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夏天回國，除了探親訪友，整理舊物之外，進行了幾次有意思的談話，對自己觀察和了解當下中國是頗有一點啟發性的，所以零散追記如下。
一
因為一個很偶然的機緣，我得知了A先生的電話。其時我正在F家吃飯，聽到他在電話通話裏提到A，我一驚，因為這個名字我印象十分深刻，讀過他在網上的文章，他提出的“中國人為什麽低度地活著”一直對我有所觸動。F把手機遞給我，略談幾句，A即邀我去他家吃飯。幾天後，我坐車來到約定的地點，看到一個戴眼鏡，留大胡子，身材中等甚至略顯瘦小的中年人，認定這是A，因為在網上看過他的照片，身材雖然有點出我意料，然而大胡子是個標誌。
A的夫人燒了一桌的好菜，A準備了一瓶白酒，還請來另一個朋友一起聊天。
其實，多年的海外漂泊，我所麵對麵接觸交流的人並不多。偶爾見到一些80年代的遺老遺少，總覺得他們很怪異。詩人兼異議人士XX也是這類舊式的“名士派”。我在美國的報紙上看見他在參加一次XX功的集會時發表演說，竟說出一句“XX功學員的每一句話，都象一首詩。”一個詩人可以肉麻令人作三日嘔至此，自我作踐得可以和郭沫若媲美了。說實話，XX的不少詩，我覺得還真帶有郭沫若式的激情。
回到和A的見麵。我之所以在他的家裏聊了一晚，又喝酒又破例抽煙，不亦樂乎，其實是因為我發現他是一個正常人。
A首先提出反對宗教狂熱和救世熱忱，這似乎正回應了我對遠誌明及其同黨的懷疑。對於我們來說，中國人其實從來不缺少狂熱，從義和團到文革，到今天形形色色的抗議XXX，抵製XXX活動，任何理由，都可以讓一部分中國人不負責任地狂上一陣，真正缺少的，始終是認真，審慎，冷靜的思考。現在“國學”是頗為複興了，但是，又有多少在真正梳理國學中的種種精華和糟粕，考慮它和西方文化各自的優勢呢？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救世，國學複興，這些夢囈一般的狂熱，本質上和1980年代對西方的盲目崇拜並無本質區別，隻是在另一個極端上。
我提出，A寫作的語言是比較值得借鑒的。A答道，他主張漢語的純化以及語言暴力的去除。更重要的是，反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邏輯。假如我們要重新建設文化，就必須提供一種有價值的，文明和理性的思維和交流方式，以此來取代語言暴力的泛濫。你可以粗暴，但我仍然溫文爾雅，因為我倡導的跟你不一樣，我不能沿用你的方式來攻擊你。
我最感興趣的是，A提到的另一種趨勢，即一部分像他這樣的獨立知識分子，並不一定和政府全麵對抗，而是願意積極地參與對政府政策的積極影響，而另一方麵，政府在某些時候，也樂於在公共政策方麵，聽取一部分自由知識分子的建言。在這一意義上，我覺得，這部分知識分子重新充當了傳統中國社會中士紳的角色，在國家和社會中起到一種緩衝和溝通的作用。這甚至類似於胡適等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自由知識分子，和國民政府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假如能施加影響，則也不妨作“諍臣”。如果我們絕對地以魯迅的“橫眉冷對”和共產黨的“鬥爭哲學”作為標準，自然也許會認為這是一種妥協和軟弱，但是從整個民族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來看，這部份人所思考的，無非是把對民眾的傷害減到最少，而采取的是一種更為理性和穩健的路徑。不過，我對A說，這樣做的原則是，不做惡，即推動政策向有利於老百姓的方向發展，而不去推動那些傷害民間利益的政策。
