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近代中國的劇烈社會變動對每一個個體究竟意味著什麽？一個普通人究竟如何看待，感受和參與這些變化？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夢醒子——一個人在華北鄉村中的一生，1857-1942》通過記述一個不知名的山西省下層鄉紳劉大鵬（別號夢醒子）的一生，提供了一個重新觀察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視角。這本著作極少直接的理論闡述，純以敘事和分析為主，傳記式的體裁也看似並無新意，但細讀之後，卻讓人感到著者對研究對象和研究資料的選擇本身就含有轉換研究路徑的意義。
人物和思想，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但過往的研究者通常習慣於聚焦在對現代化進程產生過重大影響的精英人物，革命者和改革家身上。蕭公權對康有為的研究，列文森，張灝，黃宗智對梁啟超的研究，汪榮祖對章太炎的研究，柯文對王韜的研究等在今天都已經成為認識近代中國思想轉換的必讀經典。無可否認，一個時代中最傑出或最激進的人在某種意義上代表時代前進的方向，並起到推進作用，也因此容易在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記，但同樣無可否認的是，這些呐喊的少數未必在現實中代表沉默的多數的心態和基層社會的真實狀況，激進思潮在社會上的傳播也並未必象後世想象的那麽大。原籍安徽的餘英時先生在一篇論文中，就曾經以個人少年時代的親身經曆，證明陳獨秀在故鄉安徽的真實影響其實甚為微小。在這種情況下，對先進份子和反傳統者的集中研究有可能會遮蔽其他社會階層和人士對時代變化的感受和影響。近年來，這種以激進現代化為敘述核心的模式似乎開始出現了一些轉變。
劉大鵬其人，並非不為人知，但從他的故鄉的有關網站看來，他在今人眼中的形象和價值無非三點：首先是一個愛國愛鄉的紳士，其次他留下的日記對於了解清末明初的社會變遷提供了珍貴的資料，第三他的日記中表現出“局限性”，比如他把紅軍稱為“匪”。前兩點基本上是泛泛而談，似乎他的日記隻有原始資料的價值，第三點則反映出一種思維定勢——“局限性”是不好的，不符合時代潮流的，但既然每個人本來就受製於自身的時代，經典作家也說人“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曆史”，那麽“局限性”雲雲純粹就成了無的放矢的空話。更進一步，或許正是一般人的“局限性”，而不是偉人目光如炬的“超越性”，才是社會生活的常態。 Harrison通過對劉大鵬日記的係統發掘和分析，首先改變了把這些日記當成研究社會政治的原始資料的路徑，而把日記變成透視一個普通人心靈史的材料。這一做法還意在質疑傳統的精英/民眾二分法。劉大鵬中過舉，本應算是中上層士紳，但現實中卻不得已務農經商為生。這名寂寂無名的晚清小鄉紳，既不算引導潮流的政治文化精英，又不算一般農民。他的經曆，更讓人想到《儒林外史》，《浮生六記》，甚至《孔乙己》中的處於社會邊緣的下層儒生。和同時代醉心於現代化的人相比，劉大鵬始終把自己看作一個正統儒生，以一種失落和懷舊，然而並不偏激的心態看待現代化進程。那麽，劉大鵬的這種與現代化疏離的心態究竟是否“典型”呢？麵對這一可能的詰問，Harrison在序言中回答我們：“真實的人從來都不是典型的。” 這也從認識論的角度提醒讀者，個體經驗不必非得代表他人才有效，強調典型意義本身可能就是虛妄和誤導的。即以梁啟超，胡適這樣的人物來說，他們也未必是“典型”的，甚至胡適跟他的同代留美學生比起來，也可以說是一個異類。
Harrison通過對未經出版的日記的整理，一方麵關注日常生活，家庭，和個體，一方麵試圖解答兩個大問題：“儒家學說在人們的生活中究竟起什麽作用？在國家放棄長期以來對正統儒學的責任之後，這一責任如何演變？” 全書並不嚴格遵循時間順序，而是在六章按照主題分別描述了作為儒生，農民，商人，鄉紳的劉大鵬一生生活的多個社會角色，深入探索其文化心理邏輯。在第一章“寫作”中，Harrison指出，堅持記日記這一行為，對於劉大鵬來說具有強烈的道德理想意義。他和許多朋友一樣，因為時代變動失去了進入官僚體係的機會，又因為教育改革，連做塾師的機會也越來越少。起初，劉大鵬的日記是間斷的，但在閱讀了曾國藩家書後，日記開始呈連續性，其中不斷地提醒自己耐心，不與他人爭論，自省。顯然，劉大鵬期望以曾文正為楷模，通過日記把自己塑造成為一個理想的君子，甚至一個古代的隱士。要成就曾文正的事功顯然是不可能的，而做一個與世無爭的君子在十九世紀末的中國也日漸困難。最重要的是，劉大鵬始終在尋找自身作為一名儒者在儒學衰微時代的自我認同。在這裏，Harrison尖銳地指出，劉大鵬的學聖賢，更象是以農民的身份把自己幻想成統治階層的一員或者一名潛在的政府官員。另一方麵，他的日記中又清楚地認識到自己被排斥在主流權力圈以外的現實。這裏，Harrison 確實指出了清末民初下層文人的兩難境況——他們身處主流以外，但又以主流的價值觀規範自己；他們理想中的舊秩序正在崩潰，新規則又令他們倍感困惑。
