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對中國曆史的一些影響

一， 把人倫道德上升到宇宙論的層麵，完成了儒家學說（準）宗教化的過程，使其成為更為完備的思想體係。近期讀《何炳棣思想製度史論》，對宋儒打通道德哲學和宇宙論甚為強調。

二，儒生在（政治）事功以外，發展出一套特有的生活方式：讀書，靜坐，窮理，自省。此點由金觀濤，劉青峰《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提示。金，劉二人對儒生對政治參與的相對淡漠持否定態度，認為是一種“退化”，但其他學者如王汎森，Peter Bol更強調其地方參與和平民化的積極意義。這種生活方式，似乎也帶有準宗教的特點。

三， 精英的地方化。如Peter Bol 所指出的，學者和儒生自宋以降更積極地參與地方公共生活建設和維係地方道德，如纂修方誌，主持公共工程，辦學，建立鄉約製度等，體現出了更為務實的社會責任感和地方精英的自我認同。我以為，中國在19世紀中葉後之所以曆經西方衝擊而不完全亡國，除了國家體量龐大，征服不易，具有文化自覺意識的儒學地方精英的堅持頑抗也是一大貢獻。從現代化眼光看，這部分人固然保守，但從民族主義的角度看，其實有大功勞。

四，事功既弱，對知識的追求逐漸成為一種強大的趨勢，既餘英時所稱之“智識主義”intellectualism 到清代前中期，純學術研究的精神，思維方式和方法已經為現代學術的引入奠定了基礎。

五，政治倫理的內化。自宋以後，中國再也沒有出現分裂割據（如南北朝，五代十國）局麵，大一統觀念和功能極大強化。士大夫的政治忠誠感也極大提高。明朝以前，因為朝代覆王而殉節的人數不過百餘，而明末殉節者高達3800人左右。事實上，自宋以後，由權臣從內部篡奪皇權（如唐高祖，宋太祖）建立新朝的事情再也沒有發生過。


至於其負麵的影響，早被批倒批臭無數次，且略過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