A的理性，還體現在對孩子的教育上。他的兒子今年13歲，非常禮貌。他說，曾經有一次，孩子在學校裏被老師告狀，他對孩子的回答是：尊重學校的規則。因為不論一個人多麽有能耐，都不能脫離社會的遊戲規則。一個人必須找準自己在社會上的角色定位，然後考慮如何為社會做出一定的貢獻，因此他反對由於對教育製度失望就把孩子封閉起來在家教育的做法，因為這樣會使孩子失去和社會的聯係，以及社會責任感。
A在思考，寫作。他的專業是美術，現在的職業卻是電大教經濟學的教師。他過得平靜，安穩，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至少，他不罵人，不偏激，不口出狂言，不故作驚世駭俗狀。
二
這一天，原本B也要來A家（這群壞蛋真是物以類聚啊），但因為要見的人太多，隻能作罷。幾天後，我在咖啡館和一家小餐館兩個地方，和B聊了一上午。
1989年，B是北大經濟係的學生，後被開除回到原籍，後來還是很成功的，可稱某種意義上的典範。在咖啡館坐下來，B開始問我，對中國未來趨勢怎麽看。我向來是害怕這類大的無邊無際的問題，幾年來的讀書和研究經曆都限於曆史領域，凡事須得重證據，對預言未來更加覺得無能為力。不過，如果要我來看當下的趨勢，則我以為，現在中國已經由1919年，1976年，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政治”模式中走出來。在過去的三次以廣場為中心的抗議運動中，廣場本身被神聖化，而且廣場上訴求是由精英向中央政府發出。1989年的一個重要的遺產，就是這種模式---包括學生運動和廣場政治---被徹底終結。取而代之的是社會抵抗的分散化，地方化和基層化傾向，這一非中心化的趨勢一方麵由於目前的社會矛盾已經真正深入到各個不同層麵，而非僅由大學生憑一腔熱血來表述，另一方麵，NGO，和特定的互聯網站作為一種新型的組織形式，也有助於各界人士在不同地域的組織。但是，各類抗議活動和NGO的分散化的弱點在於缺少明確的綱領和統一的訴求。對此B提出，統一綱領隻能在政黨政治下實現，但目前執政黨的“剛性結構”無法寬容反對黨的存在，甚至對NGO 也極度忌憚和竭力打壓。
作為1989年運動的過來人，B想聽聽我這個旁觀者對這一運動的看法。我說，首先，我對這一運動的基本評價始終不變：這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對學生的缺點和失誤不宜過度苛求。我們無法假設，假如學生如何如何，就能讓黨內開明派主導對運動的處理，從而產生更好的結局（我不讚同戴晴的觀點），因為，學生的溫和理性的訴求其實沒有一項被認真考慮過，而“黨內溫和派”的實力其實是很有限的。（最近出版的《李鵬六四日記》也證明了這一點，即：學生的策略是無關緊要的，最終的結局很早就由強硬的政治老人們定好了。）如果這場運動有缺點的話，那麽，首先，它缺少，或者沒有能夠提出一個大的目標——“民主化”，因此，它過多地糾纏在反腐敗這類問題上，須知，“反腐敗”即便是朱元璋也堅定推行的；後期又一直糾纏於為學生自己平反昭雪問題上。第二，B提到了我一直想到的一個問題——中年領袖人物的缺乏。一場社會運動需要的是成熟的中年領導人來領導，決不可能是學生。當然，中年人的狡猾會使得他們自覺規避這樣的責任和擔當——如方勵之。（美國前駐華大使李潔明的回憶錄已經說明，是方勵之夫婦主動要求避難的）這裏引出了B的另一番感慨：中國最油滑的人就是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第三，B本人對柴玲等學生領袖的逃避持嚴厲批判態度，認為這是運動最大的失敗——道德的失敗。
B對劉曉波的《零八憲章》一事不表讚同。覺得劉曉波把進言對象放在政府，根本是搞錯了對象，而劉曉波本人竟然預料不到後果，不過是政治上的幼稚。對於劉霞等人在一次B參加的聚會上歧視來自底層的XXX，B很反感。我說，這些人對民主的理解還是理論上的，其實，民主首先是一種生活方式甚至人生態度。
