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底和12月初，機緣巧合，竟有機會第一次來到台灣，觀察了“九合一選舉”全程，並和不同階層和政黨的人士直接交流，雖然浮光掠影，談不上一個係統的研究，但作為親身體驗的記錄和感悟，即便錯誤在所難免，倒也不妨作為資料留存。
台灣的政局已經形成了兩個主要政黨你上我下的蹺蹺板遊戲，但在台灣的各種交流，包括和計程車司機的聊天，都反複強化一個印象，即兩黨之間的界限並非十分鮮明。這一方麵是因為作為現代民主體製下的競爭型政黨，不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都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剛性政黨”，而成為一種選舉機器，或者鬆散，“柔性”的政治俱樂部。黨員可以退黨，可以改變政黨所屬關係，可以批評自己所屬的政黨，也沒有義務必須在競選中支持自己政黨的候選人。和筆者交談的司機明確地說，民眾在選舉實踐中，並不注重黨派意識形態，而更看中候選人的政績，表現，個人魅力，以及其提出的政策對自身的利益的影響。據筆者觀察，在這一過程中，候選人的實際政策常常會讓位於個人魅力。一方麵，所有候選人都會作出一些美好，但未必能真正兌現的政策承諾以爭取選票，另一方麵，很多年輕選民未必有耐心去認真研究和比較候選人提出的具體政策。他們很可能依靠從媒體或者日常經驗，甚至從直覺獲得的印象去投票。“政治素人”柯文哲根本沒有任何從政經驗，但筆者在台灣（包括離台的航班上）接觸到的幾乎所有人都一致認為，此人極其聰明穎悟。在這種情形下，投票者對於個人魅力這一變量的傾斜就會壓過對於執政經驗和理念的關注，而願意給“素人”一個機會。同時，柯文哲本人也表現出一些新穎和健康的行事方式：比如以無黨派的形象出現；並在選前象征性地“推倒”一麵寓意兩黨對峙的紙牆；一旦籌款目標達到，就宣布停止募集捐款；使用互聯網接近青年選民，而避免把大量經費無謂消耗在平麵和電視媒體上等等。
誠然，一個沒有行政經驗的人，無論多麽有吸引人的特質，都不能擔保其真正成為一個合格的行政長官，但民主製度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試錯的過程。假如柯文哲最終不能勝任市長一職，自然不可能連任。可以說，民主製度的初衷原本就不是要選出在絕對意義上最優秀的人才，而在於1，給予民眾一個自由選擇和被選擇的權利和機會；2，給予民眾一個循正常合法途徑更換不合格的領導人的自由。這也類似婚姻自由的意義：婚姻自由絕不擔保給任何人找到最優秀的伴侶，也不擔保最穩定的婚姻，但是它擔保進入婚姻的人一開始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後來有更換的權利。這樣，不論自由婚姻在現代社會中實際上是如何不穩定，也沒有人願意再回到既省事又穩定的包辦婚姻製度中去。
民主製度還必須默認,受教育程度再高的選民,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庸眾”。他們會被“忽悠”，會誤解或許道德高潔，或許眼光超前的領導人，例如韓國的盧武鉉，或許，今日台灣的馬英九（我不夠資格評價他，但確實聽到他可能超越時代這種說法，姑妄聽之）。然而，假如我們還有可能擁有了一個超凡魅力領袖，讓這個超人般的領袖以自己的魄力迫使庸眾閉嘴，按他指引的方向前進。這種情形，或許有英雄崇拜情結的人會倒地便拜，山呼萬歲，但任何理智正常,了解現代民主的人，在麵臨選擇一個平庸的領導人還是絕對跟從一個貌似完美的絕對領袖的時候，都必然選擇前者。因為一個民選領導人的平庸是真實，看得見，也可以批評的,而所謂的智勇雙全，無所不能，那樣的完美領袖不過是虛假的幻像，隻有頭腦幼稚的人才會去相信。
