過因為他長期辦理外交，既有經驗又有國際聲望。今天看來，把和議的責任推到李鴻章一個人頭上，肯定是不公正的，因為這是西太後的既定方針。主戰派雖然反對和議，抨擊李鴻章，但是對於如何進一步防禦，阻止日軍直搗北京，卻拿不出實際的辦法。歸根結底，還是實力太差。在這種實力懸殊的情形下，所謂主戰也不過是一種態度，雖然咋咋呼呼，熱鬧好看，卻並沒有真正的作用。
其實當時日本人在脅迫中國的諸條款中，最看重的就是割讓台灣。中國則群情激憤，都反對放棄台灣。李鴻章自知割地事大，上奏明言：“割地之說，不敢承擔”，又說，“割地不可行，議不成，則歸爾！”皆載於翁同龢日記，可見李鴻章的真實態度。堅持割地的人，是恭親王重用的大臣孫毓汶。中國當時的一個困境是，北京的地理位置距離朝鮮半島太近，真要抵抗，必須遷都，但遷都城涉及國家體製，無人敢言，即使抵抗，也無可用之兵。對驕橫的日本人來說，清政府已經成為任人宰割的魚肉，如果不滿足日人所提的條件，則立即進兵攻占北京。在這種情況下，割讓台灣滿足日本成為清廷自保，斷尾求生的唯一途徑。所謂“宗社為重，邊徼為輕”，言下之意就是最上層統治集團保命要緊…而本身就不在決策核心的李鴻章能有多少責任? 他既不是宗社成員，賣哪門子國? 事實上，李鴻章聽說自己被授予全權去割讓領土，當場就嚇了個半死: “聞命之餘，曷勝悚懼！”
距今120年前的1895年，4月21日，李鴻章從日本馬關轉來日方把賠償三億兩白銀減為二億兩的條款，光緒皇帝終於複電接受。不知何故，石泉先生竟然沒有提及3月24日下午李鴻章被刺這件戲劇性的事情。 1895年5月21日，光緒皇帝正式下詔，宣布接受對日和約，並希望得到天下臣民的“共諒”。公告強調京師為宗社攸關之地，言下之意還是為了保北京，迫不得已必須犧牲台灣。公告還提到，連日“海嘯成災，沿海防營，多被衝沒”。天津海嘯波及北京，一時間天氣驟變，淒風苦雨，連電報都中斷了。看來連老天也不眷顧中國，關鍵時刻掉鏈子。皇帝本來都相信天人合一，這一極端天氣的折騰更是讓年輕脆弱的光緒德宗精神崩潰。
這一年中國真是倒黴透了。
整個割地決策其實都由西太後遙製，但形式上，則是由大臣建議，光緒批準。作者注意到，西太後故意把割地責任轉嫁光緒，自己撇清責任，“其自謀可謂巧矣”！但是，作者指出，在上文光緒頒發的朱諭中，有“曲筆”表達處境之難。我猜這曲筆可能是“二十年來慈闈頤養，備極尊崇，設一朝徒防禦有驚，則藐躬何堪自問？”一句，意思是，再和日本人鬥下去，萬一日本人打進北京，驚動了老太後，情何以堪？再換句話說，就是暗示，我這兒皇帝無奈割讓台灣，其實是老太太的意思，後世一定要追責的話，請你們明鑒!
當年，周恩來明知劉少奇被構陷，寫一句“向出色指導專案工作的江青同誌致敬！”大概也是給後世看的。
1895年6月2日，李鴻章之子李經方赴台交割，在淡水遭抵抗力量攻擊，遂在基隆會晤日本接管人員，當晚簽約，正式交割台灣。台北總統府導遊以一幅圖畫介紹說李經方當時乘坐小船登上日本軍艦，交給日人一張無台灣的中國地圖，然後離開，看來不準確。李經方的確上了日艦，但目的是去基隆正式交割，不是上去一趟送個地圖那麽草率。
此後三年，光緒皇帝臥薪嚐膽，開始追求改革，西太後貪圖享受，對改革仍然隔膜，士大夫中翁同龢影響最大，可惜思想老化，對改革並無具體辦法，不過致力調解帝後之衝突而已。至於後起之康有為，因其狂悖，被恭親王和翁同龢雙重壓製。
最後，石泉指出甲午戰敗的三大影響:1，康有為改革運動的興起；2，孫中山革命的初起,3，淮軍崩潰後新軍的興起。他對康有為的維新活動的評價也堪稱公允。一方麵，他承認“百日維新，看似如火如荼，實皆紙上文章”，但卻承認康梁的社會活動，如辦報，興辦學會，對當時知識分子起了極大思想啟蒙作用。換句話說，康梁作為活動家和啟蒙知識分子的貢獻應該肯定，而搞政治則不及格，書生氣太重，以至一敗塗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