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說明的是，描述美國學生對一些中國人熟悉的形象的另類看法，並不意在說中國人需要據此調整和改變，隻是感覺這些例子對於生活在西方的中國人更好地了解西人文化心理，及深層的中西文化差異或許有一定幫助。
我曾經在一門旨在引發學生興趣的基礎課教學中把“孫悟空”這一人物形象教給美國學生，所使用的材料包括英文版《西遊記》中有關大鬧天宮的章節，和1964年的著名國產美術片《大鬧天宮》（有英文字幕）。我原以為學生會象中國人一樣喜歡孫悟空，但超出我預料的是，連續幾年，我都發現學生中的大部分人不喜歡孫悟空。他們不喜歡的理由其實恰恰是中國人喜歡的理由，例如孫悟空的調皮搗蛋，不服管束，擅自偷吃蟠桃等等，學生幾乎一致認為，孫悟空非常粗魯，不遵守規則，明明沒有被邀請，為什麽擅自參加蟠桃會，不經允許喝酒，為什麽不好好養馬...隻有少數學生注意到，孫悟空對待花果山的那群小猴子非常關心，也有善良的一麵。
這種中外審美趣味的差異在我看來根源於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中國文化在長期過度壓抑正常人性和個體之後開始反彈，很多心懷不滿的人走向極端，以挑戰一切現有秩序為榮為樂，即使自己做不到，也會羨慕能無拘無束，隨心所欲的人。美術片《大鬧天宮》中對孫悟空的反叛行為的誇大和美化，對所有試圖壓製他的天庭官員全麵醜化，事實上還反映了文革前夜的官方意識形態和對學生造反精神的鼓勵：“造反有理”，“金猴奮起千鈞棒”， “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經曆過文革全程的Karma Hinton 在紀錄片Morning Sun中就專門摘取《大鬧天宮》的片段以表現紅衛兵一代人在成長過程中所受到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但對美國學生而言，他們在自小生活的現代公民社會中所經曆的是一個人的個體性和社會性不斷磨合的過程，學生的思想可以自由，行為卻要受到約束，觀點可以表達，脾氣卻需要控製，既要能充分發揮個體的聰明才智，又要能進行團隊合作。因此，當他們看到一個公然不尊重任何權威和規範的孫悟空的時候，更容易產生的是反感而不是親近。
另一個讓美國學生產生矛盾的感覺的人物是《水滸傳》中的魯智深。讀了經典章節後，魯智深拯救金蓮的正義行為通常能得到學生的肯定，認為他的確是個英雄，但是他把鄭屠活活打死的行為讓多數美國學生感覺過度暴力，另外，他在寺廟裏出家的時候的一係列違禁行為, 如喝酒，吃肉，大鬧寺廟等行為讓美國學生十分不解和不滿。原因和反感孫悟空的理由一樣，都是違反了一般的社會行為準則。美國學生困惑的是： 明明收留了他的寺院有自己的戒律，而且講得非常清楚，魯智深本人也接受了, 為什麽他後來要一再違反規矩，為所欲為？當然，美國學生需要了解中國文化中英雄人物對“破壞”的強烈欲望，也需要知道在故事的結尾處，魯智深皈依了佛教。但是，這裏的文化鴻溝還是不可忽視的。可以認為，魯智深的確代表了一種富於正義感，但反體製，反規範的“遊民文化”，而整部《水滸傳》都充斥這樣的遊民文化意識和行為。這種古代的反叛意識和現代社會的法製，秩序觀念和溫和有度的行為方式之間存在很大差距。
在真實的曆史人物中有一個重要的人物是秦始皇。由於缺少儒家文化對秦始皇的批判背景，美國學生幾乎一致認為秦始皇是個大英雄。如果他們看了張藝謀的《英雄》，則更會加強對秦始皇的認同。大多數學生都選擇認為秦始皇是片中的真正英雄，其次是梁朝偉飾演的殘劍，因為他是第一個看出秦始皇的價值並給予肯定的人。對最後萬箭齊發，把無名射成刺猥的場麵，大多數學生都認為，這是合乎法製精神的結局。或許這正是張藝謀的成功之處，但從美國人的價值觀來說，學生的態度仍然體現出尊重權威和法律秩序的一麵，而中國國內自由派對這部電影的討伐，因為沒有相關的背景，美國學生並不認同。
