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對鄧小平的了解通常集中在文革爆發後以及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包括對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處理和南巡等重大事件。由於文革前十年中劉少奇作為中共二號人物的顯赫地位，鄧小平的作用往往被忽略。[1]除了在毛澤東設置一線二線之後鄧小平被推向經濟工作的前台，其配合劉少奇施行的略微寬鬆和開明的國民經濟調整外,他在其他事件如高崗案，反右，大躍進，中蘇關係這些重大事件和決策中的作用也常常因人們聚焦毛澤東和毛劉關係而被掩蓋。傅高義（Ezra F. Vogel）在其名作《鄧小平時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中,也沒有按照慣常的政治傳記寫法，從頭到尾鋪陳傳主的一生，而是“厚今薄古”，把全書絕大部分的篇幅集中在1978年及之後的鄧小平。在這一意義上, 傅高義的著作正如英文名所言：是關於中國在70年代末期以後至今的“轉型”，或者如其中文版標題明示，隻是“鄧小平時代。”當人們的了解更加深入以後，則難免追問，鄧小平除了開創自己的時代和作為毛澤東極端年代的受害者以外,究竟還做過哪些事情? 他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時代的角色究竟如何，他和毛澤東的關係到底怎樣？台灣的當代中國史學者鍾延麟的《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以下簡稱《文革前的鄧小平》，引用隻註頁碼）以極為廣泛的史料和嚴謹的梳理、論證，完整地呈現了鄧小平於1956 至1966年的十年間，在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任上所參與的重大活動, 采取的立場、措施,擔任的角色，厘清了他和毛澤東以及其他同僚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也揭示了鄧小平本人思想演變的軌跡。對於曆史學者和普通讀者了解鄧小平其人和中國高層政治運作，本書提供了難以替代的解讀，其核心在於論證：鄧小平在這一時期的作用和意義不容忽視。
一、本書的資料運用
本書的一大令人欽佩的特點是其史料的廣泛運用。拜中國大陸目前依法開放地方檔案之賜，在檔案文獻方麵，作者得以運用廣東省檔案館所藏的文革前領導人講話和報告。正如陳永發教授在序言中指出：研究中共高層人物最大的限製就是中央檔案館資料的對外限製,但是鍾延麟先生在研究中看似意外地在省級檔案館裏找到了很多原以為在中央檔案館才有的資料[頁x]。事實上，省級檔案館離並非僅僅隻有和本省有關的資料。文件的下發和轉發製度使得不少中央級文件和其他地區文件也可以在某一個省份的檔案館中見到，這也是在中央檔案館尚不開放的情況下,研究者們可以善用的一個路徑。除此以外，作者還使用了地方誌，海外收藏的中共檔案文獻，美國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所藏的英文資料，台北國史館中所藏有關中共和大陸政情的文件，乃至英國國家檔案。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獲得並使用了新華社1956至1959年間的《內部參考》以及大量文革期間印刷的批鄧資料匯集和紅衛兵小報，更不必說正式出版的高層人物年譜、傳記、回憶錄以及相關中英文研究專著、論文—--作者幾乎已將這些較易獲得的一手和二手資料一網打盡。從此書的征引文獻部分即可看出作者下工夫之深。
官方出版的回憶錄盡管也存在陳永發教授指出的“千篇一律”的問題，但主要是在大方向上,以筆者的閱讀體驗看,對具體事情的記錄和評判，不同的回憶錄當中還是存在不少富於個人色彩的成分。比如,洪學智關於朝鮮戰爭的回憶中就指出，他完全不知道毛岸英為什麽突然從躲藏的防空洞裏跑回司令部的小屋並被炸死在那裏，間接地否認了毛岸英有任何高尚的動機，反而暴露出毛岸英違反了關於所有人員在當天天亮後都必須隱蔽在防空洞的規定。曾誌在《一個革命的幸存者的回憶》中就比較真實地記述了革命者的婚姻和私人生活,也暴露了毛澤東的一些個性特色，和毛澤東與賀子珍、江青的關係。《黃克誠自述》中對彭德懷的個性也有直率的批評。[ii] 回憶錄的問題往往在於不能深入分析人物和事件，有時還常常“打啞迷。”以《黃克誠自述》為例，黃克誠講述自己參加廬山會議的經曆，提到“有位中央領導同誌…以幫助我擺脫困境的善意，勸我對彭德懷反戈一擊。”[《黃克誠自述》頁312]這位 “中央領導同誌”是誰，大概隻能是一個永遠的迷，但假如迷底能夠揭開，對於了解高層人物的性格和人品，定有幫助。
