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假了，又翻起讀過好幾遍的戴明賢先生的回憶散文集《一個人的安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此次重讀的感悟卻變深了。戴明賢先生於我，算是父執，童年時候的印象，他溫文爾雅，總戴著頂鴨舌帽。這麽多年過去，在書的封麵內頁，他的照片上仍然戴著鴨舌帽。2009年夏天見到他，他即題簽《一個人的安順》贈我，連同一本自己的書法作品集。他的書法，在貴州是大名鼎鼎的。記得小時家裏的書中，有一冊戴明賢的散文集《殘荷》，應是取自“留得殘荷聽雨聲”，我讀中學時讀之，極為喜歡。那時中學課本裏記得有張潔的一篇《挖薺菜》，也很不錯，但我自少年時代讀了戴先生的《殘荷》，發現其中也寫很類似的經曆，就始終認定，戴先生寫得更好。
關於安順這座城市，它是戴明賢先生的故鄉，我雖然去過多次，卻從來不甚喜歡，這自然是我的偏見。貴州的城市裏，遵義的老城，都勻，銅仁都讓我覺得別很有情致，更不必說鎮遠那樣的古鎮，或許是因為安順所缺的是一條河，因為河總是會讓一個小城靈氣陡增。但是安順對於戴明賢先生的意義畢竟是不一樣的，不僅因為他生長在這“黔之腹，滇之喉”的商貿重鎮，經曆和體驗和一般過客絕對不同，更因為正如這本書裏詳細地描摩下來的，安順濃縮了一個逝去的時代，特別是抗戰時期的大後方。使我感到有點新奇的是，戴明賢先生自敘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也已披攬過一些文化人類學的著作，對於把一個小城作為某種獨特的文化生態記錄下來，是有自己進行文體和學科探索的自覺的。北大錢理群先生作為外地人，因為時代的陰差陽錯，曾在安順師專教書十多年，對於安順肯定也有別樣的情懷，因此他不僅鼓動了這本書的寫作，還似乎促成了它在人文社的出版，並為之作序。
戴明賢先生生於1935年，抗戰勝利的1945年尚是十歲孩童，因此書中的視角是兒童的，這也使記敘變得更富童趣，讓我一邊讀一邊想到小時候非常愛讀的《城南舊事》。讀這本書，還發現了很多過去不知道的故事，的確是可以當做史料來看，但比一般史料真切而生動。本書有一個重要的貢獻，就是把考察沿海學生和民眾流亡生活的角度轉到本地人身上。抗戰時期，大量難民自沿海地區湧入西南，很多人滯留安順，被稱為“下江人”。戴明賢先生說得好，所謂下江，大概是沿用了重慶人的說法，因為對在高原山地生活的貴州人來說，並沒有“下江”這個概念。“下江”人對於內地小城安順的衝擊是非常大的。書中描述，這些難民帶來了吃飯各付各的“AA製”，讓安順人嗤之以鼻，嘲曰：“新生活，各開各”，看了讓人一笑，而這裏的方言之韻腳，要用貴州話念才有味。“下江人”思想開明，男女在安順街頭挽臂而行，讓當地人“公然做側目而視狀”。但是，“下江人”畢竟給內地小城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鮮空氣，他們開辦師範教育，職業大專，演話劇，開音樂會，辦畫展，把小城變得五光十色。因此，抗戰勝利以後，他們的返鄉使得安順一時間沉寂下來。