此次參與台北市長競選者共7人，除了最引人注目的柯文哲和連勝文以外，有一位出生於1936年的老人趙衍慶值得一提。此老為山東籍，曾為流亡學生，工程師，計程車司機，其學曆，背景，年齡均無任何優勢，公布的政見也顯得搞笑，例如包括“建造實驗室供市民研究實驗來日當有愛迪生居裏夫人出現。”他宣布“不收政治獻金，不收物品和金錢”，唯一的宣傳手段就是戴著假發，穿著唐裝在電視上唱山東小調。但是，電視台照樣為他配備手語翻譯，由於他的山東腔濃重，竟還特地找到另一位原籍也是山東而又會手語的女士來翻譯。老人顯然不可能當選，但筆者在開票當日看到，他也獲得一些票數。按選舉法規規定，候選人需要交納保證金，如果票數達不到一定比例，保證金不再退還。從製度設計的角度看，由於候選人資格基本不設立門檻限製，保證金可以防止純粹持遊戲心態的人浪費公眾資源。
對於仍在逐漸試驗和完善的民主製度，觀察者其實不需要懷抱過於完美的心理期待甚至用精神潔癖的眼光去挑剔，認為每個年輕選民都必須非常認真，成熟地從政策和理性的層麵去選擇候選人（懷這種心理期待的人好象不少,其實太過書生氣）。無法避免的現實是，在今天這個高科技和娛樂致死的社會裏，選舉政治也多多少少帶著娛樂的色彩，而這種色彩在情感豐富的東亞社會裏比冷峻的西方文化中更為明顯。例如，台灣“九合一選舉”中的候選人不僅要站在敞蓬車上終日招搖過市，掃街拜票，感動支持者，還都或多或少地運用過一些電視選秀節目的常見的手段：1，悲情牌：配偶出麵，痛說家史；2，名人效應：舉辦大型選前之夜晚會，大佬站台，歌手獻藝，現場激光束和熒光棒交相輝映，讓人分不清是政治活動還是一場音樂會。在這種全民狂歡的氣氛下，選民的非理性的情感因素必然會成為一個重要的，不可忽略的變量。有時候，下了一場大雨，選民不想出門也可能影響選舉的結果。對於一個冷靜的觀察者來說，承認民主製度實施過程中非理性和偶然因素的存在，評估其影響才是一個現實的態度。
以平民意誌為依歸的民主製度運作過程中的過度世俗化，缺少崇高理想和道德價值的問題已為中國大陸新儒家政治思想家蔣慶所批評。他的批評也可以說是不無道理的。
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另一些具有東方文化色彩的現象還包括地方議員和基層公職人員，如裏長，經常不得不協助調解所在地區選民的家庭糾紛和私人事務。這些在西方文化中屬於“私”領域的事情，在東方文化中，仍然被潛意識地認為可以由地方政治人物以“公”的身份解決。也就是說，中國傳統心理中“父母官”的角色，即便在已經實現民主化的台灣，也依舊存在。另外，賄選行為在一些鄉村地區和中國人習慣的人情，送禮似乎有糾纏不清的關係。因此，在批評和防止賄選行為的同時，關注這些行為的特定文化背景也是必要的。
在諸多非理性的因素之外，理性的製度設計和運作實施畢竟還是首要，並起著根本作用的。盡管選前造勢可以非常狂熱，也不乏相互攻擊，但整個投票，開票，計票過程基本可以做到公正，公平，和公開。在投開票所裏，每一個合格選民（20歲以上）憑身份證和印章領取選票，秘密投票結束後，投開票所開放供市民參觀（監督）唱票過程。唱票時每一個票箱由四名工作人員負責，一名工作人員從票箱中拿出選票，交給第二名工作人員向現場公眾亮票，並大聲宣布X號一票，再交給第三名工作人員把選票放置於桌麵。另一名背對觀眾的工作人員負責重複念讀一遍，並在白板上候選人的名字下的方格內畫“正”字。為便於準確識別候選人，選票還印有每位候選人的頭像。每個選區的票數上報到市下屬的區一級，再由各區匯總到政治上中立和超黨派的“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會的計數在大屏幕上實時公布，現場允許國外觀察團和記者出席。選舉結束後，勝選和敗選的候選人都會發表感言，相互致謝（如果這是“做秀”，那麽此前的相互攻擊抹黑也應該看做是一種“做秀”），敗選一方往往會自責沒有做好。按選舉法規規定，所有選前造勢活動都必須在正式選舉前一天晚上10點準時結束。按筆者在現場的觀察來看，台中市長候選人林佳龍的造勢晚會雖然現場氣氛高潮迭起，激蕩人心，但的確在10點準時落幕，觀眾秩序井然地退場。另一條規定是，所有競選戶外海報，招貼在選舉結束後都必須撤除。另外，選舉法規對於如何保障女性和少數族裔的當選都做了明確規定。
