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先說點題外話。今天的很多中國國內的學者（在國外生活和工作，受過係統訓練的似乎好些）特別熱衷於說這樣的話: 西方的理論，不能用來盲目地分析中國的實際。中國必須有自己的理論! 做了這樣的宣言，學者們似乎心裏就好受些了。發泄了怒氣，說出了政治正確的話語--誰能否定“盲目套用西方理論是錯誤的“這個 “正確”的說法呢?
但問題是，這樣說的人，究竟有沒有在正麵--而非僅僅在否定和負麵意義上--提出什麽理論呢? 可以負責任的說，根本沒有。比如，有個也算著名的學者，對西方的中國研究的批判僅僅停留在喊口號的基礎上，他說某美國學者的理論如何不足，卻舉不出例子；他說中國就應該如何如何，也是一堆空話和似是而非的口號。我甚至可以肯定，他所挑戰的那位西方權威學者的英文原著，這位中國學者根本就沒有讀過。其他大量相關著作，他更沒有讀過。他自己所做的，按國際學術標準來看，可能隻是資料匯集。
呼喚中國的原創理論，當然是必要的，但有時侯，有些理論也可能出現了但受到了一定的誤解。畢竟，關於社會政治的理論，人們的判斷，不可能擺脫自身的價值觀，不可能達到完全的“客觀”。
例如，李澤厚先生曾經提出的“告別革命” 這個玩意。中國人要不要“告別革命”？這裏肯定沒有純粹“科學”的，客觀的答案，端看一個人的政治價值觀。再自以為“科學”的學者也無法用科學方法來論證這個問題，因為它太現實，太政治，太主觀了。事實上，似乎大多數學者對這一命題都持否定或懷疑態度。
不過, 回到有關中國的原創性思想這個話題，卻不得不承認，李澤厚的這個命題是有一定原創性，有邏輯, 有路線圖的，不是一般的情緒化表達。
先不管這個說法正確不正確，看它是否有理論的自洽性。
李澤厚堅持認為，在當代，革命年代已經過去，個體利益突出，中國人應該思考如何解放個體，但是，這種解放，並不是以“革命”為前提。在告別革命的前提之下，他提出了四個社會和平演進的麵向： 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
假如用這四個方麵來衡量當代中國，那麽，“經濟發展”毫無疑問是成效顯著的，“個人自由”（就業，創業，擁有產業，遷移，婚戀, 追求個人的自我實現......）比毛澤東時代已經進步了很多，“社會正義”顯然是缺失的，“政治民主”程度極低。李澤厚一方麵認為這四個要素是相互交織的，另一方麵卻又認為它們存在某種先後順序。他自己也承認，他把政治民主放到最後，是他本人被自由派攻擊的重要原因，但他仍然堅持宣稱，民主“不是中國的當務之急。”
在做任何價值判斷之前，我覺得要承認，這四方麵說，在理論層麵是可以自圓其說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對中國現階段和未來的路徑作出一個概括。
假如用這四個要素來衡量新加坡這個國家，可以說，新加坡在前三項上都做得不錯，但在第四項上有所欠缺。在第四項，即全麵實行西方現代民主體製上，可以預見，在李光耀逝世後，這一進程將加快。
西方之所以能容忍，甚至高度評價一個並不完全符合西方政治民主體製的新加坡，我想是正是因為新加坡在前三項上的成就。因為西方國家的真正底線，是私有財產和自由市場經濟。一個政府假如在政治參與上不夠“民主”，但隻要保證自由經濟，私有財產和法治，他們可以接受，但反過來，假如一個政府剝奪私有財產，即便再“民主”，西方也不會認同。私有財產是政治民主的基石，大概就是哈耶克的觀點。當然，私有財產的神聖，而非政治民主，才是資產階級真正的命根子。
李澤厚的四要素和順序說，也可以說是圓滑和麵麵俱到的。他不否認政治民主（西方式的而不是所謂社會主義民主）的終極價值--從這一點來說和自由派也無根本衝突，但又認為它必須排到最後--這又引起他們的不滿；他不否認個人自由--這和自由主義有所契合，雖然從理論上李明確地不讚同自由主義，但他作了讓步；他認為經濟發展無論如何都是第一位的--這和中國官方的話語又合上了拍；他講社會正義，這也符合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但又是不少自由主義者回避的。
正是在這一高度調和而又多少能自圓其說的意義上，可以說李澤厚其實也提出了一個關於中國現狀和前景的，本土的，值得重視的理論框架，甚至類似於孫中山當年的軍政--訓政--憲政路線圖。而這一路線圖，似乎從新加坡的發展軌跡中也能得到某種印證。
當然， 這個理論隻能是他私人的一家之言。每個人都可以以自己的立場來抨擊他，而政府也不可能接受這一路線圖。很簡單，假如西方式的“政治民主”被他作為一種重要的選項放在第四步，那麽豈不意味著改革的終級目標成了自由主義而非民族主義的。在這裏，我們可以肯定，在官方的意識形態裏，改革的目標是民族主義的--是“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而不是搞西式憲政民主。
因此，李澤厚作為一個思想家的確提出了一種基於中國國情的，非官方的，獨立的理論，但是，他的根本缺陷並不完全在於“告別革命” 這四個字引起了頗多不快--這不是“假洋鬼子”不許咱革命嗎?而在於他的麵麵俱到和調和傾向--即他自己所說的四者都安排得“恰到好處”，使得任何一個陣營的人都從中看到了自己厭惡的東西。