書中寫下的很多記憶自然都和戰爭,軍事有關。一件重要史實是關於抗日名將戴安瀾的。戴安瀾將軍1942年5月26日在緬甸殉國。一般隻知道他後來安葬在廣西，戴明賢先生的回憶中，卻描述了遺體經雲南赴貴陽途徑安順的“悲壯肅穆”的“路祭”： “集隊的學生，公務員和自發的市民，從西門到東關夾道肅立，路兩側擺了許多祭桌奠帷，香煙繚繞。戴師長靈柩緩緩過處，兩邊響起痛哭啜泣之聲。”他和學校同學一起，列隊幾小時，望著靈車來去。 戴明賢先生的童年記憶中，看到過美軍的車隊綿延向西，朝滇緬公路行進。抗戰勝利後來華的美軍，則經常有胡作非為的事見諸當地報紙，例如持酒擁妓，甚至醉後在鬧市和妓女公然宣淫，醉臥貴陽街頭的美軍士兵“車馬行人為之繞道而行，警察都不敢驚動他。”另外，美軍士兵還經常把分配的後勤物資私自倒賣換錢，比如駱駝牌香煙，軍毯，呢大衣，夾克，蚊帳等。不過，戴明賢先生的筆觸對他們倒也並不過分刻薄，隻說，“美國兵隻是些活潑輕浮的小夥子”。1944年冬，日軍進攻黔南獨山，安順人發現下江難民的命運似乎馬上要降臨自己頭上，一時謠言滿天飛，再讀到戴明賢先生寫自己家如何往貴州西部織金搬遷，不禁想到過去讀巴金的《寒夜》，也對書中描述的因日軍進攻獨山造成的恐懼和悲觀氣氛印象很深。
抗戰中的“抓壯丁”後來成為很著名的話劇和電影，在戴明賢先生的筆下，一個兒童也能看到當時征兵的弊端和窘態：“我幾次看見新兵過街。有軍裝列隊的（那軍裝很舊，皺皺巴巴）；更多是一群衣衫襤褸的莊稼人，膀子被繩子串成一串，魚貫而行”。新兵吃的是紅黑色，發黴難聞的米，更像是糠，連他們離開駐紮的學校後留下的糞便，都仍是和糠一樣。和日軍作戰過的傷兵很快成為讓市民談虎色變的“一大公害”，因為他們經常故意“蓄意尋釁，宣泄憤懣”，而根本原因是官兵待遇在後方有天壤之別。有的軍官並未受傷，領取的撫恤倒比傷殘的士兵為高，更能坐擁三妻四妾。兵們沒有辦法，也就隻能拿比他們更弱小的老百姓出氣了。當地警察的形象也頗有意思，因為他們的地位非常低下，也隻能靠欺辱弱者來獲取心理平衡。但警察的體質一般很差，因此“連強悍一點的女攤主也敢同警察廝打”。讀來最好笑的是，警察的製服竟然沒有顏色，遇到節慶，大會後遊行或歡迎上司的場合，才臨時把製服“用黃泥巴水煮染”，一旦突下大雨，“警察們的製服不斷變臉，由一色而斑駁…黃水順著手腳流淌”…“這個場麵被市民們笑談了很久。”
我讀初中時候，在學校裏學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高中參加合唱比賽，唱過氣勢磅礴的《黃河船夫曲》“…我們看見了河岸/我們登上了河岸/心啊安一安/氣啊喘一喘/回頭來/再和那黃河怒濤/決一死戰！決一死戰！決一死戰！決一死戰！”，讀《一個人的安順》，才知道那時還流行很多很受青年學生歡迎的“軟性”抗戰歌曲，頗有後來鄧麗君歌曲的風韻，如《江南之戀》：“……啊江南，夢樣的溫存，露樣的嬌香，水樣的柔情，雲樣的迷惘……”；有《夜夜夢江南》“……小樓上的人影，正遙望著點點歸帆……”，還有一首《淡淡的三月天》“……今年，村家小姑娘，走在下溪畔，杜鵑花了謝了又開呀，記起了戰場上的情郎……”可以想象，這些“哀而不傷”，婉約而不頹廢，把個人情感和家國興亡融為一體的歌曲，對流亡者內心的觸碰會是多麽強烈。
書中有一些細節是讀者可能不曾知道的。戴明賢先生寫道: “一九三五年紅軍長征過黔北，看到連挑夫腳力都靠鴉片提神服役，不由得大為駭異。解放戰爭期間，安順人穀正倫主黔政，又正式開放煙禁，小城外的菜地穀田，開遍了妖豔無比的罌粟花，煙農用小竹藍提著‘洋煙菜’即罌粟嫩葉尖進城賣給市民吃火鍋。又香又嫩又脆，下火鍋比筒蒿菜還好吃。”就我的淺陋見聞，隻知道當代無良商家以罌粟殼使火鍋食客上癮，絕對想不到，罌粟嫩葉還真的會好吃，而且“比筒蒿菜還好吃”。有一些關於文化和語言碰撞的故事則頗令人發笑。書中寫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安順人看無聲電影，片中放到一個男士在女士家做客，女士端上菜來，男士嚐了以後點頭微笑。字幕出現：“燒得很好”，卻引起滿堂哄笑，因為貴州人隻說“炒菜”，不說“燒菜”，而西南方言又無卷舌音，因此調皮的觀眾們會自然讀成，而且故意曲解為：“騷得很好”。