鍾延麟所麵臨的另一個最大的考驗，也正如陳永發教授所指出的,是“缺乏關於鄧小平內心世界的個人資料。” [頁xiii]鄧小平與其他中共領導相比,似乎缺少日記，自述一類文字。加上其剛毅緘默的性格，也甚少坦陳自己的內心世界。然而，研究鄧小平與中國政治,又繞不開對其心理,動機和行為邏輯的分析。因此，研究鄧小平除了史實以外，還隻能從大量的外圍材料入手，試圖闡釋其在特定環境和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一些行為動機。這裏的闡釋是必須的,而合乎邏輯的“揣測”也無法避免，盡管以史學家的主觀判斷去分析鄧小平的主觀意圖意味著雙重的困難。林蘊暉先生在其序言中也對鍾延麟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商榷意見，認為鍾對鄧小平的研究過於強調政治人物對“個人利害得失的考量”[頁xxv],足見在這些問題上是見仁見智的。
筆者在此也不得不對於鍾延麟先生在引用和解讀資料上的某些欠缺和粗疏提出質疑。鍾著說鄧小平在七千人大會期間在人民公社問題上說“當然是跟主席走”，並評論說,這證明鄧“唯毛是瞻”的態度(頁419)。筆者查閱鍾延麟先生所引用的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一書,發現張著提到這句話是在頁126，而非鍾著腳注所記的頁111-12。更重要的是, 《變局》的原文所說的是，鄧小平列舉了對待人民公社的幾種不正確態度--或否定，或應付,或急躁之後，認為毛澤東的“重視他,愛護他，想辦法解決問題”這一態度在四種態度中是正確的,當然應該跟主席走才有希望[《變局》頁126]。這說明,鄧小平認同毛澤東既承認問題,又愛護的態度,而鍾延麟書中單摘出一句“當然是跟主席走”就得出鄧無原則地“唯毛是瞻”的結論，顯然有斷章取義，急於推出既定結論之嫌。
二、鄧小平的角色與毛鄧關係
鍾延麟在《文革前的鄧小平》一書中首先聚焦鄧小平擔任的職務: 中共中央總書記。他指出，八大後由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成為毛澤東一手主導創設的黨政軍重要樞紐機構,既能直接插手國務院的工作,也能介入軍隊整風，同時具體執行中央政治局的決議,貫徹毛澤東的意圖。這樣一個要害部門，毛澤東何以屬意鄧小平掌控？鍾延麟的分析認為，鄧小平首先是具有完整的履曆：留法，創建紅軍，在抗戰和國共內戰期間均立下汗馬功勞；其次是其卓越的才幹，中共建政後，鄧以“大刀闊斧，鐵腕作風”底定西南；另外，鄧因在江西蘇區被打擊而被毛視為自己的門徒，並和毛形成“庇護與扈從”關係；而鄧小平“堅強的組織紀律性”尤受毛的激賞。但是僅僅有這些因素仍嫌不夠，按鍾延麟的分析，在毛澤東方麵，最重要的是他需要在原本用以牽製劉少奇和周恩來的高崗倒台之後再找到一人來繼續“對劉少奇與周恩來的權力加以製衡。”[頁27-28]事實上, 鄧小平早在1952年就曾在周恩來訪問蘇聯期間代周恩來行使政務院總理職權，可見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充分信任在高崗的聲望如日中天的時候就已經開始體現。[iii]顯然，在毛澤東的頭腦中,既有對鄧小平的欣賞和信任，也有以鄧小平牽製劉少奇和周恩來的政治謀略，毫無疑問,毛澤東對劉少奇和周恩來防範甚深，而對鄧小平則放心得多。與此同時我們也當看到，毛澤東在1955年把鄧小平和林彪兩名少壯派同時補選進政治局的舉動，一方麵有培養接班人的意圖，另一方麵也暗藏讓鄧和林相互較勁的目的。
