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官方的敘述和教科書式的“曆史”往往會給人一種錯覺，就是毛澤東如何發揚國際主義精神，堅決抗美援朝，甚至犧牲了自己的長子，最後勝利地把美帝國主義趕回三八線以南。另一種錯覺是帶有修正史觀性質的，就是在新史料和解讀的基礎上，認為毛澤東是完全被動地被蘇聯拖入韓戰的，“抗美援朝”隻是蘇聯全球戰略的工具。這兩種觀點中，第一種顯然是一種過度的簡化，完全忽略了全部決策過程的複雜和反複，以及毛澤東和其他中國領導人的猶豫和艱難決定；後一種揭示了某種程度的曆史真實，但忽略毛澤東在其中的主體性和基於中國國家利益的算計和討價還價。更重要的是，兩種假設都忽視了曆史過程並非一條直線，而是一個充滿了各種可能性，偶然性，前後矛盾，思想演進，乃至幕後故事的複雜和動態的過程。
了解毛澤東對韓戰的真實態度，需要從三方麵入手：1，中國內戰和重建。從這個角度看，毛澤東主動卷入韓戰肯定是缺少動機的。中國方麵至少在1949年底就已經知悉金日成進攻南韓，統一半島的計劃，但在1950年上半年，毛澤東真正關心的仍是如何奪取台灣，完成解放大業，以及中國從戰爭中恢複和重建問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1950年1月12日宣布南韓和台灣的防衛不再是美國的戰略重點，對毛澤東來說，隻有關於台灣的部分才和他有關。直到1950年4月21日，毛澤東還發布了關於人民解放軍複員的命令，關注點集中在提高海空戰力以攻台；國內剿匪；以及把軍費開支轉移到經濟建設上。複員一直進行到6月下旬，即韓戰已經打響之後，而進攻台灣的計劃，也在7月正式被宣布推遲。毛在1949年12月訪蘇時曾向斯大林表示，中國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時期。據周恩來在1952年和斯大林會麵是時提及：1950年中國軍費占全部預算的44%，1951年為52%。
2，蘇朝關係。中國人容易誤信官方關於中朝“鮮血凝成的友誼”的宣傳，不知道金日成的南侵計劃最初隻向斯大林請示，而且從蘇聯獲取了大量援助這一事實。蘇聯在19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對朝鮮人民軍的援助超過同期對解放軍的援助。金日成於1939年至1940年上過蘇聯的步兵學校並在從1942年起在蘇聯遠東地區擔任朝鮮營營長，直到抗戰結束，並由蘇聯人一手扶持擔任朝鮮的領導人。金日成曾親口感恩戴德說，“朝鮮是蘇軍解放的”，他和蘇聯的淵源和感情遠遠超過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感情，這也是後來朝鮮黨內親華的“延安派”遭清洗的原因。在金日成統一朝鮮半島的計劃中，中國最初幾乎可以說是無足輕重，而且，金日成一方麵發表過一些輕視中國軍隊戰鬥力的言論，一方麵似乎很有意識地防範中國的影響借他的內戰擴展到朝半島。在這種情況下, 毛澤東更沒有理由對鄰居金日成的統一計劃表現出特別的熱心。準確地說，毛澤東對金日成的計劃既非明確反對，又不是積極支持，而是把前提設定為中國完成內戰，這種審慎的觀望態度或許也為自己留下了轉圜的空間。1950年5月13日到16日之間，金日成秘密訪問北京，但僅僅是把他的南侵計劃知會毛澤東，而毛並不讚同。中朝之間的冷淡，表現在1950年7月8日，戰爭過程中斯大林發給蘇聯駐華大使由其轉交給毛澤東的一封電報中。電文中說， “朝鮮人抱怨說，在朝鮮沒有中國的代表。應該盡快派出代表，以便於聯係和盡快解決問題。當然，如果毛澤東認為有必要和朝鮮聯係的話。”這封電報說明兩個問題:1，中國在韓戰爆發兩周後，仍然沒有和金日成建立日常聯絡，態度比較消極；2，最後一句話語帶嘲諷，說明除非蘇聯出麵敦促，毛澤東根本不認為有和朝鮮聯係的必要。