但問題是，這樣說的人，究竟有沒有在正麵--而非僅僅在否定和負麵意義上--提出什麽理論呢? 可以負責任的說，根本沒有。比如，有個也算著名的學者，對西方的中國研究的批判僅僅停留在喊口號的基礎上，他說某美國學者的理論如何不足，卻舉不出例子；他說中國就應該如何如何，也是一堆空話和似是而非的口號。我甚至可以肯定，他所挑戰的那位西方權威學者的英文原著，這位中國學者根本就沒有讀過。其他大量相關著作，他更沒有讀過。他自己所做的，按國際學術標準來看，可能隻是資料匯集。
呼喚中國的原創理論，當然是必要的，但有時侯，有些理論也可能出現了但受到了一定的誤解。畢竟，關於社會政治的理論，人們的判斷，不可能擺脫自身的價值觀，不可能達到完全的“客觀”。
例如，李澤厚先生曾經提出的“告別革命” 這個玩意。中國人要不要“告別革命”？這裏肯定沒有純粹“科學”的，客觀的答案，端看一個人的政治價值觀。再自以為“科學”的學者也無法用科學方法來論證這個問題，因為它太現實，太政治，太主觀了。事實上，似乎大多數學者對這一命題都持否定或懷疑態度。
不過, 回到有關中國的原創性思想這個話題，卻不得不承認，李澤厚的這個命題是有一定原創性，有邏輯, 有路線圖的，不是一般的情緒化表達。
先不管這個說法正確不正確，看它是否有理論的自洽性。
李澤厚堅持認為，在當代，革命年代已經過去，個體利益突出，中國人應該思考如何解放個體，但是，這種解放，並不是以“革命”為前提。在告別革命的前提之下，他提出了四個社會和平演進的麵向： 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
假如用這四個方麵來衡量當代中國，那麽，“經濟發展”毫無疑問是成效顯著的，“個人自由”（就業，創業，擁有產業，遷移，婚戀, 追求個人的自我實現......）比毛澤東時代已經進步了很多，“社會正義”顯然是缺失的，“政治民主”程度極低。李澤厚一方麵認為這四個要素是相互交織的，另一方麵卻又認為它們存在某種先後順序。他自己也承認，他把政治民主放到最後，是他本人被自由派攻擊的重要原因，但他仍然堅持宣稱，民主“不是中國的當務之急。”
在做任何價值判斷之前，我覺得要承認，這四方麵說，在理論層麵是可以自圓其說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對中國現階段和未來的路徑作出一個概括。
假如用這四個要素來衡量新加坡這個國家，可以說，新加坡在前三項上都做得不錯，但在第四項上有所欠缺。在第四項，即全麵實行西方現代民主體製上，可以預見，在李光耀逝世後，這一進程將加快。
西方之所以能容忍，甚至高度評價一個並不完全符合西方政治民主體製的新加坡，我想是正是因為新加坡在前三項上的成就。因為西方國家的真正底線，是私有財產和自由市場經濟。一個政府假如在政治參與上不夠“民主”，但隻要保證自由經濟，私有財產和法治，他們可以接受，但反過來，假如一個政府剝奪私有財產，即便再“民主”，西方也不會認同。私有財產是政治民主的基石，大概就是哈耶克的觀點。當然，私有財產的神聖，而非政治民主，才是資產階級真正的命根子。
李澤厚的四要素和順序說，也可以說是圓滑和麵麵俱到的。他不否認政治民主（西方式的而不是所謂社會主義民主）的終極價值--從這一點來說和自由派也無根本衝突，但又認為它必須排到最後--這又引起他們的不滿；他不否認個人自由--這和自由主義有所契合，雖然從理論上李明確地不讚同自由主義，但他作了讓步；他認為經濟發展無論如何都是第一位的--這和中國官方的話語又合上了拍；他講社會正義，這也符合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但又是不少自由主義者回避的。
正是在這一高度調和而又多少能自圓其說的意義上，可以說李澤厚其實也提出了一個關於中國現狀和前景的，本土的，值得重視的理論框架，甚至類似於孫中山當年的軍政--訓政--憲政路線圖。而這一路線圖，似乎從新加坡的發展軌跡中也能得到某種印證。
當然， 這個理論隻能是他私人的一家之言。每個人都可以以自己的立場來抨擊他，而政府也不可能接受這一路線圖。很簡單，假如西方式的“政治民主”被他作為一種重要的選項放在第四步，那麽豈不意味著改革的終級目標成了自由主義而非民族主義的。在這裏，我們可以肯定，在官方的意識形態裏，改革的目標是民族主義的--是“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而不是搞西式憲政民主。
因此，李澤厚作為一個思想家的確提出了一種基於中國國情的，非官方的，獨立的理論，但是，他的根本缺陷並不完全在於“告別革命” 這四個字引起了頗多不快--這不是“假洋鬼子”不許咱革命嗎?而在於他的麵麵俱到和調和傾向--即他自己所說的四者都安排得“恰到好處”，使得任何一個陣營的人都從中看到了自己厭惡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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