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高華的思想價值

  　作為與高華教授素昧平生的讀者和史學後輩，我拜讀過高華教授的多數著作和文章。這些著作和文章中卓越的史才和史識(《在貴州“四清運動”的背後》就極為獨到而細致)早已為人熟知，無須我來評論了。　

 在我看來，高華教授的史學實踐是一種後現代史學思想和方法在中國革命史中的應用。後現代史學關注話語，體製和神話的構建過程，它最厲害的就是把人們習以為常，認為天經地義的東西進行一番“知識考古學”的探索，讓人們看到，一種話語和意識形態，是如何在曆史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它使用哪些語匯，那些象征，哪些儀式，它確立了什幺，遮蔽了什幺，刪除了什幺?

而從認識的角度來說，一旦這一過程被詳解，分析對象身上那些人為的，因為政治原因而附加上去的神聖光環就被自動去掉了一大半。《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就是這樣一部著作，與其說它是一種道德和政治評判(我希望不是)，不如說它就旨在詳細和堅實地展示一個過程：“怎樣”和“來龍去脈”這兩個關鍵詞體現了對“生成和演化的過程”的興趣。

高華教授對長征的研究是另一個顯著例子。他揭示了長征這一神話是如何構建起來的(《紅軍長征的曆史敘述是怎樣形成的?》)，哪些真實的長征經曆和感受因為後來神化長征的政治需要而被刪除。這種努力，與葛兆光教授對中古中國曆史上某些道教儀式的消失過程的研究異曲同工。歸根到底，它們所關注和討論的，都是國家政權如何宰製和剪裁話語的曆史。

讀高華的文章，可以感覺到他對後現代史學的某些思維方式是認同的。首先是對曆史學的“客觀性”持保留和相對主義態度。高華在《行走在曆史的河流》中承認： “歸根到底，曆史學終究去不了敘述者的主觀性，所以曆史乃人文學，非‘社會科學’，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時代的任何一本史書，都隻能是一家之言，完全真實的曆史可能永遠無法還原。” 

史家所能做的，是在這一前提下，把自己的“所得所獲”，用“一定的規範和格式表達出來”，“並提供一些個人的見解。”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從認識論的角度說，高華教授想必並沒有認為，自己因為揭示了什幺，就徹底地否定了誰誰誰，就完全複原了“曆史真相。”

他的書因而決不會叫做“延安整風真相”，既然完全真實的曆史可能是無法還原，至少無法由一個人一次還原的。高華教授的觀念，和對作為個體的曆史學者的有限性的承認，不單是一種謙遜，更是一種對學術和思想的民主態度。曆史研究不可能不受主觀性的製約，但承認這種製約，盡可能地複原事件和不予承認，但在實踐中卻任意剪裁是全然不同的。

高華教授的思想中，有基於自由立場對激進主義和全體主義的警惕。例如，他指出

　　“激進主義的革命政治可以進入一切領域，從而阻滯了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另一種革命的模式是所謂的’有限革命‘，它以政治革命的完成為目標，尤其不觸及精神價值領域，因為精神價值領域是一個很特殊的領域，它有其堅固性….人為地使用政治的手段去推動這個領域的革命,其效果可能相反, 這已被二十世紀的曆史所證明。”《對五四激進主義的再思考》

這裏所表述的觀念，承襲了林毓生在《中國的意識危機》中從自由主義立場對五四前賢全體主義思維方式的批評，更直指以政治之力改造思想的流弊。的確，激進主義的問題不在於是否全麵反前人的傳統,而在於是否試圖全麵綁架後人的頭腦。

高華教授的思想是“自由”的，但更是“平衡”和“多元”的。這表現在他對30年代左翼文化的思考(《重新認識20世30年代的左翼文化》)。他並沒有或如一些人想象的那樣，把左翼革命文化完全否定，而是肯定左翼文化的“進取，參與，反省，批判的氣質”，然而問題在於，“‘整體性文化’的絕對主義思想邏輯是不利於文學藝術的健康發展的。” 

這裏，高華明確地反對的仍是“絕對主義”，也就是把革命文化從一部分人的一種精神氣質和價值取向變成一種絕對的統治意識形態。事實上，自由思想是可以寬容左翼的，而左翼往往難以寬容自由。另一方麵，高華又同時提出了對“資本對人們日常生活的隱形控製的問題。” 

這對市場經濟操控下的文化困境(如人的價值取向很容易被媒體和廣告操縱)又是一種警醒。高華所讚同的“多樣性”，的確很容易受到來自兩方麵的威脅：一是國家政權對人的思想的顯性操縱，二是全球資本主義對人的隱形控製。

不讚同任何形式的霸權，追求“多樣性”，這需要溫和，寬容，和自我的超然和獨立。當然，這一切都是艱難和需要付出代價的。
  （注：最初寫於高華教授逝世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