3，中蘇關係。盡管有上個兩條重要因素，1950年2月14日簽定的條約，於同年4月11日起生效 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已經無可避免地把中國綁上了蘇聯的戰車，而這一關係帶有很大的不平等性。當蘇聯出麵要求中國出兵為金日成解圍的時候，中國無論如何都是不可能拒絕的。事實上, 斯大林鐵了心要把中國拖進韓戰的終極目標之一,是要使得中國和美國通過一場麵對麵的戰爭就此交惡，堵斷中美間任何尋求關係正常化的渠道。隻有把中國和美國盡可能隔絕起來，中國才會完全依賴蘇聯，也才符合蘇聯的最大利益。這也是蘇聯並不熱心幫助毛澤東進攻台灣的原因：一旦中共奪取台灣, 美國和蔣政權之間的關係就告終結，那麽,中共和美國之間基於國家利益和而非意識形態改善關係的障礙也就隨之消失，這勢必是給冷戰中的蘇聯的當頭一棒。同時,斯大林也鐵了心不讓蘇軍和美軍直接衝突，那麽,“曆史的重擔”就隻能落在中國肩上了。同時,也正是和中國的結盟，使得蘇聯可以放膽支持金日成，而自己不派軍隊。
以上三方麵因素中,第三方麵的因素，即蘇聯的強大力量最終徹底壓倒了前兩個方麵的考慮，使中國不得不加入到朝鮮戰爭當中，以獲得斯大林的完全信任，也為了證明自己是這個盟約中勇於承擔責任的平等的夥伴，而不是個單方麵受施舍的角色。這種在是事實上的不平等關係中追求平等地位的努力，曾經體現在中方堅持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改為《中蘇友好互助條約》的心態上。以毛澤東那強烈的自尊心和天不怕地不怕的個性，讓他甘居人下，是很難做到的，因此，毛澤東雖然懾於斯大林的巨大威望和能量，也鑒於中國事實上的弱小，在中蘇關係中做了很多妥協，內心對平等的追求卻是沒有放棄的，對斯大林也始終耿耿於懷。另外還必須提到，毛澤東和劉少奇在與斯大林的會談中,已經達成共識：蘇聯這個國際共產主義的總舵主決定讓中國擔任亞洲這個塊碼頭的分舵主，那麽，中國對於轄區內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也是負有領導責任的。
但是，就此以為毛澤東的參戰純粹是做斯大林的走卒，肯定是錯誤的。就毛澤東來說，假如美軍不過三八線，中國的行動將很可能止步於在邊界警戒,因為在1950年上半年，毛澤東已經向金日成移交了隸屬四野的三個師，共計14，000 朝鮮士兵。但是1950年10月2日，聯合國軍下達越過三八線作戰的命令，成了一個關鍵的轉折點，應該說,使此前中方的克製和防禦態勢轉為以攻為守。這裏需要提及學界的一個爭論：1）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導致中國出兵; 2）出兵是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毛澤東的革命理論決定的，和過不過三八線其實無關。
筆者支持第一種，即比較傳統的理論，即美韓軍隊越過三八線起了某種決定性作用。原因除了上述中國方麵有大量內部問題需要解決，和朝鮮沒有結盟關係,也沒有得到金日成的專門請示和請求以外，還認為毛澤東此時期（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意識形態並沒有後來那麽極端，不存在一定要把革命推向中國以外地區的動力。另外，毛澤東，尤其是在對外較為溫和的劉少奇，周恩來影響下,對對美關係暗中仍持一種審慎和和緩的態度，不會願意真正和美國徹底翻臉。