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就毛澤東,文革和牛棚答問

前不久參加了哈佛某項目舉辦的國際會議，主題是世界各國的監獄製度，我提交的論文是對中國文革時期的牛棚的起源進行追蹤，進行初步分類，並對這一現象進行初步的理論分析。

參會者中沒有專門研究亞洲和中國的學者，大部分集中於歐洲及歐美殖民地的監獄製度，我是唯一來自中國，也是唯一討論中國問題的。也因此，我用PowerPoint概述完論文主旨後，得到了不少好奇的提問，以至於答問超過規定時間，主持人，來自哈佛曆史係的美國史教授不得不宣布結束。

過後回想，覺得把這些問題和自己的現場解答，以及再後來的思考追記下來，也可以幫助反思其他國家的學者對中國問題的關注點。

問題1，牛棚的空間安排。我的回答是，牛棚選址有強烈的分散性和隨機性，很多都是在學校，單位的辦公室，儲藏室，地下室臨時設置。這使它完全不同於製度化的監獄，而體現出“群眾專政”的特點，也和蘇聯的Gulag 完全不同。就暴力和人身安全來說，監獄比牛棚更好些，因為牛棚內外“群眾”任意使用暴力全無章法（補注：牛棚和選址明確，還可以繼續領工資的“幹校”也是不同的。）

問題2，牛棚這種民間性的監禁場所和國家有關嗎？回答：當然有關。設立牛棚的組織包括工作組，軍隊，革命委員會，這些都是國家政權機關或其延伸。紅衛兵和造反派堅持的也是國家許可的意識形態，盡管從純粹法律意義上，國家本身即使在文革期間也是反對非法監禁的，但這是它自身無法解決的矛盾。（補注：沒有人因為私設牛棚監禁他人，或致人死亡而受到追究，正說明國家事實上默許了這種行為）所謂“牛棚”也隻是一個非正式的綽號，它的正式名稱花樣百出，但都很好聽，比如“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管訓班”，“反省室”……

問題3，牛棚裏有沒有強奸？性暴力曾經普遍發生在秘魯極左的“光輝道路”對待女囚時。回答：據我目前所掌握的資料，沒有。因為中國革命中有某種清教徒似的道德主義傾向，並不接受對被監禁的女性實施性侵害這種行為。（補注：一位在哈佛訪學的八零後學者後來私下對我說，刑訊算是一種針對敵人的“公”的行為，而強奸是一種“私”的行為，所以後者不太會出現。我深感這個回答更準確，可惜自己沒有想到。）會後步行回飯店，兩美國女士快步趕上，說很喜歡我的報告。她們也對“強奸”這個話題很感興趣。我再次重申，我不認為牛棚裏有針對女性的性暴力。她們說她們對文革的了解一般是通過一些華裔女性作者撰寫的流行的書籍，如張戎的Wild Swans，閔安琪的Red Azalea ，或楊瑞的Spider Eaters，裏麵似乎都有關於性的內容。我當即指出，這些書我都讀過，但不會引用，因為我覺得它們的內容受到西方市場左右和出版商的操控，有時故意追求刺激，無法斷定真偽。另外，雖然楊瑞書中寫到了性萌動，但這和強奸是兩碼事。兩女士連連點頭。（補注：傅蘋的書她們沒有提到，其實傅蘋的故事是更加等而下之，不值一評的。）

問題4，在場唯一一名中國研究生提問，如果群眾監禁群眾，那豈不是和毛澤東的原有的思想矛盾嗎？回答：群眾不是一個法律名詞，其定義非常鬆散，而且隨時可以改變。一個“群眾”可以因為說錯一句話就變成反革命，而且別忘了，毛澤東有關於“百分之五”的壞人的理論，某個 “群眾”變成反革命，也不違反“百分之五”這個配額。

問題5，這樣的設置有沒有先例？對待俘虜也這樣嗎？回答：先例應該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風。對待敵軍俘虜則完全相反，是優待的，目的是宣傳。非法監禁和刑訊恰恰是針對自己人更多。

問題6，資料來源。回答：目前有幾種：大陸正式出版的；香港和台灣出版的，網上民間刊物，以英文出版的。第一種數量很有限，而且追求政治正確，第二種比較可靠，第三種不經出版商，內容也接近實際經曆和體驗，英文的，我個人仍然認為受市場左右比較大。

會後和中國研究生以中文交流，他承認，毛澤東實在是個獨一無二，無人可與之相比的獨特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