鍾延麟引述毛澤東在推薦鄧小平時所說的話,除了“才幹”和“比較能辦事”以外，還強調“他比較公道，比較周到，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麽怕。”[頁31]以筆者看來,毛澤東稱道一個人聰明能幹英勇並不足為奇，因為他的身邊早已聚集了一批傑出的人才,但是要讓毛澤東說一個人“厚道，使人不那麽怕”卻並不容易，因為厚道不是對能力的評價,而是對道德品質的評判，更容易出自真心而非恭維，也更嚴苛。毛澤東所說的“怕”其實無非是執掌最高權力者的偏執和猜疑。這句話暗示毛澤東身邊的戰友、同僚、下屬中大部分讓他猜忌和防範，他真正信得過的不多，這也正是他發動文革的心理動因之一。毛澤東還曾當麵對彭德懷說,“老總,我們定個協議。我死以後，你別造反，行不行？”聽聞此言的黃克誠頓感“主席對彭顧忌之深。”[iv]能被毛澤東在一篇講話中兩次稱讚為“厚道人”和“比較厚道”[ 頁31]，足見毛在內心對這樣的人是不太設防的,能得到這個評價的人,在高層領導中,除了羅榮桓和鄧小平以外，恐怕為數極少。
鍾延麟進一步指出，在總書記這一位置上,鄧小平被賦予的權限是很大的，可以對大量對中央的請示報告進行篩選，過濾，或自行決定。由於鄧小平既是政治局常委,又是書記處的總書記，事實上既在決策圈，又在執行層，實現了鍾延麟所稱的“又議又行，議行合一”[頁37]。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中共黨史中,雖然書記處設立的曆史很長而且至今存在和運作，卻隻有鄧小平任總書記的這十年有“總書記”這一頭銜，可見這是毛為鄧量身定造的一個抬高其身價的頭銜。筆者以為，這個包攬黨政軍大事的位置也十分適合鄧小平左右逢源的特殊身份：鄧與毛的淵源如前所述，已是毫無疑問的鐵杆毛派,他和周恩來又有更早的共同留學法國的友誼，和劉少奇雖然曆史上的交集不多，但他在高崗倒劉過程中維護了劉的地位，在任職總書記期間和劉亦“合作得很好”（頁36，王光美語）。鍾延麟又強調指出，鄧小平在書記處內特別倚重和信任彭真，鄧和彭配合得很好。然而彭真恰是劉少奇陣營的大將，文革序幕甫一揭開即被拿下。鄧小平的“公道”和“厚道”，和隱藏在這兩個詞背後的為三大巨頭共同接受的特性，使他成為三派的聯結點，這是否有助於在某種程度上暫時彌合了毛，劉，周三人之間錯綜複雜和相互戒備,尤其在高崗事件前後十分微妙的關係,恐怕還有待新的研究。
處在這一中樞位置上的鄧小平，按鍾延麟的研究,雖為執行者，其實已經隱然淩駕於周恩來之上：“鄧小平在中共政治運作上的地位，甚至比政府總理周恩來高。”因而，周恩來時常還需主動向鄧進行匯報 (頁48) 。這對多數人對周鄧關係的慣常理解可能是一個挑戰，但的確更真實地再現了二人之間的互動。從這裏也可以想見當文革後期鄧小平複出後，周恩來對鄧小平的肯定和擁戴其實是早有根源的。在軍隊方麵，黃克誠曾經寫道，1958年鄧小平受中央委托召集元帥開會，討論軍隊高層整風問題,[ 《黃克誠自述》頁294] 已經可見鄧小平淩駕於一眾老帥之上， 而毛澤東之所以開展軍隊整風，是因為在匈牙利事件後，對軍隊高層產生不信任。鍾延麟書中更明示，鄧在這一年被任命為全軍“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頁150]這些都足以證明鄧小平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分量。在第三章中，鍾延麟集中討論了鄧小平領導軍隊整風的過程。眾所周知，這場整風的主要對象是劉伯承和粟裕，兩名在內戰期間與鄧小平最為密切配合的高級將領。鍾延麟的研究顯示，鄧小平的奉命參與升高了批判的調門, 而且對於粟裕的整肅極為嚴厲，按鍾先生的說法，鄧“在批粟問題上的角色和作用，根本不下於掌軍的彭德懷，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頁160-161]這裏作者也遇到了筆者所說的官方資料“打啞迷”的現象，如“有人”指責粟裕是“大野心家，陰謀家才如此貪功，打豫東戰役那樣的大仗”[頁161]，或“有的人借機進行無限上綱以泄私憤”[頁162]等，按鍾延麟的推理，抑或“揣測”，對於粟裕如此懷恨，而又能指出某一具體戰役的“有人”,隻能是鄧小平。對粟裕的誅心之論假如的確出自鄧，似乎印證了兩人之間在淮海戰役戰功方麵的心結和鄧小平鬱結於胸的“私憤。”我們暫時跳出曆史事實,回到史學研究的話題，不得不承認,史學研究有時真如老吏斷獄，是需要把證據匯集在一起,作出合理推斷的，因為那些為尊者諱，遮遮掩掩，掐頭去尾，欲說還休的部分在公開出版的史料中實在是層出不窮。但是，鍾延麟在此似乎沒有深度挖掘：為什麽鄧小平對於粟裕的攻擊如此強力。須知，在高層鬥爭中殺傷力最強的莫過於指責對方是“野心家”，林彪在廬山會議上攻擊彭德懷即用此法一招鎖喉，因為“野心”即有犯上作亂的潛在威脅，而“陰謀”是對人格的顛覆。假如把毛澤東稱讚人時愛用的“厚道”和“老實”與高層互鬥時常用的“野心家”對照,不難發現其間蘊涵最基本的中國宮廷政治倫理和遊戲規則：絕對忠誠。