這裏需要注意的,也就是第二種觀點的重大缺陷，就是毛澤東此時的戰略思考更多是著眼於“國家利益”，而不完全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檔案材料也支持這一觀點。1950年7月5日，斯大林以“菲利波夫”的化名致電周恩來，指出“我們認為，立即集中9個中國師於中朝邊境,以便在敵人越過三八線時誌願軍進入北朝鮮作戰，這個做法是正確的。我們將盡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一方麵，在7月5日之前，也即早在敵人真正越過三八線前，中國方麵就已經做好了反擊的準備，但另一方麵，中方把前提設定在對方是否越過三八線。假設聯合國軍不越過三八線，蘇聯將很難說服中國出兵，毛澤東將更難以下決心，也會受到中共政治局內更為強烈的抵製。
但是，把這封電報和那封關於中國不向朝鮮派出聯絡代表的電報結合在一起,難免給人這樣的印象：毛澤東決定在必要的時候入朝參戰，但卻不重視派代表和北朝鮮直接溝通，也不必征求人家的意見，這讓人覺得毛澤東的決策是幫自己多於幫鄰居。難怪多年後這鄰居對“誌願軍”的功績根本不予承認。然而事實是, 毛澤東僅僅是以蘇聯，而非朝鮮的盟友的身份參戰。朝鮮想要的是什麽呢? 1950年9月29日, 金日成在被聯合國軍打得滿地找牙的時候致電斯大林，要求在敵人越過三八線的時候，又蘇聯提供“直接軍事援助”，如果因為某些原因做不到,“那麽請幫助我們在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建立國際誌願部隊,對我們的鬥爭給予軍事援助。”顯然，金日成根本沒有想過由中國獨立承擔支援的義務。
對中國來說，如果朝鮮半島北部被美國占領，東北這個中國最重要的工業和能源基地就將暴露在美軍炮火之下，這肯定是很難接受的，一定要保住北朝鮮這個戰略緩衝區，其實也類似古代的“屏藩”。筆者多年前和一位曾經參加過韓戰，後來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成為美國史領域名家的韓裔學者閑聊到中國對於把東北邊境暴露在美國炮火下的擔憂和幹預的理由，這位教授竟不以為然，說，現代戰爭，他真要打你，靠不靠你邊境又怎麽樣，還不是一樣打嗎？或許從客觀上看，他說得也對, 不過，這種二十一世紀的理解可能還是無法代替當時並不“現代”的中國人的心態。後來蘇聯在中國邊境把上百萬軍隊,就令毛澤東寢食難安。不過，韓國人內心對於因中國介入導致半島分裂（沒有統一在大韓民國旗幟下）耿耿於懷，這倒是個案例。另外，雖然杜魯門政府因為中蘇結盟的存在事實上並沒有進攻中國東北的計劃,但是毛澤東並不可能知道杜魯門沒有這個計劃，即使杜魯門公開宣布也不能相信，他隻能做最壞的打算。彭德懷在《彭德懷自傳》中，把出兵的理由歸結為1，不能向美國的包圍和挑釁讓步；2，現在條件比抗戰時期好; 3，需要顯示強大，擴大“社會主義陣營威力”。以後見之明來批評當時的決策是不正確的，事實上,整個戰爭前前後後，中美雙方都有大量難以避免的誤判，包括毛澤東因為低估了李承晚政權對美國的意義而曾誤認為美國不會參戰，美國誤認為中國不會參戰。
應該說，在中國參戰的決定中，蘇聯的推動和督促仍是第一因素，斯大林甚至在1950年10月8日致金日成的信中指責中國“消極等待”。為了誘使中國參戰，斯大林製造了另一套邏輯: 假如中國不在韓戰中徹底製服美國，收回台灣就更沒有希望，而絕不考慮協助中國在介入朝鮮半島衝突之前就把台灣收回；第二是對中國自身安全的考慮，第三，才是彭德懷在自傳中提到，毛澤東所說的“看別人危急...心裏也難過”。這裏似乎成了一種打抱不平的道德訴求，隻是經過毛澤東的包裝,拔高成為“國際主義”，這使得出兵朝鮮具有一種道德上的說服力，也容易讓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其他同僚接受。其實倒不如說，中國曆史上對於朝鮮半島上發生的事，從來就沒有不管過，這是兩國特殊曆史關係形成的。
