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樹華 程鐵軍合著《內蒙文革風雲----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明鏡出版社，2007年)
這本近六百頁的著作出版於2007年，本人孤陋寡聞，今年（2014年）才讀到，但讀了以後，卻頗感震撼，為真實的文革曆史的艱難呈現，也為高樹華和其他有類似經曆的人們的命運。作為讀者，想要發自內心地感謝程鐵軍教授和已故的高樹華先生克服困難，通力合作，把個人記憶，曆史事件，和冷靜理智的分析總結留給後人。
關於在官方文革話語（我以為，這種主流話語最主要的就是老幹部和高級知識份子如何受迫害）以外的個人經曆，湖南的工人造反派陳益南，湖北的獨立知識份子，北鬥星學會創建人魯禮安，乃至大名鼎鼎的楊小凱都留下了很有價值的回憶文字，但《內蒙文革風雲》特別值得推薦的一個原因，是高樹華在文革中並沒有如上述幾位那樣被關進監獄或牛棚，而是全程參與了文革，又因為因緣際會，得以接觸大量一般基層造反者沒有機會了解的文革側麵，甚至在文革後期擔任過呼和浩特市市委書記。
高樹華在內蒙古的地位，似乎類似聶元梓之於全國的文革，因為他是內蒙古第一張大字報的主要作者，時為內蒙古師院外語係團總支書記，其攻擊對象，也是其所在的內蒙古師範學院的黨委書記。按全書所敘來看，高樹華雖然因為這張大字報發跡，但他的確沒有去刻意迫害過任何人，相反還幫助了不少人，如很多獲推薦上了大學從而改變命運的知識青年，以及烏蘭夫的兒子。他造反的動機主要有二:1，響應五·一六通知，2，確實懷疑學院黨委書記的做法。他本人出身於鐵路工人家庭，又是學生黨員，成長過程完全得益於1949年以後共產黨的政策，因此，其“造反”並非對共產黨的懷疑，而是以更高的“共產黨”的精神：毛澤東思想及其號召，來審視和批判離自己最近的共產黨領導: 黨委書記。多年後，高樹華仍然不認為自己對黨委書記紀之的挑戰有什麽大逆不道：“我和師生寫大字報，是對當時教育製度的壓抑，對當權者實施的人性摧殘的合理不滿，是一次必要的反抗和衝擊，抒發久被壓製的不同觀點，呼喚一種有限度的自發行為。”（頁56）不僅如此，高樹華還指出，“解放後，還沒有哪一次政治運動，實行過像文革這樣的‘大民主’，群眾可以無視頂頭上司，除了毛以外，不必看任何人的眼色，自由發表見解。以往享受特供的有權有勢者，紛紛受到審查，以往被踩在腳下的小人物，最為權勢者看不起的芸芸眾生，終於揚眉吐氣了。”（頁70） “文革之前，已經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即某一個單位的支部書記就是黨的化身，大家都順從他，服從他，按他的旨意辦事。”通觀全書，作者絕沒有美化文革，也指出了這種“揚眉吐氣”是短暫的，但他也說明，這一過程確實破除了普通人對各級官僚的迷信。高樹華在自己的腳注中敏感地注意到，一旦群眾組織“發展壯大到威脅當局的程度，則立即宣布為非法，大肆鎮壓，決不手軟。”（頁163）
高樹華的經曆也證明，當時由黨委派入高校的工作組，確實是壓製和激怒了大量的造反師生。他本人去北京的文革接待站上訪的時候，發現“70% 以上的上訪者是全國各大專院校的學生。” （頁117）他專程去拜訪聶元梓，被聶元梓告知毛澤東已經回到北京的消息。他對聶元梓的印象是: “我不了解聶元梓在文革後期的所作所為，但我當時見到的聶元梓是有氣度的。” （頁122）直到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布的“十六條”的公布才解放了“被工作隊逼至瘋狂的人們”，他感到“無比激動…需要獻身，把自己的命運與文化革命連在一起。”（頁152）甚至認為，“不論後來發生了什麽，我至今感謝毛領袖，是他解救了和我一樣的上百萬青年…”(頁189)我以為，在親身經曆過文革的人已經逐漸退出曆史舞台，甚至開始離開人間的時候，後來者需讀到這種真實的，回到當時曆史現場，而非以後來的政治定性掩蓋一切的情感，再在這一基礎上進行深入思考。事實上，在封閉的政治環境下，年輕一代人反而更容易出現穿上紅衛兵服裝以取樂的鬧劇。