還有一個人物就是曹操。美國學生了解和評價曹操的優勢在於沒有任何中國人的先入為主的道德判斷。我把幾名有代表性的二十世紀史家對曹操的評判列出來：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呂振羽對曹操持基本肯定態度（《簡明中國通史》），相對政治中立的呂思勉也持肯定態度，指出“篡本來就不是什麽罪名...不肯篡卻不能不說是一種道德”，甚至認為“從古英雄堅貞坦白無如魏武者”（《呂思勉白話三國史》）秉持儒家道德理想的史學家錢穆對曹操則持否定態度，抨擊曹操的“篡竊” “不光明，不磊落”（《國史大綱》）。（其實，清代史家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的評價似乎更為持平：趙翼批判曹操先用人後誅殺不是出自真心而是“矯偽”和“權術”，但是承認曹操崛起的背景是漢末政治衰敗，而曹操事實上“延漢祚二十餘年”。）民間的曆史想象和戲曲形象塑造則也持否定態度，而把光環都給了劉，關，張和諸葛亮。在了解了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但並沒有親自推翻漢獻帝）的行為，以及他在北方統一和發展中的功績以後，學生幾乎一致認為曹操完全是一個正麵人物，原因就在於他的事功，能力和事實上，而非道德理想意義上，的成功。至於他是否因劫持和控製皇帝，或信奉 “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教天下人負我”而有道德缺陷，並不在美國學生的考慮範圍內, 因為他們原本就缺乏儒家文化背景而更偏向采取政治實用主義態度。
當然，這些都不是在極為深入的了解之後的結論，但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膚淺和印象化的了解也許占的比重遠超過極為深入和專業的了解。事實上，一名（也隻有這一名）通讀，並跟著我單獨學習和研討《三國演義》的美國學生就深深地愛上了諸葛亮，以至於他在facebook上的名字從此就叫Zhuge Liang. 這名學生在對比諸葛亮和周瑜後發表了如下的見解: 諸葛亮並不比周瑜更聰明, 但他比周瑜的個性成熟情緒穩定很多，這才是他最終勝出的原因。
至於毛澤東，大多數學習中國現代史的美國學生也是持肯定態度的。即使他們了解到很多批評和攻擊毛澤東的著作以後，仍然傾向於敬佩或多多少少給予同情的理解。有趣的是，夏天和中學同學聚會，然後一起去看當年的班主任，席間這位數學老師突然問我，美國學生怎麽看毛澤東和周恩來？我說，還是覺得毛澤東是個英雄，不論好壞，總之是個大人物，個性鮮明，有自己的思想，而周恩來對外國學生來說麵目很模糊。現在我想補充，周恩來在中國人心中的那種諸葛亮似的道德光環和象征意義，對美國學生來說是沒有多大吸引力的，或許隻是個"nice guy"？更何況，這個形象即使在今天中國人心中都逐漸坍塌了。
孫中山呢? 我的第一個導師曾說,他不明白為什麽孫中山在中國為什麽那麽受尊敬。第二個導師同樣對孫中山不感興趣。原因現在想來還是因為孫中山一生都沒有真正掌權，沒有實力。這樣的人美國人是不會特別看重的，即使他出生在夏威夷也沒有用。
如果要作出一個初步的結論的話，那麽可以說，美國學生對中國曆史和文化人物的評判無形中是以是否符合現代西方的法製，秩序，規範為基準，同時表現出非道德的實用主義和簡單的英雄崇拜傾向。正是這種傾向使得美國學生在不帶偏見地對比研究中國古代諸子百家政治思想的時候，幾乎一邊倒地讚同法家的主張和價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