鄧小平對劉伯承的處置顯然也毫不客氣然而又所不同，但這裏的研究又麵臨如何解讀曆史人物的心理動因和潛台詞的挑戰。比如，批判劉伯承的時候，劉年老體衰，似不宜親自出席，當麵受辱，彭德懷雖然是批劉伯承的主將，但也表示劉不必親身前來，然而鄧小平一言九鼎：“劉帥能來出席比不來好。” [頁174]鍾延麟的解釋是，鄧小平一方麵揣摩和迎合毛澤東的心意，幫助毛澤東打擊劉代表的一種在軍事方麵去毛化的傾向,一方麵也要表明自己的立場，即絕不因為劉鄧大軍的曆史淵源而袒護劉伯承。然而，語言表達常常可以是含混和似是而非的,很難確定“劉帥能來出席比不來好”這句話的意思究竟是為了實現上述這兩個目的,還是為了在某種程度上保護劉，以免給毛一種劉以托病消極抗拒的印象。正如鍾延麟稍後指出的,當對劉伯承的批判愈加升級的時候，鄧小平開始“直接跳出來踩煞車。”[頁187] 鍾延麟認為，鄧小平不想因過度批劉而予人“趁火打劫”，獨占二野軍功的印象，而且內心對過度批劉也的確“於心不忍”， 加以劉伯承已經半退休,現實威脅不大。 筆者以為，這裏的分析，結合了鄧小平現實考量和做人良知的兩麵，比起鄧小平自己隻強調他對劉伯承的“保護”而言，更加複雜和全麵 (頁194) 。但是對鄧小平的態度這裏的確存在臆測和過度解讀的風險,畢竟沒人能回答鄧小平是否有過避嫌這類念頭。好在鄧小平畢竟還是有實事求是的優點。他在80年代初承認了“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無疑值得肯定。
筆者當年在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中讀到“發落右派的各種原則和招式,可都是鄧大人一手製定和操辦的”一句，方才恍然反右和鄧小平之間似有某種關聯。[v]《文革前的鄧小平》第二章即詳細敘述鄧小平在此間的參與和部署，他指出，鄧小平“高度參與和附和毛澤東的運動決策”[頁71]，可謂“主事在毛，成事在鄧”，鄧小平對反右運動的通盤掌握,在黨內無人能出其右，而他對知識份子的態度也十分強硬。鍾延麟推論認為,鄧小平對反右的擴大化應負直接的責任,因為關於人數多寡的劃定是由書記處甚至鄧小平本人直接決定的，鄧不僅直接決定某些個案，而且還多次給整個運動火上加油，推波助瀾。更有意思的是,鄧小平既支持前期的整風，又支持後來的反右，而劉少奇和彭真等人則一開始就不讚同毛的以黨外批黨內的整風辦法。[vi]這倒真正給人一種鄧小平“惟毛令是從”的印象，但以“庇護與扈從”關係模式看也是可以理解的。鄧小平在1956年剛因為毛澤東的大力舉薦成為“總書記”，即遇上“整風，反右”這一係列大事，即便出於報恩心理和自我表現的需要,都隻能全力配合,而不容多想。多年後, 鄧小平在自己的時代中,給予絕大部分右派平反，而又保留極少數不予改正,才是他最真實的態度。在這種為毛澤東效力，而且迷信毛澤東比任何人高明的盲目心態的驅動下,鄧小平對大躍進的大力參與就完全不足為奇了。從製度層麵看, 鍾延麟指出，大躍進期間，毛澤東把經濟建設大權從國務院移交鄧小平領導的書記處，隨後鄧小平對公社化、大煉鋼鐵都不遺餘力地鼓吹，甚至強令農民按毛的意見深翻土地。鍾延麟引述的原始資料顯示，鄧小平對於畝產七萬斤、十萬斤這類荒唐無稽的報告也大肆宣揚 (頁268)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對毛澤東大肆崇拜的氣氛下，即使林彪在這次會議上對毛澤東的在後人看來過火的吹捧，在當時參加會議的人眼裏,也不過是“大家都讚成”的“原則話。”[vii]
鍾延麟也展現了鄧小平後來和劉少奇在1961年後一同推行經濟調整期間的思想和政策轉換。鍾延麟指出，鄧小平在1961年毛澤東退居二線後的政策開始趨於務實，不但在工廠實施黨政分開，也在陳雲的影響下重視包產到戶這一辦法，對於被打擊的幹部也開展甄別工作。正是在這一時期，鄧小平的政策表現出了改革開放年代溫和理性路線的雛形，也正由於此，他和反省大饑荒的成因、在經濟領域尋求寬鬆和溫和政策的周恩來、劉少奇、陳雲等人越走越近。鍾延麟的研究指出，鄧小平在1963、64年間對於劉少奇主導的社教運動十分熱心,卻冷落毛澤東熱衷的三線建設 (頁439) 。似乎我們仍然需要分析: 鄧小平在這一時期引起毛澤東猜疑的轉向究竟又是由於什麽因素？