這一過程大體的平和，理性，有序，在筆者看來，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台灣較高的教育水準。在目前的台灣，大學的錄取率已經達到97%。很多參選人和助選人都有在國外受研究生教育的經曆，更值得注意的是，來自兩黨的大量參選者和參與助選等政治活動的人都受過係統的人文社科，如政治學，社會學，中共黨史，或跨學科的中國大陸研究等訓練，有島內或英美名校的碩士乃至博士學位，一些人甚至做過大學專任和兼任教師。這部分人對於西方民主理論，國際局勢，大陸政情，中國曆史等都十分熟悉，說話的邏輯性和深度令人信服，其知識結構乃至個人性情都適應於從事理性和溫和的社會運動及選舉政治，也能夠對民主的理念及其與實踐的契合進行深入的批判思考，對於選舉本身的勝敗則不會耿耿於懷。從另一個角度看，在一個高度技術化和商業化的社會裏，從政也為人文社科背景的人提供了另一種職業選擇。
然而，筆者指出教育水準，尤其是人文社科教育和在民主政治運作中的重要性絕不意在暗示教育普及是民主的先決條件。台灣地區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經開始逐步推行基層選舉，民眾對選舉並不陌生，當時的教育水準遠未達到今日的程度，其間也並不少國民黨的黑箱作業，但這一過程持續推進，最終水到渠成。應該說，較高的國民教育程度是最終實現高質量的民主化的一項充分條件，但並非追求民主的先決條件。民主隻能在逐步實施中完善，而這一過程和國民教育程度的提高，信息的公開化和多元化是可以同時並行，相輔相成的。大陸同胞對於台灣立法院打架印象最為深刻，但據台灣朋友說，這些都是故意在媒體麵前“做秀”，遠非立法院工作的常態。
台灣民眾又注意到，在傳統的三權分立，以立法機構監督政府的架構之外，還存在立法機構本身也需要監督的問題。這一工作，正在由逐漸興起的，超越黨派的非政府組織承擔。對候選人政見的審慎分析，往往也是由非政府組織約請專家和學者進行。如“高雄市公民監督公仆聯盟”不僅視監督政府和議會預算資源分配為自身的任務之一，還在選前對競選高雄市市長職位的兩名候選人楊秋興和陳菊在七個政策項目（產業轉型，青年就業，財政困境，環境汙染，公共托育，老人照顧，公民參與決策）下進行了評分，並提供了詳細的書麵點評。參與評估的共計有35名各領域專家學者和一個非政府環保組織。作為NGO，“高雄市公民監督公仆聯盟”本身則禁止公職人員和黨務人員加入，並宣布不接受政府補助，和政黨及政治人物捐款。與此同時，公民教育也開始正式進入台灣各大學的課程。這些趨勢，體現了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的逐漸成型。
即便是外來的觀察者也很快就會發現，國民黨在今日台灣是很不受待見的。筆者至少很少聽到針對民進黨的批評，但針對國民黨，不必說國民黨以外人士，即便是國民黨黨員，黨內的工作人員也都怨聲載道。這些批評集中在幾個方麵：1， 國民黨擁有龐大黨產，而且其價值和政策取向代表“權貴階層”和“財團”。盡管國民黨人士對此加以否認和辯駁，但始終難以改變該黨在民眾中的形象。在國民黨過去幾年的執政中，普通民眾所切身感受到的工資水準體現不出GDP 增長，房價過高，食品安全問題都被推倒國民黨頭上。固然，這些問題中有一些可能是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換誰上台都很難徹底扭轉，但現代政治問責製必然要求執政黨負起政治責任；2，國民黨內鬥頻繁，組織渙散，缺少執行力。盡管有人可能誤解現代政黨內部完全可以個人自行其是，但作為一個組織，一定程度的協調和凝聚還是需要的，否則基層黨員對黨就更加離心離德；3，國民黨在和民進黨的輿論戰中完全處於弱勢，把握不了“話語權”。在台灣，民進黨掌握大量支持和同情其立場的媒體，而基本上沒有一家能正麵表述國民黨理念的媒體。