在第二章“儒生”中，Harrison集中剖析了作為儒生的劉大鵬的教育背景——八歲入學，隨塾師讀《孝經》，《小學》，《論語》，漸此進入《詩經》，《尚書》，《易經》，《春秋》，《左傳》，《公羊》和《轂梁》等經典。1877年夏天，21歲的劉大鵬中秀才，隨後為準備舉人考試到太原入讀崇秀書院。1891年，久試不中的劉大鵬離開書院，成為一名富商的家庭教師。這所書院的負責人是一名講求實學和經世的學者，後來在維新運動中名噪一時的“六君子”之一楊深秀。Harrison 同時指出，劉大鵬並非完全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呆子，1877年的山西大旱，激進改革者楊深秀的影響都引導劉大鵬趨向成為一方麵特別注重內心道德追求，一方麵也關注地方事物和實學的新型儒生。日記的記載顯示出，這種對道德責任的追求使得劉大鵬對於當家庭教師的職業是完全不情願，而且以之為恥的。教師對他來說僅是一種迫不得已的糊口之計，絕不看作終身職業。這一部分敘述還可以提醒感興趣的讀者注意到，傳統教師，包括私人家庭教師和鄉村塾師這一職業在近代社會轉型中的地位和命運。劉大鵬最終於1894年中舉，但1895年和1898年兩次到北京考進士落第。從後視的角度看，1895年和1898年在中國近代史上都具有劃時代意義，但有趣的是，劉大鵬所留下的日記中，雖然以自己的眼光批評北京城市生活的奢華，對考試中過度強調書法表示失望和不滿，但對於《馬關條約》，戊戌維新這樣的大事件反應並不明顯，雖然日記中也提到著名的“公車上書”，但他本人卻並未參與。顯然，不論是作為改革者的楊深秀還是那場維新運動，都沒有更大地觸動劉大鵬的心靈世界——這無疑對習慣以改革——革命為主線來理解近代史的讀者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視角。
第三章“孝子”描述劉大鵬的家庭生活和以孝為先的典型儒家價值觀。第四章“人民的代表”中表現了劉大鵬的民族意識，社群意識，對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大事件的感受和判斷。其對舊秩序的依戀尤其值得注意。Harrison 寫道，由於清末新政的經費通過增加稅收籌集，民間怨聲載道，但此時現代化的呼聲日益成為主流，傳統的儒教價值觀越來越遭到改革者，乃至整個國家的懷疑和拋棄。劉大鵬的日記中記述說，雖然新政極為不受歡迎，但時人一旦對新政有所非議，動輒被斥責為保守和反動，輕則丟官，重則被構陷下獄。在這種情況下，劉大鵬在內心頑強地捍衛自己認定的觀念，並感歎自己完全與時代格格不入。辛亥革命在劉大鵬的記載中，並非是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而是奸臣袁世凱篡位，藏皇帝於深宮，改國號為民國，因而這場革命在他的眼中實不過一場違反其價值準則的政權顛覆。在劉大鵬的觀念中，袁世凱是絕不能做皇帝的，但宣統應當複位，他甚至在日記中宣稱自己不是民國人而是大清人。Harrison 並沒有對這樣的思想進行價值判斷，接下來表現出劉大鵬民國初年的日記中對於日本的對華侵略野心相當敏銳，劉相信，日本的目標不僅是青島，更是全中國。
根據Harrison的敘述，劉大鵬對時事的了解，不論是袁世凱複辟還是日本占領青島，都來源於上海《申報》。但稍有遺憾的是，作者在這裏沒有就《申報》和印刷媒體在內地鄉村基層的傳播稍作進一步的探究——劉大鵬還有沒有其他媒體，如地方報紙，作為信息來源？如果主要依靠《申報》，那麽《申報》本身的政治傾向是否左右劉大鵬的判斷與態度？民國初年《申報》在內地和鄉村基層的發行和擴散渠道究竟如何？
總體看來，作者通過對普通人私人日記這一另類原始資料的發掘，重構了一個在激進的時代中的保守者的一生，並表現出“同情的理解”，以其非精英，非激進，地方化，個人化的方法提供了一個民間思想史研究的例子，使得晚清的曆史圖景更加完整。劉大鵬所屬的社會階層必然在時代演進中被邊緣化，其道德和政治觀念中有不少在今天看來是可笑的，但對於早已把這些價值觀內化的人來說，儒學對他們心靈的影響還是不可忽視的，總會通過各種方式延續下來，的確不會在外部框架的轟然倒塌後消失得無影無蹤。同時，一個並不那麽顯赫，也看似跟不上時代，與急速的社會進步疏離的小人物，其真實的價值和追求可能恰恰是沉澱那個時代底層的一些東西，如同洶湧的波濤下平靜的河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