固然，如鍾延麟分析的,毛澤東本人在大躍進失敗,聲望受挫後,一時心有餘而力不足，也尚未找出明確的方向，從而給了劉鄧一定的空間從事不同的政策嚐試，但這隻是外部條件，從鄧小平本人的角度看,究竟是來自毛的壓力減小後理性回歸,確實認識到毛澤東的一套辦法有問題,還是僅僅因為一二線的製度安排,作為組織紀律性超強的執行者去貫徹自1962年後全麵接掌黨政工作的劉少奇的意圖，抑或是某種重毛輕劉的政治轉向,其實很難說清楚。無論如何，毛澤東發現自己精心培養的接班人竟然和劉少奇越走越近，其惱怒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惱怒並沒有徹底動搖毛澤東在此前已經建立的對鄧小平的人格和政治素質的基本判斷，所以終其一生從未將鄧小平置於死地。
從後來的改革開放政策和鄧小平的一係列言論看，或許可以提出這樣的假說： 在擔任總書記之初，鄧小平在國民經濟發展上並沒有形成自己的一套看法，很容易受當時氣氛和毛澤東權威的影響，加之急於報效毛澤東所給予的地位和尊崇，更容易頭腦發熱，但是，鄧小平畢竟有冷靜和理性的一麵，當毛澤東暫時退居二線之後，劉少奇和陳雲的溫和理性路線會對鄧形成越來越大的影響。也就是說，鄧小平可以受左的影響，也可以受右的影響，這其實也類似1980年代，鄧小平既受陳雲、李先念等人影響，也受胡耀邦、趙紫陽影響的情形。筆者同意林蘊暉先生在序言中指出的, 不能把一切都看成權術和利益的觀點[頁？]，更想進一步建議,把一些政策的左右搖擺看成是在“摸著石頭過河”過程中，本身並未完全形成定見的鄧小平的嚐試、思考和反省。例如，對於究竟什麽是“社會主義”如何才能既發展經濟,又不偏離某些原教旨的東西，確實是鄧小平幾十年中一直探索但直到1990年代方予以正式解答的理論問題。
如果說,在國民經濟、反右、大躍進、社教這類內政事務的參與上,鄧小平晚年都有一些直率的反省和自我批評,那麽,他最堅定的方麵可能就是在掌管中共黨對黨外交方麵時候對國際問題的處置。《文革前的鄧小平》第六章即專門研究鄧小平在在一領域的建樹，並充分展示了鄧小平為毛澤東欣賞的重要一麵：頭腦清醒機敏，政治堅定。1956年,鄧小平參加朱德率領的中共代表團出席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秘密報告一出,朱德態度模棱，而鄧小平立即主張不立即表態，歸國後向毛澤東表明態度，既批評赫魯曉夫不向中共事先通氣，也反對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同年, 鄧小平極力主張蘇聯出兵幹預匈牙利。按楊奎鬆的敘述，當在莫斯科的劉少奇和鄧小平向毛澤東報告匈牙利的反共騷亂時，毛澤東指示，把撤出和進攻兩種辦法都向蘇聯同誌提出來，他的意見是讓最好讓反革命都暴露一些。[viii]但劉和鄧以強硬對付的方案建議蘇方鎮壓，最終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許。沈誌華的研究似更傾向於鄧小平的決定性作用：當劉少奇尚在好言規勸蘇聯不要放棄的時候，鄧小平則“直截了當地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權，不讓政權落在敵人手裏。”[ix]在意識形態領域，鄧小平針對蘇聯的“和平過渡”觀點針鋒相對地提出出版列寧全集，指示編輯突出“暴力革命”這個雙方論爭的焦點，並組織撰寫《人民日報》社論宣傳中共的理論觀點。傅高義明確指出，毛澤東之所以派遣鄧小平而非周恩來在1974年代表中國出席聯合國，正是因為毛擔心周太軟弱,以至於無法成為一個可靠的代表。[x] 可見鄧的政治堅定在毛眼裏是何等難能可貴的共產黨人特質。
三、結語
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英文原書長達800餘頁，計24章，卻僅僅以1章、30頁的篇幅來濃縮鄧小平從1904年出生到1969年的全部經曆。在簡短論及鄧小平在反右運動中的參與時，傅高義承認鄧小平是執行者（implementer），但強調鄧小平相較毛“總是”（always）更為“務實”（realistic）和“實用”（pragmatic）的傾向。在討論鄧小平與大躍進和國民經濟調整的關係時，傅高義認為鄧小平首先是毛的順從者，但其態度在1959年腿部受傷後有所改變,因此，他一邊執行毛的指示，一邊盡可能在自己權限範圍內進行務實的調整。[xi] 傅高義的簡略敘述是中規中矩,也頗聰明的，因為這樣一來他可以完全避免討論我們在鍾延麟書中讀到的種種引起爭議和不同解讀的細節。