對此，一些國民黨黨內人士看在眼裏，但也無可奈何，心態幾近自暴自棄；4，太陽花學運標誌著台灣新一代年輕人政治意識的覺醒，但是大量的年輕人卻自動地加入到民進黨的陣營中，以至在民進黨的活動中可以看到大量年輕，有朝氣和活力的麵孔，而國民黨人，不論是黨工和支持者，則都以中老年人居多。年輕人對此的解釋是：國民黨起源於中國大陸，而民進黨發源於台灣，在民主化本身必然意味著本土化，放棄宏大敘述的背景下，民進黨的曆史顯得更有本地相關性和更多的情感因素，徨論國民黨還有製造白色恐怖的前科；另外，國民黨給予在物質上一無所有的年輕人一種不接地氣的，腐朽頹廢的資產階級和財閥的印象，而民進黨則顯得蓬勃，有朝氣，有理想。這從競選現場的一些細節也可以看出來，例如很多年輕人為民進黨助選（國民黨人譏諷他們不過是在打工，和在麥當勞打工無異，但筆者通過觀察確信這些年輕人的激情是真誠和發自內心的）。民進黨可以把候選人設計成各式公仔，做成貼紙，顯得活潑可愛。打個比方，國民黨如同一家老店，雖有一定聲望和大量資源，但積重難返，也不知如何吸引年輕顧客，甚至在逐漸放棄年輕人這個最有希望的市場，而隻依賴正在日漸凋零的老員工和老顧客，但民進黨卻給人一種有理想，有朝氣，有活力的感覺，甚至能吸引具有左翼情結，崇拜格瓦拉的青年人加入。這些青年認為，民進黨代表了中低層人士和青年人的呼聲。
在這裏，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在民眾眼中的區別，已經不完全是在統獨議題上，更在於代表了社會階層的上下兩極分化和潛在的對抗，也代表了代際區隔。或者說，在目前台灣內部的政治光譜中，國民黨類似一個強調自由市場和經濟發展的右翼政黨，而民進黨則類似一個強調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左翼政黨,在某些方麵甚至很象當年革命時期的共產黨。後者顯然占據了某種道德高地，更容易吸引本身就對分配不公，前途不明倍感憤懣的青年人群。筆者與之交談的一位較年長的台灣電信公司副總則指出，陳水扁弊案雖然對民進黨的聲譽造成了很大打擊，但國民黨執政後對於陳水扁本人的長期監禁，拒絕其保外就醫卻又讓民眾同情的天平向陳傾斜，而讓國民黨最終在道義上丟分。用這位副總的話說，馬英九“勝之不武”。至於他對連勝文以及連家三代的不滿不屑，就不在此轉述了。
國民黨盡管驕傲於自己的悠久傳統和曆史功績，動輒誇耀其成立於1904年(興中會),也抨擊民進黨搞“台獨”，自身目前卻提不出，或不敢於提出任何正麵的目標和價值。原本，針對“台獨”，國民黨似乎可以提出“統一”，但在本土化趨勢越來越強的今天，國民黨也明白，選民對於“統一”這一議題根本沒有興趣，提出“統一”不僅無助於國民黨贏得選票反而還有反作用，因此也隻能閉口不談。（“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14年7月進行的一項民調顯示，主張“盡快統一”的受訪者最多隻占全部受訪者的4.2%，主張“盡快獨立”的受訪者也不超過總受訪人數的10.3%。占壓倒多數的人選擇終極目標可統可獨,或幹脆永遠不變的“維持現狀”）
在台灣訪問期間，看見電視上播放一則國民黨製作的宣傳廣告，意謂因民進黨杯葛與大陸簽定自貿協定，導致韓國從中得利，因而“韓國在偷笑。”這則廣告反映了典型的國民黨思維方式，即以發展和大陸的更緊密經濟合作作為自己的唯一強項，但其效果可能並不理想：首先，片中傳達的意涵針對第三方,容易引起韓國的反感；第二，強調和大陸的經貿聯係並不能真正抓住年輕人的心理，反而可能加劇他們覺得國民黨隻知道經濟利益，缺少道德理想色彩的負麵印象；第三，很多台灣青年並不認為自己從兩岸經濟往來中受益。更有甚者，他們把兩岸關係不恰當地比喻為兩性關係，認為大陸是個窮得隻剩下錢的土豪，想用金錢征服台灣這個少女，而不管這個少女真正想要什麽。一些二十多歲的激進青年甚至認為，大陸遊客赴台“自由行”隻有利於少數和旅遊相關的行業，但在同時又降低了台灣的旅遊品質。