在高樹華看來，派性鬥爭起源於始於1966年8月，終於當年12月底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因為這場運動從學校推向社會以後，引起了反彈，“視黨組織高於一切，與黨組織有各種利益的老黨員，老模範，老先進”起來反對挑戰“反對共產黨”的造反派。筆者認為，今天，如果我們不再糾纏於“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政治定性及標簽，那麽可以說，兩者的衝突完美地象征和注釋了“毛澤東”和“共產黨”之間的內在矛盾。在“毛”和“黨”之間，毛已經不僅僅是“黨”形式上的最高領導（當然他也絕對不滿足於此），而是他本人：一個高於黨和國家機器的人間救主，一個具有超凡魅力的偶像。“造反派”就是那些聽從“毛澤東”召喚的狂熱份子，而保守派則是繼續維持對黨/國機器和秩序，及其代理人的忠誠的一部分人。他們之間的衝突，就是毛澤東和黨的衝突的外在化，而他們實質上的統一和現實中聯合的必要，也正因為毛澤東和黨終究是分不開的。正由於保守派對秩序的維護，他們獲得軍隊的支持是理所當然的。高樹華也說明，軍隊支持保守派，“乃是輕車熟路，順理成章的事情”（頁209）。
關於軍隊在文革中的態度，高樹華的回憶也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視角。他指出，軍隊在地方鎮壓造反派，“其根源在軍方上層” （頁209），也就是在“二月逆流”中大鬧懷仁堂的老帥。在高樹華去北京參加會談期間，蒯大富向高透露，內蒙古軍區槍擊造反派事件有老帥支持，而高本人則在後來參加九大時親眼看到簡報，內蒙古軍區在支左問題上強硬回擊，有兩位老帥的簽字（頁252）。“二月逆流”在過去的研究中，一直被認為是上層鬥爭，其對基層的衝擊，似乎還沒有得到很好的研究，而“三支兩軍”，則完全被看做毛澤東和林彪合作的傑作，其他老帥似乎都是受害者或旁觀者，但這些都不容易解釋為何軍隊偏偏支持保守派，而且可以在各地強硬反擊造反派這一事實。高樹華的回憶，對進一步研究老帥對地方軍區和駐軍的影響，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關於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的關係，高樹華進一步指出，造反派對保守派的打擊，是個別人的非法行為，而保守派對造反派的打擊是有組織有領導的官方行為。從數量上看，挨整的造反派人數遠遠高於遭到報複的保守派。從後果看，對造反派的整肅要進入檔案，最終造成受害者前途的災難。盡管高樹華由於自身造反派的身份認同，可能對這一性質的群體和個體給予了更多的同情，但他在這裏的分析卻提醒我們，即便在毛澤東號召造反的短暫時期，保守派仍然是占有政治優勢的強勢群體，而造反派，和曆史上一切反體製的人一樣，始終是處於實質上的弱勢地位，盡管在道義上似乎他們暫時占有優勢，也得到了毛澤東的背書，更不必說在更長時段中，造反派所受到的排斥。在266頁的腳注中，高樹華和程鐵軍洞察到，保守派其實是遵循著共產黨長期形成的權威文化政治倫理，同時培養奴性和投機心理，而造反派則以挑戰和不服從為榮。他們認為，這種看似相反的特征，恰是“毛澤東和共產黨矛盾人格的一種複製。” 事實上，西方的一些文革研究學者也已經指出了在毛澤東身上兼具革命者和權威統治者的兩重性。筆者仍然認為，“毛澤東”和“共產黨”是有所重疊而非同一的概念。共產黨固然是一個革命政黨，但在建國以後，卻日益製度化，官僚化，權威化。劉少奇，陳雲，周恩來以及絕大多數的官僚都代表了這種傾向，而作為思想者的毛澤東則十分擔心和警惕這種傾向，這種真實的擔憂是不能以權術來解釋的。也正因此，毛澤東在黨內從精神和意識層麵來看孤獨的，他所號召起來的造反派同樣是一些事實上的弱者。當然，毛澤東本人作為統治者也有權威和製度化的一麵，而且最終回歸了權威和製度。