B對陳子明和王軍濤兩人的感覺和我一樣。我覺得留在國內的陳子明作了很多深入的思考，而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的王軍濤，用B的話來說其實“沒有長進”。是的，王軍濤寫了什麽呢？ 我記得的是回憶“李克強”是他的校友雲雲，看來已經到了需要“李克強”來撐台麵的地步了。
說到甘陽這個人，我說，這不是一個思想家，也不是一個學者，隻是一個“術士”。
B提出，中國未來很可能從商人中產生領袖，企業文化和精神值得重視。我說，我對這個問題一直很感興趣，近代中國商人對於社會和政治可以產生何種影響，正是我博士論文的研究論題。本質上，近代商人和專業人士，相較傳統士人來說，至少理性精神和法製觀念要強很多。從這一意義上，1989年是一場文人運動（蘇曉康，遠誌明，劉曉波等人都屬此類，而前二者尤為不堪），但專業人士（律師，維權律師）的不斷深入參與，企業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和介入（一些大企業如招商局建立基金會對中國政治經濟進行研究），是近些年才出現的事情。回美國後，看在香港中大買的艾曉明拍攝的《太石村》記錄片，深感民間法製意識之強，維權律師的活躍。同時，太石村事件也證明，麵對一個反法製和非理性的地方政府，合法的維權行為難乎其難。“官逼民反”的曆史魔咒仍然存在。這種甲方試圖理性和講法製，乙方堅決蠻幹，導致無法妥協和共贏的現象，正是1989年事件在地方小範圍的翻版。
三
臨走前的一個晚上，與記者C和D夫婦在XX咖啡館聊天。D的觀點，佐證了我對80後的看法。基本上，不論是在和A，還是和B的談話中，我都對80後，90後持樂觀態度。中國的50後60後都帶有曆史的創傷，在成長的過程中學會了很多黑暗的東西，也帶有極強的受害者意識，知識儲備也比較薄弱。“一個受過傷害的心靈是可怕的”， 如A所說。“70後”，包括A，B，F，往往具有社會政治意識，受80年代新啟蒙氛圍，搖滾文化的影響比較大，但這一代人的缺點，恐怕在於過多地繼承了前代的悲情和救世意識。現在主持一個NGO ——“XX鄉土文化社”的D說，作為一個70後的她，與她手下的很多80後在從事同樣的貧困山村助學工作時，頗受到這些後輩的啟發。因為，當她帶著強烈的道德使命感從事NGO的時候，身邊的80後則是因為內心的“快樂”而從事這一工作。也就是說，“苦大仇深”和動輒搬出宏大主題，自我感動，已經成了60後70後的標誌。同樣是從事ＮＧＯ，７０後在自虐和痛苦中做，而80後90後更多地以個體快樂為出發點。這難道不值得７０後反省嗎？
四
健康的個人主義。我的大學校友XXX也是NGO的積極參與者。她邀請我和她的90後學生探討“快樂”這個主題。我覺得她所做的一件有意義的事，是在教英語的過程中，傳播一種民主，理性的思維方式。這是我第一次比較正式地和國內的90後交流。根據他們的一篇英文課文，研究結果顯示，一個個人主義的社會中人的快樂指數高於集體主義社會中的人。我決定以此為切入點，討論個人主義意味著什麽。我首先指出，英文中的individualism 並無任何貶義，個人主義以個人為本位，強調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個體的選擇和差異，尤其是相對於國家的政治權利，同時個人主義也強調責任感，合作以及個體和社會的協調。
一個多小時的講座，討論後，她要求學生把感想寫下來。從這些反饋中，我發現，90後或許將有更強的權利意識和法製意識。以下是摘錄的幾條學生反饋：
A“國民為個人奮鬥，追求個人利益的鬥誌促成了一股共同的力量去戰勝危機，所以我認為美國的個人主義在某種時刻會凝聚成一股強大的集體主義···我個人也認為，個人主義下，人們的幸福感會更高，人們會更更加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而集體主義在很多時候更像一個空架子，並沒有給人帶來相應的滿足感。”