當然，更為冷靜和長遠地看，善於宣傳和營銷並不一定意味著真正有能力，有責任和有遠見，會“造勢”未必等於會“做事”，民進黨的很多候選人事實上也有雄厚的家族產業作為支撐，而拒絕“財團”，是任何一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執政黨都不可能真正做到的。但現實是，這樣的姿態和運作本身的確會更為成功，至少是自我營銷方麵的成功。
就“台獨”概念本身來說，由於大陸《反國家分裂法》的震懾，民進黨已經不再公開宣揚這一理念，而是采取了一些較為隱晦的策略。例如，把獨立變成“台灣的未來由台灣人自己決定”這個頗有煽惑力有似乎有道德正當性的說辭，同時，在敘述台灣曆史的時候，刻意模糊清朝和日本統治台灣的性質之間的根本區別，把陽明山一個旅遊景點的文字解說中，清朝對台灣的統治被稱為“清領時期”，日本殖民時代則稱為“日領時期”，使得二者都成為同等的，一先一後的外來政權。然而，這段文字的英文翻譯，卻把“日領時期”寫為殖民時代：colonial period，對清朝卻不用colonial 這一措辭。這表明，英文部分反映了正確的曆史觀，但中文部分卻刻意地進行了誤導。對這一點，國民黨背景人士直指是民進黨執政時期進行的篡改。
在台灣也聽到了各種聲音。較高的參選率（此次台北市長競選的投票率為67%）背後，也有一股政治冷感在湧動。一名觀選的台北市民把自己看做一名旁觀者，有學生對候選人之間相互抹黑已經感到厭倦，一名起早摸黑，但月收入隻有二萬台幣的司機說兩黨其實都一樣，盼望大陸企業來台灣提高工資。另一名司機則對大陸的超大人口規模和諸多現實問題，以及民主化在大陸的特殊困難表示非常理解，同時對台灣在經濟和國際影響力方麵的逐漸邊緣化表示擔憂。他說，假如大陸再這樣繼續發展下去，再過50年，不要說台灣不想統一，就算想統一，大陸也未必對台灣感興趣了。
總之，在台灣的觀感雖非盡善盡美，例如存在黨政不分的情形，監察，考試二院有名無實等，但仍然可以感覺到，在政治體製，製度設計，民主意識和實踐，民眾的信息來源，知識結構，公民社會的成熟程度，參政議政的熱情和程度等諸多方麵，台灣都已經遠遠走在大陸的前麵。盡管大陸有超強的國力，雄厚的經濟基礎，龐大的市場，卻難以對“民智”已經開啟，且已經進入“民治”時代，心懷“理想”的台灣青年一代產生向心力。加速整合反而還會對因為大陸的龐大和台灣的狹小之間的不對等而造成恐懼和疑慮。因而，兩岸關係的改善，似乎並不被大多數選民認為是一件特別的功績，也不情願走近得太快。事實上，台灣民眾和青年對大陸的情況並不陌生，甚至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不少人都在學校裏學習過和大陸有關的知識，因種種機會訪問過大陸，接觸過大陸來台學生。筆者與之交談的一個台北普通青年警察也對大陸警察的警銜，公安和武警的關係頗為熟悉，但在另一方麵，“了解”並非萬能，“交流”不可迷信。信息的流通和人員的往來，並沒有能如預期的那樣減少在更深層次上—涉及價值觀和根本製度—的隔膜。
台北的國父紀念館裏，孫中山先生的坐像神情凝重，目光憂慮，望之令人肅然，愴然。基座上所鐫刻，卻非先生手定之三民五權，軍政訓政，而是先生手書之蘊涵中華遠古政治理想的《禮記·禮運》中名句：“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融會古今中外文明成果的拳拳之心可鑒。
台灣民主在含有諸多反民主自由因子，卻又不乏公平正義理想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以及以救國強國為主題的中國近代曆史框架中發展而來，即使從台灣解嚴為起點，也不超過30年，以第一次政黨輪替看,不過十來年。成就來之殊為不易，論者可以批評，但不必總以美國作為至高標準，更須珍惜其在華人世界裏的長久價值。(圖: 台中市長競選造勢晚會上觀眾聆聽蔡英文演講,博主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