關於文革中的群眾專政，高樹華和王友琴等其他文革研究者一樣，指出“群眾專政”是文革中最恐怖和為人痛恨的事情，但他所提供的事實則證明所謂群眾專政不過是革委會的一個工具，成立於1968年1月15日的呼和浩特市“群眾專政指揮部”接受自治區和市革委的雙重領導（區革委委成立於1967年11月1日），有“堅實的權力支柱”（頁292，300），而像他本人這樣的真正出身群眾的區革委常委，卻根本不知道“群眾專政指揮部”的組織和運作。這裏表明，在革委會成立後的“群眾專政”，已經不是過去的“造反”，而是以群眾的名義實行鎮壓，用福柯的話來說，不過是把國家機器的權力外包（outsource）出去。不僅如此，革命委員會成立以後，不再允許任何不利於自己的“四大”存在，幾個過去的群眾造反組織被取締，成員接受“群眾專政。（頁320）”就革命委員會的內部運作來說，雖然指出真正有決策權的是軍代表和老幹部，而非像他這樣的“群眾代表”，但高樹華也客觀地承認它有一定的民主性：“一個普通學生或者工人代表，敢於在常委會上同黨政軍高級領導當麵頂撞…這難道不是一種進步嗎?”（頁327）。
高樹華對於參加九大的回憶也對當時一些重要人物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觀察視角。在他的筆下，朱德雖然受到排斥，但十分寬厚慈祥，還誇讚鄧小平能幹；鄧小平寫了認錯的信，不僅保證永不翻案，還提出願意做一名圖書管理員。他還親眼看見了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陳毅，李先念等人為“二月逆流”寫的檢查（頁382）。過去一直受到官方史學渲染的影響，認為老帥們鐵骨錚錚，誓死抗爭，受到迫害，但讀到此才發現他們最終還是迫於壓力檢討，以換取繼續生存，但考慮到有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的教訓在前，寫檢查以輸誠過關，不論是主動還是被迫，都是不難理解的。書中還寫出了陳永貴的樸實，胡耀邦的忠誠坦蕩，李雪峰的風趣睿智，趙紫陽的實幹和理性，對江青則是全盤否定。他對趙紫陽的評價是:“他是一位知識淵博，經驗豐富的師長，是黨內最實際，最聰明的經濟學家。（頁426）”高樹華在寫作此書時，已經讀到過並也引用了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但是他從個人經曆出發，通過與周恩來的幾次接觸，如實地寫下了周恩來的細心和藹，對他的關心愛護，以及對國家的責任感：“我覺得總理真心實意要把國家搞好（頁400）” ，但他也指出了周恩來內心的複雜和處境的艱難，如周在1975年1月25日（江青在前一日轉達中央批林批孔文件）親口告訴他，“關於批林批孔大會問題，我也是剛剛才知道的。”在高冒然問到“懷仁堂事件”的時候，周恩來突然變得嚴肅起來，令高感到周恩來“確有難言之隱。”筆者以為，高樹華作為一個完全脫離體製的獨立寫作者，如果不是發自內心，其實沒有任何必要和義務美化周恩來，但是他的描述可以有助於平衡今天越來越甚囂塵上的吹捧林彪，貶低周恩來的傾向。過去對周恩來的神化固然有過火的成分，但這並不等於一定要把周恩來貶成偽君子和大惡人才恢複曆史的真實。對周恩來有研究，有批評，也有同情的理解，可能是更客觀和正確的態度。
高樹華和烏蘭夫的兒子力沙克曾是同事，還曾經幫助力逃跑，也熟悉烏蘭夫的的其他子女，文革初還被作為烏蘭夫黑幫人物被批判，但當他本人在文革結束後的1977年作為造反派被隔離，他的妻子趁去北京的機會打電話給力沙克，對方卻表現得十分勉強。在高樹華被關押審查的五年間，烏蘭夫一家都沒有伸出過援手。後來，經商成功的高樹華在北京內蒙大廈中巧遇烏蘭夫的大兒子，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布赫，受到布赫的熱情邀請，卻當天就退房離開了賓館，絕不再聯絡。這裏，世態炎涼，人情冷暖，小人物的自尊心躍然紙上。