戴明賢先生用白描手法記述形形色色的市井人物，偶而讓人想到汪曾祺的散文，但似乎更多一重曆史和命運的悲愴感。在各種人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幾位“女先生”，而她們的故事，也多多少少折射了時代的變遷和中國女性的命運。先生寫到，他小時就讀的私立安順“三一學校”，是由一群矢誌獻身教育的年輕女子在外受教後回鄉發起，由安順商界集資興辦。校長和教導主任都是天主教徒，終身未嫁，但學校卻沒有絲毫的宗教色彩。他回憶起胡校長在放學儀式上突見有戰機低飛，無從辨別是日軍飛機還是盟軍飛機的時候，鎮定自若，不向天空看一眼，因而小學生們雖然驚呼，隊形卻不散亂。胡校長病逝是孑然一身，送葬者卻上萬。另有一名才華出眾的黃老師，也是終身未嫁，到了五十年代初，她對推行蘇聯教學法提了些意見，在受到批判後竟憤然辭職，賦閑在家幾十年，從此隻靠胞弟接濟度過餘生。就在這種情形下，當文革後期，戴明賢先生一次從貴陽返安順，貿然闖入黃老師獨居的家中時，居然看見“她正坐在那兒讀一本木版大字的《後漢書》。”敲字到此，真歎服能在如此亂世裏獨處一方淨土的奇女子。如今世人因為章詒和的文字，才漸知康同壁羅儀鳳母女的貴族精神，但她們畢竟有著顯赫的家世背景，很多人更熱衷於終日拿林徽因的情事來嚼舌根，然後把“名媛”，“才女”的帽子甩得滿天亂飛以至於貶值得形同罵人。在我看來，康同壁羅儀鳳是可敬的，然而像黃老師這樣不靠父輩的名望，更不靠在男人圈子裏周旋求寵，真正單憑一己的內在力量對抗整個時代的女子，不論如何寂寂無名，才值得更多的尊敬。
談到安順，難免是要講到吃的。戴明賢先生在寫安順小吃時，竟然說，“我第一次去成都，久慕其小吃之名，遍嚐一通，覺得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我生於川而長於黔，兩地都認同，各有所棄取,也頗好美食，細思戴明賢先生的比較，結合自身經驗，不得不說是深以為然的。隻能說，有時“名氣”真是未必可靠，隻是一旦形成，就很難令世人改變定見而已。先生記述他的母親讓他去吃一家很著名的麵館，歸來大讚，被母親告知，人家的高湯不但用雞燉，還要下新鮮雞血“緊過”再撈出，湯才又清又鮮。隻是安順美食中唯有一物，雖蒙戴先生盛讚，卻不為我所喜：此即所謂小鴨沒孵出來的“寡蛋”，把蛋煮熟，剝出蛋白蛋黃及鴨胚胎，炸後煎炒。我過去去安順時，來自安順的同事就點此菜來吃，樂此不疲，盡管我一向喜歡嚐試新食物，但對此堅拒動筷，因為此菜被我看做天下第一變態。
目前美國曆史學界對中國的研究，早已深入到內地各省。關於現代史上的湖南，四川，雲南都有專著問世，而有關貴州的研究主要仍集中在古代史，地方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少數民族等議題，對貴州在近現代中國史的作用仍然關注不夠。《一個人的安順》中娓娓道來，講到安順最有名的“一門三中委”：穀正倫，穀正綱，穀正鼎，描述“穀正倫留花白大八字胡，戴銅盆帽，拄根大手杖，完全是電影中民國將領的形象”，詳述對作者父子兩代均有影響的貴州現代史上名人，“瘦削，矮小，雙目深陷而神光湛湛的”學者，書法家吳曉耕。文革期間，戴明賢先生從吳曉耕學七古詩，並為吳曉耕和貴州書法大家陳恒安傳遞相互贈詩，吳曉耕和陳恒安見麵並不多言,隻談點“淡淡的舊事”。吳先生還曾特地叮囑戴先生，做詩的事萬不可與別人說。寫至此，戴明賢先生一直衝淡平和的敘事竟也不免加入慨歎：“可憐那時的中國人！”今日的讀者若細品, 自可體味出一種力量，即便在一個舉國若狂，批判鬥爭的年代裏，邊遠如貴州，也有文人在沉默中堅守。吳曉耕的老師為任可澄，曾當選為民元參議院議員。1915年，任可澄曾以個人名義向袁世凱發電報，阻止其稱帝，後名列蔡鍔，唐繼堯的討袁宣言中。