另外,周恩來在1950年9月21日曾發表如下看法：既然聯合國對中國不負有義務，中國對於聯合國也沒有義務。這句話似乎表明了中共高層對於被聯合國排除在外的某種怨恨和孤注一擲的心態。
這樣看來, 毛澤東對韓戰的態度有一個從最初的旁觀到積極介入，並因勢利導的演變過程，說他完全“被迫”也是不準確的。四五月間中國尚在忙部隊複員，而5月時毛澤東還誤判美國不會為“無足輕重”的南朝鮮發動戰爭。6月25日韓戰爆發。七月初（遠在9月15日仁川登陸前）中共高層就已經確定了入朝的構想，8月31日,鄧華,解方,洪學智三人關於入朝 "速戰速決" 的報告呈交朱德。這一方麵表現出毛澤東的前瞻性，另一方麵也反映了毛澤東順勢而為，盡快掌握主動的自我調整，而毛澤東一旦下了決心,就全力以赴，不拚個你死我活絕不收手。毛澤東甚至認為，既然戰爭不能避免，那麽晚打不如早打，與其讓金日成敗退進入中國境內抵抗，造成更多麻煩，不如主動出擊，先發製人，禦敵於國門之外。就國內來說，既然和美國的軍事衝突不可避免，索性變壞事為好事，借機大肆宣傳，煽動國內反美情緒，進一步加強共產黨的統治（1950年10月起一邊出兵，一邊在國內大肆“鎮反”，殺戒一開,冤死者不知凡幾。當時在湖南主持工作的黃克誠很快就發現殺人太多，後來才予以製止。黃算黨內有理性,有良知的人尚且如此）。
毛的深層動機，不僅包括上述對中國自身利益和國內政治的考量，最重要的是要向斯大林證明自己的價值和中國的貢獻。在斯大林扶植了金日成，向朝鮮提供了軍事援助，派出了軍事顧問，承諾了向中國提供空中支援,並承諾如果連中國也打不過，就直接介入的情況下，再向中國提出派兵的要求，此時的毛澤東,作為蘇聯的盟國,一個想爭取平等，信任，和更多援助的盟國，除了派兵還能做什麽呢? 那時的中國，除了“兵”又還能拿出什麽呢? 從這個意義上說，參加韓戰，說難聽一點是毛澤東入夥的“投名狀”，說好聽點,是用誌願軍的鮮血和生命買來一張社會主義俱樂部的高價入場券。蘇聯對中國在一五期間的大規模援助和解放軍的初步現代化，就是以此換來的。
毛澤東在1958年會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博士的時候，對此直言不諱：“蘇聯人從什麽時候開始相信中國人呢？從打朝鮮戰爭開始的。從那時起，兩國開始合攏了，才有156項。”
最終,蘇聯通過韓戰保住了北朝鮮政權，成功地離間了中美，使中國全麵依賴蘇聯，並也阻斷了中共攻台的可能性。中國方麵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中共承受了遣返戰俘時受到的羞辱，毛澤東還賠上了自己的兒子，才獲得了蘇聯的“信任”和一百多項建設項目，換來了斯大林的一句“中國同誌太好了”，保住了一個最終成為大麻煩的緩衝區,當然也因為冒死大打出手而且打平強敵而在某種程度上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加強了中共的國內形象。但是終究由於實力的懸殊，中國方麵有幾條未能實現的計劃:1，未能實現毛澤東在戰爭過程中計劃的把聯合國軍驅離的目的，而回到維持戰前狀態; 2，在停戰談判過程中未能實現北京取代國民黨政府加入聯合國的計劃; 3，未能實現美國撤離台灣的要求；4，未能實現對等遣返戰俘的計劃,而按照美國方麵的堅持,進行自願遣返。想必毛澤東過後回想這場可以算贏了的世紀豪賭時，還是會感到苦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