傅高義以3頁左右篇幅帶過鄧小平文革前十年經曆，鍾延麟卻以400多頁的篇幅重構出來，使這十年中的鄧小平形象由模糊變得清晰，而且已經以事實和證據否定了傅高義關於鄧“總是”務實的泛泛之論。假如前者讓讀者了解鄧小平如何以自己和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才幹從70年代開始逐漸實現了中國的關鍵性轉型，鍾延麟則有效地重構了鄧小平如何於文革前十年，縱橫於毛、劉、周三巨頭之間，以毛澤東“副帥”的身份,當仁不讓地在諸多領域深度介入。十年間，從內政到外交,從軍事、經濟,到政治、文化思想領域，鄧小平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跡，而林彪在同一時期先是退隱，後來主要在軍隊內發力，製造個人崇拜，以及在七千人大會上出言挺毛。綜合而言，鄧的曆練、資源、 人脈顯然高出林一籌。改革開放年代鄧小平施政的種種特點，如經濟領域的務實和實用主義與政治思想領域的毫不動搖在這一時期也初現端倪。另外，這一時期的鄧小平不同於文革時期單一的“受害者”形象和改革時期單一的“改革者”的形象,顯得更為複雜和耐人尋味，鍾延麟的著作則把先盲從和激進,後溫和和實用，處於忠誠和獨立、服從和思考、個人恩怨與政治需要交織影響下的鄧小平進行了多麵向的研究。筆者以為，有心更全麵了解鄧小平與當代中國的人,不妨將曆史時期互補的鍾著與傅高義著作一同閱讀，盡管二者在價值取向上顯然不同：傅著總體傾向讚美鄧小平，實在不能讚美之處則置於曆史情境中予以合理化,多有回護，而鍾著則在冷靜地剖析鄧小平的角色和動機，某些評說似更偏向負麵。二者結合，讀者不僅將回到曆史現場,也可對史家之視角與立場做一番思考。
[1]在官方學者金衝及主編的《劉少奇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中，幾乎看不到鄧小平在1956至1966年間作為劉少奇的拍檔的活動。
[ii]洪學智，《抗美援朝戰爭回憶》（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0）；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的回憶》（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iii] Michael Sheng, “Mao and Chinese Elite Politics in the 1950s: The Gao Gang Affair Revisited”,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6, no.1(2011): 70.
[iv]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316。
[v]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頁242。
[vi]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vol.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112-15.
[vii]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7），頁342。此為袁寶華受訪時的回憶。
[viii]楊奎鬆：《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頁344。
[ix]沈誌華：《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1956-1957年的中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頁218。
[x] Ezra F.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83.
[xi] Ezra F.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39-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