自然，戴明賢先生從小醉心於文學，書畫，以至終生以此為業為樂，至少部分是因為優越的家庭環境和從小大量的閱讀，觀影，觀劇，與當地名流交遊的體驗所熏陶。書中記述，他的父親是安順有名望的富商，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就經營著自己的集團公司和商鋪，曾考察上海，香港，廣州，然後開始接受西服，在安順建西式住宅，騎英國三槍牌自行車，玩蔡司相機，家裏設暗室，還讚許女兒辦家庭劇團，他的母親還專門從貴陽購買美國製“勝歌（singer）”縫紉機。不過，戴老前輩不僅自奉甚儉，還曾借車隊商運的機會，護送過阮愛國（即越南領導人胡誌明的本名）返越。戴明賢先生承認，這段史實自己並未聽父親講過，是後來在文史資料上看到的。我想，這些不太為人所知的當地人的往事，對於深入了解抗戰時期大後方的曆史也是會有極大幫助的。可想而知，抗戰大後方物質的困窘，民眾的艱辛，流亡學生的營養不良和病弱，生活在這樣富裕和體麵的家庭裏的獨生兒子是不太能感受得到的，書中也的確沒有關於貧苦的記載。不僅如此，用現代的術語來說，這樣的家族是有頗多“象征資本”的。這是一種他人沒有的幸運，但不是罪過，或許，正是這種長期積累的底氣，才能讓人有貧賤不能移的誌趣。
最後讓我感興趣的，是戴明賢先生在後記裏對虛構和非虛構兩種文體的反思。他本是寫小說和劇本的作家，後來卻覺得，假如把故鄉安順的人物事跡按慣常的“小說”作法處理，人和事很容易“失去了鮮活的個性，掉進了類型化模式裏，一切都似曾相識”，而按筆記體寫成“散文筆調的文化誌；或是文化誌性質的散文”，卻似乎更為自然和得心應手。我想，或許人在年少時經曆不多，往往喜歡讀小說來彌補和擴展想象，而到了一定年齡，閱世既深，所見日廣，看見現實生活中太多讓人瞠目結舌的活劇，可能會越來越覺得，與其虛構小說，不如以類似小說的文筆來記錄現實生活中的各種真實故事。真人真事之奇譎，生動和豐滿，未必遜於小說，寫人物又不必落入固定的類型化程式--他引了高爾基的話說：“小說裏的人總不如生活中的人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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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把幾篇文章給國內一個編輯朋友，這篇不是第一篇，他卻“忍不住”先發，在他給我的郵件裏，寫了下麵一段話。話雖短，卻是我未曾料到的故事，但也足以讓我明白，他受到了某種觸動，而這種觸動，不單是因為個人家事，更是因為整個民族在二十世紀的複雜命運，以及和家事之間的糾纏:
“安順，有印象。我六歲時隨父母到晴隆銻礦廠探監，當時祖父與四祖母在此勞改。祖父1952年被俘，1978年才特赦。祖父後來對我說，他對得起民族，對得起劉門祖宗。他中央大學畢業後，投筆從戎，38年與中正先生在河南信陽雞公山地下掩體，指揮武漢保衛戰。這一段家事，以後有機會麵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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