高樹華懂俄文，英文，在從事商貿過程中到過蒙古，俄羅斯，烏克蘭，這使得他在文革後對中國文化和政治的思考，又多了一層經過對細節的觀察和中外對比後拓展達到的深度。他注意到: 蘇聯解體後，為了糊口而打工的前蘇聯高級將領也表現得“極有教養”，“十分坦蕩”，“俄羅斯人在貧窮，物資極度匱乏的境遇中，仍保持著文明，禮貌和高教養的氣質，表現得出奇的冷靜。（頁557）” 他本人除了難以避免的自辯，也對傷害過的人作出了道歉。
筆者以為，對文革的研究假如純就事實重構來說，必然需要盡可能多的官方文件，而口述史和個人回憶都難免帶有主觀和記憶不準確的缺陷。然而，就從底層視角了解文革的意義和諸多麵向，而非僅僅核對和考證史實而言，則個人回憶是彌足珍貴的材料。一些小人物或中層人物的回憶，有獨特的經曆，有分析，有反思，有脫離官方話語的獨立思考，更有經曆了人生起伏迭宕，百轉千徊以後的精神沉澱和情感累積，對後世了解文革來說，其價值是不可估量的。另外，文革研究必將越來越采用以底層和邊緣的視角來觀照的路徑，而不僅僅限於上層鬥爭，意識形態，和政策運作。
至於本書由劉國凱先生所做的序言中強調的“兩個文革”理論，筆者則以為，“兩個文革”作為一種分析框架有一定的啟迪意義，但高樹華和程鐵軍合作的這本回憶卻遺憾地並不足以為“兩個文革”理論提供堅實的實證基礎。高樹華以第一張大字報對師院黨委書記發出的最初挑戰既不是基於任何理論或政策的分歧，也沒有特殊的訴求（假定說書記要搞革命而高樹華想漲工資，才能構成一種獨立的追求），更不是因為他受到院黨委書記的長期欺壓，而僅僅是對書記壓製了小人物參加文革的要求感到不滿而已。換句話說，他想繞過書記去革命，但並沒有背離“革命”的這一單獨的目標。他的造反源於對毛澤東的崇拜和對毛倡導的造反精神的響應，他的主要打擊目標是基層黨的領導，而這些都是毛澤東想要的。後來他又因為造反的功績經過“三結合”成為革委會常委，九大代表，直到在文革結束前夕當上呼市市委書記，在這個過程中，他並沒有真正發起和參與任何在毛澤東設定的議程之外的活動。“兩個文革”理論的意義在於從認識論角度提醒人們不能把文革看成一個整體，而要注意其多麵性和上下層之間的分隔，但這種以“上層”和“基層”來劃分的方式在一個極權社會裏似乎並不完全有效。
或許，我們對文革可以按照前述的方法，區分“治”（orderly）的文革和“亂”（disorderly）的文革。如前所述，“治”----即黨委，革委會，軍管所代表的權威主義，官僚化，製度化，與“亂”----即紅衛兵和造反派所代表的造反精神，無政府主義傾向之間的反複纏鬥和較量，是文革中一條很重要的主線。這種對抗，既有毛澤東本人的思想中作為革命者和統治者的矛盾的投射（如毛既鼓勵造反又鼓勵建立革命委員會，反對工作組卻又搞軍管，反複讚揚巴黎公社卻最終否定上海公社），有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和組織中“革命”和“建設”的緊張，也有中國傳統文化中權威與秩序和反權威力量較量的影子。那種認為文革其實隻有1966-1969三年，止於九大的論點，其實是在無形中認定“亂”的文革才是正宗文革，一旦革委會全麵建立，學生下鄉，黨組織恢複活動，九大結束，“文革”就結束了，然而，這卻很難解釋革委會治下的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嚴酷程度遠超過紅衛兵這一事實，也忽略了正式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前，由黨委所主導的迫害。可以說，文革還是十年，隻是在九大以後，恢複到了外表以“治”為主，並試圖遏製“亂”的階段，然而在治的外表下，這個階段的殘忍並不遜於上一個階段。