B“我希望中國在以後的教學方麵也有更多關於正麵的個人主義的理論知識的傳授。因為我們中國重視的集體主義觀的確在我們現有的生活中忽視或忽略了個人的正當利益。”
C “….我很欣賞美國人對自己權利的維護意識，對槍支的持有權的確能夠限製政府的一些政策和不良行為···”
D “在不考慮是否尊重個人選擇的層麵上，我認為發揚集體主義精神其實是在尋求一個整體的發展，從而使個體也隨之在某方麵有所改善與提高。然後個體再反作用於集體。這也可以成為我們一直在追求的一個目標——即在尊重集體主義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發揚個人主義。”
這隻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三本大學。假如我們確定，個人主義是自由主義的基礎，那麽，有理由相信，正在成長的新一代中國人正在朝這個方向發展，雖然與此同時，他們還需要法製觀念。
五
總而言之，在這次回國的訪問中，感覺到二十年來反省和超越的努力無時不在進行。1）不同的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觀察和思考中國社會和曆史，包括收集和觀看各種曆史和現實的紀錄片（如周浩的《厚街》），其中包括我的一些長期經商被我認為非常拜金的同學，但這類同學的政治態度非常穩健。2）大多數我所接觸到的人都意識到仇恨，悲情，偏激不是出路，務實，理性，韌性和溫和是一種新的態度，例如，F一邊上班，一邊寫曆史小說，一邊當律師，對老一代人的一味憤懣就不表讚同。舊式文人名士的做派已經過時了（且不說一些“名士”實為雞鳴狗盜之士）。3）理性包括和當政者的有限合作。正如我和A在談話中提到的，合作與對抗並非勢不兩立，隻是兩種尋求社會變革的路徑，如同晚清的立憲派和革命派，最終殊途同歸。4）很多人都不約而同地注意到，建構新的話語體係，必須吸取新的文化資源，有意識地擺脫你的對手已經灌輸給你的一套霸權的政治文化，包括語言和論辯方式。卡瑪在《天安門》中所揭示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同一種政治文化下，對立雙方使用同一套話語係統的困境。意識到這一點，我覺得是一個極大的進步。５）由於互聯網的發達，越來越多的人通過種種讀物意識到，過去接觸的官方版中國近代曆史其實是被極大歪曲和遮蔽的，而對於另一種曆史敘事越來越感興趣。
英國曆史學家霍布斯鮑姆說過，十九世紀是一個漫長的世紀，從1889年法國革命到1914年一戰爆發，而二十世紀是一個短暫的世紀，從一戰爆發開始，到1989年終結。也可以說，19世紀是一個“主義”的世紀，二十世紀是實踐“主義”和“主義”們失敗的世紀。而二十一世紀，則將是一個“沒有主義”的世紀。不論是恐怖襲擊，還是中國的幼兒園屠童案，都體現出非中心化，個人化的特征。
其實，所有這些人，不論是大學教師，商人，９０後學生，律師，都是在中國這個社會裏無權無勢的普通人。他們沒有貪汙的機會和賣國的資格，也不是大名鼎鼎一呼百應的公共知識份子，但又不完全是隨波逐流的大眾。但是，這部分人---可以說是正在形成中的一個健康的批判性公民社會的縮影---的存在卻是實實在在的。不論是激進還是溫和，他們都將逐漸形成一個新的合力，讓整個中國社會在經曆了１９８９年的巨大震蕩後，在“主義”消退的大背景下重新聚合，慢慢趨向成熟和理性，雖然這個過程會很長。從某種意義上，這是中國現代性轉型的一部分，而這一過程，從１８４０年至今並未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